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心中的周恩来

　　2008年2月，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一书。该书由北京早年下乡插队的知青侯隽组织撰写。曾经担任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秘书赵炜、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主任廖心文和原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的负责人顾洪章等人担任此书的顾问。该书通过对知青历史的回顾、知青亲身经历的回忆和知青的切身感受，比较全面地、客观地展现了整个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过程。当然，通过此书，众多的读者更可以看到当年的广大知青对“人民总理”周恩来的无比崇敬和深情爱戴。

　　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源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延续了27年。无论是在探索阶段的50年代，还是有组织地安置的60年代前期，或是在知青上山下乡受到了扭曲的“文革”期间，周恩来都一如既往地十分关心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一再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党政机关对上山下乡知青要做到“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而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心系知青，为他们的妥善安置和健康成长，付出了无数的心血。

因势利导从垦荒到插队

　　1954年，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面临着农业落后、城市青年就业难等社会问题。同时，广大的农村和边疆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建设人才。1954年4月22日，刘少奇审批了青年团中央《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者准备参加劳动生产的指示》。同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关于解决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高中和初中毕业生继续升学的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将上山下乡从事生产劳动。这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设想。1955年，毛泽东在为他亲自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推动了知青的上山下乡。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该草案的第38条对知青上山下乡作了正式表述：“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有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场去工作是非常必要和极其光荣的。”

　　最早将上山下乡付诸行动的是青年志愿垦荒队。当时在青年中蕴藏着极大的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周恩来在多次讲话中提到了当时的中国农村情况，引导广大青年认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了保证增加农业的产量以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在发展合作化的同时有系统地推广新式农具，推广抽水机和水车，推广良种，改进农作技术，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并且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结合国家形势，谈到青年人的抱负，动员青年们组织志愿垦荒队。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队长杨华在晚年回忆说：“正是由于周总理在1954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番话，才使我毅然决然地向党组织提出远征开垦荒地的请求，成了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长。”继北京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萝北县之后，天津、上海、河北等10多个省、市又组织了50多批青年垦荒队。

　　从此以后，知青上山下乡就成为了周恩来最关心的工作之一。1957年6月26日，他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我们的中小学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以外，多数都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同年9月26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报告时提出：“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减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1957年12月23日，他写信鼓励上海市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的农民，并且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中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上海随之出现了一个上山下乡的热潮。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根据当时的国家形势，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周恩来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他在1962年11月8日指出：“我们安置城市下放人员是积极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就业范围、解决城市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这是个长期任务，我们是从这个目的开步走的，所以说这是有前途的事业。”周恩来还把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63年7月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提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1965年2月26日，他又明确指出，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工作是延绵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业。应当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工作。一定要高瞻远瞩，长期打算，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中央成立了专门的安置机构，将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法规，在人财物上作出安排，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知青的安置方向。

　　最初寄希望将知青安置在国营农场，但农场能容纳的劳动力有限，且国家财政负担很重。各地都在寻求更好的安置办法。实际上，有些地方，如天津、四川、广东、浙江等省市，从1957年开始就组织实施了下乡插队的办法，效果较好。浙江嘉兴到1962年已经作出了一定的成绩。1963年浙江省委批转嘉兴有关知青插队的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邓小平率先表态支持。周恩来明确表示赞成。1963年7月9日，周恩来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它地方不能这样干呢？……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他提出：“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要勤俭办事业，要节省花钱。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就投资少，效果大。”安置方向调整后，插队比例迅速提高，1966年已经达到70%以上。

　　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为了不断总结经验和解决暴露的问题，各级有关部门经常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在“文革”前召开的全国性的会议有八次，周恩来四次到会。周恩来的多次指示，涉及到知青工作的方方面面。从干部带队到精神食粮的提供，从帮助“出身不好”的知青卸思想包袱到强调严惩侮辱知青的违法乱纪行为等。这对于调动各方积极性、特别是知青的积极性，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1965年2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各大区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指出：下乡知青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我们总要替他们想一想，他们前途怎么样？我们要不关心后代，那么什么人关心呢？国家就是我们这些人在服务嘛！我们就要指引他们，告诉他们往哪一条路上走是正确的；帮助他们，检查他们，负责到底。两句话：国家关心，负责到底。一定要这样他们才放心。发生了错误，我们就要纠正错误。发生了偏差，我们就要去纠正偏差。关心不够，我们就要多去关心。遗留下来的事情还没有解决的，我们就替他们解决。这样才能使他们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安下心，将来就是很好的农村有知识的劳动者，反过来也是能劳动的知识分子，就结合起来了。

　　据有关部门统计，“文革”前已经有近130万知青在农村安家落户。当时周恩来曾兴奋地说：现在，上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而且多数稳住了，这就是很大的成绩。当年毛主席指挥百万雄师下江南，解放了全中国。今天，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文化部能不能拍一部大型纪录片，题目就叫作《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尽管这部电影由于“文革”开始未能完成，但在五十年代，周恩来推荐的一出歌颂知青上山下乡的戏曲——豫剧《朝阳沟》成为了经典，流传至今。

“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中国最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也是周恩来工作最繁忙的时期，但他仍然投入了比以前更大的精力来指导知青工作。

　　“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最早是青年学生自动开始的。其中北京女红卫兵蔡立坚是第一人。她在1966年大串连时就决定到她路过的山西一个山村落户，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作贡献。1966年底、1967年初有小批的中学红卫兵出发去黑龙江开始农垦生活。1967年10月，北京几个中学的10名红卫兵，自动前往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同年11月，北京又有1000多名红卫兵奔赴内蒙古和东北插队。还有一批东城区的红卫兵50多人，在1967年4月间自行组织起来，寻求上山下乡的路子，最终选定云南的西双版纳。由于办手续的问题，他们直接上书周恩来。他们在1998年回忆道：当他们见到周恩来时，“面对总理那疲惫而又亲切的面容，心中感到非常温暖”。当周恩来收下他们的报告时，他们相信，“总理一定会为我们安排好，就像父母一样。”“我们度日如年地等着、盼着，终于我们的要求获准了！”

　　北京红卫兵的带头下乡，在全国掀起了城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浪潮，一时使主管上山下乡安置的部门和接受安置任务的地区措手不及。到1968年10月25日，全国有21个省、市、自治区向国务院提出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计划，计划年内和第二年春季以前下去208.3万人。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更推动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1969年1、2两个月，就有155.6万人下乡落户。到年底，全国共下去267.38万人。当然，在这些知青中，既有怀着理想主义的，也有随大流的，有自觉自愿的，也有不那么情愿的，因为当时基本上别无选择。值得一提的是，“文革”时期的各级领导干部大都能以身作则，这也常常成为了打开新局面的关键。在中央领导人方面，周恩来的侄儿和侄女，一个去了延安，一个去了内蒙古。董必武的小儿子第一次下乡被诬遭到关押，在周恩来干预下才被放回来。回到家以后董必武又为他另外找了一个地方插队落户。1974年华国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步行到小女儿学校参加家长座谈会。他在会上发言讲到上山下乡的意义，并表态坚决支持自己的女儿上山下乡。当老师和家长们认出是华国锋副总理的时候，整个学校都轰动了。该校的这一届应上山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全都比较心情舒畅地到农村插队了。

　　1969年初，北京2.6万多名知识青年到延安地区农村插队落户，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就是这个大队伍中的一员。1970年3月，周恩来亲自对北京市负责人说：北京去延安插队的青年，分布在一千六百个大队，派一千六百名干部去，一个大队一个，一定要抽调好的干部去。当这些干部出发后，周恩来又指示发表一个消息，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以期引起全党的重视。

　　1969年建国二十年大庆时，全国各地选派314名下乡知青代表来京观礼，其中有30名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一起，同首都人民欢庆佳节。周恩来特意安排知青代表住进了中南海。观礼的前一天深夜，周恩来在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和邓颖超一起来到知青代表们的住处看望。当时代表们都睡熟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听说此事后，代表们都感动得热泪不止，抱怨自己睡得太死。

　　1970年3月10日，周总理决定以国务院名义在北京召开“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陕西省、延安地区和各县负责人外，还有国务院的八个部的负责人。座谈会产生的3个文件都由周恩来批准发布。3月26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全体与会同志，并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在讲话前，首先向大家宣读了《毛主席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9月23日延安各界向毛泽东致电祝贺，1949年10月26日，毛主席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发回复电）。然后，周恩来围绕《复电》精神，以具体、生动的事例，给大家讲光荣革命传统，并结合发扬革命传统，对延安的知青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

　　这次会议对延安的知青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对全国知青工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据当时延安地区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截止1971年10月，北京插队知青在延安抢险救灾中涌现出的见义勇为青年就有552人；3130名知青担任了学习辅导员；763名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118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268人加入了共青团；3360人被评为积极分子；2374人担任了社、队基层干部；267人担任了“赤脚医生”；6500人被输送到工交财贸战线工作。有人1996年9月对在北京工作的延安知青作了初步了解，担任司、局级以上干部和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学者达到500余人。在这些人中，习近平和王岐山在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毋庸讳言，多达一千多万的知青上山下乡，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所难免，有些问题一度还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大的时代背景原因，也有基层单位安置不力，做了违反中央政策的事情。最常见的是挪用上面拨下来的安置知青的钱和物，还有同工不同酬、口粮不够和侮辱女知青等。因此，无论是知青本人、还是知青的家长，有相当部分人存在着不满的情绪。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还有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对此都相当重视。周恩来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了大量的精力。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下乡知识青年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如实地反映了一些知青插队落户中出现的问题。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亲笔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4月27日，周恩来主持会议研究落实毛泽东的复信精神。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会上周恩来长时间耐心地听取了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的汇报，研究了统筹解决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作了重要讲话。顺便提一下，当时主管知青工作的部门为“国家计委劳动局下乡安置组”。在此次会上，为加强领导，周恩来指示成立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该机构于同年10月挂牌办公。

　　6月8日晚上，周恩来会见外宾后，顾不得休息，亲自起草文件，亲笔给毛泽东写报告。10日，经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印发了毛泽东的复信和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并附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信的通知》。中央要求印发至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并传达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

　　6月20日至8月7日，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周恩来抱病听取汇报，主持修改会议文件。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参加关于知青的会议。8月4日，经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文件发到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并传达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此次会议从统筹解决问题的目的出发，总结了几年来的情况，对知青下乡、管理、返城等政策作了若干调整。

　　在统筹解决具体问题中，周恩来操心最多，考虑最全面周到，几乎涉及到生产、生活、学习、卫生保健等方方面面，甚至包括女青年下地劳动上厕所这样细微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73年6月至8月的那次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将云南省委，昆明军区一份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部违反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情况的检查报告以及新华社的有关报道印发给全体代表，“请他们各自回本省严格全面地检查各地生产建设兵团和公社生产队以及国营农场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全部情况，按照这次全国工作会议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政策所规定的各项办法，予以彻底实施。”周恩来同时指示公安部绝不能手软，严肃查处各种针对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违法犯罪行为。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重视下，各地很快查处和严惩了一批犯罪分子。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回到各省后，督促各级党委派出工作组下去检查知青工作，要求发现问题必须尽快进行整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知青心中的周恩来

　　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普遍对周恩来的关心爱护感受很深。他们在周恩来的身上，也能够看到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良苦用心。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央号召高校毕业生下乡当村官。当年的知青典型董加耕激动地说道：“这就是我们当年理想的延续。”

　　邢燕子、侯隽和董加耕一样，是上山下乡知青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在她们两人的心目中，对周恩来的感情胜过了自己的亲人。在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的时候，邢燕子说，二十多年来，只要一提起周恩来的名字，就会悲痛得捶胸顿足。侯隽说道：“谁的父母要是死了二十多年，也不会老想起来就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谁也不敢跟我说。就我们家人也好，我们单位的同志们也好，谁都不敢当着我提总理，一提总理我就难受。”

　　邢燕子和侯隽分别于1958年和1962年主动离开北京到河北农村参加劳动生产。在那个年代，很多文艺工作者都深入到工农兵中间创作。上海女作家黄宗英发现了邢燕子和侯隽的动人事迹，并和她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在北京，周恩来请黄宗英等人吃饭，黄向周恩来汇报她遇到的几位下乡女知青。周恩来立即肯定了青年一代上山下乡的意义，并希望黄宗英能够用笔把她们写出来。1963年7月23日，黄宗英与一同下乡的张久荣合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立刻引起热议，各报刊也纷纷转载，邢燕子和侯隽的名字家喻户晓。当时上山下乡的知青流行一句话：“我们是学雷锋、学侯隽去的。”

　　此后周恩来还多次接见过她们，不断给予鼓励。在1973年的那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还特地要求把“邢燕子、侯隽找来，听听她们的意见，让大家看一看，这就是我们多年培养的上山下乡知青典型。”邢燕子一生中感到最幸福的就是5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3次见到了周恩来。侯隽见过周恩来6次，她一直清楚地记得每一次见面的细节，以及周总理对她说过的每一句话。她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在1975年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讲的一句话。当时周恩来为了鼓励一位老代表战胜病魔，坦诚地对那位代表说：“我得的是癌症……”在场的侯隽立刻像被雷击一样，顿时什么都听不清了，直到回到宾馆才清醒过来，然后扑倒在床上失声痛哭。

　　像邢燕子和侯隽这样的知青典型，在“文革”后的一段时间里，大都受到过一段时间“审查”，但他们都能正确对待。当他们回到群众中受到热情欢迎的时候，他们更加体会到了听毛主席、周总理的话，始终不脱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极端重要性。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贡献最终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在邢燕子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候，胡耀邦一句话为她解了围：“邢燕子是党培养起来的，不是‘四人帮’培养的。”她先后3次受到胡锦涛的接见，后来还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胡锦涛1997年到天津视察工作时，曾专门接见了侯隽，十分关切地询问了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一起合影留念。

　　赵炜在《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的序言中写道，“这本书稿，浸透了那一代知识青年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厚感情”。“侯隽等同志怀着深厚的感情记录了那段难忘的岁月，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这本书不仅可以使读者了解到周恩来总理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高度关怀农村的建设，关心知识青年的成长，而且可以从这个角度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

　　赵炜曾多次目睹周恩来为安排好知青呕心沥血工作的情形，深受感动。对周恩来等老一辈中央领导为知青工作付出的艰辛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深感欣慰。她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成为一页翻过的历史。但是，我们无法否认，正是那段坎坷经历，才使许许多多当年的知青成了今日共和国的栋梁之材。数数看，如今，在为数不少的高级领导、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企业家和众多事业有成的各界名流中，有许多都是上过山下过乡的知识青年；在千百万平凡劳作，为共和国繁荣富强无私奉献的普通人中，更有许多都是上过山下过乡的知识青年，那段历史留在他们身上的烙印已经成为一笔宝贵的历练财富。”

　　关于“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有这样的表述：“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后来，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一批国家建设人才。但是，在青春年华失去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在此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达300多亿元，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因此加重了负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得不到妥善安排，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这段话提到的知青的贡献，可以说是周恩来一直殷切期望的；而提到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周恩来一直在努力设法解决的。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新的经济发展和大批知青要求返城的呼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安置知青就业方面转换了思路：一方面抓计划生育，一方面抓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旧的经济体制，不断为知识青年在城镇就业创造条件。从1980年开始，有步骤地结束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尽管人们、特别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对上山下乡有着不同的体会和看法，但是，广大知青还是能够感受到周恩来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对周恩来的深切怀念之情和敬仰之情也会长期留驻在他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