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七十岁知青，或“人民的修辞”——张承志读札

　　这令人心跳加速、血管喷张的歌词，是迄今为止我听到的最为“异端”的正义的呐喊。

　　“在如今这种全球指鹿为马的舆论暴力中，

　　敢于说出‘我不是’的人，才是真勇敢的人。”

　　——张承志：《独奏的石头》

　　小引

　　张承志七十岁了——他已经七十岁了吗？

　　曾几何时，他还是我记忆视网膜上那个双眉微蹙，嘴角紧闭，一头卷发，文字和样貌都透露出桀骜不驯的人，神态和气质颇似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一个字：酷。因为《黑骏马》、《北方的河》等作品，在我或者我这一代人心目中，张承志几乎成了青春、浪漫、叛逆和理想主义的代名词；连老王蒙读过《北方的河》之后也感叹，他和其他中国作家不敢写“河”了。几年前我在写《人境》时，还忍不住让主人公想起了这部小说：“马垃一直把《北方的河》当做青年时代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部小说，甚至在进入中年的今天，依然如此。当他挥动着已不再年轻的双臂，在他小时候跟着哥哥学习游泳的这段江面上游弋时，耳边仿佛又响起了一个男人深沉的独白。他觉得体内的血液哗哗流动起来，周身充满了年轻人才有的力量。他的双臂和两腿在湍急的河流中划动得那么有力。嗯，我还没有那么老。他想。尽管哥哥和逯老师都不在了，但我会独自走下去。我不会轻易地认输。一切也许都还来得及……”

　　可见，在一代文青的记忆中，张承志是堪称大神级的人物。

　　可他怎么突然就“七十岁”了呢？在汉语语境中，七十岁意味着老迈、耄耋、衰弱，“人近七十古来稀”嘛，但我还是无法把张承志跟这些词汇联系在一起。

　　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张承志的文章《幸福的人与不幸的文学》，经韩少功之手，发表在1999年第2期的《天涯》杂志上。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一段：“当我通过阅读跟随这个人漫游于那片广袤得近于荒凉、物质生活落后得近于原始，而人的精神生活无比富有和充盈的‘美丽的夏台’，目睹他像进出自己的家一样，进出于那些安分自足、单纯朴实的善良人们的简陋居所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为之动容，心里抑制不住冒出一个念头：这个人是幸福的，他和他所热爱的人们都是幸福的；而另一个在心底盘桓已久的疑问随之幽灵一般出现了：如果找到了家园和‘念想’的人是幸福的，那么，我们这些仍然在世界上随波逐流、流离失所的人幸福吗？或者说，同样作为写作的人，我们幸福吗?”

　　今年二月中旬，元宵节没过几天，我登上了去海口的航班。在机场候机厅和飞机上，我捧着张承志的最新散文集《三十三年行半步》，一副手不释卷的劲头，直到飞机在美兰机场缓缓降落，我的目光才有点不舍地从书卷离开，当我合上书本，凝眸面前富于质感的蓝色布纹封面的一刻，脑子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

　　我想，我应该再写写张承志了。

　　整整二十年了。中国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国，世界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世界，张承志已不是二十年前的张承志，我也不是二十年前的我了。

　　被誉为“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知识分子与文化行动主义者”的雷蒙·威廉斯写过一本《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他通过对131个彼此相关的“关键词”的考察，追溯这些语词意义的历史流变，并厘清这些流变背后的文化政治，当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时，它们是如何被形成，被改变，被重新定义，被影响，被修改，被混淆，被强调的。这些语词不仅能够引领我们了解英国的文化与社会，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化与社会。

　　本文的写作，我打算也采取这种形式。尽管雷蒙·威廉斯说“如何，由作家与演讲者著述的内容或词义演变的历史过程中，挑出一些相关联且特殊的词义出来研究，需要经过深思熟虑。这种挑选非常明显有其局限性。”但对于张承志这样重要而复杂的作家和批判知识分子，或许是一种便捷有效的方式。

　　下面我们进入正文。

　　张承志，作家，穆斯林。曾长期从事新疆、甘宁青回族区的历史考古调查。先后游学日本、西班牙、摩洛哥和拉丁美洲国家。主要作品有《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心灵史》等。

　　知青

　　作为一名作家，张承志被贴上了太多的标签，例如：考古学者，穆斯林，红卫兵，理想主义者，左派，知青，等等。比较而言，除“知青”外，其他标签都带有专业、学识、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意味，是一种“附着”和外在的状态，唯有“知青”这个词与其生命历程息息相关，难以分割。张承志登上文坛的成名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以及后来获得巨大影响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的主人公都是知青。由此可见，对张承志来说，“知青”绝不只是一种标签，而是像血液那样“内置于”他的生命之中。

　　在中国当代语境中，知青无疑是一种奇特的存在。他首先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一批“知识青年”的总称，其次才是作为“一代人”的文化象征意涵，譬如理想主义、青春、苦难、伤痕、“被耽误的一代”等等。他们同毛泽东乃至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互文关系，使之像一出浪漫主义的戏剧那样，笼罩着某种天然的政治波普光圈和传奇色彩，因此很容易被快速演进的当代流行文化所消费、吸纳和涂改，逐渐变得暧昧、含混、怪异，有时甚至同权力与主流知识界媾和，散发出一股犬儒主义的腐臭气味。

　　而张承志是最早嗅到这股“腐臭”的人。早在八十年代后期，他就对自己的代表作如《黑骏马》《北方的河》中青春期的“单纯”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不惜对《金牧场》进行了几乎是推倒重来的改写，以使其不至于那么“夸张”。这显然缘于他对八十年代“整个社会在控诉历史给主体带来的无法磨灭的精神创伤，并反复书写深重的苦难”的主流知青文学的不满。在《北方的河》序言中，他直接为“知青”所代表的理想主义辩护：“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当知青一代普遍对“上山下乡”这段历史持怀疑与否定观点时，张承志却充分肯定了内蒙古草原这段人生经历的价值和意义，多次指出在草原酷烈的环境中艰难的劳动生活，使其经历了底层体验，获得了人民意识和自由意识。并宣称：“在关键的青春期得到了这两样东西，我一点也不感到什么耽误，半点儿也不觉得后悔。”

　　这样的反思，对主流文学无异是一种极为大胆的冒犯，因此，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张承志彻底摆脱体制的羁绊，走上了一条漫长的精神孤旅。

　　即使到了七十岁，张承志也没有忘记并且时时强调自己的“知青”身份。但他所说的“知青”，已经与主流语境中的“知青”分道扬镳——

　　“记得那些年‘思想解放’，忿忿的知识分子们说我们这一代是‘喝狼奶长大的’。真费解，明明我们喝的是牛奶和羊奶。在日本，‘知青’一代被翻译为‘失去的一代’，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究竟是别人把我们丢失了，还是我们自己‘被丢失’了？”

　　“同样从乌珠穆沁的异族怀抱里走出来，不少人嘴里还念叨着蒙古单词，屁股却已经牢牢坐在了体制与压迫的板凳上。他们鼓吹侵犯的同化，否认少数的权利，使用英语听来的概念，逐个取代牧人的概念。不仅堕落成了豢养他们的体制的叭儿狗，更有人高调鼓吹殖民主义——他们的异族体验，只是脸上的脂粉，他们最终选择了充当附庸资本与权势的色赫腾（知识分子），而背离了加洛（青年）时代的启蒙。”

　　“霸道话语的强势与他者诉说的无视，是一种资本的新压迫形式。我们虽不合格，但我们在尊重他者语言的环境中度过青春——这就是我年近古稀、还珍惜‘色赫腾·加洛’身份的原因。”

　　“知青史与中国文学史如此乖僻的一例，也许又给读者和‘叫兽’、研究者和否定者、革命党的追捕者，出了一道不大的难题？”

　　——张承志《达林太的色赫腾》

　　达林太的色赫腾·加洛，即“七十岁知青”。七十岁的张承志对体制和主流知识界充满火药味的批判，比起那个从清华附中毕业后到内蒙乌珠穆沁草原插队的二十岁知青，一点也不见老；如果从“战斗性”、“革命性”、“尖锐性”一类视角来看，“七十岁的知青”比“二十岁的知青”似乎更加锋芒毕露呢。

　　底层

　　曾几何时，“底层”在文化界竟然成了一个流行的词汇。

　　十几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从知识界、文学界到大众媒体，都能听到这个很久以来几乎被遗忘了的词汇。但除了‘底层’所蕴含的诸如弱势群体、农民、下岗工人等特定的叙说对象，不同的文化人群面对这一概念时的认知角度似乎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眼里的底层，一般都与‘三农’、国企改制、利益分层及体制弊端等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寄寓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焦虑；而人文学者、评论家和作家艺术家眼里的底层，则往往伴随着对社会民主、自由、公正、平等以及贫穷、苦难和人道主义等一系列历史美学难题的诉求。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底层问题在今天的浮出水面，实际上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复杂形态和思想境遇。作为一个文化命题，它也绝非空穴来风，而是1990年代继人文精神、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等论争之后又一次合乎逻辑的理论演练和进一步聚焦。”（《我们怎样叙述底层》，《天涯》2005年第5期）

　　而早在1996年，蔡翔就在散文《底层》中写道：“许多年过去了，革命似乎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正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旧的生活秩序正在解体，新的经济秩序则迅即地制造出它的上流社会。阶层分化的事实正在今天重演，权力大模大样地介入竞争，昨天的公子哥儿成了今天的大款大腕大爷，他们依靠各种权力背景疯狂地掠夺社会财富。权力和金钱可耻地结合。‘穷人’的概念再一次产生。”

　　但这种充满文学性的叙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底层”的进一步走红，无疑跟“底层文学”思潮的兴起有关。从一开始，这股思潮似乎就带有某种先天性的不足，这从一些底层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诸如“比惨比恨”的所谓“苦难叙事”或“美学脱身术”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到后来，某些底层文学作品将民众的贫困落后生存境遇当做某种猎奇和观赏的对象，热衷于从一些诸如“同性恋”“扒灰”之类的小报新闻中寻找灵感，敷衍成篇，将底层普世化、抽象化乃至于污名化，刻意遮蔽了其中严肃的历史逻辑，直至被主流文学所收编，使一个原本生机勃勃、充满挑战性的文学潮流过早地走向了衰竭。

　　匪夷所思的是，在底层文学从勃兴到式微的全过程中，张承志始终被排斥在外。在我看来，真正体现“底层文学”精神的应该首推张承志，而不是某些寄生体制，骨子里浸透“智识阶级”伪善的投机主义者。从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要歌唱母亲》《黑骏马》和《心灵史》，一直到他的大量散文，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底层写作”。

　　底层从来就不是作为一种抽象的他者存在的，更不是某些人通过书写底层来证明自身优越感的廉价道具，在张承志的眼里，底层是广袤的蒙古草原和贫瘠荒凉的西海固，是一个沦陷的阶级和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是秦凤桐，是马启芳，是“二十八岁的额吉”……

　　对张承志而言，底层压根儿不是什么写作的题材或对象，而意味着一种精神和情感上的休戚与共，一种“人民的修辞”：

　　“伟大的古典草原给予一代青年的自由气质、底层立场、异族文明和艰辛浪漫的履历”，“无论在雪山俯瞰的古老梯田，还是在炎热潮湿的雨林边缘，人民都被压制在底层，辗转无言，翻身不能。贫民窟里的日子，一个索尔的期盼，都是活生生的真实”，“由于弱者和人民总是痛苦，被侮辱与被压迫的人总是无助。五百年来，如同16世纪肇始的那个时刻，人们需要一种特殊的骑士，哪怕他输得一次比一次惨，只要有了他，人就没有输”，“如我的一代人，思想意识的深处，阶级立场的印记很深。我们一直厌恶上层和压迫的存在，把感情寄托于底层人民。因此，当脚上沾满了底层泥泞时，也长久地为底层的不洁而苦恼”……

　　——人民、阶级、自由、压制、侮辱、压迫、痛苦，等等，这些在底层文学的大多数创作中被闪烁其词回避掉的词汇，就这样被张承志一一说出来了。通过张承志，我们终于得以找回了那个被主流刻意遮蔽和涂改的底层的真实样貌，也使暧昧不清的底层文学修复了其本该有的品质和立场。

　　六十年代

　　戴锦华在一篇演讲中说：“六十年代是一个暴力频仍的年代，也是伟大的和平斗士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暴力的年代；六十年代是一个人类被一分为二的年代，是一个奉行国际主义信念的年代，也是伟大的个人主义英雄用他们的生命去实践人类理想的年代。一个乌托邦与实践乌托邦的冲动主导了整个世界的年代。”（《叩访六十年代》，《天下》2013年第2期）

　　这样诗意的表述显然会令人感到突兀和困惑。近四十年的主流叙述总是将“六十年代”同诸如文化大革命、极左、浩劫、迫害、造反派、阶级斗争和打砸抢等一类词汇联系在一起，让许多人望而却步。戴锦华也不无忐忑地表示，自己在触碰这个议题时“有点儿冒天下之大不韪”。但勿容置疑，作为一个文化政治概念，存在“中国的六十年代”和“世界的六十年代”。在今日中国的主流视野中，六十年代是一个全球动荡、充满劫难的年代。但换一个角度，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是全球理想主义处在最高峰和最强音的时代，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集中在反叛的旗帜下的年代。人们相信世界必须被改造，也能够被改造，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之中。“首先是毛泽东、红卫兵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六十年代，而且因为它无疑是六十年代的核心景观之一。这是我自己成长的年代，也是我生命经验中最为重要、沉重而且繁复的记忆。曾经，在全球视野中（当然充满了想象与误读），文化大革命鼓舞着一个‘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象征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反制狂欢，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直接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实践。”（出处同上）他们同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广大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萨特、福柯、阿尔都塞、弗朗茨·法农、切·格瓦拉、路德·金、马尔科姆·X等思想家和政治领袖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叙述显然同大多数中国人接受的观念格格不入，戴锦华对此心知肚明，她进一步辨析道：“以中国为例，联系着一个历史叙述的误区：我们经常说1950至1970年代的中国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之中，因此才有此后的‘打开国门，走向世界’。面对这一误区，首先需要分辨的是，究竟是消极的闭关锁国，还是萨米尔·阿明所谓主动‘脱钩’？究竟是选择闭关锁国，还是遭受冷战时代的封锁、围困——而且是来自两大阵营的双重封锁围困？中国究竟是曾在‘世界’之外，还是曾拥有不同的‘世界’——第三世界？”（出处同上）

　　戴锦华的诘问无疑是尖锐的，也是深刻的。而相似的诘问和辨析，一直贯穿在张承志迄今为止的全部写作当中，以至让人觉得，在读他的每一篇作品时，你都能感到“六十年代”作为一个巨大的背景存在着——

　　“对毛泽东思想及中国革命唤起的六十年代西方发生的种种，带着反感不愿理解——或许正是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一般态度。”

　　“对那些认为‘法国是个脏盘子’的法国反体制青年来说，毛泽东的革命性，是靠着大规模地破坏了国家与官僚体制才获得证明的，哪怕毛语录仍然难懂。……能接受毛思想的刺激，恰是争议与反体制的记号。”

　　“我是伟大的六十年代的一个儿子，背负着它的感动与沉重，脚上心中刺满了荆棘。那个时代的败北，那个时代的意义，使我和远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同志一样，要竭尽一生求索，找到一条自我批判与正义继承的道路。”

　　张承志的表述与鲁迅的“永远革命”和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是相通的。汪晖曾在《恩怨录——鲁迅与他的论敌文选》序中指出：“对鲁迅来说，只有‘永远革命’才能摆脱历史的无穷无尽的重复与循环，而始终保持‘革命’态度的人势必成为自己昔日同伴的批判者，因为当他们满足于‘成功’之时，便陷入了那种历史的循环——这种循环正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终极革命对象。”

　　在“文革”和“六十年代”仍然作为某种政治禁忌的今天，张承志的言说和立场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启示意义。正如学者罗岗所言：“当代文学六十年，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断裂大于连续，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六十年代’。后三十年文学的‘起点’，正是建立在对‘六十年代’——特别是‘文革’——的否定上。从所谓‘新时期’开始创作的作家，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撇清自己与‘六十年代’的关系。如此一来，许多作家仅仅将创作局限于‘后三十年’，然而，张承志毫无疑问是一个特例，他的创作同样开始于‘新时期’，却从一动笔开始就显示出与‘六十年代’的深刻联系，并且在后来三十多年的创作中鲜明执着地保持着这种联系，进而从这种联系中不断获得进入新的思想与艺术领域的力量和能力……假如说得不妨夸张一点，张承志几乎以一人之力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联系起来了，尽管这一联系中也充满了内在的紧张、冲突乃至断裂，可张承志不也正是以他长达数十年的笔耕容纳并展现出‘连续’和‘断裂’之间的辩证关系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关于“张承志难题”的一封信》，《文艺争鸣》2016年第9期）

　　再次回到戴锦华的演讲：“重新叩访六十年代，重新叩访六十年代文化，是为了打开历史与文化空间，以便清算历史债务，启动历史遗产。需要重新思考的命题，包括社会主义与自由，也包括个人与社会。”

　　这段话也适用于对张承志的理解。

　　我想，如果有一天中国的主流人群和年青一代推开“文革”这扇封闭已久的大门，洞悉到“六十年代”以及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全部的秘密，最先打开那把锈锁的，一定非张承志莫属。

　　从文学意义上说，张承志就是“六十年代”的人格化身。

　　殖民主义

　　2017年秋，六十九岁的张承志有过一次鲜为人知的南方之行。如同他以往的许多行程一样，这仍然不是一次普通意义上的旅行，“从汉口开始，经过了虎门、琪澳、澳门、香港，又回到了汉口……”这漫长而曲折的孤旅，被他写进了《从伶仃洋到杨子江》一文。

　　正是这篇两万多字的长文，使我得以同“殖民主义”这个词邂逅相遇。

　　在主流语境中，“殖民主义”是一个久违得让许多中国人感到陌生的词汇。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反殖民主义”与反体制、反对霸权、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等一起，掀起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世界大潮，成为第三世界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和平等的一面猎猎飘扬的旗帜。但随着“短二十世纪”的结束，中国和世界很快被卷进了现代化和发展主义的浪潮，马列毛主义成了过气的破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詹明信的后殖民文化理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成了学术界的抢手货，新自由主义更是成了主流知识界所向披靡的超级理论武器。“殖民主义”摇身一变，开始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展开新一轮的经济入侵和文化入侵——这一招比二十世纪前半期和十九世纪以前的“坚船利炮”更奏效，而且冠冕堂皇，因为它有一个很漂亮、也很拉风的名号——全球化。

　　照理说，只要稍许懂一点中国的近代史，就不会被这种魔术杂耍似的套路唬住，但它却把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忽悠得如痴如醉、不辨东西，找不着北了。以致张承志发出一声感叹：“我不禁想起毛主席说过的‘学习历史主要是学近代史，否则一亿年后怎么办’——不是一句空话。”

　　张承志南方之旅的第一站是香港。

　　学历史出身的张承志对香港，尤其是对它之于“殖民主义”这个词的特别意义的理解不可谓不深，但他还是觉得：“从小背诵了那么多废话而没有记住至关紧要的近代史年表，上过大学考古系挖过古城墓葬也没想起来挖一铲子屈辱近代的遗迹——混迹知识分子，其实脑袋空空，我对香港一无所知。”（《从伶仃洋到杨子江》，后面所引均出自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张承志对全球殖民主义历史的追踪和研究，可谓由来已久：“从摩洛哥到秘鲁，我已经观察过几块殖民主义兴衰的土地。我对比过哈瓦那——拉丁美洲的香港。我到处邂逅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思想，从黑皮肤的弗朗茨·法农，到阿拉伯的穆罕穆德·阿布笃，从日本亚细亚主义者‘突破百种殖民主义’的言说，到孙中山‘亚洲民族联合起来’的呼吁。”因此，当他踏上香港的土地——这块离祖国母腹最近的殖民主义活化石时，他的目光便显得更锐利，情感也更激烈。

　　张承志到香港之前，先去了虎门。“若去香港，先到虎门——这是我的计划。对远离古代的我们，或许是抓住潜没历史的绳子。”在虎门的鸦片战争纪念馆，他看到了一幅珍贵的照片：一艘林则徐把美国商船改造成的军舰，那是中国海军史上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军舰。在这里，他发现了历史的另一层真相：“教科书上的虎门烟台并没有失败，颁布下令失败的是道光皇帝。他发现事情危及到大清的所谓“核心利益”。于是，“忠良被问罪，烟台被拆毁，抵抗被否决，仇敌被美化——鸦片战争以鸦片贩子的完胜落幕，中国进入了自污和受辱的新纪元。”

　　从岳飞到文天祥，再到林则徐，同样的悲剧在历史上屡屡再现。这不是中国的耻辱，而是统治者的耻辱，也是一切殖民主义者何以骄狅和“屡战屡胜”的真正奥秘。就像某部电影的台词，不是敌人多么强大，而是我们太软弱。正因为如此，被奉为表现了资本主义上升期时期精神的小说经典《鲁滨逊漂流记》的主人公才显得那么信心满满，将中华帝国的每一块版图当成了自己的后花园，“他们堂皇地把自己的欲望写进国际法，他们‘生而有权’，有到地球任何一个角落旅行的权利”。

　　澳门“示威门”上刻写的那句葡文横标“为祖国增添荣誉吧，祖国施恩于你们”，让我们再次目睹了殖民主义者的无耻和傲慢。

　　这是张承志在正式踏上香港之前迎头相遇的殖民主义魅影。因此，当他站在虽然法律上已被母国收回，却处处弥漫着殖民主义时代气息的香港土地上，所发出的一连串感叹才显得那么沉痛和令人震撼——

　　“在资本高奏凯歌的时候，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也步步成熟。它如潜行的幽灵，它梭巡着，从地理至文学。它低沉压抑，但日益深刻。终于批判抵达了这一步：历史的道德，逼迫经济坦白它的道德秘密；人类的良知，要求对笛福主义的扫荡。”

　　“殖民主义造成了人的深刻分裂，无论贴近享受它小康的你，或是要遥遥痛恨它不公的我。”

　　“天造地设的美丽岛，成了贪婪魔鬼的滩头堡。不止于此，金钱居然改天换地，奴隶更餍足于残羹。包括革命的批判，居然都没能打败它——可怜的只有正义二字，沦落在天涯街角，被一代代愚蠢的男女嘲笑！”

　　“新一轮殖民主义的价值争论，如伶仃洋最深处的还笑，正悄无声息地一步步发育。就人类社会的公正而言，良知的批判尚未掀起高潮……人有病，天知否？”

　　……

　　张承志的这趟南方之旅，堪称是一次考古学意义上的殖民主义批判。它始于汉口，也结束于汉口。

　　汉口并非行政意义上的地名，只属于湖北省武汉市的一部分。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汉口却是一座独立的直辖市。它最早从一个小渔村迅速发迹，直至成为中国中部最大的通商口岸，自然也归功于殖民主义的“伟业”——“1858年的中国已是任人糟践。既然香港可割，既然上海可据，成串的‘二线城市’如登州潮州、汉口南京，都以一份《天津条约》成了英法俄美以及后来强国的‘通商口岸’。”

　　在西式建筑林立的汉口租界区，张承志看到的是汉口作为“致中央支那死命之处”，耳边萦回着日本歌手佐田雅夫的一首歌《弗莱迪或者三教街，在俄国教堂》：

　　弗莱迪，和你相遇，是在汉口

　　在沿着杨子江的江畔上，你叫住了人力车夫

　　弗莱迪，和你初次去过的餐馆

　　穿过三教街，到法国租界去约会

　　还记得那时，我最喜欢的，三教街的蛋糕店么

　　“海泽尔伍德”的老人，怎么有那么深的男眼睛

　　他总是叼着烟斗，在安乐椅上，翻开报纸……

　　三教街，是民国时期汉口法租界的一条小街。这首歌也充满了浓厚的殖民时代的怀旧气息。张承志两次提到并在文末抄录这首歌，真是意味深长。

　　武汉一位女作家曾写过一本介绍汉口租界老房子的书，书中满溢的却是对这些殖民地建筑及其宗主国近乎谄媚的赞美。据说还很畅销，曾经一版再版。

　　这正好验证了张承志的话：“殖民主义的胜利与建筑美学的胜利同步。石筑的大厦屹立江头，宣布着一种自豪的价值。”

　　白求恩

　　我仔细揣摩着张承志见到那张“罕见的白求恩照片”时难以言传的感慨和激动心情。那是毛泽东和白求恩的一帧合影照片，拍摄于延安，“八十年前的拍摄条件，八十年的时光洇㓎，是这幅百年一瞬的照片模糊洇漶——但毕竟唯有它，攫住了那个世纪的瞬间，让两种伟人，一刻同席。”（张承志：《五十年重读白求恩》，后面所引均出自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白求恩”是一个曾经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名字。他的“出名”，无疑跟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有直接的关系。关于白求恩的身份和事迹，我们几乎不用费别的周折，直接抄录毛泽东这篇文章即可：“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在文章末尾，毛泽东意犹未尽地写道：“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

　　这篇文章很短，不足一千字，却曾经与《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一道，被称为“老三篇”和共产党人的“圣经”，对中国共产党和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塑造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毛泽东被请下“神坛”后，其思想和著作在公共舆论场特别是主流知识人群早已鲜有问津，即便有，也大多是抹黑、丑化和谩骂之类；包括白求恩，在中国的年青一代眼里，也早已成为一个陌生的“古人”了。

　　像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张承志远在少年时代，就背诵过白求恩的名字。“但背诵不能抵消无知。时至今日，我仍不敢想象他们会并肩一起。由于一瞥了他们的同席共坐，我心中只觉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逝去时代的英雄，白求恩不是一种孤立或偶然的存在。在“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之前，他曾经投身于西班牙抗击法西斯前线——“1936年法西斯叛军向西班牙共和国进攻，激怒了全世界进步人士。他们纷纷带着笔拿起枪，无视流血与厄运，抛弃上流或小康的安逸，掀起了可歌可泣的国际主义行动。参战西班牙——这是一个世界当代史的大事件。”

　　这一代“国际主义战士”被称为“三六年人”。白求恩即是其中的一员。在他身后，还有一大串名字，“著名的知识分子，那么多都与西班牙内战纠葛弥深，诗人聂鲁达、摄影家罗伯特·卡帕、电影大师尹文思、作家海明威、画家海明威……他们的行为，准确说是世界上一切追思缅怀对他们不舍的追寻，是我们一次次感到‘三六、三八、三十年代人’的真实存在。”更重要的是，张承志从中发现了一条“衔接正义的链条”：“没有三六年人，就没有六八年人。”所谓“六八年人”，即指“六十年代人”——“三六年人，六八年人，世界正义的子女们前赴后继。他们潮来涌去，并不在意舆论与失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向着不义世界掀起反旗的世界左翼运动，是他们的继承者。反对压迫剥削，争取天下公正的国际主义，永远都是颠簸不破的真理。”

　　读到此处，那个宣称是“伟大的六十年代的一个儿子”的张承志再次跃然纸上。他发现了毛泽东和白求恩之间的精神联系。大概正是这种“发现”，他才觉得重读白求恩，“愈是八十年后，它才愈有深味。”

　　归根结底，在白求恩身上，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时代丢弃已久的宝贵传统：“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与一切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同志携手，以国际主义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并解放民族和人民——或许，这就是毛泽东的世界观，他的遗训。”

　　或许正因为如此，张承志才郑重宣示：“如今我怀念国际不分加拿大、西班牙、太行山的白求恩，也怀念每一个信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督、佛陀、安拉的国际主义者。有时，我也怀念自己囫囵吞枣的少年时代。是的，没有那样一个时代的奠基，我或许会对烈士轻慢。”

　　庆幸的是，作为比张承志晚一茬的“六十年代生人”，我没有染上许多同时代人身上习见的那种轻慢、怯懦和势利。换句话说，我还有感动、愤怒以及行动的能力。这似乎也可以视为“伟大的六十年代”赐予我的一份遗泽。

　　大约十年前，在一部很走红的谍战电视剧中，看到中共地下党员余则成在同为地下党的女友左蓝牺牲后，一遍又一遍地朗诵《纪念白求恩》，“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听到这久违的话语，我像被电击中了一样，突然热泪眼眶。

　　体制

　　不熟悉“六十年代”全球性反体制运动这一背景的读者，肯定会觉得无法理解张承志面对“体制”时表现出的那种决绝姿态。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语境下，体制往往表征着等级、特权、霸权主义、种族歧视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处于边缘的异见者的压迫，等等。在张承志看来，“破坏体制的六十年代，向血统论宣战的红卫兵，属于人民意识形态的伊斯兰——都具备未来性。因此他们才能成为这个恐怖世界秩序的批判者。”任何一种“体制”一旦丧失活力以及与人民的联系，就如同不再流动的水一样归于死寂。正如六十年代，许多社会主义阵营成为了民主自由的策源地，而随着二十世纪末苏东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又重新夺回了“民主自由”的命名权和解释权一样，体制孽生的诸多病菌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也并非社会主义制度所独有。从这个意义上，“反体制”是革命的原动力之一。

　　体制对人的腐蚀力量也许超过了金钱和美色，因为它导致的不仅是人性的堕落，还有信仰、道德、理想的瓦解。在今日中国，文学堕落的速度也许超过了其他任何领域。走出体制多年的张承志对此洞若观火，他早已对所谓的文坛不抱任何希望：“纸质的杂志纷纷变质，是因为它们被‘物’异化了。而我们并没有变。我们不在意与腐臭烂纸的分道扬镳。”为此，张承志开通了微信公众号，选择这种新的自媒体平台发表作品并与读者互动，包括他最新出版的《三十三年行半步》，也采取了直接向读者订阅的方式——绕过体制内种种无形有形的核查和利益勾兑，他获得了一个作家最大的自由。

　　也许正因为张承志这种切肤的感受，他对于体制的批判，才显得格外尖锐激烈——

　　“人一旦在心中树立了金钱、地位、利益的‘主宰’，就与暴戾、污秽、等级的体制沆瀣一气，人就变成了体制网络上被捕获的小虫，踽踽爬行，寻觅着唾尘粪土充饥。”

　　“他们背叛了高贵的生命，一文不值还自以为得计。……天道佐证：他们的价值已经被他们自己否定。因为无论人找出多少理由，信仰的人绝不能弃大义不顾，选择取利益的团伙里蝇营狗苟。”

　　“那些见小利亡命遇大义惜身的人，那些向着体制三跪九叩的伪信者，迟早会被唾弃。确实体制如山，但更有大义当道。生而为人，抉择之际，不能首鼠两端。放弃利益几乎是唯一的道路。可是谁知道，这种选择看似悲怆，其实使人幸福。由于对香喷喷利益的毅然放弃，人本身会得到加倍的升华。‘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毛泽东语），能达到无畏的信仰。”

　　——张承志《轻轻地触碰》

　　读了这样的文字，就不难理解张承志为什么突然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他作为作家的名声如日中天之时，突然从海军创作室“退职弃薪”，毅然走上了一条注定布满艰辛孤独，然而也是一个朝圣者必然要走的道路。相比之下，某些一面在体制内享受着各种利益特权，同权力眉来眼去、暗通款曲，一面扯着嗓门向西方强权和大众舆论场控诉体制恶行的“两面人”，就显得太虚伪无耻了。

　　异端

　　2012年9月12日-16日，六十四岁的张承志等一行人从北京出发奔赴巴勒斯坦，将珍藏版的《心灵史》的收入十万美元全部捐献给了加沙难民营、西德·阿兹米、穆米提难民营、伊尔比德难民营以及为难民营提供了土地食物的约旦农民，全程共捐助了476个家庭。

　　张承志出生于1948年。正是在那一年，“巴勒斯坦和平美好的家园，突然被占领、被屠杀，被殖民主义蹂躏”。他从小就记得，“在中国，在每一个国庆节和每一个元旦，中国都要发出‘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收复家园的正义斗争’的宣言。它从未改变，年年如此，这个宣言，这个声音，伴随了我的少年时代。这个声音像母亲的乳汁，成了我的教育的一部分。我虽懵懂未开，但记住了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巴勒斯坦！你使整整一代中国人感觉亲近，并且认定了你们是我们的亲戚。”（《越过死海——在巴勒斯坦难民营的讲演》，《天下》2013年第1期）

　　必须承认，张承志有关巴勒斯坦的记忆，也部分地存活于我的少年时代，尽管模糊，却也打上了不可抹去的印记。距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巴勒斯坦仍然是一个事实上的“占领区”，巴勒斯坦国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与尊严，仍然没有被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者承认。那里的人们始终笼罩在贫穷、侵略、奴役的阴影之下，随之发生的一幕幕反抗和镇压的拉锯在电视屏幕上反复出现，巴勒斯坦人不畏强暴、坚忍不拔的斗争，成为了弱势民族抗议国际强权的一部悲壮史诗。

　　在当今世界，强权代表着主流，弱势代表着异端。是的，异端。提起这个词，我们不得不谈到《心灵史》。

　　我一直认为，《心灵史》是一部尚未被人们认识到的伟大的书，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乃至国界。主流文坛对《心灵史》的漠视，恰好证明了当代中国的文学界不配拥有它。

　　在这部于1991年出版后便没有正式再版过的著作中，张承志围绕从“道祖太爷”马明心开始的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派七代掌门导师的传奇经历，书写了这个苏非派教团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武装反抗清廷的惊天动地的业绩，讴歌了哲合忍耶教众在战败后面对“公家”疯狂的迫害以及他们怀抱着从容赴死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勇气与毅力，在长时期的屈辱和苦难折磨下，坚定地实现自己追求崇高的“举意”。中国哲合忍耶在近代的全部心灵历程，成为对复仇、失败、流血、殉教和屈辱的一再体验。他们不仅尝遍了艰辛，而且流尽了鲜血。他们好像是为了等待殉难而活着。《心灵史》的主题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哲合忍耶的“底层人民”。

　　始终站在弱势和底层人民的一边，是张承志自《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以来全部创作一以贯之的立场，也是“伟大的六十年代”精神的一块重要基石。说到底，“六十年代”作为一种精神传统如果是不朽的，就在于它对资本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毫不妥协的反抗和异端的立场。

　　作为一种“异端”政治，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巴勒斯坦抗议运动，是对由强权主导的国际文化政治秩序的辛辣反讽和无声抗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张承志捐助巴勒斯坦难民的行动，视为他践行“伟大的六十年代”精神原则的一次行为艺术。

　　被称为“老牌自由主义者”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揭示过一段颇为吊诡的历史：当曾经作为“异端者”的新教徒企图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时，他们遭到了罗马教廷的无情迫害；而当作为新教运动代表的人物加尔文控制了一座城市之后，他在迫害异端者方面显得更为果决而残酷。无论是二十至二十一世纪巴勒斯坦的抗议运动，还是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哲合忍耶，都是异端作为一种政治和文化权利的证明。

　　然而，对今天的主流精英集团来说，谁妨碍他们攫取更大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谁就是必须清除的异端。人民变成了citizen，劳工变成了Low-end population，弱者的反抗变成了Terrorism，马列毛的著作也成了Prohibited books。对于这些荒诞的景象，“即使革命领袖也会困惑不已。若是目击了今日的道德崩溃，即使文明先贤也会惊恐万状！没看见么，资本在庆祝全胜，奴才在聚乐狂欢，智识阶级在谋算附庸之外，正叫嚷着搜捕革命的残党。”（张承志：《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正是在这种酷烈的现实面前，张承志重申了对异端的容忍和对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平等主义、民主主义的呼唤。他将这种理念表述为“英特纳雄耐尔”。在《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一文中，他再次呼吁：“不同肤色不同国籍、黑黄白棕一切人类成员在这里一切平等。”并且批评了某些黑人和狭隘穆斯林的观点，但他同时辨析：“美国黑人对白人抱着人种的憎恶并非他们之恶，那只是对白人四百年来有意识地歧视和反抗——但是人种歧视的结局，只会把自己追入自杀之路。”

　　在张承志这儿，“英特纳雄耐尔”不再只是某个政治符号，而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种族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人民的修辞”，并使《国际歌》赋予了新的涵义。

　　“起来，全世界被诅咒的人！起来，全世界被监视、被断罪、被歧视和被侮辱的人！起来，被强加战争与污名、被凶残地屠戮的人！

　　“你出现吧，被剥夺与被侮辱的人的全球联合！你给予吧，天下受苦人的新结盟！你降临吧，新的英特纳雄耐尔——新的国际主义！”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这令人心跳加速、血管喷张的歌词，是迄今为止我听到的最为“异端”的正义的呐喊。

　　2019.3.28-31

　　作者：刘继明，1963年生于湖北石首，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编剧，《海南法制报》编辑记者，《长江文艺》杂志编辑等职。19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前往黄村》《海底村庄》《启蒙》，长篇小说《仿生人》《一诺千金》《江河湖》，随笔和文论《我们怎样叙述底层》《用作品构筑我们的道德》，长篇报告文学《梦之坝》以及《刘继明诗选》等。

　　题图：The Deluge，Winifred Kn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