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应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9期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贯彻和拓展毛泽东“四面八方”和“论十大关系”思想，就怎样进行国家建设，在指导思想上进行了初步探索。在反冒进和国民经济调整中，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联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道”“民本”“躬行”观念，为研究解决工业规模与农业基础相适应、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在指导思想上进行了艰辛探索。在经济、水利和“上天”、外交、卫生等领域，周恩来对理论、实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重要探索。根本上看，周恩来对在国家建设指导思想上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何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艰辛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周恩来；中国式现代化；两个结合；指导思想
周恩来曾将人类文明进步划分为“酋长也、君主也、民主也、大同也”四个阶段，表达了“相跻于大同之境”“大同之世以共趋”的追求，提出“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这表明，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周恩来回顾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时曾说：“资产阶级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变成资本家。如果人人都当资本家，谁去做工人呢？如何积累资本呢？我参加共产党，最先就是这一句话说动了我，我也用这句话写过文章，向别人宣传过。”这表明，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在理论根基上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大同”的真理。在具体工作中，周恩来强调“要采取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在中国革命历程中，周恩来成长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与他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通过民族形式表达出来密切相关。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政府总理，长达26年3个月之久。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现代化建设始终是摆在周恩来面前的最大课题。在指导思想上，周恩来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何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艰辛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对国家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前夜，毛泽东在香山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即从“四面八方”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方针。“四面八方”方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同当时中国“四面八方”关系具体实际的结合，表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务本”观念和关于矛盾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的观念。
毛泽东提出“四面八方”方针后，周恩来当即进行宣讲，推动贯彻执行。1949年4月22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指出：“恢复和发展生产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关键”“我们要维持和发展生产，要用很大的力量来整顿城市生产，而且要使城乡不对立”“毛主席最近给大家讲的四面八方的问题：工人方面要解决劳资问题，要劳资两利；解决公家问题要照顾到私人，公私兼顾；刚才所讲的城乡关系；还有内外关系。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个本。解决劳资问题，就是为了工人得利，同时也要使资本家生产有利润。假设资本家垮了台，工人也就失了业，这样对工人也不利，为了工人也要解决资本家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他说：“生产的关键就是要了解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四面八方的问题——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城乡关系和内外关系。要解决生产问题，就要了解这个政策”。周恩来对“四面八方”方针的解释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强调“本”，即恢复与发展生产。这个“本”解决好了，处理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才有基础；解决不好，“四面八方”都会受影响。“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是根本理论，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务本”观念。二是强调了“统一性”：使对立统一的“四面八方”中的统一性占主导，避免对立性占主导。
此后，“四面八方”方针载入由毛泽东主导、周恩来主持起草和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成立伊始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约法三章”的重要一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贯彻落实“四面八方”方针。1949年12月下旬，周恩来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讲话，阐述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时，不仅阐明了对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的认识，而且结合毛泽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指导思想，阐明了对整体与局部、军事与建设、恢复与发展、经济与财政关系等的认识，从而将“四面八方”方针具体化。这篇讲话提出“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工业领导农业”“要以农业为基础”“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进一步丰富了“四面八方”的“务本”和重视“同一性”的思想。周恩来指出：“我们从抗战以来的经验中研究出一个比例”“农村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约四百斤粮食，交给公家八十斤，按军队每人每年开支四千斤粮食计算，每一百个农民可以负担两个公家人。如果合乎这个比例就正好，超过就困难些。”这体现了在国家建设中把马克思主义按比例发展的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智慧，要求以“多难兴邦”的精神对待帝国主义封锁造成的困难，以“防止两种偏向”的方法处理各种关系，以“开源节流”的观念处理经济与财政、增收与节支的关系，体现了在新中国建设中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更拓展了“四面八方”方针所体现的指导思想的内容。
三个多月后，周恩来就处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关系再次强调：《共同纲领》规定的“四面八方”的方针“是我们处理和对待各方面关系的指导方针，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实行合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他在阐明要处理好工农关系、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内外贸易关系的同时，提出要处理好党派关系、民族关系、领导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丰富了“四面八方”方针的内容。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这篇讲话是在研究和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的问题，要求搞好中国建设的新形势下，对“四面八方”方针的丰富和发展。从提出“四面八方”方针到形成《论十大关系》，反映出毛泽东和当时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对经济建设方针到整个国家建设方针由浅入深、由重点到全面的探索过程。总理国务的周恩来站在处理方方面面关系的第一线，对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几种关系的认识，不仅对拓展和具体化“四面八方”方针作出了贡献，而且为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
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之前曾提出“第二次结合”。1956年3月中旬至4月初，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毛泽东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论十大关系》正是在探索进行“第二次结合”中形成的，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思想和社会再生产理论同中国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也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欲要取之，必先予之”等观念的具体运用。例如，关于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矛盾，毛泽东指出：“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之后，周恩来迅即在不同场合、会议上对《论十大关系》加以传达、阐释和发挥，特别是将其中体现的“第二次结合”思想看成解决问题的钥匙，予以高度重视。1956年7月15日，周恩来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和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介绍“十大关系”思想并阐释道：你要搞更多的重工业，就要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你要真正地去建设内地工业基地，就要很好地发展沿海工业；你要加强国防力量，你就要很好地进行经济建设；你要集体利益更发展，你就要适当地照顾个人利益；你要巩固中央的集中领导，你就适当地分权给地方；你要达到全国人民团结的目的，你就要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和党外群众、各民主党派合作，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你要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少犯错误，你就要帮助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你要巩固革命的专政，就要更好地改造可以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你要巩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要扩大工人阶级的和平的统一战线，孤立美国好战集团。
周恩来认为，“第二次结合”绝不是轻而易举就能结合得好：“这十大关系问题并不是一提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具体的解决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的倾向中不断努力。”后来的曲折发展，证明了这一难能可贵的预见。此后，周恩来仍多次强调坚持毛泽东“十大关系”思想，在反冒进斗争和主持国民经济调整中为探索“第二次结合”，运用“中道”“民本”“躬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决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了艰辛探索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很快觉察到高指标和“一平二调”的错误，因此他在1960年6月写的《十年总结》，包括从这两方面出发的自我批评，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对周恩来、陈云等人反冒进的肯定。毛泽东写道：“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反冒进，首先是反对第二个五年计划、1957年年度计划、远景规划的高指标与“提前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急躁冒进。这方面冒进是由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推动起来的。由此，反对高指标上的冒进，又伴随着反对生产关系上的冒进。1960年秋，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调整国民经济。从这时起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总理国务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吸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教训，调整失衡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调整过“左”的所有制和分配关系，维护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保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
在反冒进和国民经济调整中，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了艰辛探索，突出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遵守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整个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法则，从我国生产力水平和国力条件出发，纠正经济建设不按比例、不求平衡、盲目冒进的错误，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中国当时生产力水平和国力条件的最大实际是依靠人力、手工。周恩来指出：“这样一个农业的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的人口，来建设工业，就有困难。”在这样困难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对于积累与消费比例的问题，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的问题，农业与工业比例的问题，人力、物力、财力的平衡问题，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是周恩来批评冒进倾向的判断基础，也是周恩来支持陈云“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认识基础。1956年上半年，周恩来针对十二年远景规划和年度计划指标订得过高，批评道：“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在同年9月党的八大会议上，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中指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的，它必须有各个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同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又提出党的八大的建议和“农业四十条”规定的指标还需要往下退一退：“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
大跃进中“青壮炼铁去，割禾童与姑”，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粮食短缺问题最为突出。
周恩来、陈云主持国民经济调整，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使工业规模与农业基础相适应。陈云提出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要进行“伤筋动骨”的调整，周恩来支持道：“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周恩来这一指导思想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与当时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马克思说：“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还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周恩来根据中国当时农业没有过关的实际指出：“按马克思的观点来说，集中的一句话就是农村能够供应多少商品粮给城市，就能够办多大的工业”。后来他又指出：“现在的农业基础没有办法负担这样规模的工业”“在这样的农业基础上，工业必须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整。”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定变工业化目标为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目标，把农业现代化放在第一位，重视科技现代化的关键作用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平衡。这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后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原理，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
周恩来、陈云反冒进的内容之一是要求正确认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发展生产、实现国家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冷静分析“三大改造”的高潮，大胆纠正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错误做法。1956年初，在周恩来支持下，陈云主持起草的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采取了适当限制的措施。2月8日，在讨论《决定（草案）》时，周恩来指出：“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社会主义不是仅表现在生产关系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生产力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主体，实现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两翼，两翼不能脱离主体。对此，周恩来指出：“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这之后，周恩来又指出：“生产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产来推动。一切都要靠生产，生产是主要的环节。”党的八大会议上，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构想。周恩来支持这种构想，在后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太死了不行”。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极大伤害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这是造成粮食紧张和经济困难的政策原因。
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依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超越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一样，都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要纠正“共产风”，明确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以尽快恢复农业。1960年11月16日，周恩来提出调整十大关系，包括调整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这方面存在问题不少，主要是大集体侵占小集体利益，集体侵占个人的劳动所得，对群众必需的生活资料照顾不够。”他要求明确所有制，认为“共产风”“把所有制搞乱了”“农村的‘共产风’主要表现为：大集体共小集体，集体共个人”。1961年5月7日，周恩来把在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研究掌握的情况向毛泽东电话汇报，谈到社员在公共食堂问题上，“都愿意回家吃饭”“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并指出：“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62年1月20日，周恩来建议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周恩来还提出，个体所有制问题（自留地、家庭副业），补写几句较好。
1965年我国粮食达到3891亿斤，恢复到1957年水平并略有超过。农村经济能很快恢复起来，国民经济调整能较快地取得成效，与重视综合平衡、纠正“共产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有极大关系。
在反冒进和国民经济调整中，周恩来在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对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民本”“躬行”等观念解决当时问题，也进行了艰辛探索。
第一，周恩来在反冒进和国民经济调整中始终体现着反对极端主义和狂想主义，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用、中时、戒慎恐惧等“中道”观念解决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指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趋势、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时，又阐明了“两个决不会”原理。对于这样的理论，周恩来重视用不走极端、“求其中道，而为我所用”去表达；重视用因时制宜、反对“揠苗助长”去表达；重视用“戒慎恐惧”去表达。他一次次强调“水到渠成”“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和“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礼记·中庸》)1962年5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最大威胁是不讲实际的“揠苗助长”。世界社会主义出现的重大挫折根本原因也可以归结为这一点。1963年7月22日，周恩来说：“要学历史，有许多历史经验可以汲取，我们的民族有许多优良传统，应该很好地发扬。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地认识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的发展道路。”1965年8月28日，周恩来说：现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农业稳定的没有一个。这些反映了周恩来探求社会主义“中道”的迫切心情。
第二，周恩来在反冒进和国民经济调整中始终强调对人民负责和为人民服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观念。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是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观念要求在处理“民与神”“民与国”特别是“民与君”的关系上，都把“民”放于根本的位置。《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梁惠王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民本”观念与人民理论是相通的。周恩来对《十五贯》的运用，是自然而然地将二者融通起来的代表。他说：“《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周恩来认为政府管理者当再大的“官”都是人民的公仆，总理就是人民的总服务员。周恩来胸前一直佩戴着“为人民服务”的像章。他在总理国务中如他新中国成立前发誓的那样，像条牛一样，“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
第三，周恩来在反冒进和国民经济调整中始终重视努力奋斗，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讷于言敏于行”等“躬行”观念。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强调解释世界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践才能解决问题；认为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的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夸父追日、羿射九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故事，颂扬的都是肯干实干、不畏劳苦的奋斗精神。周恩来总理国务重视努力奋斗，指出：“理想必须从现实的努力奋斗中才能实现”“只要奋斗，就有出路；不奋斗，就无法生存”“决定性的条件是自己奋斗。”周恩来认为好逸恶劳、好吃懒做、贪图享受，就不可能克服困难建设好国家。他对国家干部说：“生产、技术的发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错了；应该是生产、技术的发展要求很高，生活提高还要慢慢来。”周恩来既强调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也用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鼓励干部成为克服困难的奋斗者。“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周恩来喜欢毛泽东的这句诗，还向尼克松解释过。如这句诗的境界那样，周恩来是一位只求奉献不求索取、泽及后世的奋斗者。
三、对理论、实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重要探索
周恩来处在总理国务的第一线，始终重视从理论、实际、传统文化关系角度推动经济工作特别是农业生产、“上天”和水利工作、外交和卫生工作。
在经济工作层面，周恩来叮嘱主管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他循着国民经济调整中探索指导思想所形成的认识，要求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和货币发行都要合乎比例。周恩来经常谈到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生产力水平。办农业是国营农场的经济形式好还是合作社的经济形式好？1970年8月3日，周恩来对来访外宾说，过早办国营农场不好，不如先搞合作社。1970年11月1日，他说，十月革命后半个世纪过去了，苏联农业是落后的；搞农业应注意苏联的经验教训。养猪是集体养好还是私人养好？周恩来也有一个明确的意见。1970年11月1日，他批评忽视个人养猪，猪的头数曾下降过。他说：掌握政策很重要，掌握政策不稳就会引起摇摆。对粮食征购问题，毛泽东根据“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传统观念，提出要吸取“高征购”的教训，要藏粮于民。周恩来积极贯彻毛泽东的主张，提出“藏在农民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好”。1975年粮食达到5690亿斤，比1965年增长了1799亿斤。“文化大革命”期间，农业和农村基本稳定。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全国的稳定局面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党和国家也就不可能通过自身调节渡过危机、迎来新局面。
在“上天”和水利工作层面，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回顾自己担任总理的经历时意味深长地说：“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指导弹、卫星）。”“上天”，指的就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
周恩来担任中央专委会主任之后，对科技界说：“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有过许多发明，为什么到现代就不能有所发明呢？后来居上，我们是应该超过自己的祖先的。”氢弹能搞成功、卫星能上天，得来不易，与周恩来提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密切相关。张爱萍说：“恩来同志的这个精神深深地刻在国防科技战线每个人的心上，成为工作准则和从胜利到胜利的重要保证。”“两弹一星”的研制关系到人民生命和人民承受的负担。周恩来经常想的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周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这十六字方针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科学性，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和“戒慎恐惧”的观念。
任何朝代均以能否治水来衡量是否能得民心。周恩来不仅年年关注防洪防旱，而且直接过问黄河三门峡工程的改建和长江葛洲坝工程的修建。1972年11月8日、9日、21日，周恩来三次主持召开葛洲坝工程汇报会，解决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8日汇报会上，周恩来说，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一点马虎不得，马虎一点马上出问题，是关系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怎么能得过且过。21日汇报会上，周恩来又说，水利至少有3000年经验，这是科学的事。都江堰总算个科学，有水平，有创造！两千年前有水平，2000年后我们应更高，“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抓水利工作，同样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科学性，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和“戒慎恐惧”观念。
在外交和卫生工作层面，周恩来向外宾介绍过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决不开第一枪；“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等等。周恩来说：“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这些思想体现着独立自主、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外交原则。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带来的外交新局面，与周恩来主管外交工作坚持和发展这些原则密切相关。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周恩来说：“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在欢迎田中角荣的宴会上，周恩来说：“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当时外交工作的实际的结合，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观念。
中医有着数千年历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为人民服务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高度重视中医在为人民服务和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将西方医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认为中国有几千年中医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吸收西医的长处，“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对此，1969年8月周恩来指出：“中西医不结合，我国的医学就会停顿不前”。后来，周恩来又提出：“使中西医融汇贯通，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逐步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周恩来还特别重视中医“治未病”，即“预防为主”观念的传承。20世纪70年代初，他说：“河南有句俗话：再好的刀伤药，也不如不开口。我看还是以预防为主好。”“文化大革命”期间，针灸、中医药、赤脚医生都有一些发展。周恩来在具体领导卫生工作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科学性，也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和预防为主的观念。周恩来这些认识，在中西医相结合、传统中医药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西医中国化等方面，为后人的接续探索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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