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李大钊
就义前的李大钊
对于“牺牲”二字，李大钊必是早有准备、坦然处之的。1919年，30岁的李大钊便写下题为《牺牲》的文字，他心目中的牺牲壮烈而优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被捕后，他写的《狱中自述》，字体苍劲有力，书写一丝不苟，没有丝毫的慌乱与犹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临刑前，他目光镇定，泰然自若，视死如归。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这正是李大钊的生动写照。值此李大钊同志牺牲95周年之际，我们回顾这位无产阶级英雄的壮烈人生，以缅怀先辈的伟业，学习先辈的精神，继承先辈的遗志。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乐亭县，从小孤苦伶仃，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母亲也在他一岁半的时候撒手而去，他是由老祖父抚养长大的。老祖父是个读书人，渴望把自己的孙儿培养成能光宗耀祖的读书人，因此在李大钊幼时即严格要求。李大钊3岁识字，5岁时就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
他从小学习就很刻苦，在7岁时就到附近村子的私塾去读书，他是这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但却是最用功、学习最好的学生，常常得到老师的夸赞。后来到另一个举人家里读书，同样得到先生的称赞。但与现在刻苦读书的年轻人不同，李大钊读书从来都不是为了“内卷”。在他读书的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压迫的时代。他5岁时发生了甲午战争，11岁那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略至乐亭附近。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在李大钊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3岁那年在听了黄玉堂老师讲的太平天国故事后，激动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从此，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便时刻牵挂在他心中，读书并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翻身当老爷，而是要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使所有人不受压迫。他后来在《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1905年，16岁的李大钊考入了永平府中学。在永平府中学的两年里，他常常和进步同学讨论国家大事，接受新思想，手不释卷的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1907年夏，李大钊考入天津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这里遇到了史地教员白亚雨。白亚雨老师在辛亥革命时是同盟会会员，领导发动了滦州起义并壮烈牺牲，就义时高呼：“此身可裂，此身不可屈。”白亚雨老师的革命思想和英雄气概，进一步坚定了李大钊的革命意志。
1912年到1913年，由于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窃取，这时的李大钊极其忧愤，先后发表《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他痛斥袁世凯等军阀窃取革命果实，“此辈肥而吾民瘠矣”。此时的他迫切地希望找到一条出路。1913年暑假李大钊结束了北洋政法学院的学业，恰逢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李大钊感到更加愤慨和忧心，筹划到日本去留学。
1913年冬，李大钊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他在学校留学生中组织了5人经济学会，并开始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立即激起全体国人的愤怒，在日留学生公推李大钊为留日学生总会文牍干事，负责起草通电，他连夜写成《警告全国父老书》，迅速传遍全国。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李大钊又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并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激励全国人民不懈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李大钊在全国闻名一时。为了推动斗争，李大钊没等到毕业，就于1916年5月提前回国到上海，投入火热的反袁斗争。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袁世凯仅做了83天的皇帝梦，便一命呜呼了。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18年1月，李大钊由章士钊推荐，接替章担任了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以前就为《新青年》写过文章，到北京大学后进入《新青年》的编辑部，并继续辛勤地搜索有关各国革命运动的材料，特别关心俄罗斯革命。1918年冬，李大钊和进步教授高一涵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曾采用“马尔格斯”的名字，为的是与“马尔萨斯”相混，以避免反动当局注意。1918年10月，毛泽东经杨昌济教授介绍，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助理员，也受到李大钊影响，毛泽东后来曾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的李大钊
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开始阐明十月革命的性质，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行演讲会，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之后又写了《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的文章，热清讴歌十月革命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遏得住的”，为中国指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方向。这一篇演讲稿和一篇文章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五卷5号上发表，也使新文化运动开始带上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1919年1月18日，帝国主义策划的“巴黎和会”开幕。作为战胜国的我国派出的专使在会上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的特权，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的权益等要求。和会一开始就暴露出列强分赃的面目，使我国的权益受到极大威胁。在这个时刻，各校学生２月初便以北大为中心也开始组织起来，提出维护国家主权的要求。随着马克思主义逐步广泛的宣传，在李大钊周围聚集起一批具备初步共产主义意识的革命骨干。
1919年3月，李大钊发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号召青年：“在寂寞的方面活动”、“在痛苦的方面活动”、“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世间的黑暗，仍旧遍在，许多的同胞，都陷溺到黑暗中间，我们焉能独自享受光明呢？”“青年呵！ 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李大钊组织起来的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骨干的一部分爱国青年，这时经常在一起活动。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上蛮横地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无不群情激愤。李大钊和团结在他周围的骨干同志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学生，强烈抗议。
1919年5月4日，浩大的示威游行开始了。各校学生手持“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拒绝和约签字”等旗帜，高呼口号，昂首前行。在曹汝霖住处赵家楼，愤怒的爱国群众，创造了“火烧赵家楼”这一页壮烈的历史。部分学生和市民被捕，5月6日，李大钊为营救他们四处奔走。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指出：敌人不仅是“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和卖国贼，而是整个“强盗世界”。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字的日子，李大钊接连写了许多短评发表在《每周评论》。北洋政府的代表最终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运动取得初步胜利。
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广泛搜集资料，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中分别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经济论等，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文章有些地方写得还不够准确。但它毕竟是我国最早比较系统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曾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优秀领导者之一，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建党前，李大钊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工作。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秘密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会的有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张国焘、瞿秋白等。当时，邓中夏等每天一早就到北大三院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下午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晚上聚在一起讨论革命问题或交换学习心得，总要到深夜才散去。这为后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打下了基础。之后，李大钊还于帮助天津的同志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19年底到1920年初，李大钊号召先进知识分子开展工人工作。在他的帮助下，邓中夏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一部分青年学生，开始到工人中去，把他们组织起来，实行“工读互助”。1920年4月8日，邓中夏带领平民教育讲演团一个组到长辛店进行讲演活动，由于与工农没有共同语言，演讲效果不佳，其中一些以“救世主”的姿态下去的学生，便责怪起群众“愚蠢”来，不肯再到工农中去了。而以邓中夏为代表的革命学生，按照李大钊的嘱托，通过虚心向工人学习，很快克服了困难，与工人打成一片。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天津的革命知识分子，如周恩来、邓颖超等也开始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1920年9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冬天，李大钊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建立了劳动补习学校，培养起第一批工人骨干。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出席大会的共有毛泽东、何叔衡等13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当时都因公务繁忙没有参加“一大”。“一大”之后，李大钊开始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很快他们便迎来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
在当时，从事工人运动被军阀政府认为是非法的，而且大多数同志还缺乏工人运动的经验，到各地工人中去开展工作是有困难和危险的。李大钊热情鼓舞大家用大无畏的精神去进行艰苦的工作。他常对同志们说：“列宁在流放中还在组织工人，发动群众，俄国共产党人终于在列宁领导下战胜了沙皇，真不是偶然的事。我们的革命如果不深入群众，不经过长期的、惨烈的斗争，我们的革命前途很难想象。” 1922年1月，黄爱、庞人铨在领导湖南第一纱厂的罢工中牺牲。李大钊特地为当时出版的《黄庞流血记》一书写了序，指出：他们不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死，“乃是为救助他的劳动界的同胞脱离资本阶级的压制而死，为他们信仰的主义而死”。由于李大钊的积极领导和许多同志的艰苦努力，北方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工人，在党建立后的一年间普遍地组织起来。中共二大，李大钊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当年8月长辛店工人大罢工，9月粤汉路长武段罢工、京奉路山海关罢工和安源煤矿罢工，10月唐山铁路工人罢工、开滦煤矿大罢工，直到12月15日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罢工。北京近郊的农民也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发动起来，按照工人罢工斗争的办法，先给军阀政府一个“最后通牒”，紧跟着停止了送菜和运粪。其次，学生运动也高涨起来。
1923年爆发的“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工人阶级用他们的头颅和热血，唤醒了中国人民。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军阀吴佩孚用武力野蛮迫害工人代表。2月4日，京汉铁路全路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进行反抗。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授意和庇护下，下令对汉口、长辛店等地罢工工人实行血腥的屠杀。工人死伤者，被捕入狱者，开除流亡在外者众多。其中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壮烈牺牲，造成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李大钊是这次大罢工的积极领导者之一，对于阶级兄弟的牺牲，他比失去自己的亲人还悲痛。“二七惨案”中，他多年的同学白坚武，为吴佩孚出谋划策、残害工人，李大钊写信痛斥他是吴佩孚的帮凶，并宣布跟他断绝关系。亲不亲，阶级分。即便是面对自己多年的好友，如果他站在革命的对立面，那他就不再是朋友，而是坚决斗争的对象。
“二七”惨案后，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要求更加迫切。1922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集中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李大钊坚决支持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会后，李大钊根据党的决定去见孙中山。当李大钊说明自己是中共党员，而中共党员也就是第三国际党员时，孙中山表示：你们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始迅速转变。此后，李大钊与孙中山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正式召开，孙中山指定李大钊为北京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宣言和党章，经过李大钊等共产党的努力，国民党表现出了巨大的进步。1924年2月底，李大钊从广东回到北京后，立即用国民党的旗帜展开工作。不多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成立了，天津市和直隶省的国民党部也成立起来了。在北方，几乎所有的国民党组织都是共产党人着手成立起来并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
1924年5月下半月，由于张国焘叛变出卖，李大钊、张昆弟、高君宇等许多共产党员被北洋军阀政府明令通缉，李大钊被迫避居到故乡附近昌黎的五峰山。李大钊的夫人很为他担忧，来信想托白坚武做个人情，取消通缉令。李大钊坚决拒绝，回信中说：“去托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时，我们虽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就断绝了交往。他在直系军阀幕下摇羽毛扇，而我却站在革命的一边。就是亲兄胞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何况我与白坚武？”“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李大钊的革命信念始终坚定，他对革命的前途始终保持乐观的态度。1924年6月上旬，李大钊应当中央要求，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留下担任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亲眼看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又感受到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更加坚定了他对共产主义和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心。这年初冬，他秘密地回到北京，立即投入正在高涨的革命斗争中。
1924年夏，李大钊参加共产国际五大
1924年底，根据党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由李大钊总负责。他领导北方各地的党组织，充分运用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来公开组织工、农、学运动，扩大了革命的势力。1925年以后，北京等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猛烈发展起来，直到1926年“三・一八”以前，群众的集会、游行、请愿、示威，一个接着一个。在北方其他地区，也掀起了群众运动的高潮。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倾向进步，军队改称国民军，并电请孙中山北上。但当孙中山1924年12月到达北方的时候，段祺瑞已经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总执政。这时的冯玉祥受到张作霖和段祺瑞的排挤，到西山“养病”去了。段祺瑞发表宣言声称“外崇国信”，取媚于帝国主义，反对取消不平等条约，宣布开善后会议以反对国民会议。把孙中山气坏了。孙中山加以严厉训斥：“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就在段政府的善后会议期间，孙中山先生于3月12日在北京因病逝世。我党趁孙中山逝世，在全国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宣传运动。北京的党团组织，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在追悼孙中山的活动中，发动了30万人参加，散发了3000多份《政治生活特刊》，大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传孙中山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政治主张。这些宣传，对满怀悲愤的人们很起作用。当孙中山出殡那一天，10多万北京人民为他送丧，队伍经过西华门时，愤怒的群众把挂在那里的善后会议的牌子给砸毁了。
孙中山逝世后不久，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在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赵世炎等人的领导下，迅速将各阶层人民组织了起来。当上海工人、学生遭到帝国主义屠杀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北京学生立即组织“沪案雪耻会”。接着，工人组织了“工人雪耻会”。3月12日，大沽口事件发生，激起全国人民愤怒，3月17日，李大钊亲自率领北京全市各学校、各团体的代表团100多人分别到外交部和国务院去请愿。但是，段政府竟用刺刀回答了人民的要求，当场刺伤多人。3月18日，李大钊又组织2000多人的请愿团到执政府去请愿。军警用排枪，用刺刀、马刀，灭绝人性地射击砍杀群众，一时血流满地，惨不忍睹，死者47人，伤者200多人。李大钊在请愿时，走在最前面，以致头部和双手负伤，并曾一度被捕，因回答机警脱险后，仍不顾个人安危，镇静地指挥和掩护群众撤退，直到枪声响过半个小时后，他才随着最后一批群众撤出广场。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恐怖。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联合起来，疯狂地加紧了对革命的迫害，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京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兵营内，开始秘密工作。在他领导下，沉寂多年的兵营，一时成了北京革命运动活跃的指挥中心。外面虽是敌人的黑暗统治，里面却是热火朝天地开展工作。敌人为了逮捕李大钊，派特务经常监视出入人员，利用招工友的机会，派人伪装打入内部。他们还逮捕了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李渤海，诱使他叛变，进一步摸清了内部组织情况。然后，他们找当时任公使团团长的荷兰公使欧登科交涉，希望准其进入使区抓人。于是，各国公使开会集议，竟公然允许张作霖的“安国军”派兵进入使区抓人，而且允许其头领在荷兰使馆内坐镇指挥。在这时《辛丑条约》却被他们卑鄙地视若无物了。1927年4月6日清晨，奉军及所谓“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悍然不顾一切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实行了疯狂的大逮捕。敬爱的李大钊先生也被捕了！
李大钊被捕后，敌人用竹签打进他的指甲缝，最后竟剥去他双手的指甲，但是，李大钊始终没有一句有损的利益的“供词”，没有泄露一句机密。敌人还多次组织法庭审判，法官们每次都杀气腾腾，手下的狗腿子们也一起威吓、吼叫。但是连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李大钊受审时……态度从容，毫不惊慌。”威逼不成，敌人又继以利诱，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对李大钊许以高官厚禄，李大钊从容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贼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杨宇霆不觉老脸一红，灰溜溜的逃走了。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李大钊所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亲爱的党，仍然是他为之鞠躬尽瘁的革命事业。他的夫人及两个女儿与他一同被捕，但他“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北方铁路工人，提出了劫狱的口号，并组织了劫狱队。李大钊知道后，极力反对这种冒险行动：“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 他在狱中写下的自述，回顾了自己革命的一生：“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李大钊《狱中自述》（部分）
1927年4月28日，丧心病狂的奉系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反对，将李大钊与20位革命者一齐绞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杰出领导人，年仅38岁的李大钊同志牺牲了！
李大钊等人英勇就义的场所——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李大钊始终寄望于青年，他号召青年勇于行动、勇于牺牲：“世间的黑暗，仍旧遍在，许多的同胞，都陷溺到黑暗中间，我们焉能独自享受光明呢？”“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李大钊的牺牲，重于泰山。李大钊所播下的种子，必将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中生根、发芽、成熟、结果。
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参考文献：
[1] 朱文通：《李大钊传》，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版
[2]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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