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描绘了日后“苏联”的框架：由旧俄国的单一制转向联邦制，使各民族在自由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建立新的联合，过渡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单一制。
1918年春末，围绕粮食征购问题发生了尖锐的斗争，俄国各地爆发了反对政府的起义和武装叛乱。帝国主义开始公开进行武装干涉，白军叛乱更趋活跃，反革命浪潮席卷苏俄土地。斯大林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命——作为人民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前往察里津整顿南部俄国的粮食、石油等物资的运输工作。他以铁腕在察里津建立革命专政，1918年的“察里津驳船”就是一次“小清洗”。“察里津保卫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本文为《俄国革命家小传｜钢铁领袖·斯大林》连载之十九
中篇·中央委员斯大林（1912-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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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里津
“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为苏俄赢得了宝贵的巩固政权和建设国家的时间。现在，摆在列宁和他的同志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有：强化城市工人阶级与乡村农民阶级的联盟，巩固政权；改组和整编军队，训练红军；编制宪法，确立和完善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恢复和发展经济，并向社会主义进行改造和过渡——每一项都是重大且艰巨的。
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积极推动“民族自决权”，鼓励各受压迫民族从原沙俄领土独立建国，为奠定新俄国的制度框架发挥了关键作用。
1918年4月，《真理报》分两号连载了斯大林撰写的关于“建立俄罗斯联邦”问题的文章[1]。文章指出：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联邦制国家，以美国和瑞士最为典型。但美国和瑞士的联邦制仅仅徒留形式，实际上早已变成单一制国家（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一次检验）[2]。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其联邦下的各州既不是按照民族划分，也不是基于经济联系，而纯粹建立在某些偶然的历史经历上，如“由于外来移民或村社偶然占领了某些领土而建立”。但苏俄要采取的联邦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联邦制完全不同，因为从旧俄国独立出去的国家无论在民族构成、经济联系还是语言及生活习惯上，都是较为固定且独立的单位（如乌克兰、克里木、波兰、南高加索等等区域）；并且这些区域之所以曾经并入俄国，只是基于沙俄封建帝国主义政权的暴力和压迫，而当俄国各族人民恢复自由后，这个靠暴力和压迫来维持的旧帝国便一定要解体，使国家制度由单一制转向联邦制，使各民族在自由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建立新的联合。[3]
因此，苏俄的联邦制度并不如一些资本主义联邦制国家那样是“各个独立城市的联盟”[4]或“或一般区域的联盟”[5]，而是“在历史上分离出来的、有特殊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成分的一定地域的联盟”。相应的，组成这个联盟的各成员，就是“自然地具有特殊的生活习惯、特殊的民族成分和某种最低限度的经济地域的完整性的一定区域”，如波兰、乌克兰、芬兰、克里木、南高加索等等。在权力划分上，联邦中央和各联邦成员分别享有不同层次和范围的国家权力：“陆海军、外交、铁路、邮电、货币、通商条约和总的经济、财政、金融政策——这一切大概将是中央人民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其余一切事宜，首先是一般法令的执行方式、学校、诉讼、行政管理等等，则归区域人民委员会负责。”此外，苏俄联邦制度将充分保障各民族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无论在诉讼方面或在学校中，都不得强制采用任何‘国’语！每个区域选择一种或者几种适应当地居民民族成分的语言，并且在一切社会机关和政治机关中都要遵守少数民族语言和多数民族语言完全平等的原则”。
可以说，斯大林在这里描绘的就是日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的框架。当后人习惯于将1922年“苏联”的国家设计归功于列宁时，不要忘记斯大林也是这一制度的重要奠基者。
令人意外的是，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斯大林笔锋一转，提出苏俄的社会主义联邦制其实也是历史的、必将走向消亡的——既然苏俄联邦制度建立在俄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条件上，那么当这一国情和条件发生变化、不复存在时（比如，当民族融合和各民族一致性取代了民族隔阂与民族间差异性，当全联邦共同的经济社会生活取代了各民族独立的经济社会生活时），以之为前提的苏俄联邦制度必然也要发生变化：“俄国的联邦制也同美国和瑞士的联邦制一样注定要起过渡作用，过渡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单一制。”未来的历史趋势仍是属于单一制的！
根据斯大林的分析，我们可将美国、瑞士的资本主义联邦制与苏俄社会主义联邦制的不同历史演变轨迹对比如下：
美国、瑞士：
偶然形成的各州 →过渡：联合成联邦 →联邦名存实无，统一为单一制国家
（殖民或移民） （统一条件尚不成熟） （形成统一国家的条件成熟）
苏俄：
暴力并入的单一制帝国 → 各民族自由结合的联邦 → 重新融合为单一制国家
（旧沙俄的民族压迫） （推翻压迫，实现民族解放） （民族界限逐渐消亡）
整个过程正是“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历史辩证法的体现。当然，这一理论只是部分地成为了现实，后来的苏联既没有自始至终地充分保障各民族的自由和权利，也没有支撑到它消灭民族界限真正将各民族融合为单一制国家的一天。但1991年的解体却是以极其惨痛的代价反证了这一联邦制度的自由基础——它的各个成员国真的可以合法的从联邦退出并恢复独立。
同样在1918年4月，列宁在受中央委员会委托而起草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处境下如何建设新国家的计划，包括：
① 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和提高生产效率，需要向劳动群众提出“精打细算，节俭办事，不偷懒，不盗窃，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的口号，要“使群众转到正规的、坚持不懈的、有纪律的劳动，优秀的和最觉悟的工人和农民”，发扬主人翁精神，为国家努力劳动、积极生产；
② 确立党和劳动人民对经济活动的有效管理，“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掌控并改造那些在革命中被剥夺和没收的原属资本家的企业，使之为国家计划服务；
③ 为保证生产效率和提高生产力，需要收拢各行业及领域内原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们为苏维埃服务。为此可以暂且向他们妥协，按照资本主义的办法，给予他们远超工人工资的高额报酬。“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我们虽然已经战胜了怠工，但还没有造成使资产阶级专家受我们支配的局面……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对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的‘服务’付给高额报酬……显然，这种办法是一种妥协。”[6]
④ 继续实行银行国有化，把银行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共簿记的枢纽机关”。在一些部门实施国家垄断（如粮食垄断、皮革垄断等），并准备将对外贸易纳入国家垄断；
⑤ 建立常规的、有法可依的征税制度，使苏维埃财政进入正常轨道，改变革命初期依靠向资产阶级强行摊派和随意征收的临时办法；
⑥ 完善法律，建立工农法院，用正规的司法审判代替革命初期不经程序的就地枪决等临时措施；
⑦ 完善苏维埃民主制度，实施普遍的选举，吸收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参与政治生活和管理国家，巩固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
等等。
列宁的计划既雄心勃勃，又小心翼翼，充满了现实主义的冷静。[7]这也是斯大林等与他一起工作的苏俄领导人们的共同态度。
军事方面，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的第二天（3月4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建立“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法令，由已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的托洛茨基担任主席。在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最高军事委员会制订了一个建立一支包括红军（陆军）、红海军和特种部队（边防军和内务部队）三种力量的约一百五十万人的正规武装的计划[8]，并决定实施义务兵役制。3月底，新的军区体制确立。4月底5月初，新式空军也开始组建，苏维埃武装实现了陆海空三军全覆盖。4月，红军中开始普遍实施“政治委员制”，以加强政治领导。4月底，红军宣布师以上军官须由最高军事委员会直接任命（过去是选举制），以保证最高军事委员会对军队的控制和领导。
不过，国家建设的大幕刚刚展开，苏维埃政权便再次陷入生死考验。
首先，在1918年春末，围绕粮食征购问题发生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农村里掌握大量多余粮食的富农拒绝按照政府规定价格将粮食卖给国家，他们把粮食囤积起来进行投机活动，对抗苏维埃的征粮工作。此举引起了多个城市的粮食短缺，并造成城市居民的饥荒和普遍不满。如果继续下去，将威胁到这个新生国家的工业建设和经济恢复，并可能使党丧失城市居民的支持（基本盘），甚至被对手推翻掉。苏维埃政府被迫派出大量城市工人组成征粮队，到农村强制征收富农囤积的粮食。同时，发动广大贫农建立“贫农委员会”，向富农发起致命一击——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贫农（及大量中农）在共产党的动员下直接扬了富农的底，夺走并重新分配了大多数富农的土地，没收了大量富农的粮食和财产，配合工人征粮队向政府上交粮食。富农经济从此遭到重创，但也使相当数量的富农彻底转向反政府，他们支持和参加了白军和各种反对苏维埃的部队，在军事上对抗新政权。从4月到6月，俄国各地都爆发了反对共产党政府的起义和武装叛乱。
夏季来临，帝国主义开始公开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协约国的英法军队侵入苏俄北部，日本军队也从远东进犯，甚至德国也违反“布列斯特和约”出兵侵占了克里米亚和南高加索的部分地区。在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下，敌视新政权的白军叛乱更趋活跃（以旧军官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为首），一些城镇陆续被占领，形势日益危急。很短的时间内，反革命的浪潮就席卷了大片苏俄土地，越来越多的地方沦陷于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之手（但以两个首都为代表的俄国核心地区始终在苏维埃控制下）。大片领土沦陷又进一步加剧了从春季开始的粮食征购困难和食品短缺（尤其在乌克兰沦陷后）。后方百姓每天能得到食物配给大幅度减少，饥荒开始弥漫，因饥饿和疾病导致的非正常死亡大量增加。许多工厂被迫停产或减产，交通运输也经常陷入停顿。
在苏维埃俄国生死存亡之际，斯大林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命——作为人民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前往察里津整顿南部俄国的粮食、石油等物资的运输工作，以便使这些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后方。
6月4日，斯大林带着人民委员会的委任状离开莫斯科，前往察里津。这份委任状上写着：
人民委员会任命人民委员会委员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为特命全权南俄粮务总领导者。各地方各区域人民委员会、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各司令部和各部队长官、各铁路机关和车站站长、各内河和海上商船的组织、各地邮电和粮食机关、所有专员和代表均须执行斯大林同志的命令。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杨诺夫(列宁)[9]
6月6日，斯大林到达南俄重镇察里津。与他一起到达的还有人民委员会派来的由400名红军战士组成的队伍。也就是说，斯大林是带着“尚方宝剑”（武力）来的，任何不服从命令者都可以被抓捕甚至“斩于剑下”。他将以铁腕在察里津建立革命专政。
6月7日，斯大林从察里津给列宁发了第一封电报，介绍了他着手整顿运输和确立秩序的各项措施。电报中写到：“在察里津，现在已经做到实行配给制和固定价格”，“目前在察里津忙着调集列车。过一个星期我们就宣布‘粮食周’，把近百万普特粮食一次运往莫斯科，由铁路员工专门押运，事前会通知”，“由于下新城不放出轮船，水路运输陷于停滞。请下令立即让轮船开来察里津”，“我已经派信使去巴库，日内我就动身南下。商品交换特派员札依采夫因为盗窃公家货物，投机倒把，今天将要逮捕……”[10]考虑到这些措施发生在斯大林刚到察里津的一天内，任何人都不得不佩服他的果断和行动力。
列宁非常重视和肯定斯大林在察里津的工作。在收到斯大林电报的次日（6月8日），列宁向下诺夫哥罗德的伏尔加河水运管理局发出电报，命令后者“立即无条件地执行人民委员会特派员、人民委员斯大林的一切命令和指示。”[11]此后数日，列宁与斯大林几乎每天或每隔两天都会进行一次电报通信。
7月7日凌晨，斯大林收到了列宁发来的电报。电报介绍了莫斯科刚刚（7月6日）发生的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用炸弹炸死了德国驻俄大使（以报复布尔什维克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这会恶化德俄关系，并可能诱使德军恢复对俄国的全面进攻。斯大林阅读后向列宁回电，在常规的汇报工作外，也表达了他对这次反革命事件的看法。电报中写到：
察里津以南线路仍未恢复。我在督促并责骂所有该督促和该责骂的人，相信很快就可以恢复。尽可放心，我们不宽恕任何人，不论自己或别人，粮食总会运去。
你的通知已经收到。为预防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将做好一切准备。请放心，我们的手决不发抖。[12]
前一段体现了他不遗余力解决粮食运输问题的决心，后一段则表明他已经吸取列宁的提醒，将为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而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任何人在看到电报中那句“我们的手决不发抖”时都能明白他所指的是什么意思，并能感受到一种彻骨的冷酷。列宁当然是可以“放心”的，他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位毫不动摇甚至毫不留情的执行革命政策的猛士。
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在7月7日向列宁的回电中严厉批评了红军中部分留用旧军事专家的消极、懈怠和不尽职守：“如果我们的军事‘专家们’(饭桶！) 不蒙头睡觉，游手好闲，线路就不会被切断；如果线路恢复，那也不是亏了军事专家，而是由于反对了他们。”这就间接与军事负责人托洛茨基发生了冲突，因为正是托洛茨基留任和重用了大量旧军官和军事专家。斯大林还顺带向列宁要求获得特别军事权力，以应对战争危险：“突厥斯坦的情况不佳，英国正通过阿富汗进行活动。请授予某人(或我)特权(军事性质的)以便在南俄地区及早采取紧急措施。”这个要求很快得到了许可，斯大林在主持粮食和物资运输外，又获准调度南俄地方军队。雷巴斯评论说：（在察里津）“斯大林获得了独裁的权力”。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是完全必要的，而斯大林本人也表现了出色的运用这些权力来达成目标的才能。
在察里津，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军校的斯大林实现了从革命年代组织工人斗争的非正规武装领导者向调动和指挥大批正规红军的职业军事将领的转变。军装军帽开始成为他出行的标配。也是在察里津，他与苏俄的“红色将军”伏罗希洛夫[13]和布琼尼[14]建立了血与火的友谊，二人此后成为斯大林在军队中的坚定支持者。还是在察里津，掌握大权的斯大林主持成立了一支彪炳史册的军队——红军第一骑兵军（又称“骑兵第一集团军”），汇聚了日后支撑起苏联军事半壁江山的“全明星阵容”：军长布琼尼、政委伏罗希洛夫、炮兵指挥库利克[15]、师长铁木辛哥[16]、师长罗科索夫斯基[17]和团长朱可夫[18]。
7月10日，斯大林给列宁写了一封语气急切的信。信中严厉批评了托洛茨基滥发军事委任状的行为，表示：“如果托洛茨基不加考虑地乱发委任状给特利弗诺夫(顿河区域)、阿弗托诺莫夫(库班区域)、柯培(斯塔夫罗坡里)，发证件给法国使团人员(理应予以逮捕)等等，那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月以后我们在北高加索的一切将全部垮台，我们将完全丧失这个边区。”这是斯大林作为地方军事领导人向整个红军的统帅托洛茨基的第一次直接、公开的发难。在信件的末尾，斯大林向列宁要求取得独立的军事全权，以便更好地建立秩序和解决粮食运输困难，因为“粮食问题同军事问题是自然地交织在一起的”。他说：“我必须有军事全权……我将自己作主，不经形式手续把那些损害工作的集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撤职。工作的利益要我这样做，当然，我决不因为没有托洛茨基的公文而不去行动。”这个措辞简直不是请求列宁，而是将做好的决定通知列宁。这同时也意味着，斯大林主政下的南俄在军事上已经事实上脱离托洛茨基的控制，来自莫斯科指挥部的指令只有在经过斯大林的同意后才能在察里津生效。
7月下旬，斯大林将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中所有不受他信任的军事干部逮捕，关押在被称为“察里津驳船”的浮动监狱内。被逮捕的人中包括托洛茨基非常器重的沙俄旧军官、贵族、高级将领斯涅萨廖夫。托洛茨基闻讯立即给斯大林发电报要求放人，但遭到拒绝。最终，从莫斯科派来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工作组（托洛茨基委派）解救了斯涅萨廖夫，而其他被捕的军官则全部因涉嫌反革命被枪决，尸体和驳船一起沉入伏尔加河水底。
斯大林为什么要违抗红军统帅托洛茨基、违反军队内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呢？正如他在十月革命前曾违抗列宁的原因一样，他相信只有自己的判断才是准确的：
第一，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在军事上的才能是华而不实的。他过分迷信和任用旧军队的军官和军事专家，但这些人的业务水平其实是值得怀疑的。并且，他们只是在沙俄时代的对外战争中立了些功劳、积累了经验，而当下正在进行的国内战争是与以往的对外战争完全不同的——这不是本国爱国者对抗敌国侵略者的战争，而是国内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战争，面对这样一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战争，旧军事专家的经验又有多少能派上用场呢？斯大林认为，要打赢国内战争，技术和经验固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对工人阶级和苏维埃事业的高度忠诚。但旧军事专家们由于其出身和思想理念等原因，恰恰在这方面是有短板的。[19]
第二，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远在莫斯科不了解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发号施令和调兵遣将难免发生错误。自己是南俄的一线工作者，亲手掌握第一手的情况，对局势和人的判断肯定比托洛茨基更准确。如果明知道来自托洛茨基的指令是滞后的、不符合实际的、甚至错误的，那为什么还要去执行？那样岂不是牺牲了革命利益来迁就行政手续吗？当然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
至于为什么必须将军区里不受信任的、有反革命嫌疑的军官全部逮捕并处死，斯大林的观点是：局势正在恶化，大战即将到来，面对白卫军声势浩大的进攻，红军的准备不足且居于劣势；为了能在迫在眉睫的生死较量中战胜对手，就需要提前消除一切可能的隐患，保证红军内部的绝对忠诚和团结。因此，为了不让这些“有问题”的旧军官在接下来的战争中给革命带来破坏，把他们提前解决掉就是合理的。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为后人争论和诟病的斯大林。同样的逻辑在二十年后的“大清洗”运动中被重现。或者我们可以说，1918年的“察里津驳船”就是一次“小清洗”。
当事人之一的伏罗希洛夫曾对察里津时期的斯大林做过生动的回忆：
斯大林的批示很简短：‘枪决。’如工程师阿列克谢耶夫、他的两个儿子及和他们一起的大量军官就被逮捕，且未经任何审判被立即枪决。这些军官中有一部分人是谋反组织的成员，而另一部分人只是被怀疑参与此事……察里津的面貌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得完全认不出来了。这个不久前公园里音乐声还喧闹作响、资产阶级与白军军官公开地成群结队在街头漫步的城市，现在已经变成了红色的军事营地，在这里极其严格的秩序和军事纪律高于一切。这种后方的巩固立刻对我们在前线作战部队的情绪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指挥员、政治人员和全体红军开始感觉到，一只坚强的革命之手在引领着他们。这只手为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在进行斗争，无情地惩罚在这场斗争中所有狭路相逢的挡路人。[20]
伏罗希洛夫的描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雅各宾专政时期的罗伯斯庇尔。不过，无论能力还是智慧，斯大林都显然在罗伯斯庇尔之上。
那么，对于斯大林公然对抗托洛茨基的行为，列宁是什么态度呢？列宁当然知道斯大林的信件和行为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表态支持斯大林，但也没有直接驳回，他实际上是默许了斯大林。也就是说，托洛茨基仍是掌握实权的红军最高统帅，但他的权力止步于察里津；在南俄，只有斯大林的命令是管用的。列宁在以一种高度务实主义的态度维持着局面的平衡[21]。事实上，列宁自己也对旧专家保持着谨慎和怀疑。就在1918年下半年，契卡（肃反委员会）人员甚至被允许逮捕持有由列宁亲笔签署的委任状的专家们，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小清洗”结束不久后，大战果然来临了[22]。7月底，由克拉斯诺夫将军率领的哥萨克白卫军约6万人逼近察里津，意图端掉这个红军后勤线上的重要堡垒。当时，察里津的红军力量约4万人，武器装备也不如白军。克拉斯诺夫认为：6万对4万，优势在我！于是命令部队向察里津阵地猛烈进攻。最初，白军依靠数量和武器装备上的优势，一度攻占了察里津周边的数个城镇，甚至切断了察里津与莫斯科间的交通。但红军意志坚决、顽强抵抗，最终于8月底转入全面反攻，给予白军重创，并迫使其退回到顿河右岸。此后的几个月内，克拉斯诺夫又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向察里津的进攻，在红军的顽强抵抗下，均以失败告终（红军自身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到1919年2月，白卫军落荒而逃，撤出了察里津地区，“察里津保卫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察里津战役是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战役：它的胜利保住了苏俄南部的重要后勤线路，使高加索的粮食和石油能够源源不断地运抵后方（也避免了这些战略物资落入敌手），为整个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它是红军成立后一次非常成功的城市防御战，使红军获得了宝贵的城市作战经验，提升了城市作战中步、骑、炮等不同兵种协同配合的能力，丰富了红军军事理论；它打响了“第一骑兵军”的赫赫威名，也进一步提高了斯大林的政治声望和军事声望——6年后，为纪念斯大林指挥察里津战役的功勋，这座城市被改名为“斯大林格勒”。
注释：
[1] 原文标题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织》，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2] 斯大林：“美国和瑞士已经不是联邦国家。它们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是联邦国家，从十九世纪末全部政权由各州、各邦转归中央联邦政府的时候起，它们事实上已经变成单一制的国家了。历史证明，美国和瑞士的联邦制是各州、各邦从独立走向完全联合的过渡阶段。联邦制作为从独立到帝国主义单一制的过渡阶段是一种完全适宜的形式，但是各州、各邦联合成统一的国家整体的条件一成熟，联邦制就被废除和抛弃了。”
[3] 斯大林：“在俄国建立联邦制度将意味着这些地域和居住在这些地域的各族人民摆脱旧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在西方的联邦国家那里，领导国家生活建设的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联合’不会没有暴力，这是并不奇怪的。在我们俄国这里则恰恰相反，领导政治建设的是帝国主义的死敌无产阶级。因此，俄国可以并且必须在各民族自由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制度。”
[4] 斯大林未明说，这里似乎指的是瑞士的联邦制。
[5] 斯大林未明说，这里似乎指的是美国的联邦制。
[6] 此项举措引起了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极力反对。
[7]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结尾部分用两段生动的语言，总结了革命者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所应有的状态：
“大飞跃时代真正应该注意的是：旧事物的碎片极多，并且有时比新事物的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的数量积累得更快，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找出最重要的环节。有这样的历史时刻，当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多积累一些碎片，就是多破坏些旧机构；也有另一种时刻，即在破坏已经够了的时候，那就需要做些‘平凡的’工作（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看来是‘枯燥无味的’工作），清除地面上的碎片；还有一种时刻，这时最重要的是精心照料在瓦砾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从碎片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
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
[8] 计划150万，但在内战前实际只动员了50万人参加红军。
[9] 引自《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10] 原标题为《给弗·伊·列宁的电报(一九一八年六月七日)》，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11] 引自《斯大林年谱》。
[12] 原标题为《给弗·伊·列宁的信 (一九一八年七月七日)》，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13] 伏罗希洛夫，乌克兰人，工人出身。卢甘斯克游击队的创立者，时任红军第十军军长。斯大林到察里津后被斯大林任命为第3、5集团军司令员、前察里津展现集团军司令员。1935年晋“苏联元帅”。
[14] 布琼尼，俄罗斯罗斯托夫人，贫农出身。沙俄时代曾担任哥萨克的基层骑兵军官。斯大林到察里津后受到斯大林重用，其领导的骑兵旅被扩充为第一骑兵军，布琼尼任军长。1935年晋“苏联元帅”。
[15] 库利克，乌克兰人，贫农出身。沙俄时代曾担任基层军官，擅长火炮。斯大林到察里津后受到斯大林重用，担任第一骑兵军炮兵指挥，人称“察里津炮王”。后长期主持苏联武器装备研制。1940年晋“苏联元帅”。
[16] 铁木辛哥，乌克兰人，农民出身。沙俄时代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后转向布尔什维克，并加入红军，成为基层指挥官。内战期间担任第一骑兵军中的师长。1940年晋“苏联元帅”。
[17] 罗科索夫斯基，俄罗斯普斯科夫人，工人出身。沙俄时代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后转向布尔什维克，并加入红军，成为基层指挥官。内战期间担任第一骑兵军中的师长。1944年晋“苏联元帅”。
[18] 朱可夫，俄罗斯卢卡加人，鞋匠之子。沙俄时代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后转向布尔什维克，并加入红军，成为基层指挥官。内战期间担任第一骑兵军中的团长。1943年晋“苏联元帅”。
[19] 托洛茨基对旧军官和旧军事专家的任用在当时也有一定不得已之处。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只领导过主要由工人组成的、临时性的、非正规武装，从未建立独立的军队。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只获得了很短的喘息时间就陷入内战，根本不可能及时培养出足够的革命军事干部。因此，在组织红军作战时，往往不得不大量使用原属沙俄旧军队的军事干部（同时派政委进行监督）。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一样，了解使用旧军官的必要性，但他明显更加倚重和信任在工农中涌现的新干部。而托洛茨基则倾向于依靠这些已经受过专业训练、有较高军事素质的旧军官，发给他们大量重要岗位和职务的委任状。
虽然红军大量留用了旧军官，但在内战期间的生死考验中，也涌现了许许多多新的、出身于工农的优秀的军事干部。最典型的例子是东方战线上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恰巴耶夫（夏伯阳）。而在斯大林主管的第一骑兵军，除了军长布琼尼在沙俄时代受过较好的军事教育外，其他指挥官几乎都是0基础速成，人均“李云龙”。
[20] 引自伏罗希洛夫《斯大林与红军》。
[21] 南俄的特殊性也使列宁不得不对斯大林的“过分”行为有所容忍，因为这里不只有一般的军事问题，还有更重要的资源问题。如果斯大林的举措能够保证粮食和石油等资源的充足供应（这对苏维埃政权是极端重要的），那就不妨给予他行动自由。这类似于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22] 二十年后的苏德战争也有相似的轨迹：“大清洗”结束后，只过了两年多，战争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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