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经历和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袁运动、五四运动；留学日本、法国和苏联，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以及重庆谈判斗争中，担任过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在敌人监狱里经受了各种严峻考验，进行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无论身处顺境逆境，还是面对生死考验，王若飞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若磐石，是一位忠诚担当的革命家，堪称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
从里昂到莫斯科：一路寻求真理
1896年10月11日，王若飞诞生在贵州省安顺县一个富庶家庭，原名运生，字继仁。王若飞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积极探求革命真理，8岁时进入贵阳达德学校读书。1917年，王若飞从达德学校毕业，考取官费留日学校资格。1918年春，王若飞等8名贵州官费留日生和20名自费生，在黄齐生带领下，离开上海抵日本东京。经过交涉，王若飞入明治大学，成为一名自修生。王若飞借着学校提供的住宿和报刊图书条件，努力学习日语，搜集有关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材料，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发生的原因、革命的经验、革命后的政治经济形势，并初步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若飞离日回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工作。随后，他参加了舅舅黄齐生领导的“贵州教育实业考察团”，于10月到达上海，正值蔡元培、李石曾等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王若飞抱着考察各国社会情况、寻求革命真理的愿望，随黄齐生等一起赴法勤工俭学。11月25日，王若飞等抵达法国马赛港。1920年初，他到离巴黎不远的枫丹白露公学补习法语。王若飞性格洒脱，不拘形迹，常穿一件宽大的外套，戴一顶高高的帽子，夹着一个大书夹子。从装束看，他很像一个大学教授，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博士”的绰号。
1920年4月14日，王若飞等到法国南部里昂附近诺瓦省的圣夏门钢铁厂去做工。圣夏门钢铁厂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工厂，有1.5万人，厂内烟囱林立，铁轨纵横。4月15日这天王若飞报到，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选择工种。一开始王若飞与许多同学选报的是翻砂制模工。当大家听先来的同学介绍说这个工种又累又脏时，一些人便调换了工种。王若飞仍然选择了翻砂制模工。经过实际操作，他深有感触地说：“翻砂这项工作，普通听去，以为是很粗的工作，实在却非常细致，我还嫌我性情粗莽，不配做呢！”
王若飞始终没有忘记学习，认为入学校读书自然是“理想的事”，但他非常注重和提倡“进天然的社会学校”。他说：“若要抱取几本讲义，在课堂上鬼混几点钟，然后为学，那么在中国、日本都很好研究，不必远来法国。”他特别指出：“我说这句话，并不是反对人不应当进学校，就是我以后也要进学校，是说吾人当求学求智，不可注重文凭，专读死书。”
1921年9月，在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及王若飞等组织和领导下，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抗议里昂中法大学负责人吴稚晖等拒招勤工俭学学生，发起占领里大校舍的斗争。王若飞是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作为驻巴黎的代表，他组织散发传单，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占领里大斗争失败后，蔡和森等104人被押送回国，赵世炎、王若飞等留在法国继续坚持斗争。
1922年初，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酝酿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6月，在巴黎召开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选出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李维汉为委员。不久，王若飞加入“少共”，并被补选为少共执委会委员。8月，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九十月间，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子璋经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在得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的消息后，王若飞立刻向中共中央写信申请加入。不久，张申府、廖焕星从国内带来中央的复信，承认王若飞等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漫长的探索，王若飞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信仰归宿。
1923年3月18日，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等人由巴黎赴莫斯科。3月底，王若飞等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就读。萧子璋在回忆这段岁月的时候说：“他（王若飞）对中国问题钻得深，力求融会贯通。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对国家民族忠心不二，以及分析事理之细，记忆之清，使我终生难忘。”
首任豫陕区委书记
1925年3月下旬，王若飞离开莫斯科回国。5月，中共中央相继派唐际盛、王若飞等到达开封，着手建立地方党团组织。同年9月，王若飞出席中共中央四届二次扩大会议，汇报了河南工作情况。中央根据河南、陕西的形势发展和革命斗争需要，提出应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区委。10月中旬，王若飞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简称豫陕区委），以王若飞为书记，黄平万为副书记。豫陕区委隶属中共中央领导，同时接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指导。起初，中共豫陕区委机关设在郑州操场街，不久即迁往开封西大街。
中共豫陕区委成立后不久，李大钊秘密来到郑州，同王若飞等人就豫陕区委的工作交换了意见。王若飞向李大钊汇报了豫陕区委党的工作、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军事工作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李大钊分析了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河南督办胡景翼死后的河南、陕西形势，商定了工作重点，强调了对岳维峻的团结、帮助。李大钊赞扬了豫陕区委的工作成绩，强调工人运动是工作中心，要尽全力做好。豫陕区委根据李大钊的指示，确定了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同时兼顾军事、农运、青年、妇女等方面的工作方针。
1925年8月，王若飞主持召开了有张昆弟、王荷波、李振瀛、马文彦等六人参加的会议，研究成立河南省总工会筹备会。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各基层工会相继建立，并涌现出一批工会骨干分子。王若飞认为成立省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遂委托张昆弟召开区委会议，决定立即成立省工会。9月18日到21日，在郑州召开了河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后的第一次全路代表扩大会议。
在以王若飞为书记的豫陕区委领导下，河南青年运动有很大发展。7月8日，成立了共青团开封地委。8月初，河南省学生联合会在开封成立，全省48个县、市派出了90名代表参加大会。10月，李大钊指示豫陕区委要巩固后方，必须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王若飞根据指示精神召开了豫陕区委会议，讨论研究了农民运动问题。会后，区委派出了一大批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动组织农民群众。河南农民从此开始组织起来。
1926年1月，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岳维峻兵败山东，退守河南。2月，吴佩孚部进攻河南，国民革命军第2军全线溃败，退出河南，河南重归直系军阀统治。王若飞预计到形势有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事先布置了豫陕区委的撤退工作，派马文彦到焦作具体安排从焦作煤矿疏散我党领导成员。京汉、陇海路工会机关、省总工会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豫陕区委经常出头露面的领导人都分批经焦作调离河南，过黄河北上。王若飞奉命去上海，调任中央秘书长。他在离开河南前夕召开了豫陕区委留下来工作的人员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党的骨干力量派往农村，组织农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要求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后，城市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只能隐蔽进行，各种群众团体办公机关主动撤退。
从中央秘书长到浙江省委负责人
1926年2月中旬，王若飞离开河南到北京，向北方区委和李大钊汇报豫陕区党委工作中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参加了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3月下旬去上海，就任中共中央第一任秘书长。当时中央机构极不健全，中央组织部无人领导，甚至连专职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许多组织方面的工作也都集中到王若飞领导的秘书处。王若飞工作繁忙，他除参加会议，协助陈独秀起草中央文件外，还处理了大量的中央日常工作。
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上海工人阶级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鼓舞下，先后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王若飞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他总结了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南市区深入基层支部工作。起义时，他任南市区的总指挥。起义胜利后，陈独秀指定他暂时代理南市区委书记。
1927年4月，王若飞随中央机关离开上海至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党内外斗争非常激烈，党员和干部思想混乱。王若飞对当时客观的严峻形势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内分歧意见及不团结现象感到非常苦闷。会后，王若飞被派去江浙区委工作。6月，中央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苏和浙江省委，王若飞先后担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宣传部长、农民部长。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后，王若飞根据党中央发动秋收暴动的有关指示，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江苏省的情况，提出在宜兴、无锡、江阴、常熟四县组织暴动的计划。省委对宜兴、无锡的政治状况进行详细的分析，认为这两县工农群众经过大革命的锻炼，农民协会比较广泛，党的工作有基础，特别是在无锡的东北乡农民觉悟较高，便于深入开展工作，兼以这两个县濒临太湖，地处沪杭宁铁路的中段，是水陆交通的要地，对全国影响较大，便确定以宜兴、无锡两县为暴动的重点。
11月1日，宜兴2000多农民发起暴动，很快占领全城，并成立了红色革命政权“宜兴工农委员会”。由于反动势力强大，暴动领导人又缺乏经验，暴动很快失败。但宜兴暴动是江苏最早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农民暴动，打响了苏南秋收暴动的第一枪。为响应宜兴暴动，在苏南形成农民总暴动的局面，江苏省委决定组织无锡农民暴动，由王若飞负责。11月初，王若飞从上海来到无锡，检查暴动前的准备工作。王若飞在动员会上强调说：中央八七会议后，各地农民都暴动起来了。我省也要发动农民暴动，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无锡的暴动很重要，要作好准备。省委派夏霖同志来无锡工作，代表省委处理暴动中的问题。暴动的日期可定在11月9日。对暴动要有信心，克服困难，使它成功。散会后，王若飞还察看了安镇附近的村庄和地形，熟悉周围的情况。11月9日，无锡东北乡万余农民在杭果人、严朴率领下，攻占了安镇等13个村镇。一些地主豪绅的粮仓及住宅被捣毁，田单、契约、粮册、借据、租簿被焚毁，罪大恶极的地主被镇压。但由于暴动前走漏了风声，国民党无锡当局立即疯狂反扑，出动大批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及农会干部。11日晚，中共无锡县委机关被破坏，13日晚，夏霖以及无锡县委负责人乔心泉等7人被杀害。
实事求是，为陈独秀辩解
1928年6月，中央决定派王若飞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王若飞考虑到他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多次受到中央的批评，同意出席大会，但希望以会后回国工作作为前提条件，以示赴莫不是处罚。瞿秋白、周恩来批评了他，强调党员应无条件服从组织，不应提附加条件。王若飞虚心接受了批评，无条件地去莫斯科参加大会。
◆位于莫斯科近郊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共六大于6月18日开幕，7月11日闭幕。大会成立了十个专题委员会，王若飞被指定参加政治、组织、苏维埃运动、宣传、农民土地问题等五个委员会。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向会议代表作了政治报告。他详细分析了国际和中国革命形势，批判了陈独秀所犯的右倾错误和八七会议后瞿秋白犯的盲动主义错误。王若飞在讨论政治报告时，作了一次发言和两次声明，检讨了自己在担任中央秘书长时所犯的错误。他承认自己“在当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很幼稚，不能深刻认识陈的错误，盲目的信仰执行”，“自己应负一部分责任”。他对陈独秀所犯错误的性质和严重后果，作了揭露和批判，但他认为在党的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上批判陈独秀的错误时，不允许陈参加是不对的，陈独秀据此不参加党的六大是“有部分理由”的。他还提议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与会代表一致批判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连王若飞对陈独秀错误所采取的原则立场，也受到了非议，有些人讥笑他是陈独秀的“尾巴”。但事隔18年后，在党的七大会议结束时，毛泽东郑重地对王若飞说：“你在六大时对陈独秀错误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中共六大之后，王若飞请求留莫学习。共产国际表示同意，并指派他代表中国农会为驻农民国际的代表，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飞等五人合组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若飞担任农民国际代表，事情不多，便决定报考列宁学院学习。瞿秋白了解到王若飞的这一行动后，派潘家辰到考场，向考试委员会反映意见，不同意王若飞入学。主考官要潘家辰将意见当面讲出来。潘家辰说：“王若飞没有资格进这个学校，他和陈独秀的关系密切。”王若飞不同意：“我不否认我犯过错误。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也不是没有责任。我不能像那些事后诸葛亮一样，把责任推给别人，好像自己一贯正确。请问你们在紧要关头提出过什么建议？不过也是跟着走罢了。我不但犯过右的错误，而且还犯过‘左’的错误。我并不打算隐瞒这些。”苏方主考：“好一位勇敢坚定的同志！”潘家辰补充说：“他当过陈独秀的秘书。”王若飞解释道：“我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不是陈独秀个人的秘书。”苏方主考问王若飞：“这是另外一回事，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王若飞答道：“革命遭受如此重大的挫折，我的心情是非常沉痛的。但我相信我们党会接受经验教训，今后一定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苏方主考：“你被录取了。”在1945年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指出，王若飞在六大时对陈独秀的错误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为陈独秀辩解”充分体现了王若飞不计个人得失、实事求是的优秀共产党人品质。
“一切要为人民打算”
1931年夏，王若飞结束了在列宁学院的学习，奉派回国。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欲“根本解决满蒙问题”，蠢蠢欲动。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党组织遭到破坏。为适应即将到来的严峻局面，王若飞以中共西北特委书记的身份指导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工作。听取当地党组织负责人云泽（乌兰夫）的工作汇报并传达了党的指示后，王若飞亲自制定了西北地区工作计划。他克服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等种种困难，先后到归绥（呼和浩特）、包头、五原等地调查当地党组织、农民协会的斗争情况，安排部署工作，使内蒙古地区党的组织和交通联络站得以恢复。
◆王若飞与林伯渠、董必武在重庆办事处。
11月下旬，由于叛徒出卖，王若飞在包头被捕。被捕时，他身上正带有一张写有许多同志姓名和通讯地址的纸片。他来不及销毁，就放进口中，想吞入腹内。敌人扼住他的喉咙，要他吐出。王若飞把纸嚼烂，连纸和唾沫吐了敌人一脸。敌人对王若飞抱有很大幻想，妄图通过他的口供把内蒙古共产党员一网打尽。王若飞坚贞不屈，经受住了考验。一天夜里，敌人闯进王若飞的押房，威胁他说：“只要你说一个‘招’字，马上就开庭；说一个‘不’字，马上送你回老家！”王若飞断然回答：“‘招’字早从我的字典中抠掉了！”敌人把王若飞带到郊外，准备枪决他，告诉他：“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人生在世，就这样完了？还是考虑一下吧。”王若飞断然回答：“用不着考虑了，开枪吧！”十几分钟过去了，敌人仍未开枪。王若飞知道这是敌人玩的把戏，他义正辞严地说：“你们想用死来吓唬我，让我出卖自己的同志，这套把戏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没有用处的！”敌人无计可施，又把他押回了狱中。
王若飞在狱中继续开展革命工作，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对难友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教育，积极组织和发动狱友对敌人进行斗争。在太原陆军监狱时，他对狱友说：“我们政治犯一定要争取无条件出狱，敌人提任何条件，我们都不能接受，这是我们革命者的气节。”1932年，黄齐生来归绥狱中探望王若飞，王若飞嘱托他带一些书写工具。王若飞在狱中写了大量的文章，以笔作刀枪，著文介绍中共党史，宣传党的政策，写时评、书评等，还上书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希望他以民族大义为重，率部抗日，对傅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1936年，王若飞被转押山西，阎锡山派其亲信梁化之前往狱中劝降，承诺只要答应“合作”便可立刻出狱。王若飞回答：“当我还戴着脚镣手铐的时候，我拒绝做任何有条件出狱的谈判。至于我出狱后是否和你们合作，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能服从我们党的组织决定，不能拿个人生死利害和你们进行交易。”七七事变前夕，阎锡山接受中共统一战线主张。北方局派薄一波前往山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工作，伺机营救王若飞等人。在出狱前夕，王若飞主动要求党组织对自己进行审查。北方局派柯庆施赶到太原，通过和王若飞见面、与狱中同志谈话和查看档案，证明王若飞在狱中经受了考验。
◆1937年李培之、王景任、黄齐生、王若飞在太原。
1937年5月，王若飞获释，奔赴延安。他后来说：“我的心情真是无比的激动。”到延安以后，王若飞研究抗战的新形势，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参与了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先后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和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央秘书长、中央研究局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10月，王若飞发表《华北游击战争的展开》，及时总结八路军在华北地区3个多月的抗战实践，认真分析敌我态势，指明抗战的持久性，强调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及建立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性，丰富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思想。
1938年秋，中央考虑让王若飞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王若飞找毛泽东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军队工作，担任这项工作，恐怕不行。”毛泽东鼓励他说：“我开始也没有搞过军事，后来不是也搞起来了吗？你担任这个职务不会有什么问题。”王若飞这才欣然接受。
1940年上半年，王若飞受中央委托，调查和研究根据地的土地问题和土地政策，1941年2月，王若飞参加制定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几易其稿，于1942年1月形成了《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对于当时根据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42年4月，王若飞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在整风运动中，他严于律己，公开在《解放日报》上作自我批评。1945年4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王若飞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4年5月，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董必武回延安期间，由王若飞任中共南方局工委书记。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在《政府和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签字。王若飞在重庆工作了将近两年，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工作和任务，多次往来延安、重庆进行工作汇报。在重庆谈判及随后的政协协商和停战谈判中，王若飞作为毛泽东、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往来斡旋，折冲尊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沈钧儒称王若飞为“韧性的谈判者”，“辩争众口，屹然不动，虽有责难弗避”，称自己虽与“若飞先生相见较晚，但此二年之间，相知之深，倾慕之切，真逾夙契”，“（王若飞）真不愧为民主战士的前导”。马寅初称赞王若飞“有灵敏的脑力，丰富的能力，魁伟的体力，坚决的魄力，实非一般人所可完全具备的”，“他不仅是中共中央的人才，而且是全国的人才”。
◆1945年，王若飞和夫人李培之、儿子毛毛在一起。
1946年4月7日，党中央决定王若飞在次日回延安向中央汇报政协工作，王若飞和周恩来连夜商议工作，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要为人民打算。”第二天，王若飞与叶挺、邓发、秦邦宪、黄齐生等在飞返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被党中央追赠为“四八”烈士。在重庆各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上，周恩来沉痛地说，失掉王若飞同志，“好像失掉了一种力量，失掉了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帮手”。就连一些曾作为王若飞谈判对手的国民党政要，也慨叹王若飞是共产党不可多得的干才。
“一切要为人民打算”，这是王若飞临别重庆时向周恩来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名言却成了他对人民、对党的最后遗言，也是他一生革命实践最公正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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