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这是老百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的赞誉，也是总理与人民关系的生动写照。
中国自私有制社会以来，从夏商周到唐宋元明清至民国，历朝历代的“官民关系”，是“官父”与“子民”的关系，是“治”与“被治”的关系。老百姓“见官矮三分”，政府官员是人民群众的老爷。
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共产党人就是人民的公仆。共产党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勤务员。周恩来担任中共执政的首位政府总理达26年，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他始终牢记和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人民公仆的楷模。
今年是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缅怀他为人民服务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风范，对我们各级党政干部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具有重要启示。
一、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周恩来认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服务员。为人民谋利益是党和政府的根本任务。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作决策，处理事情。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党的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他的一些讲话、主持起草的报告和有关论著中，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时刻不忘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问题，把为人民谋福利放在首位，作为考虑其它一切问题的基点。
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就指出：一定要坚持“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利益”。
1956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经济建设已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但是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位置如何摆，是先生活后建设，还是先建设后生活，这确实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周恩来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改善是相互一致的观点。反对只顾当前生活、吃光用光的高消费，也反对不顾人民当前需要束紧裤带搞建设。他认为，无论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看，还是从近期利益看，经济建设的发展都要兼顾人民生活的改善，无论何时何地，两者均不可偏废。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经常性的和根本性的任务。党和国家关心人民的生活，并为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奋斗，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标志。为此，周恩来曾作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周恩来在任期间，领导编制了四个五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坚持把为人民谋福利放在首位，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国家建设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统一起来。
他把人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件件放在心上。吃饭问题是人民生活中最大的问题。周恩来对这个问题操心最多。新中国成立伊始，他就指出：“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他高度关注水利工作，亲自抓北方农业，都与解决吃的问题有关。特别是“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为解决粮荒，花了很大精力。他一方面统筹安排，由中国人民银行支付大笔外汇，从国外进口大批粮食。另一方面，精心计算，亲自抓粮食调拨，帮助严重缺粮的省份渡过难关。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还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从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仍保存的32份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之多。周恩来还设计了一张《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由于长，被称为“哈达表”。
1958年中央决定加速首都城市建设，包括改造天安门广场和兴建十大建筑。当时人力、物力、财力都很紧张。周恩来指示：“一定要同时注意解决人民居住问题，今年北京住宅的计划少了，应增加二十万平方米、八个月搞起来，不搞科学馆、美术馆，也要盖住宅。”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兴建人民大会堂，当地许多居民主动搬迁让地，投亲靠友。周恩来非常关心这些群众的，多次过问，并指示在和平里修建新住宅楼，妥善安置搬迁的居民。当他察觉住宅建设进度缓慢时，在一次会议上，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严肃指出：“你们光注意搞人民大会堂，不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大会堂盖好了，群众安置不好也不行!我们的人民群众多么好啊，我一想起他们就日夜不安。”由于周恩来的亲切关怀，搬迁的居民很快住进了新楼。周恩来又指示有关部门：“人民大会堂建成后，要把全部搬迁的群众请回来参观，请他们看一场文艺演出。”
1952年周恩来担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在他领导下，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并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他直接过问许多疾病的预防工作。在他的办公室里，存放着一张食道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为了河南林县(今林州市)食道癌的防治，他几次深夜会见医务人员，详细了解情况，询问林县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河流、山脉等地理环境同发病的关系，还要看生物标本，要医生搞一个说明林县食道癌分布情况的沙盘。
70年代前期，他身患癌症后，对我国的肿瘤疾病状况更为关心。当时，有关方面正在组织作全国肿瘤地区分布的调查，调查对象涉及800万人，间接和直接参与这项工作的医务人员近200万。这样的调查规模过去没有过。他非常赞许，要求画一个分布图，作一个大沙盘，标出什么地方有什么肿瘤。这样一看，就知道在北方，食道癌比较多;在广东、广西、香港一带，鼻咽癌比较普遍。他在医院病房里经常看这个沙盘，了解癌症在我国的发生情况。要求政府部门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周恩来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伟大创造力量。他指出，要相信群众的力量，力量的源泉是人民。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对于执政党来说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而脱离了基本群众，就会丧失党的群众基础，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他将脱离群众称作为“搞社会主义的大病。”
1956年5月17日，他在关于昆曲《十五贯》的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严肃批评：“现在有个风气，对领导不称首长就会有人怪”，“老百姓想见做‘官’的是多难啊！”我们做“官”的人，应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
1963年5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列举了官僚主义的12种表现，并细数了其种种危害，认为“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同时，他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他更是严格要求，无论谁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他都要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并责令改正。
他身体力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954年，群众反映北京公共汽车太拥挤。为了解公共交通情况，周恩来带着秘书上了公共汽车，下来后又上无轨电车，在北京城转了大半圈。回到西花厅后，他很快同有关人员讨论并制定了解决公共汽车拥挤问题的具体措施。
1960年冬，中央开始调整农村政策，周恩来派出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农村就公共食堂等问题调查了20多天，未能摸到真实情况。后来，周恩来亲自到武安县伯延村蹲点五天。他走访了几十户贫下中农家庭，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视察集体食堂，查看社员伙食，并与群众同吃玉米面糊，召开社队干部、社员代表、农技人员等参加的座谈会。开始大家不敢说话，周恩来笑着指指身后墙上的画像(当时普遍张贴七位中央常委的画像)：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的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当时社员群众最关心食堂问题，但都不敢说食堂不好。没有人愿意告诉总理饥饿的实情，大家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不给国家添麻烦。蹲在总理身边闷头吸烟的村民张二廷在总理问到他时，头一个跳起身“放炮”：要说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吃不饱。还愣冲冲来了一句：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周恩来闻言猛然一震，沉凝片刻，眼里噙满泪水：还是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我先道歉，对不起大家。周恩来很赞赏张二廷率直地说了真话，反映了食堂存在的问题以及一些干部的作风问题。他主动与张二廷交朋友，亲自到张家看望，在炕沿上两人促膝交谈。经过多方面调查了解，周恩来认为不宜继续实行大食堂供给制。他及时把自己调查的情况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随即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周恩来根据在邯郸调查获得的真实情况，综合了其他领导同志在各地调查的材料，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来中央和国务院在农村政策上采取了新的做法，满足了群众的要求，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
三、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周恩来虽身居高位，但从来都把自己视为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他经常对干部讲，“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要“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他身体力行，心系人民，对人民群众保持高度热爱，平等待人，不摆官架子，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
1957年春天，周恩来陪外宾到杭州西湖楼外楼餐馆吃饭。负责接待的姜师傅陪同。吃饭时，听到周恩来嘴里咔嚓一声，大家关心地问，“怎么了?”周恩来把嘴里的一口菜肴吐在盆子里，若无其事地说，“没事，一粒小沙子。”就把盆子递给了姜师傅。等周恩来和外宾走后，姜师傅检查了盆子里的东西，发现一颗扁形的硬块。他将此交给了领导。当天下午公安的同志找到姜师傅说，经检验，那颗扁形的硬块是半颗金属镶牙的碎片，并问他镶牙有没有脱落。姜师傅摸了摸自己的牙齿，感觉有点异样，一时也说不清。公安同志就认定是他的了。姜师傅感到这件事很严重，觉得对不住周总理，心里忐忑不安，准备接受处分。过了几天，公安局的张局长找到姜师傅说：“这几天你心里不好受吧。”姜师傅说，“没什么。”张局长说，“哈哈!你没什么，周总理可为你着急哩!他要我们看望你，向你道歉!”姜师傅愣住了，“怎么回事?”张局长讲了事情的原委。那天，公安局的同志将镶牙的碎片的事告诉了总理的秘书。在回京的飞机上，秘书向总理汇报了。周恩来一听思索了一会，突然摸了摸自己的牙齿，发现一颗镶牙缺了一块。周恩来十分着急，马上指示秘书从飞机上发了一封电报。回京后，又催促秘书发了第二封电报，要公安厅派人去慰问姜师傅，表示道歉。一周后，周恩来又陪外宾到杭州参观时，专门看望姜师傅，当面向他道歉，并请姜师傅吃饭。每当回忆起此事姜师傅都热泪盈眶，周总理工作千头万绪，还为一个普通的服务员受委屈而挂在心上，周总理对人民群众是多么深厚的感情啊!人民遇到疾苦，常使他陷入痛苦的自责之中。
周恩来一有空就深入群众中间，亲切地询问百姓冷暖，倾听群众心声。从1962年到1966年，周恩来三次到大庆油田视察，走了29个基层单位，同数万名工人、干部和家属见面，同许多人亲切握手谈话。在大庆北二注水站，周恩来看到几个工人正在抢修水泵，就走过去跟他们握手。有个工人手上沾满油污，想往身上擦一擦，可是周恩来一把就抓住了他那油手，紧紧地握起来。他登上钻井台观看工人操作，泥浆溅到身上毫不在意。他听到铁人王进喜带领钻井队开展劳动竞赛，赶超打井世界先进水平的事迹非常高兴，高度赞扬大庆油田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用“两论”起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国争光的精神。1970年8月，王进喜病重住院，周恩来亲自过问他的病情，指示医生精心治疗。11月15日晚上周恩来正在参加一个会议，得悉王进喜病危，立即赶到病房，听取医生汇报抢救情况。王进喜逝世后，周恩来十分悲痛，看望王进喜家属，询问后事安排情况，指示有关领导要逐件落实，还要求医院负责人把王进喜家属的病治好。听了周恩来这样温暖细致的安排，在场的同志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当人民群众遭难时，周恩来与大家站在一起，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3月9日，大地还在颤抖，周恩来到了震区隆尧县，3月10日，他前往受灾最严重的白家寨村，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跟群众握手，说着：“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村民自发围成了一个扇面，周恩来叮嘱不要挤着孩子。他踮着脚尖，可还是看不到最外围的一些人，便让身边的人找来一个木箱，站在上面讲话。当天刮着很大的西北风，可周恩来发现群众都是面对西北风而坐，原来县委专门搭了一个坐北朝南的背风讲台让总理避风。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改变布置，让群众背风坐，他自己迎着风讲话。周恩来满怀深情地安慰村民们，面对灾难，不能低头，要团结起来，重建家园，这样才对得起遇难的那些人。在场所有人都被他恳切且充满信心的语言鼓舞，自发的掌声多次打断他的讲话。最后，周恩来请大家一起呼喊口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重建家园、发展生产!”这发自肺腑的呐喊一扫突发灾难带来的阴霾，灾区人民的信心为之坚定，精神为之振奋。3月22日，邢台地区再次地震。4月1日，周恩来又到宁晋县东汪公社与耿庄桥公社、束鹿县王口公社、巨鹿县何寨公社、冀县马头里公社视察灾情，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1973年他重返延安，目睹人民贫困的情景，禁不住潸然泪下，痛心地自责，我对不起老区人民。1975年2月，他作大手术治疗时，听到云南个旧这个被称为“锡都”的地方,发生肺癌的工人较多。他还没下手术台，就把肿瘤医院院长叫来说，马上派人到那里的矿区去，了解是什么情况。他抱病去看望谭震林同志时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 1976年1月7日深夜，他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在弥留之际,他对大夫说：“我这里没什么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去吧。”这就是他最后的遗言。这使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哽咽。
四、勤奋工作勇于担当
周恩来认为，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对人民负责。干部要有革命热情和担当精神，敢于正视困难、努力解决问题。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
中南海有一个“勤政殿”，曾经是清帝在西苑居住时的办公地点。辛亥革命后成为北洋政府重要的会议厅之一。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两次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此召开，起草政协会议共同纲领的第三小组组长周恩来就住在勤政殿办公。周恩来当上国务院总理后，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总管家，是政务最繁忙的人，不分昼夜地“勤政”。毛泽东说，周恩来工作拼命。邓小平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华侨称他为不知疲倦的“钢人”，外国人称他为“全天候”总理。他被看作新中国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代表。
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每天要处理大量繁杂琐碎的日常工作，总是三更未眠，五更又起。他日理万机却从不说累。他对各省市各部委领导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他对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他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待!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尚存，就得奋斗。”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大串联高峰的日子里，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仔细审看公交部门的生产报表，哪个铁路局的货运量少了，哪个煤矿的产量降低了，哪种产品原材料供应不上了。对这些，他都要亲自过问、查询，找有关部门领导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由于长期的劳累与缺乏睡眠，1967年2月2日，医生诊断周恩来患有心脏病。2月3日，工作人员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劝周恩来注意睡眠，上面这样写道：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后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这张“大字报”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他们纷纷在上面签了字。周恩来同志在“大字报”贴出的第二天，便在上面写下“诚恳接受，要看实践”。而在4月处理广交会的问题时，他又连续工作长达84小时未睡眠。周恩来终因过度疲劳、紧张与严重睡眠不足引发心绞痛与“频发室性早搏”。自此以后，周恩来每晚睡觉前开始吸氧，并每天服药4次。
1970年9月5日，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出现异常。此后，周恩来办公时均有医护人员守在门外以便随时抢救。这年10月19日与老朋友斯诺谈话时，周恩来在谈到自己的健康状况时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为睡的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近4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近73了。”
1972年5月12日，保健医生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发现了4个红细胞。5月18日，74岁的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但周恩来仍然拼命地工作。据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总理病重后仍然坚持工作，睡一个自然醒的觉都是奢侈。他每次做大手术前的一两天，都要把我们叫到病床前，听我们一件件汇报近期急需批阅的文件。当我们含着眼泪离开病房并祝他手术顺利时，老人家却笑着安慰我们：“不一定，两种可能。”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能顺利下了手术台，老人家还会找我们来谈工作，如果下不来，这就是诀别。从1975年10月下旬开始，病重的总理再也没能离开病床。记录显示，自1974年6月1日算起到他去世的587天里，他一共动了14次大小手术，同人谈话233次，会见外宾63次，召开或参加会议40多次，那样的身体支撑着这样的强度，得需要多大的毅力啊!周恩来真正做到了“春蚕到死，蜡炬成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工作中，周恩来敢于负责，勇于担当。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从1958年春开始，急于求成，急于求纯之风愈刮愈凶。1960年外有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我还债之忧，内有自然灾害、生产下降、物资短缺，人民生活困难。国务院各部、委、局和各省、区、市上下出现互相埋怨的情况。周恩来为了安定团结，主动承担三年困难时期出现问题的责任，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周恩来回答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在国家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同志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具体工作由谷牧同志牵头。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请示，第二天清早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这个小组为度过最困难的岁月，做了许多工作。在这种极端困难之中，周恩来顽强维持局面。最后在他的主持下，研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退够”求前进，使国民经济得到健康发展。
周恩来认为，工作中不仅要善于提出工作要求，制定工作计划，更要做到付诸实施，说到做到。反对工作作风不实。1972年 7月，周恩来收到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关于解决国内基础科学长期落后问题意见的信。他阅后，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要求他们以这封信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他还特意强调：“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9月 11日，他给张文裕、朱光亚的信中又写道：“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三令五申、反复强调，虽遇困难阻碍却下定决心、一往无前，这充分表明，周恩来对待工作的高度负责和认真态度，说过的事总是牢牢记挂于心。并时时提醒相关人员不要将某项工作当作浮云一样，随意飘过，而要抓紧加以落实。
周恩来说过，建国以来他重点抓两项，一项是上天，一项是水利。抓“上天”，就是抓“两弹一星”为核心的科技攻关，水利是指各种水利工程。前者关系到国势，后者关系到民生。周恩来对此锲而不舍，一抓到底，落地生根。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周恩来曾亲自抓了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建设。在首次核试验之前，他就主持召开了9次专委会，讨论解决了100多项重大问题。围绕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攻关，组织了26个部(院)、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攻关。在每次核试验之前，周恩来总要仔细询问可能影响成败的各个关键环节。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对于治水工作，周恩来也是一抓到底。专家们说，周恩来是主持全国治水工作的“总工程师”。从修建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到淮海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引黄济卫工程、三门峡工程、葛洲坝工程等全国重大水利工程建设，都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原水利部长钱正英回忆说，周恩来亲自领导我国的水利事业，他的足迹遍及祖国江河，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周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到70年代中期，我国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一定标准的防洪体系，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2亿亩发展到7亿亩，水利发电从解放初的16.3万千瓦，发展到2700多万瓦，机电排灌设备从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8000多万马力。江河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性改观。人民政府确实解决了百余年来历届政府所未能解决中国人民吃饭的问题。
五、自我改造永保本色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是周恩来为自己立下座右铭。他认为，要当好人民公仆，就要坚持自我改造，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他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他常说：“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向1700多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以亲切感人的态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并且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经历，回答了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
他说：“就拿我来说，几十年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周恩来的报告持续了五个小时。他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剖析自己过去的经历，听者莫不感动。不少与会者反映：“周总理是革命前辈，为人民立了大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且如此谦虚，当着我们的面解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向党交心的呢!”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晚年回忆说：“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1949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他讲到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这次报告：“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
周恩来从入党之日起就终身自觉坚持党性修养，按照共产党员和人民公仆的标准要求自己。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周恩来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着清正廉洁的品德，从不搞特殊化。建国以后，环境变了，条件好了，权力大了，周恩来并没有因此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经常用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和“绝不当李自成”的讲话警示自己和部属，不忘入党的初心，永远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人民的勤务员。周恩来把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与求得组织和同志们的监督、帮助相结合。他认为，党性修养主要靠自觉，但是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有时不那么全面。旁观者清，要接受和争取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交，犯大错误。周恩来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自觉严格的遵守党的组织生活制度，认真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和大家交换思想，主动征求同志们的意见，防微杜渐，及时改正缺点，避免犯大错误。对于自己的错误，他不仅对干部公开，而且在大会上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文艺界人士及青年人讲，让他们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鉴。当有人要求总理给写本书时，他回答：如果写书，我就写我一生犯过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后人了解我们犯过的错误，避免重犯同样的错误。
周恩来始终自觉地坚持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表里如一、知行统一，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他首先带头做到;凡是要求别人不做的，他带头不做。他在半个多世纪革命和建设生涯的各个历史时期，在他的战斗、工作、生活、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包括婚姻家庭生活方面都严格以党性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无论人前人后，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仍然严格按党性原则要求自己。特别在处理好的“名”“权”“利”的问题上，为全党做出了榜样。他长期担任政府总理，但越是身居高位，越怀敬畏之心。他曾说过：“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在国家经济还困难的情况下，他坚决不允许修建政府办公大楼，不允许翻修他住的西花厅。他退回家乡人送来的土特产，并附上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他反复要求党员干部要过“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他给自己的亲属立下“十条家规”，不允许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特殊身份谋取利益。他让侄子带头下农村，让侄女带头支边。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他和夫人邓颖超同志一生中的全部工资积蓄都交了党费，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周恩来坚持自我改造，使他不仅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而且真正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毫无自私自利的人，一个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人，赢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战争年代，我们党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取得了人民的支持，才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埋葬了蒋家王朝，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是共产党为人民执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建国近七十年的实践证明，正是我们党坚持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当好人民的公仆，才凝聚了民心，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使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
现在，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能否取得新成就，关键在执政的共产党能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各级党政干部能否当好人民的公仆。
在现实中，有些党政干部发生了角色错位，由“公仆”变成了“主人”，脱离了人民群众。考虑问题，作决策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是从个人或利益集团出发；工作中不是走群众路线，而是依靠少数精英；生活里不是关心群众，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而是漠视群众诉求，损害群众利益。有的单位，有的地方，官僚主义盛行，消极腐败严重，干群关系紧张，弱化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要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就要以周恩来为榜样，自觉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群众路线，当好人民公仆。坚决纠正与人民群众离心离德的问题，切实做到执政为民，夺取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复兴中华中国梦的胜利。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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