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不少中外军事家政治家都有论及，若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举世皆知。而更为具体阐述过二者关系的人当属毛泽东，他的“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观点一直被奉为的论。政治与军事的相通，就体现在他本人的军事思想和治国方略中。卡尔.施米特是较早将游击战理论和政治联系起来研究的人，并指出过游击战理论是认识毛泽东政治实践的一个视角。本文想具体探讨一下毛泽东军事理论在其建国后治国实践中的延续和发展，笔者认为，他在建国后的许多治国实践和理念其实已经在战争年代的军事作战思想里形成，甚至可以看成是其军事思想在政治里的延伸和扩展，贯穿其中的就是游击战和运动战思想里的“流动性”理念。
一反对过度正规化的“流动性”
“流动性”理念最开始是针对过度的“正规化”提出的。从战争年代起，毛泽东就很反感单纯的“正规化”，认为“在红军建设上的不要不适时宜的正规化。”[1]他指出战场是具有“流动性”特点的地方，这决定着指战员的活动也要具有“流动性”。“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设计划是不能设想的。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2]正是从这种“流动性”原则出发，逐渐形成了他的游击战争理论。
他阐述道，作战要有严密的计划，但必须注意到计划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但是，“游击战争的条件不容许很大的计划性，如果企图在游击战争中实行高度的严密的计划工作，那是错误的”。[3]因此他反对用“正规化”来束缚指战员的灵活性，以避免教条主义。他极为赞赏岳飞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认为最高明的指战员就是能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的人。
这种“反对过度正规化”的军事作战思想在建国后的治国理念里仍然在延续，只不过被用于了政治经济工作。这表现在：毛泽东一方面学习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方面他又极其反教条、反权威、反体制，认为不能用太多条条框框束缚了人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提倡敢想敢闯。以致后来不惜发动政治运动来冲击当时的各种规范章程，在运动中提出“斗批改”，来革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实际上和战争年代里的“反正规化”思想一脉相承，都是为了高度发扬人的主体地位。战争年代是不让“正规化”束缚了指战员的主动灵活性，建设年代是不让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束缚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能力。
二“流动性”的两大特点
毛泽东军事“流动性”的一个特点是战斗员能够在空间中不断流动，在流动中发现敌情，及时调整、制订对策，不拘泥于具体地点。因而战斗员可以随时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打鱼要时常变换地点，游击队也要时常变换位置。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4]空间的流动就是让战士摆脱了空间的束缚，建立了自己在战争中的主体性。“分散、集中和转移的灵活性，都是游击战争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5]毛泽东认为这种流动生活应该成为革命战士的一种生活和工作习惯，他说：“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6]“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7]
军事“流动性”第二个特点是：打破身份的限制--战士不被固定的身份所束缚，能够在不同身份中“流动”。施米特阐述过游击战士有四个特点：非正规性、高度灵活的积极战斗、强烈责任感、依托大地的品格。身份的“流动性”就类似于他所说的后两种特点，这其实是一种超越军事的政治品质。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要求革命战士既能打仗，也要能帮群众生产，还要承担政治宣传员的任务。“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8]他曾经因此而受到其他红军指战员的不理解，一度离开领导位置。抗战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中，为了克服根据地的困难，他更是号召边区机关人员和战士都自己起来发展生产：
“我们的军队如果只会打仗，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在我们边区的军队已经学会了生产；前方的军队，一部分也学会了，其他部分正在开始学习。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9]
军民大生产运动中的“又战斗来又生产”的“南泥湾精神”，便是充分响应了这一号召。当时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卓有成效的，据毛泽东介绍：
“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时间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10]
他专门提到，冀中的第六分区，第二分区的第四区队，第四分区的第八区队，徐定支队，保满支队，云彪支队，山西的代县和崞县的部队。那些区域的环境是很恶劣的。然而他们仍然能够于战争的间隙，进行了生产。“使得大家的给养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五钱油和盐，一斤菜，每月斤半肉。而且几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和识字本，现在也都齐全了。”由于晋察冀实现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原则，把战斗任务和生产任务同样看重，在游击区战斗频繁的情况下，军队从事生产不仅没有影响作战，反而使军事动作更积极了，部队战斗力也提高了。[11]
空间的流动和身份的不固定不仅是为了战胜敌人，还因为战士需要通过流动了解群众的真实情况，以保持和群众这片土壤的血肉联系，做到“军民团结如一家”。如果说施米特所说的战士要依托的“大地”主要是指乡村、山川、丛林，毛泽东要战士和干部依托的“大地”则是人民群众。这已经不仅只是一种战术，而是涉及到了党的作风。比如他说道：“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12]大生产运动中，他认为不仅军队要能做到“又战斗又生产”，机关也该如此，由此他将这种原则扩大到了对于所有共产党员的要求上面。但是他提倡这种“又战斗又生产”的作风，并不仅仅是为了克服一时的经济困难，也是为了建立起一种共产党人的永久政治作风。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他仍然在号召“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13]这些话已经体现出了他将军事游击战理念运用于党风建设、军事在政治里延伸的特点。
这些指导思想在毛泽东日后的治国实践和理念里一直潜在发展，变换形式。建国后他号召领导干部要经常走出办公室，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实际情况。根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及时纠正以前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制订新的符合群众利益的政策，这些都是“空间流动性”的继续发展。他说：“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14]也就是说，一旦干部丧失了这种“空间流动性”的政治品质，官僚主义就会膨胀，所以干部就必须经常下基层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到下面去研究问题。我希望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这样做。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请下面的人上来，就不能解决问题。”[15]“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16]
并且在一些关于干部作风的讲话中，他明确流露出了要用战争年代“流动性”来建设和平年代官民平等风气的想法，“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17]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以后，不愿意长期坐办公室，仍然要求大部分时间去基层工作，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山西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此举深受毛泽东赞赏，批示“钓鱼台无鱼可钓”，表示他希望所有领导成员都和陈永贵一样，不要变成办公室里的“官僚”，而是始终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的“干部”。
同时，他还要求干部和当年的战士一样能在不同身份中“流动”，既能在办公室里制订政策，也要能和老百姓一起劳动生产，还要学习思想理论和善于和人民群众进行思想交流。而不同于大生产运动的是，他要求干部参加劳动，主要不是为了发展生产，而是为了让干部摆脱自己的身份优越感，始终成为劳动人民的代表，而不是发展成为一个脱离了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事实上，如果不能摆脱身份的束缚，空间的流动也就只能是走马观花、流于形式，空间的流动和身份的流动是个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1960年3月，他在对李富春的一段关于要求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下放锻炼的报告中特别强调：“这样一来，上下打成一片，成为完全平等的兄弟般的关系。”[18]60年代浙江省发动了干部参加劳动的运动，他高度评价这一举措，认为这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作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19]可见，在毛泽东的治国理念中，干部必须继承战争年代游击战士的流动特性，不再是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发号施令的官僚，而是和游击战士一样，打破了空间和身份的束缚，始终在机关和基层、领导层和群众之间不断流动。通过流动，领导干部保持了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够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对于知识分子，毛泽东也希望他们走出课堂和学校，到工厂、农村向劳动人民学习生产劳动、社会实践，成为“劳动化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突出表现着他的这种愿望。不仅对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如此，毛泽东希望所有人都能打破固定空间和身份的束缚流动起来。在他亲手制订的《五.七指示》里，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里面最为系统地表现了他的“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理想。
农村里的赤脚医生则是一个非常直观表现出这种“流动性”的例子。他们没有上过正规医学校，没有固定的诊所，不穿正规的白衣大褂，有病情时及时去病人家里看病，平时就和农民一样在田地里劳动，还可以经常去山野间采摘草药，这和革命战士“能战斗能生产”的特点几乎如出一辙。赤脚医生相当于行走于乡村田野的一个个医疗游击队员，扎根群众，在医生和农民的身份间可以灵活互换，且比正规医生更能令群众感到亲近。
如果仔细分析，就能发现，这些做法背后隐现着中国古代屯田制府兵制下的耕战传统、兵农合一、“上马能杀贼、下马能读书”的智慧。可以说，毛泽东在对中国古代军事战争智慧的提炼中形成了自己的游击战、运动战思想，又将游击战争中的“流动”思想提取出来在建国后进一步运用于所有行业中。在他的设计里，干部要能上能下，进得办公室，下得了民间；知识分子要既能从事科学研究，又能从事生产劳动；工人农民既要能熟悉生产技术，也要能够学会管理企业和国家。于是，在毛泽东的理想里，一方面社会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党的领导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所有干部和各行各业的群众能够随时随地进行跨行业、跨空间的流动。通过流动，各种身份、行业、阶层的壁垒将逐渐被打破，三大差别也将逐渐缩小到消失，社会就在流动中逐渐走向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得到全面发展的状态。
三从整风到群众运动
保证“流动性”能够进行下去的有效手段是不时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主要包括整风和群众运动。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发明了整风运动的方式来改造党的作风。他介绍过延安整风的时候：“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七、八个人一个小组，搞了几个月。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一次开始。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事同群众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们军队里头，连长给战士们盖被子，同战士很平等地友谊地谈话。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军队里头的民主生活，还有“三查三整”，后头的“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这中间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20]为了保持这种民主、平等的作风，毛泽东主张采取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方式，来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让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提出“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21]也就是说，“四大自由”其实早在战争年代就作为一种保证军队民主的方式被发明了出来。
到了50年代，他再次表达了想把战时的军事民主原则贯彻到和平时期的想法，“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军队里头的这种民主，我们曾经搞过，结果是有益的。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22]他后来取消军衔制就是由于其渴望保持战争年代官兵平等的民主作风。
在这个时期他提出要经常开展整风运动：“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工程师、科学家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比如房子每天要打扫，脸每天要洗一样，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个把月就行了。也许那时候还要来一点洪峰。”[23]同时，他继续表达自己对以群众运动形式来促进整风的偏爱，“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24]这里体现的正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哲学思想。群众运动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将腐化堕落分子淘汰，富有朝气的人则将会在群众运动中不断浮现出来，成为领导干部的新鲜血液。只有在群众运动中，领导干部们才能真正流动到群众中不断吐故纳新。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这些理念，而且想将群众运动和“流动性”理念进行制度化。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中写道：“对企业的领导，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25]这种想法集中体现在了“鞍钢宪法”里，后来他将这种企业管理模式扩大到了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管理层面，在文革时期形成了革委会的“三结合”管理模式，并在各行各业里形成了“三结合”，而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层面，则实行“工农兵”共同管理模式。这些成为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大民主道路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的群众运动，有类游击战争在战争年代的地位。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说过，抗日战争里，“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那么，在他建国后的治国实践里，发展工业生产，建立工业计划经济体制，有类正规战争；发动群众运动，冲击体制内的束缚生产力的因素，则类似于辅助的游击战争。这里面直接继承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里的“正奇相生”的思想，孙子兵法有云：“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26]在毛泽东的军事和治国思想里，正规战争是“正”，游击战争是“奇”；治国理政是“正”，群众运动是“奇”。双方相反相成，如奇正相生，变化无穷。革命战争因为有游击战争这一“奇”的辅助，因而能不拘泥于一时一地的教条，灵活变动战略方针；治国理政因为有群众运动这一“奇”的配合，故能冲破僵化的体制和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军事斗争和治国实践都能在这“奇正相生”中因时因地地调整、改革，达到“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的境界。
结论
现代社会是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毛泽东思想里的矛盾运动、反对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等内容，本身就具有着浓厚的“现代性”。而他从中国传统哲学里提炼、在革命战争年代军事实践活动中所形成并运用于治国实践的“流动”理念，实际上成为了带有对工业社会僵化体制进行反思和批判性质的“现代性”理念，展现出了一种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流动现代性”特征。
当然，毛泽东没有选择鼓励自由贸易、放任人口自由迁徙、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等手段来促进社会的流动，而是继续保持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另一方面，他发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和苏联模式的僵化性，因此尝试用战争年代的“流动性”理念来打破这种僵化性。所以，毛泽东通过这种流动类型所要实现的人的自由，就不同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是否就是“反现代”的呢？其实，二者的区别有类齐格蒙特.鲍曼所论述的“理想生产者”的自由和市场经济里“理想消费者”的自由。鲍曼认为，这两种自由都是真实和可行的，都把自由作为“使人有能力”的条件，一种增强主体能力的条件。只不过，二者所致力于发展的能力不同。[27]毛泽东当时所致力于发展的是人民的生产劳动能力，他所实践的流动类型，是为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最大限度发挥出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潜能，而不是消费的自由。因此，其始终需要对群众进行动员和指导，这是其未有选择市场经济的原因。
那么这种意义上的“流动性”恰恰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组织，它的另一面又是集中。如果说，市场经济调节社会生活依靠的是“看不见的手”，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仍然要依靠“看得见的手”。正如毛泽东一直讲游击战，却不倾向游击主义，仍然强调军队的正规化；他一直偏爱群众运动，却不是不要秩序。他只是要在体制内输入一种流动、开放的精神，让它永远不会陷入衰老、停滞。如是在毛泽东的蓝图里，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再类似于苏联模式的僵化机械、长官决定一切的官僚主义体制，而成为了一种处于不断运动变化状态中的“流动型计划经济体制”。其颇为类似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理念，葛兰西说过“民主集中制”是一种运动中的“集中制”，“它使组织不断适应实在的运动，使上面的指令符合下面的进展，不断吸收普通群众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分子充实领导机构的框架，确保其稳定性和连续性，长期积累经验。民主集中制之所以是‘有机的’，一方面是因为它重视运动，这种运动是历史现实本身的有机表现形式，它不会僵化而机械地变为官僚制度；同时还因为它重视那些相对稳定的和经常性的东西，或者至少是其方向不难预测的、运动着的东西，等等。”[28]而且葛兰西很早就思考过苏维埃政权该当如何防止等级制度的形成问题，他说：“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封闭的机构；它们不断地同社会溶合成一体。正是在这当中，自由居于统治地位，并且得到保证。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党不是特权阶级，而是处于不断发展状态的机构。”[29]不难发现，毛泽东的很多讲话和文字，都表达过和葛兰西相似的意思，他的一系列治国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和葛兰西的理念相通。正是希望通过不断的整风、群众运动，使共产党干部不断地和群众溶和在一起，无法脱离群众成为一个特权阶级，并使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处于发展运动而非固化的状态之中。施米特在和什克尔的谈话时也都认为，文化大革命其实是毛泽东对于制度化的官僚机构进行的一次游击队行动。[30]汪晖教授描述毛泽东在建国后“一方面以集权的方式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又对这个制度本身进行‘文化大革命’式的破坏；他一方面用公社制和集体经济的方式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在分配制度方面试图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导致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他一方面以公有方式将整个社会组织到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之中，......另一方面他对国家机器对人民主权的压抑深恶痛绝。总之，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包含着反现代性的历史内容。这种悖论式的方式有其文化根源，但更需要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双重历史语境中解释。”[31]可以说，毛泽东的“流动性”思想就呈现出了汪晖教授所提出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特征，其缘由也同样需要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双重历史语境中寻找：一方面尽快将中国由一个包袱沉重的农业大国变成一个现代工业大国，这需要强有力的集中和统一；另一方面通过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来实现人人平等、解放劳动人民的理想，这需要建立人民的政治主动性。这种双重的历史任务赋予了毛泽东道路里的悖论式特点。
不可否认，毛泽东的“流动性”思想在建设年代为国家的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也经受过沉重的挫折，他本人的美好设想也并未实现。但我们都应当承认毛泽东的思想里具有着非常高深的辩证法，其主要形成于他的军事指挥斗争，又在治国理政中持续运用，不断衍生出新的方法，被他用作打破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束缚的致胜法宝。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他的治国思想和军事思想一样具有深刻的哲学底蕴和历史内涵，其可能超越时代具有永久的魅力。
[1]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2页。
[2]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29页。
[3]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5页。
[4]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3页。
[5]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4页。
[6]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29页。
[7]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0页。
[8]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
[9]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29页。
[10]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29页。
[11] 根据毛泽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1-1022页。
[12]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3页。
[13] 毛泽东：《把军队变为工作队》，《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05页。
[1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27页。
[15]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58页。
[16]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58页。
[17]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29页。
[18]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0页。
[19] 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1963年5月9日，引自《文汇报》1967年7月17日。
[20]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67页。
[21]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68页。
[22] 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21、422页。
[23]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88页。
[24]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8页。
[25]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6页。
[26] 《孙子兵法.兵势篇》。
[27] 根据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1页。
[28] 葛兰西：《关于“经济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9页。
[29] 葛兰西：《俄国的乌托邦》，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页。
[30] 什克尔：《与施米特谈游击队行动》，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51页。
[31]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书店2008年，第65-66页。
【文/高路，本文为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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