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大林结束流放回到彼得格勒、列宁从瑞士回来之前的三个星期里，实际上是斯大林领导着全党。在对待临时政府态度上，斯大林与列宁发生了矛盾。斯大林认为，在资产阶级完全转向反革命之前，仍然有争取和督促他们继续巩固革命成果的可能性，此时不能放弃对临时政府的支持，眼前也不具备由苏维埃单独掌握政权的条件。远方的列宁认为：“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斯大林错了，十月革命很快就爆发了。
本文为《俄国革命家小传｜钢铁领袖·斯大林》连载之十四
中篇·中央委员斯大林（1912-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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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上）
警察局留存的斯大林案卷，1911年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视察时，被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枪杀，史称“萨拉热窝事件”。此后，早已虎视眈眈的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协约国”（英法俄）和“同盟国”（德意奥）相继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是一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原料和市场、瓜分殖民地的战争。为了动员本国人民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各国资产阶级政府都举起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旗，希望人民相信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拯救民族”，号召韭菜们踊跃参战“保卫祖国”。
在这种情形下，曾经在1912年巴塞尔会议上通过反战决议的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背弃了这一决议，纷纷在议会投票中支持本国政府的军事拨款，站到了资产阶级政府一边。第二国际在事实上走向了破产。
在俄国，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选择拥护沙皇政府，而孟什维克在稍加犹豫后也站到了“祖国”一边。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大胆的主张：不但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且要反对本国政府，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战败，从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以由战争引发的革命来消灭战争和反动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政权。介于孟什维克“保卫祖国”论（右派）和布尔什维克“本国战败”论（左派）之间的，还有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中派”。“中派”提出“不胜不败”论，即既不应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获胜，也不应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战败。“中派”名义上与右派不同，实际上和右派一样都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进行。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及“中派”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于1914年10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布尔什维克的宣言书——《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成为战争期间俄国国内各政治派别中唯一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力量。当然，这一立场也使布尔什维克遭到沙皇当局更强硬的打击和迫害，大量党员被逮捕、报刊被查封、组织被破坏。并且，当局制造消息，称布尔什维克的“本国战败”论实际上就是要让敌国即德国胜利，这是通敌和卖国行径，而列宁本人就是接收了敌方资助的“德国间谍”。但是，迫害和造谣污蔑没能消灭革命运动，人民对战争和暴政的反抗不可阻止的增长了起来。
形势的发展需要一批能人猛将来推波助澜。此时，斯大林又在何方呢？
自从1913年被捕流放西伯利亚后，斯大林一直没有找到逃脱的机会。警方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对他的看管非常严格。刚开始，他与斯维尔德洛夫还能和其他流放者一起生活。但没过多久，为防止他们逃跑，首都的警察司专门向叶尼塞斯克省警察局下达指令，要求加强对二人的管控。于是，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被单独押解到更遥远的地区（北极圈内的库雷卡村），由专人盯梢看守。这里只有8幢简陋的农舍和67个通古斯族的居民，除了他们二人外没有其他流放者，气候严寒，食物匮乏，不但逃跑没有任何可能性，连生存都极为困难。如果没有当地土著的关照和亲朋好友邮寄的钱和衣物，他们或许会命丧于这片冰天雪地中。[1]
国外，列宁一直关注着斯大林等流放者的动向，并曾专门召开中央会议商讨帮助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逃跑的问题。但最终，除了汇款和相互通信了解情况外，没有别的办法。
就这样，斯大林在西伯利亚苦苦支撑，一直熬到了1916年12月。这时，沙皇政府因战争需要，决定征募一批流放人员入伍参军，与德国拼死一击。斯大林因此被改换指令，押解到靠近铁路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候发落。但在入伍前的体检时，他由于左臂的残疾被认为不符合条件[2]，没有获征，便留在此地继续流放，直至1917年3月流放期满。
就在斯大林苦熬自己最后一段刑期时，帝国的首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故。
1917年1月，愤怒的俄国人民再也无法忍受战争和压迫带来的苦难，彼得格勒[3]十四万工人罢工了。革命的形势山雨欲来，俄国正在走向列宁所描述的局面——“上层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下层也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甚至沙皇的保安机关也报告说：“有总罢工想法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而且这种想法也像1905年那样，正在成为人们普遍的想法。”沙皇政府感到，它已不能掌控快速变化的局势了。
2月23日，彼得格勒出现了大规模群众集会，街道上到处都是示威者，人群中打出了“打倒战争！”、“反饥饿！”、“革命万岁！”等标语。“二月革命”正式开始。
25日，布尔什维克中央俄国局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召开会议，确定将“打倒沙皇君主制度！”和“打倒战争！”作为党在这次革命中的宣传口号。次日，俄国局和彼得格勒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将总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由工人和士兵建立苏维埃政权。
27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起义。起义群众首先攻占了军火库，获得大量武装。随后，首都附近的约7万名士兵宣布支持革命。紧接着，彼得格勒全市被占领，沙皇政府的大臣、将领和高级官员们被捕，俄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同一天，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成立（主席为孟什维克党人卡尔洛·奇赫伊泽）。布尔什维克向全市散发了题为《告俄国全体公民书》的传单，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立即停止战争”等要求。
3月2日，以格·叶·李沃夫公爵为总理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开始接管政权。同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将皇位传给了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称米哈伊尔二世。3日，米哈伊尔二世见情势不妙，宣布退位，结束了自己一天的皇帝生涯。帝制终结了，延续了近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寿终正寝。
3月8日，斯大林流放期满，启程前往彼得格勒。12日，到达彼得格勒。在首都下火车后的斯大林发现，这里刚刚发生了革命，并已形成了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复杂局面。
冷静观察局势后，斯大林挥笔写下了《论工兵代表苏维埃》[4]一文，分析二月革命后的形势和接下来的革命任务。文中指出，只有工兵代表苏维埃才是推动俄国革命继续向前的动力：“俄国革命的力量在于工人和穿上军衣的农民结成联盟……工兵代表苏维埃也就是这种联盟的机关”。因此，巩固苏维埃并加强其力量，就是接下来要做的事：“必须使这个联盟成为自觉而坚强的、持久而稳固的联盟，使它稳固得足以抵抗反革命的挑衅性的袭击……加强这种苏维埃，使它们遍于各地，使它们在中央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个人民革命政权机关领导下彼此连成一气，——这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作中应当遵循的方向。”
随着斯大林的归来，党在首都的领导机关也很快进行了人事调整。斯大林参加了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恢复了他作为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成员的身份，并入选了俄国局主席团。他还被党派入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成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之一。3月15日，复刊不久的《真理报》[5]登出声明：斯大林、加米涅夫和穆拉诺夫为该刊新一届编辑。他又回到了自己创办的《真理报》。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尚在国外没有返回——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瑞士，布哈林在纽约（托洛茨基也在纽约）——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是由一些留在国内的年轻党员领导着，如施略普尼柯夫（33岁）和莫洛托夫（27岁）。而在斯大林（39岁）到来后，这位久经考验、意志坚强、能力出众的中央委员、老党员立刻成为了领导圈子的核心。正如雷巴斯所说：“在列宁从瑞士回来之前的三个星期里，实际上是斯大林在领导着全党。”[6]
3月16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论战争》[7]一文，就是否应继续对德作战提出意见。该文首先明确指出了当前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它的基本目的是让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去侵占(吞并)别国的领土，主要是农业国的领土。这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需要新的销售市场和通往这些市场的方便道路,需要原料和矿产，所以它们竭力到处掠夺这些东西， 不管被侵略国的内部制度如何。”在此基础上，文章论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对待眼前这场战争的态度：
首先，不能停留在反战的口号上。“把一个光秃秃的‘打倒战争！’的口号当做实际方法无疑是完全不适当的，因为它只限于一般和平思想的宣传……”
其次，也不能停留在简单的呼吁各交战国人民都促使本国政府停战、恢复友好上。“应该欢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昨天发出的、号召各国人民迫使本国政府停止大屠杀的告全世界人民的宣言。这个宣言……无疑会使数百数千的工人重新记起已经被遗忘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不能不指出，这个宣言终究不能直接达到目的……如果这些国家的人民还没有认清目前战争的掠夺性质及其侵略目的，那就很难设想他们会响应这个号召。”
那么，留给俄国人民的出路便只有一条。“出路就在于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工人、士兵和农民应当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应当要求临时政府当众公开表示它试图促使一切交战国在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原则下立即开始和平谈判。”如果哪一国的政府不愿意谈判，那就会在群众面前暴露他们的面目，使群众看清战争的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人民会亲眼看到战争的侵略性质和帝国主义集团的血迹斑斑的面目，会认清他们牺牲自己儿子的生命原来是为了这些帝国主义集团贪得无厌的利益。”
最后，斯大林写道：“摘下帝国主义者的假面具，在群众面前揭露目前战争的真正内幕，这也正是向战争宣布真正的战争，使目前的战争不能进行。”
从俄国当时的局势来讲，《论战争》是能适应局势并推动局势向前发展的。但这篇文章在传到国外后却遭到了列宁的批评。因为，虽然文章指出了必须“立即开始”停战谈判，但它的前提是“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也就是说，不是要揭露、攻击乃至推翻这个政府，而是要承认和保留它。这就默认了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斯大林的立场，恰恰就是在承认临时政府的条件下，推动革命的继续发展。从这里开始，我们似乎又看到了1912年斯大林在领导杜马运动时与列宁的冲突。与1912年一样，斯大林没有接受列宁的批评，他坚持了自己的意见。[8]
3月18日，《真理报》上发表了斯大林的另一篇文章《论俄国革命胜利的条件》[9]。在这篇文章中，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要想在俄国胜利所需具备的三个条件：
第一，必须有一个全俄的群众性革命机关，即“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因为，二月革命爆发于首都，所产生的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也主要是首都一地的革命机关。在首都以外的其他地区，革命的影响还十分有限，反动力量还较为强大。这种首都与全国相脱节的局面显然不利于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其他地区也陆续行动起来、成立苏维埃，并最终联合成全俄的苏维埃，才能造成在全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
第二，必须建立一支稳定的、坚强的革命武装，即“工人近卫军”。因为，二月革命中士兵与起义群众联合的威力已经证明了武装对于革命的巨大意义，政权需要靠武装去夺取，也需要靠武装来保卫和巩固。但是，参与二月革命中的武装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偶然性和不稳定性的。并且由于战争的需要，这些武装能被随时调走或更换驻地。因此，只有组织起常规、稳定的工人武装，建立一支驻扎于彼得格勒的忠诚于革命的群众自己的军队，才能保卫革命果实，并在将来夺取更大的胜利。文章写道：“必须建立另一种武装力量，建立一种自然地和革命运动中心联系着的武装工人的军队。没有一支随时准备为革命效劳的武装力量，革命就不能胜利。”[10]
第三，必须尽快召开能代表全民意志的“立宪会议”，以法律和制度巩固民主革命的成果。因为，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西欧不同。西欧（如法国）是进步的资产阶级自己起来领导群众革命，推翻封建制度。因此，革命后的资产阶级政府本身即具有相当程度的进步性。而俄国二月革命主要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资产阶级是在革命后才接管政权，它的革命性是动摇的、妥协的、不彻底的。如果不能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将人民的要求（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革命的成果就可能因临时政府的动摇而丧失掉。文中写道：“我国临时政府不是在街垒中而是在街垒旁产生的。所以它不是革命的，它只是勉强跟在革命后面，绊革命的脚，妨碍革命前进……必须尽速召开立宪会议，因为这个立宪会议在社会各阶层中是唯一有威信的机关，它能够使革命事业完成，从而把振翼欲飞的反革命的翅膀一刀砍断。”
总之，斯大林认为，只有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俄国才能够由刚刚结束的民主革命迈向下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三个条件中，“全俄苏维埃”是革命的群众基础和推动机关，“工人近卫军”是革命的铁拳和坚强力量，“立宪会议”是革命的起点和始发条件。这一思想意味着两点：其一，接下来就要以这三条为工作方向，为这三项目标而努力；其二，这三个条件在当时的俄国是不具备，并且在短期内也难以具备。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推到未来，在短期内是不可想象的。而眼前，就只能现实主义的去巩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并在此期间强化无产阶级及苏维埃的力量。
不得不说，斯大林在二月革命结束后不久就能对形势有较为清晰的判断，并能为接下来的工作指出方向，这是非常难得的。并且，就当时俄国国内各政治派别的实际情况而言，沙皇退位但“王党”的影响犹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虽然晚于革命但有合法性[11]并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苏维埃中孟什维克的影响依然很大并居于优势地位，布尔什维克尽管对工人群众有巨大号召力但也似乎并不具备直接夺权的可能性。因此，接受现实，承认临时政府，利用革命后的民主和自由争取合法活动空间，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努力积攒进一步革命的力量，推动革命的车轮继续向前——这就是斯大林给出的方案，也是当时俄国国内大多数同志都能认可的方案，成为国内党的共识。不过，这不是列宁的看法。
3月29日，全俄党的干部会议在首都召开，斯大林做了《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12]的主报告。在报告中，他详细描述了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并提出了党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报告认为：
“上层是资产阶级，我国的和西欧的资产阶级……下层则是工人和士兵……它们推出了两个政府，两种力量……两个机构分享权力，没有一方拥有完整的权力。因此它们之间就会有而且应该有摩擦和斗争。作用也各不相同。工兵代表苏维埃是革命的实际带头人，是起义人民的革命领袖，是监督临时政府的机构。临时政府实际上起了巩固革命人民的成果的作用……这种局势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的一面：现在就强化革命的发展，加快与资产阶级个阶层脱离的进程，是对我们不利的。资产阶级自己将来会不可避免地离开我们。我们要阻止资产阶级中等阶层的离开，我们必须争取到时间，以便作好与临时政府进行斗争的准备。”
“但是，这种局面不会永久持续下去。革命在深化，将从政治问题转到社会问题。社会的需求将使我们与资产阶级中等阶层脱离。指望在革命结束前不与资产阶级决裂是缺乏理性的。当裂痕不断加深，临时政府就将从巩固革命成果的机构变成策划反革命的机构……反革命势力的动员有自己的旗号：‘战斗到最后胜利！’……他们的半官方刊物已经开始了反对革命的真正的讨伐。反对两个政权并存的征讨已经开始……这个问题会变得很复杂……只要临时政府在强化革命的措施就对它支持，如果它反革命了，对它的支持就是不可接受的了。许多来自外省的同志问：现在是否应该考虑夺取政权的问题。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合时宜的。临时政府并非如此脆弱。临时政府的实力来自英美资本的支持，来自外省的惯性，来自对它的好感：发给它的贺电纷至沓来。我们需要等待，直到临时政府耗尽自己的力量，直到在实施革命纲领的过程中，临时政府自己名誉扫地。唯一一个能够在全俄范围接管政权的机构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我们必须等待，让事态的发展暴露出临时政府的空虚无力，同时做好准备，等待时机成熟。而现在要组织一个中心，也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并巩固它，这就是目前的任务。”
可见，斯大林预见了两个政权并存不会长久，也预见了临时政府一定会转向反革命。但同时，他又认为在资产阶级完全转向反革命之前，仍然有争取和督促他们继续巩固革命成果的可能性，而只要存在这种可能性，就不能放弃对临时政府的支持。此外，临时政府的实力和权威仍在，而苏维埃相对虚弱，眼前也不具备由苏维埃单独掌握政权的条件。总之，虽然迟早要向临时政府开战，但开战的时机并未到来。这个态度是务实的，却也是保守的。
远在国外的列宁则认为，无论临时政府如何在外表上包装和掩饰自己，它的实质都是反动的。这个政府代表的是俄国资产阶级和英法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基于自身的利益只能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并在持续的战争中屠杀更多的工农群众。这个政府不会采取任何真正革命的政策，它只会说一些关于“自由”的漂亮话（以此欺骗群众）。因此，不应该对临时政府有任何幻想，也不应该承认和支持这个政府。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立刻着手行动，准备推翻临时政府，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实现“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在著名的《远方来信》中，列宁写道：
“说工人为了反对沙皇制度反动势力就应该支持新政府，这种人就是工人的叛徒，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和平和自由事业的叛徒。因为实际上正是这个新政府已经被帝国主义资本，被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掠夺政策束缚住了手脚，已经开始勾结王朝……为了真正同沙皇君主制进行斗争，为了真正保证自由……那就不是工人应该支持新政府，而是这个政府应该‘支持’工人！……当前形势即从革命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远方来信·第一封信》1917年3月7日）
“提出工人‘参加’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这种要求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是荒谬的——作为少数派参加进去，那就意味着充当小卒；‘对等地’参加，那是办不到的，因为不可能把继续进行战争这种要求同缔结停战协定和开始和平谈判这种要求调和起来；要作为多数派‘参加’，那就必须有推翻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的力量。在实践中，提出‘参加’这种要求是一种最坏的路易·勃朗主义，这就是说把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现实环境置于脑后，醉心于极其空洞的响亮词句，在工人中间散布幻想，把宝贵的时间白白花费在同米留可夫或克伦斯基的谈判上……二、三月革命不过是革命的第一阶段。俄国目前正处在向革命的下一阶段，也就是向斯柯别列夫所说的‘第二次革命’过渡的特殊的历史时刻。”（《远方来信·第三封信》1917年3月11日）
而在另一篇文章中，列宁写道：“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别要怀疑克伦斯基，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绝不同其他党派接近。”
收到列宁的来信和文章后，斯大林和其他在国内的领导人们犯难了。他们认为，列宁的看法过于激进和理想化，根本无法实现。商议之后，斯大林做出决定：按列宁的要求发表这些文章，但发表时要进行删节，去掉其中过于不合时宜的内容。于是，“和谐版”的《远方来信》在《真理报》上发表了。
1912年，他就曾压下过列宁的文章；如今，他又对列宁的文章做删节。两次，他都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怎么可能立刻推翻临时政府、发起新的革命呢？
斯大林自信地摇了摇头。
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将很快点头认错。而短短几个月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发生了。
注释：
[1]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1913年到1917年的这次特殊的流放经历也成了斯大林人生中的一笔重要财富。他虽然短暂的脱离了革命工作，却有机会同俄罗斯的普通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学习当地居民的语言，了解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穿上他们的毛皮衣服，和当地居民一起捕鱼、打猎，掌握生存技能，并在闲暇时和当地居民一起喝酒、聚会、唱歌和跳舞。当地人送给他一只名为“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的小狗，成为他度过孤苦岁月的重要伙伴。关于斯大林在库雷卡村流放生活的细节，曾负责看守他的警察之一米哈耶尔·梅尔兹利亚科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夏天，斯大林喜欢钓鱼和划船。他用立网来捕鱼。捕鱼用具从过路的商贩那里挑选，然后当场买下。”
“当地居民非常喜欢斯大林，经常去他那里做客，他也去他们家里，他们常常整晚与斯大林坐在一起。他喜欢听些简单的音乐，有时也爱听一听居民们的奇闻轶事。斯大林自己做饭、砍柴、用铁炉子上的茶壶煮茶……斯大林生活简朴、贫困，伙食费不够他开支，当地居民经常接济他。斯大林每次购买食品都支付现钱，在居民需要时给钱帮助他们，特别是帮助雇农别列普雷金一家……邮件一个月送来一次，总是给他寄来些什么东西。寄来过装有药品的包裹，斯大林拿出药品分给当地的居民。有时，斯大林也亲自用药品帮人们治病，在伤口上擦碘酒，撒药粉。”
“斯大林经常与异族人交谈，能谈很久。我并不知道他们谈些什么，只知道他建议他们洗澡、刮脸、剪发，因为异族人非常脏。我记得，他曾帮一个人剃胡子并给了这个人肥皂。异族人尊敬他，对他评价很好。”
“斯大林在库雷卡村读了很多书，写了许多东西。他写了什么和读了什么，我不知道。他把书存放在莫纳斯特尔斯科依村，在那里购买了文具用品。此外，还通过邮寄获得书籍和杂志。”
“斯大林常常去散步，但不会走进原始森林的深处，因为蚊子咬的难受。他常常一个人划船，这方面他无所畏惧，甚至连当地人都感到惊奇。”
“在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之前，从来没有任何流放犯来过库雷卡。1917年初，我、车夫和斯大林乘马车前往莫纳斯特尔斯科依村，斯大林再也没有从那里回来，而我就有了新的差事。”
在1929年时，已经62岁的退休警察梅尔兹利亚科夫加入了苏联的集体农庄，成为斯大林改造国家的见证者。近三年半的流放生活使斯大林对这片土地形成了深厚的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思想和性格。莫洛托夫说：“西伯利亚是给斯大林留下些什么的。”雷巴斯评论：“这个‘什么’不只是打猎的习惯，还有更深层的东西，首先是对辽阔的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感情。此后他再也未能像在图鲁汉斯克流放时期那样，与普通百姓如此接近过。”蒙蒂菲奥里则说：“图鲁汉斯克让他变得更像个俄罗斯人，这或许是因为西伯利亚的风雪改造了他，冰冻了他体内的格鲁吉亚血液。现在，他已经是个自制、警觉、冷若冰霜和孤僻的西伯利亚猎手了。之后成功走进克里姆林宫的正是这样一个人。”执掌政权后的斯大林依然与库雷卡村的捕鱼伙伴保持着书信联系，甚至曾把自己作为国家元首的工资邮寄过去接济遇到困难的村民。1934年，库雷卡村的斯大林故居被改造成一所斯大林纪念馆，并竖起一座斯大林塑像。赫鲁晓夫上台后，该纪念馆在“批判斯大林”运动中被拆毁，塑像也被拉走遗弃。
[2] 斯大林左臂残疾的原因详见上篇第一节。
[3] 1914年7月，沙皇政府将首都“圣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
[4] 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三卷。
[5] 《真理报》于3月4日复刊，复刊后的主编为莫洛托夫。3月15日斯大林加入编辑部后，莫洛托夫退出了编辑工作。
[6] 引自雷巴斯《斯大林传：命运与传略》。
[7] 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三卷。
[8] 斯大林后来承认，他在《论战争》中的立场“是一个极端错误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
[9] 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三卷。
[10] 斯大林在这里实际上已经谈到了革命军队的建设问题，并初步论证了组建独立的苏维埃军事力量或“红军”的重要性。从这一点讲，至少在理念上，斯大林比托洛茨基更早是“红军之父”。
[11] 临时政府脱胎于第四届国家杜马，临时政府的主要官员基本都是杜马中多数党的代表（立宪民主党等），在全国具备一定合法性基础。
[12] 这篇报告未录入《斯大林全集》，此处引自雷巴斯《斯大林传：命运与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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