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海南的五指山市水满乡原始森林，一片郁郁葱葱，芭蕉树、椰子、橡胶、沉香、香樟树、油茶，异常安静。没有风，只有远处的山，一层一层，云从山中间生出来。一会儿，雨来了，不大，但是整个五指山脉都笼罩在雨幕中，这里没有汽车的喧闹，飞鸟也绝迹，只有雨在沙沙地下着。
傍晚时分，一条短信映入眼帘，“老师，张部长走了”。我看了李宁的短信，猛然一惊，张全景部长走了，一位慈祥的老人走了，像父亲一样慈祥的老人走了；一位一身正气，对共产党无限忠诚的老党员走了，一阵悲痛不由得涌上心来。
雨在沙沙地下着，敲打着树叶，也落在我的心坎上。我在五指山，透过层峦叠嶂的山，向北方望去。在北京那个院子里，老人是不是在家里安详地躺着。
36年前一个凌晨，中央组织部长的电话
蓦然间，我一下子想起了1996年11月13日这一天早晨，我在拉萨的布森格路。我还在沉睡着，西藏比内陆天亮要晚两个小时，太阳才能出来。八点多钟的光景。红机子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
“李锦吗？我是张全景呀，伙计，祝你一炮打响，祝贺你。”我一听，很熟悉的山东德州口音，就是张部长。惊诧于老人家这么早打电话来。张全景部长是土生土长的德州人，1931年12月生，平原县三唐乡姚屯村人。他一辈子乡音不变。
他说，“你写的贡嘎县家甲日乡依靠党组织反分裂斗争的调查，胡锦涛批示了，我刚从他的办公室来，这件事情很好”。你在山东一直搞基层党建，搞了九间棚，一到西藏就抓了党建的典型，在反分裂斗争的前线抓了这个典型，一炮打响，很好，很好。”
胡锦涛认为：“甲日乡的经验很好，要认真总结推广。如果西藏所有的乡都像甲日乡这样做，反分裂斗争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而西藏的稳定与社会发展就会大有希望。”说完，张部长又说，你和陈奎元、郭金龙他们讲一下，好好抓这个典型，你回到北京来，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推广这个典型”。
我认识张部长是因为九间棚典型的宣传推广，已经认识很多年了，听到老部长的话，我说“一定向他们转告”。他说，“西藏条件艰苦，缺氧，你自己岁数也不小了，保重啊”。我说，部长，你放心，我一定保重。
我一到西藏，第一次出发，就带着铺盖住到村里。调查报告以内参形式发往中央高层。胡锦涛曾在西藏执政四年，西藏的政治局势与矛盾冲突，他比其他领导人有更深刻的体会。1994年10月，胡锦涛在飞机上听我汇报九间棚情况时，曾说有什么好典型可以直接寄给他。当时，我从有关渠道了解到胡锦涛同志正在江苏视察，还担心他看不到这份调查报告。
远在西藏，听到老部长告诉我胡锦涛批示的事情。这时听到山东的声音，一个老前辈的声音。我不由想起了，我到西藏之前去老人家告辞的情景。他给我送了一枚孔繁森的首日封，拿起笔在上面签着张全景三个字。孔繁森是山东省进藏工作的干部，两次进西藏，加上留任，算是3次援藏。其中，两次进藏都是张部长直接送去的。他每次从西藏回来，都会去部长那坐一坐，兴致勃勃地讲西藏的建设和发展，讲西藏的风土人情，却从来不讲困难、也从不提个人升迁和调动。部长是希望我们学习孔繁森精神与作风。这个首日封我一直保存着。
当天下午，我又接到新华社副社长南振中打来的电话，他也对“甲日道路”的一炮打响表示了祝贺。张全景与南振中两位领导都是从山东走出去的，对我熟悉。现在两位领导都不约而同地用“一炮打响”来形容，让我感到既欣慰又激动。
过了10个月，我回到北京。当时中组部还在西单北边，到中组部大楼去看望老人家，一下子坐了一个多小时，他了解西藏基层的情况，西藏党组织建设的情况。这时候他的秘书不断进来，说外面人在等着。
我说”张部长，您有事情，我再来看您”。
张部长说“不要睬他们，是要官的事情，我就想听你说说西藏基层的情况。”
我向他汇报翻身农奴的情况，还有分裂主义势力在基层活动的情况 。临走了，部长说，“我已经通知党建局李景田了，你明天向他汇报一下，下一步怎么宣传推广这个典型的事情。”
我说“西藏的情况复杂，典型的宣传还放不开，北京的人也担不着底。
部长说“我给李德洙打个电话，需要我给郭超人说吗？”
我说“部长，那就不用了。”
张部长是1991年2月至1994年10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94年10月至1999年3月任中共中央第14任组织部部长。一个部长，位高权重，用这么长时间听一个记者的汇报，使人怎不感动？离开中组部的大楼，我心里充满感激。张部长对在西藏工作的人是这么关心，对西藏的情况这么关心，利用我回北京的机会见见面，拉拉呱。这里有调查研究，还包括一个山东老领导对他曾经关心帮助过的一个记者的关爱。
最使人难忘的是，张部长的一声“伙计”，使我担待不起。在德州方言里，伙计是朋友、兄弟、哥们之间的亲密称呼。不说官阶悬殊，而且部长比我年长20岁，该是爷们相称。可见部长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雪域高原早上天很冷，零下30多度，可是部长一声“伙计”，使我感到温暖。
因为九间棚，与张部长结缘
我是1970年从老家到山东的，1976年到新华社当记者。最初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研时经常往德州跑，搞过不少调研报道，张部长也知道。后来引起他关注的还是九间棚的调研。胡耀邦1984年国庆节到沂蒙山来以后，沂蒙山的脱贫就开始了。
九间棚村群众在党支部书记刘嘉坤带领下，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架电、修路、治水，充分显示了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力量。张全景部长那时是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在临沂开会听刘嘉坤发言后，说出了一句流通很广的话，“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后来，在临沂的宣传，在九间棚的宣传中，临沂地委书记王渭田、宣传部长李祥栋、组织部长乔延春都非常重视九间棚的典型推广。1985年张部长在山东省委组织部工作时，他曾在临沂农村整整考察了19天，最终写出了《农村要致富，必须建设好支部》的调查报告，随后又在临沂召开全省党建工作会议，直接推动了当地和全省的扶贫工作，1995年这个地区在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中率先实现整体脱贫。
一次在随同中央领导考察时，我们在机场等着领导同志来。张部长也在机场等着，闲聊时他说，“典型的作用非常重要，首先是老百姓干出来的；其次是领导重视，还有你们这些文人，你们也很重要，没有你们调研得那么细，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情况呀”。部长说，“有什么好典型，你可以直接写给我”。
九间棚这个典型在新华社内参刊登以后，当时筹备莱西会议会议的领导就确定让九间棚刘嘉坤在莱西会议上发言，也是唯一的一个村支部书记在莱西会议发言，张部长推荐了九间棚。他对九间棚的关心一直就像自己的事情。九间棚进城进了下山，我找了当时的县委书记李玉妹，帮助建了花岗石厂。张部长知道九间棚建花岗石厂后，专门给刘嘉坤来了一个贺电。一个小厂子，也没有开会，也不好见报。后来成立金银花协会，老部长也写了祝贺词。但是老部长对九间棚的关心，却使人感动。
部长送我们的，比我们送他的多
我到西藏去之前，孔繁森纪念馆1995年在聊城开幕，那一次山东干部都去了。这时候张部长已经是中央组织部长了，他讲话声音洪亮，就像30岁的中年人。
那一次，我正好跟着乔石委员长一起到聊城去。张部长在聊城挂职当过县委副书记，后来孔繁森也当过县委副书记，张海迪也是那个县的。他与孔繁森也是熟悉的。他对孔繁森这个典型是用尽了心血。
我从西藏回来不久，部长和我讲福建典型叫谷文昌，这个书记事迹过得硬，他和我讲了一通，没有想到调查是张部长自己写出来的，他不仅抓典型，还自己动笔写。
后来退休后，他到九间棚来过两次，我和嘉坤到部长家去了不止四五次。他家住在北京长安街西延长线木樨地的一处普通院落。这个房子很老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幢14层居民楼。老部长就住在这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上。是一个大通道的尽头。家里与普通市民家的摆设一样的简单和质朴。桌子、茶几、沙发都很陈旧，都是70年代的东西，我说“部长，你也该换一换了”。他说“一样用”。
我和嘉坤去了，部长在屋里面还穿着拖鞋，就喊说“嘉坤来了，李锦也来了。”我们说，部长，我们来看你了。一进门，他就说带东西干什么？其实也就是金银花、核桃、山楂、板栗。我每次去，总带着我刚刚出版的书。嘉坤说，“都是山货，我自己家里种的”。部长说，“以后可不许这样，来看看老朋友，你们从沂蒙山里来，我就想见到你们说说话”。这时部长又让他的老伴出来和我们一起谈。老人家长我和嘉坤20多岁，老两口陪着我们，一啦一个小时。他们就是愿意听真话。
嘉坤素来直爽，村里的事情，遇到的社会上事情，说着说着便说到不正之风。部长一说起社会的不正之风，厌恶情绪便起来了。他总是讲毛主席好，讲共产党江山要做下去，就得要解决好党的先进性问题。你们九间棚不是也遇到过困难吗？党和群众也有不信任的时候，不就是靠你刘嘉坤吃苦吃亏吃气，牺牲了自己，才把大家凝聚起来么。
老人家虽然退休了，但是对党风一直是高度关心的，言溢于表，对不正之风常有痛心疾首的情绪。我们讲话，老太太也不吭声，过一会，替我们倒水。
老太太一直都没有工作，是个家庭妇女，他当了省委组织部长，才解决了农村户口，就在家里服侍部长。当我们走的时候，老太太拿了一堆东西，我们送的就是金银花、山楂、核桃，而老人家送的是德州扒鸡，大概是他老家送来的，还有几种茶叶。嘉坤连忙推辞。部长说，“你送给我，我也得送给你，你不要推，有来有往”。我一看说“部长，你送的东西比我们送你的还多”。部长说，“我老了，吃不了用不了，你和嘉坤拿回去分分”。
每次到他的家时候，他总是很亲切，就像家里的前辈一样，告诉我怎么走怎么走，有一次他还下楼接过我们。以后岁数大了，他就在家里等着。
有人说“九间棚精神过时了”，老部长发火了
老人家头发花白，可是腰板笔直，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他重感情，对沂蒙山区，对基层党建最感兴趣了。在谈起沂蒙精神时，他把九间棚看成沂蒙精神的代表，总是想多了解一些下面的情况。往往嘉坤说农村的事情，我说思想理论界的事情。一文一武，一虚一实，老人家都关心。
有人说“九间棚精神过时了”。部长眼睛盯着我看“还有这种说法？”我说，他们说现在用不着艰苦奋斗了。
部长说，他们就不懂什么是九间棚精神，什么是沂蒙精神。光艰苦奋斗吗？关键是党带领人民群众奋斗，这个他们看不准，九间棚鹏这个典型一开始，就是党支部带领人民群众的典型，党员发挥作用的典型，只要共产党做江山，这个精神就不过时。
老部长的情绪上来了，我不敢再谈下面的情况了。我说，现在我们党要解决长期执政，现在的领导也是强调要解决长期执政，这是共产党的重大课题。
部长说，“你告诉我，你说，这是谁讲的”。
这时候，我不能再说了，我便不吭声了。部长说“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能当共产党的官”。
我说九间棚也遇到困难，也有自己过不去的坎。部长说困难归困难，那是两码事，关键是只要是嘉坤坚持共产党为人民群众这一条不变色，其他的困难迟早都会解决。
我说，“嘉坤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不怕吃气，现在讲永不停步，永不服输，永不变色。”
部长说，“对，就是永不变色，永不停步，我们共产党就是靠这个”。
老人家是一辈子在党的人
我不少朋友，邵景均、叶星他们关于党建的文章与书，部长都替他们写序，我在新华社山东分社办党建参考内参时，我兼了总编辑，部长专门给我们写了一个题词，还打电话请郑科扬老领导，也给我们题了一个词。
张部长是一辈子思考的人，我们去时，他写的文章常给我们看看。这些，总是与党建有关系，老人家可算是一辈子在党的人。2006年，已退下来的部长谈起一个县有11个副县长，他脱口而出：“官多为患。”国内外上百家媒体竞相报道，引来一片热议。有人说“这位老党员敢说真话! ”为此他赋诗一首：“文章讲话万千言，莫如四字波浪翻，惹来众议说长短，赤诚为党在心间。”他还把这首诗念给我们听。2007年，他连续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是《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吗?》，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马恩著作的学习》，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他对苏联亡党亡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研究，总结出苏联亡党亡国的五大原因：否定党的领袖，否定党的历史;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失去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党风败坏﹑严重脱离群众;干部路线严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严重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改变了党的颜色。他讲得很激动。我感到，这是一位敢于斗争的老共产党人，铮铮铁骨，一身正气。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他身上，能感受到这种豪气。
其实，我们山东人更多地感受老部长的慈爱与仁义之心。老部长长我21岁，每次见面，握着他厚实的手总是感到温暖。他不是那一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人，他对待不正之风像寒冬一样的残酷无情，可是对待老百姓，对穷人，对受灾受难的人，他总是给予同情，不是那种只为当官别无他求也不肯帮助人的人。他当好官是对党忠诚，对熟悉的人，他总是能帮忙就帮忙的，从来不推辞。有时候他说，“我退了，讲话也不一定有用，不过该关心的我还得关心”。他说过一句，人遇到难处不容易开口的，找到你讲话，也是下了多大决心的，能办就办，违背原则的就不办，和人家讲清楚。相处久了，觉得老人家是高大的，他是一个人，是一个怀着大爱大仁大义的人，也是对党无限忠诚的人。至于他的一些事情，我想起“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也不便多说了。
老部长在党言党，对自己要求很严。我们和他见过很多面，从来没有提过职务或者调动的事情。正因为这，与他谈话双方都没有压力，像朋友似的。有人说我憨，抓不住机会。其实，当官大了，说不定绊在哪里，被关在哪里。何似我这样一辈子写稿，不也是很好嘛。
最后一次见老部长，是2020年，也是与嘉坤一起去的。他说，李锦，你也是老党员了，你帮助嘉坤，帮助九间棚，我们也感谢你。那一次，我是与嘉坤一起去宋平老人家以后见的张部长。一晃，也有两年多了，我们经常念叨，想起了北京的这些老领导，曾经关心过九间棚与沂蒙精神的老领导，过一阵子不见，总想去看看。过年过节，在微信里向老人家问候，老人家有时候把他写的文章还发给我们看一看。
晚上，我和嘉坤打了一个电话，嘉坤说，沂蒙山的天也是阴的，我说五指山在下雨。从山东到海南，老天在为我们的好部长送行。
海南大地，青山肃穆，树林幽静，眼前的水一动都不动，与天际一起沉默着，在默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好部长，党的好儿子，我们山东人的好亲人，好长辈。
五指山上，雨飘了一阵，香樟树、沉香、椰子树、三角梅、桫椤树、槟榔树、木棉树、榕树、榄仁树，全都低下了头。树干、树叶以及布满了青苔的岩石板上，全都披挂着透明银白色的细小水珠，湿漉漉的一片。
我在深深的绿谷中间，面对青山，我心里对老部长讲，26年前你说我一炮打响，我现在还在写，我也渐渐地老了。我在山里正在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一篇文章接着一篇文章写，住在山里已经很久了，这个“炮”还要打下去的，牢记老部长的嘱托，为党为人民不断地发声，以此寄托对老部长的哀思，也感念老一辈共产党人对对我们的期望和嘱托。
李 锦 11月9日于五指山
来源：李锦解读国资政策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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