857年3月8日，美国纽约的制衣和纺织女工走上街头，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薪。此后数年，几乎每年的3月8日都有类似的抗议游行活动。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为纪念在一战中丧生的近200万妇女，以及要求得到“面包、和平与自由”，俄国女工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拉开了二月革命的序幕。1921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上，为纪念俄国女工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的英勇斗争，每年的3月8日被正式定为国际妇女节。如今，距离这些伟大的斗争已百年有余，国际妇女节（在中国又称“国际劳动妇女节”）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女性的节日。在此，我们祝各位女同胞们节日快乐！
一、妇女地位变迁：由束缚到再解放
不同于当代的“女性和男性拥有平等权利”这一需要奋斗的目标，在人类社会起源的时期，妇女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蒙昧时期，男人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衣食、做饭、缝纫。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妇女是家内用具的所有者。由于此时的生产力低下，男子在外获取之食供人吃饱后就没有剩余了，女性的家务劳动显得比男性的劳动更为重要。也正因如此，女性获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生产的产品第一次有了剩余，并且越来越多，生产劳动相比于家务劳动显得越来越重要。随着生产剩余的出现，私有制确立了，男性因掌握了生产资料而夺取了统治地位，母权制被推翻了。私有制的确立及母权制的被推翻无疑使女性的地位大幅下降。在古希腊，只有成年男性才有可能享有公民权。中国的女性则更惨，身体上要“三寸金莲”，精神上更是要“三从四德”。即使到了近代，在广为流传的《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中，人权也是“right of man”，看起来跟女性并没有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可喜的是，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活动并不单纯依靠男性的气力，机器的使用使得女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资本主义工厂当中。女性愈发广泛地参与到生产当中，相应地，女性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并且，两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女性为了她们应有的权利，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如今，像剪短发、就业、选举这些曾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事情已对女性变得稀松平常。经济基础的改变，加之女性的不懈斗争，使得当代女性获得了越来越多至少在形式上平等的权力。
二、被女德与消费主义排斥的“劳动妇女”
然而，也许是因为“劳动”显得“过时”，“妇女”显得“土气”，现在的3月8日，在一部分人心中已经有了“女神节”这种“霸气”的名字。可是，这样“霸气”的名字，却实实在在地打着男权的烙印。尽管我们也会称呼一些独立自主、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女性为“女神”，但在热衷于搞“女神节”营销的商家眼里，所谓“女神”不过是指高素质、气质脱俗、貌美、受男性喜爱追求的女性（百度百科上的定义）。让这样的名称代替“劳动妇女”，无疑突显的是一种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关系，而不是男女平等。
妇女节的新名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近几十年来女性地位变迁的一个缩影。现在的女性知识文化水平更高、更有气质、更会打扮自己，甚至还有名媛使用拼单进行高档消费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高档”生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劳动妇女这一形象却越发地被人所排挤。此外，各式各样的女德班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招摇撞骗，用封建糟粕毒害女性，即使遭到了众人声讨，可还是屡禁不止；女性在就业上遭到严重歧视，同一个岗位，同样的能力、资质，男性能轻松应聘成功，而女性往往不能如愿；更有甚者，西城区民政局结婚登记处所张贴的一则“公益广告”竟恬不知耻地瞎说什么“做一个好主妇、好母亲是一个女人最大的本事”……
被消费主义与女德教育绑架的现代妇女
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妇女们必然要争取实质平等。不过这一过程往往被一批别有用心的人带偏了方向。网络上，诸如“我负责貌美如花，你负责赚钱养家”“女人就是要让自己美美美，男人就是要让自己的女人美美美”“男人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宠爱自己的女人，是基本原则”等等的说辞近来屡见不鲜；一些社交媒体账号专注于打压男性；“提高”女性的网文更是颇受追捧。缘于这些情绪激烈的观点，有人把它们归纳为“中华田园女权”。由于人们对它的厌恶，就连正常的女性维权，也会连带着遭殃。“田园女权”是混进女权主义的形“左”实右的思潮，虽然打着“男女平等”的旗号，但希望男性承担经济上主要责任，主张女性让男性拜倒在其石榴裙底下即可。有网友说得好，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认为，男性能做到的，女性也能；而田园女权则天真地认为，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不该做（尤其是从事劳动生产）。然而，女性不拥有平等的经济权力，不正是进入私有制社会以来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所在吗？
三、旧日号角：妇女能顶半边天
回顾近几十年来的历史，毛泽东时代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做出了许多努力来争取两性的平等权利，尤其是经济上的平等权力。
首先来看在法律上，男女平等，女性离婚自由，没有任何限制。例如，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婚姻法规定男女离婚可以自愿或者经诉讼离婚。男女都有提出离婚的自由。该部法律明确规定，离婚财产分割时，若协商不成，法院根据财产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利于生产的原则判决。这部法律在原则和具体制度上最大限度地消除传统离婚制度中的男性专权、男女不平等。
然而，正如列宁所说，“这只是为建筑物清理地基，还不是建筑物本身”。尽管颁布了种种法律，但如果女性不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就仍然只能被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家务劳动消磨精力。在这方面，新中国动员农村女性参与农业生产，城市女性进入工厂做工或从事街道集体事业，通过保障女性参与工作的权利来改善妇女的地位。女性就业的各种限制被取消了，女性广泛地参与到了社会生产中，女拖拉机手的飒爽英姿被印在了一元纸币上；合作社里，女性争取到了同工同酬的权利，毛主席批示“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集体所有制经济给女性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这些在现在看来平凡普通、既不华丽、也不夸张、更不显眼的设施让当时的女性走出家门，摆脱了繁琐的家务劳动，为自己的解放打下基石。
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男性与女性地位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密切相关。蒙昧时代妇女的家庭劳动占据重要地位，因而女性地位崇高；私有制产生之后，男性掌握生产资料，父权制取代了母权制；近代以来，随着女性大规模参与到了社会生产当中，女性在许多领域又获得了至少形式上的平等；在新中国建立后，通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大规模地把琐碎家务转化为社会劳动，妇女广泛地参与到了社会生产当中，这才有了至今最坚实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如今社会上仍然存在一些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对重男轻女思想的批判必须要进行到底，不过归根结底还是需要通过经济基础才能实现质的改变。推动男女平等，从来都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重要部分。反过来，如果不靠社会主义在经济基础方面的改造，那么女性的解放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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