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浴血奋战。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为致敬保家卫国的英雄先辈，新京报推出“重返鸭绿江·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别报道，专访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之子、吉林省原省长洪虎，《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魏巍之女魏平，抗美援朝老兵唐章洪、颜怀俭、潘夕彬、岳传贤，以及电影《上甘岭》女卫生员原型之一吴炯、朝鲜语联络员文圭焕和战地记者孙佑杰，讲述抗美援朝的故事，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激励我们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专访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之子、吉林省原省长洪虎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1950年8月9日，时任15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的洪学智从广州到北京，刚下火车他就被13兵团司令员邓华接走。下午一点多，洪学智和邓华登上了开往东北的火车。
1950年10月，洪学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志愿军入朝作战，分管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工作。在朝鲜战场，他探索现代后勤工作，在战斗中保障，在保障中战斗，组织广大志愿军战士将弹药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
抗美援朝结束后，1954年2月，洪学智任总后勤部副部长，1956年12月任总后勤部部长。庐山会议后，因受彭德怀冤案影响，洪学智被下放到吉林省工作18年，1977年回京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1980年1月，他再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后又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90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06年在北京逝世。
洪学智被称为我军现代后勤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在新中国历史上，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仅洪学智一人，他也被称为“两膺上将”。
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政事儿”专访洪学智长子、吉林省原省长洪虎，回顾父亲洪学智的抗美援朝历程。
洪学智（左）与洪虎。（受访者供图）
谈洪学智奉命奔赴朝鲜前线
“志愿军入朝属于高度机密，我们在丹东经常看到对岸朝鲜有美国飞机在轰炸”
政事儿：1950年10月，洪学智奉命奔赴朝鲜前线，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当时你10岁，上前线前父亲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嘱托？
洪虎：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侵朝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1950年8月上旬，中央军委将父亲从广州调到东北，负责东北边防工作，时刻关注朝鲜战场动向。9月上旬，朝鲜战局突然发生急剧变化，形势急转直下，美国军队7万余人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实行登陆。
值此危急关头，1950年10月8日，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率领下进入朝鲜战场。我父亲当时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
那年我才10岁，父亲上前线前，我跟母亲在安东也就是现在的丹东生活，1950年9月我转入沈阳的东北育才学校学习。志愿军入朝属于高度机密，我们不知道，但在丹东经常看到对岸朝鲜有美国飞机在轰炸，偶尔也有飞机窜到我们中国境内来。
政事儿：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前后方指挥系统是如何配合的？
洪虎：抗美援朝战争，指挥志愿军的大本营在中国，前方是志愿军司令部，后来又成立中朝联合司令部。从作战体系来说，是大本营指挥前方司令部，然后前方司令部直接指挥作战部队，所以效率很高。
而在东北军区，还有一个后方司令部，由高岗负责。最开始志愿军作战体系里没有独立的后勤体系，入朝初期，由东北军区组建兵站，直接负责保障志愿军的供应。1951年，志愿军组建了自己独立的后方勤务司令部，东北军区的兵站隶属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了。
洪学智在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香枫山留影。（受访者供图）
1951年10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之际，朝鲜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彭老总说：“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指高岗），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指洪学智），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尽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是打不了胜仗的。”这也说明当时前后方的配合作用。
谈彭德怀与洪学智在朝鲜战场的相互配合
“在战场上，父亲与彭老总形成了亲密无间的关系”
政事儿：在朝鲜战场上，洪学智与彭德怀、邓华、韩先楚等将帅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你父亲眼中的彭德怀是什么样的？作为副司令员，两人是如何共同配合的？
洪虎：可以说，志愿军领导班子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他们协调得很好。之前，我父亲与彭老总在长征路上有过接触，彭老总是一方面军三军团的，我父亲是四方面军四军团的，负责为中央红军筹措给养，有几次直接与彭老总联系，但没有直接的工作隶属关系。他们是在朝鲜战场真正认识的。
大家都知道彭老总治军很严，军中无戏言。这个严是对直接下级的，他不会去批评基层的士兵。大家对彭老总也不敢开玩笑，但我父亲发现，彭老总在紧张环境下喜欢下棋，两人就经常对弈。我父亲很注意分寸，不能让他老赢，但又不能全输，两人经常在输赢中哈哈大笑，得到放松。
彭老总工作非常认真，他要求后勤保障要保持供应。有反映粮食没保障，战士拿东西去换朝鲜老百姓的鸡吃。彭老总听后气坏了，质问我父亲为什么没有保障。我父亲说，“不可能，我掌握了解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我马上再派人去调查。”彭老总说，“不是你去调查，我去调查！”他组织人去调查发现，粮食完全有保障，只是个别人为了改善伙食，拿着自己的东西去换朝鲜居民的鸡吃，这是违反纪律的。
彭老总一听，对我父亲说，“我错怪你了，你办事还是可信的。”他笑着拿个梨给我父亲，“给你个梨，赔礼道歉嘛！”志愿军司令部的人，都对彭老总有点怵，很多事情就让我父亲去和彭老总说，两人在工作中也逐步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
在抗美援朝战斗中，我父亲两次救了彭老总。一次是1950年11月25日，敌机频繁轰炸。彭老总在值班室，不愿到防空洞去。我父亲趁他打盹的时候，把作战地图全拿到了防空洞去，要彭老总去开会研究布置二次战役。彭老总就发脾气，我父亲连推带搡把他拖走了。进山洞没多久敌机就来了，直奔彭老总的房子扔炸弹。可惜的是，在那场袭击中，毛岸英牺牲了。后来彭老总说，“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他感慨，“唉，为什么偏偏把岸英给炸死了呢？”毛岸英是彭老总的秘书，担任俄文翻译，牺牲时仅28岁。我父亲感叹，毛岸英是个很有才华、聪明能干的年轻人，太可惜了。
还有一次是在空寺洞，我父亲去检查彭老总的住房和防空洞，发现洞很浅，是直筒子，外面的口是敞开的，敌机可以直接扫射到洞里边。当晚我父亲就叫工兵连夜把洞子加深，洞口用沙袋堆成了三角形的隐蔽墙。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就遇到了敌机袭击，彭老总的房子被打中了，门口袋子上有70多个子弹眼。
可以说，在战场上，父亲与彭老总形成了亲密无间的关系。也因为此，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受彭德怀冤案影响，我父亲被下放到吉林省工作了18年。
谈建立集中统一后勤指挥体系
“实现了由单一兵种后勤向诸兵种合成后勤的转变，提高了志愿军后勤保障能力”
政事儿：在朝鲜战场，洪学智将军探索建立集中统一后勤指挥体系，形成了合成军队后勤组织结构。这套体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当时面临哪些困境？
洪虎：抗美援朝是我军经历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遇到自创建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和从未经历过的作战方式，尤其后勤工作与国内战争时期完全不同。广大后勤官兵边保障边战斗，付出了极大牺牲，完成了繁重的后勤保障任务，有力保障了战争的最终胜利，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了对祖国的忠诚。我父亲也是从这场战争中开始认识和探索现代后勤工作的。
过去在国内作战，我们的后勤保障是装备取之于敌，给养取之于民，就近筹措、就地供应。你缴获敌人什么东西就用什么，打完就没有了。给养是动员当地老百姓来保障，筹集粮食，组织担架队运输等。这种后勤保障力量实际上是来自军队之外，到了朝鲜战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譬如，我们组织供应都是苏式装备，武器的口径型号尺寸跟美式不一样，缴获的美式武器不能用。在给养的运输上，与朝鲜群众不能语言交流，当地老百姓也在后撤，就地供应也行不通了。加上东北军区管后勤、志愿军管作战的管理体制，衔接起来很困难。这种情况下，首先要转变的就是后勤保障体制问题，要由军队外部保障转为军队自己来保障，既不能依靠当地群众，也不能依靠敌人，完全得靠自己，要专门组织力量来提供后勤保障。
我父亲善于适应形势任务变化，着眼新的作战样式，探索建立集中统一后勤指挥体系，形成了合成军队后勤组织结构。相较国内作战，抗美援朝战争远离后方，补给方式由分散就地筹措、就近保障，发展为依靠国家、统一供应。面对陌生的战场、陌生的敌人、陌生的作战样式，父亲深入分析战局，及时向彭德怀司令员、军委提出后勤要加强组织领导、实行集中统一指挥的建议。军委批准并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简称志后），任命我父亲兼任司令员，同时调配诸兵种协同后勤作战。志后除负责统一管理朝鲜境内我军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还统一指挥配属后勤系统的各部队。根据作战后勤保障需要，在兵站、分部以及财务、军需、卫勤、军械等专业做了充实完善，制定了工作机制和标准，形成了统一指挥、上下衔接、前后贯通，能打、能防、能运、能供的全能保障体系，实现了由单一兵种后勤向诸兵种合成后勤的转变，提高了志愿军后勤保障能力。
洪虎接受“政事儿”采访。
谈建立“钢铁运输线”
“在保障中战斗，在战斗中保障，保障了前线作战的物资供应”
政事儿：战争初期，后勤保障处于被动局面，洪学智将军是如何破局的？
洪虎：我父亲善于透过现象抓本质，针对战争初期后勤保障的被动局面，提出实行划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把战役后方的稳定性与战术后方的机动性紧密结合起来。
战争初期，志愿军后勤分部按照作战方向部署兵站，对部队实施跟进保障，分部与兵团后勤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一定程度上造成保障工作的被动。通过调查研究和实战摸索，志后及时对后勤供应保障体制作出调整，把祖国口岸到一线各军之间划为战役后方，划分若干供应区，取消兵团后勤，设立分部直接对各军实施供应；再把军后勤至前沿阵地划为战术后方，由军以下部队按建制供应。这种体制符合与作战指挥体制相一致的原则，理顺了供应关系，提高了保障效率。与此同时，根据战场需要实行后勤保障战斗化，履行“指挥战斗、组织供应”的双重职能，确保志愿军后勤“在保障中进行战斗，在战斗中实施保障”，扭转了不利局面。与战争初期相比，车辆损失率由42.8％下降到1.8％，物资损失率由13.4％下降到10.8％，运输效率提高76％。
政事儿：这场战争，美军拥有强大制空权，深入我军后方进行袭击、轰炸，破坏运输线。我军是如何保障前线作战物资供应的？
洪虎：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困难和挑战超乎想象，出国部队粮食被装供应、弹药武器补充、伤病员救护治疗等都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每天几千架次敌机狂轰滥炸的情况下，即使后方物资再充足，运不上去也没用，伤病员不能及时运下来，许多战士会失去宝贵生命，运输就成了主要矛盾。
为了对付敌人对我方交通线进行地毯式轰炸，父亲组织后勤部队展开“反破坏”斗争，组建战斗化的后勤，用武装手段保证供应。志后采取构建运输网络、组织接力运输、开展对空作战、随炸随修随通等针对性措施，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粉碎了敌人的“绞杀战”“窒息战”，取得了最大保障成效。1951年1月到1952年2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敌机轰炸量增加了7倍，我军物资运输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两倍以上。在保障中战斗，在战斗中保障，通过建立打不垮、炸不断、冲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保障了前线作战的物资供应。
谈对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的认识
“这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十分珍贵”
政事儿：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实践说明了什么？
洪虎：第一，后勤保障力本身就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战斗力之外的保障因素。抗美援朝战争是出国作战，远离后方，以前我军所熟悉的主要是“他供”的方式已由“自供”所取代。部队前线作战，后勤力已成为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战斗力之外的保障因素。
第二，后勤保障力是战斗力持续生成的要素。一线部队的战斗力是动态的，不是固定不变的，有一个持续生成的过程。如果后勤保障不及时，战斗力自然就会下降。这时候，后勤保障显得尤为重要，部队机动开进、粮弹物资补给、伤病员转运救治等后勤力，是部队战斗力持续生成的重要支撑。
第三，后勤运输线是战斗力的“生命线”。抗美援朝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拼后勤。由于我军后勤补给方式落后，加之美军强大的空中封锁，交通线受阻，致使战斗物资主要靠士兵随身携带，往往只能支撑一周的作战行动。血的事实证明，物资再多，运不到前线，送不到一线官兵手上，都是没用的。战争中，后勤运输线是真正的“生命线”“胜利线”“救命线”。
第四，现代作战已不局限于前线，而是前方后方同时开打。抗美援朝是一场现代立体战争，后方主要打运输线、炸仓库，与前方战斗同样激烈。我父亲曾说，“只有打赢后方的战争，才能更好地保证前方战争的胜利。”可以说，后方是另外一种意义的前线。
第五，后勤工作也要各军兵种协同作战，才能实现战斗化保障。在战斗中保障，在保障中战斗，是志愿军后勤保障的真实写照。正是由于志愿军后勤部队自身有较强的作战和防护能力，才能突破美军的层层封锁，将弹药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保证了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这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十分珍贵，对加速推进我军后勤现代化建设具有开拓性和奠基性的重要作用。
谈洪学智两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
“总结抗美援朝的后勤经验，做了一些开拓性工作”
政事儿：1956年，洪学智将军任总后勤部部长后，面对后勤工作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形势，做出了哪些部署安排？
洪虎：抗美援朝使我军逐步认识到了现代后勤的特点，开始走上正规化道路。1956年，我父亲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对现代后勤做了奠基性工作。
当时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是面临后勤供应的体制统一问题。过去各个部队都有自己的后勤标准，要统一供应就要把标准制定出来。面对后勤工作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形势，他从国家和军队的实际出发，在理顺后勤体制、健全组织机构、完善标准制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使我军后勤建设在正规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政事儿：1980年，洪学智将军再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后，对现代后勤做了哪些工作？
洪虎：1980年父亲再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后，面临三件事情。第一就是时值百万大裁军开始，军费非常紧张，如何在有限资金情况下保障全军的后勤供应。第二是“文革”结束后，我父亲花了很大精力彻底否定“文革”，落实中央精神，在军队进行拨乱反正。第三就是大力开展调查研究，确立现代后勤的工作思路。
我父亲再次总结了抗美援朝的后勤经验，根据新形势下后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做了一些开拓性工作。他提出后勤工作必须适应现代战争要求、适应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求，全军后勤人员必须树立“全局观念、战备观念、群众观念、政策纪律观念和勤俭节约观念”。他还推进各项后勤基本建设，组织领导进行边防、仓库、营房、医院、财务大调查、大整顿、大建设，很快改变了全军后勤面貌。
谈洪学智评价抗美援朝战争
“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
政事儿：洪学智将军生前是如何评价抗美援朝这场战争的？
洪虎：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1953年7月27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历经两年零9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父亲曾讲述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停战协定签署后，朝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隆重授勋典礼，后来又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在一次舞会上，朝鲜一位小女孩邀请彭老总跳舞，不会跳舞的彭老总盛情难却，拉着小女孩走了一圈，在场的同志都很感动。
我父亲说，“我作为志愿军的副司令，入朝作战以来，这是第一次见彭总下舞场跳舞。看到彭总这样高兴，想到经过长期苦战，我们终于打赢了这场抗美援朝战争，获得了胜利，我心里热乎乎的，眼圈都红了。”
父亲评价，“这场战争是我国军队同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人进行的一场殊死决战，是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它对于维护朝鲜半岛和亚洲的和平以及确立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胜利是中朝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胜利，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
1990年10月24日，洪学智题词“志愿军的功绩与日月同辉”。（受访者供图）
政事儿：洪学智两次获得新中国的上将军衔，经过是怎样的？他如何看待这些荣誉？
洪虎：他认为这是一种历史机遇，反映了中国军衔制度改革的一个过程。1955年，我们国家首次实行军衔制，第一批授衔的有10名元帅、10名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800名少将，我父亲被授予上将军衔。1965年，为实行官兵一致，国家宣布取消军衔制。经历“文革”，到1988年，时隔33年后国家又决定恢复军衔制。第二次授衔时，中央军委取消了元帅和大将的设置，上将成为新时期的最高军衔。当时，父亲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所以有两次获得同一衔位的机会。
父亲对这些看得很淡。有一次他去朝鲜，金日成也问到这个问题，父亲笑笑就过去了。父亲曾说，“这主要是由国家特定的国情决定的，人的一生名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哪些贡献，干了哪些好事。”
谈父亲的影响
“他曾对我说，你不管做什么领导，一定要执着地关注民生”
政事儿：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好抗美援朝精神，不忘先辈遗志？
洪虎：抗美援朝战争最开始在国内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不仅是军队在打，全国也在进行国防动员，把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联系起来，才有利于动员广大指战员出国作战。
这场战争既是立国威，也是立军威的一战。所谓立军威，过去我们和日本侵略者交手，但是战争是在中国境内打的。抗美援朝是在朝鲜半岛上，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外国部队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有了一个逐步认识过程。在武器装备给养供应很差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居然能把他们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去，这是了不起的。此战让他们见识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所谓立国威，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家实力与美国、日本没法比，差距是指数级的。这种情况下，进行全国动员抗美援朝。当时有部电影叫《保卫胜利果实》，中国人民解放翻身了，但帝国主义仍然不想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就要保卫我们胜利果实，所以凝聚力、动员力是很强的。
70年过去，我们还要继续发扬在强敌面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讲，“兵民是胜利之本”。遇到艰难险阻，要动员一切力量，形成国家意志，知难而进、坚韧向前。一旦发生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这样的严重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
洪虎接受“政事儿”采访。
政事儿：你于1998年至2004年担任吉林省省长。父亲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洪虎：父亲身教重于言传，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对我来说，1959年以后他被下放吉林18年，包括“文革”时期所经历的事情，对我教育很深刻。父亲生前，很多事情不愿意讲，一些事我们也是在他退下来后写回忆录时才知道。他对同事真诚相待，一生坚持讲真话，从不落井下石等优秀品质，一直影响着我。
吉林省是我父亲曾经战斗工作过的地方，他在那里工作了18年，我在那里当省长工作了6年，我们都对吉林有很深的感情。他曾对我说，你不管做什么领导，一定要执着地关注民生，一定要把吉林的实际情况与党中央的精神结合起来，围绕民生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人云亦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我去吉林担任省长前，他给我讲要关注几个事情。一是吉林是农业大省，也是财政穷省，要站在国家粮食安全的全局高度，推动农业发展，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粮食供应。二是要注意1936年吉林市修建的丰满水库。丰满水库修建时受技术条件限制，他总是担心时间久了可能垮坝，丰满水库的水是顶在吉林人民头上的一个大水盆，一旦出问题，吉林、长春可能都要受影响。他反复交代我一定要注意。
1998年我任吉林省省长，1999年我提出了经济发展要坚持高效益、广就业、可持续的工作思路，可以说也是受父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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