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讲稿
宋新滨
2019年4月5日深夜
序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兵民乃胜利之本”，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话语出何处?出自船山先生!
从思想渊源上讲，我们共产党人是船山先生的嫡系真传。今天，我们要恭恭敬敬地称呼他为先生，并以自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实际行动发扬先生的战斗革命品格，从而“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9年农历九月初一是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的日子。
船山(王夫之)先生不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更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船山先生天才地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创造了超过此前朴素辩证唯物主义(例如《孙子兵法》等)的成就。船山先生还天才地提出了一系列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完全可以说，船山先生不仅达到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就，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奠定了最直接的思想基础。毛主席革命思想(在国外成为毛泽东主义)就是以船山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列主义结合的典范。
船山先生不仅是一位思想巨人，他还是一位言行始终一致、勇于践行理想信念的战士。他不仅亲自发动领导过反抗满清侵略的起义，而且为了信仰斗争终生、至死不渝。
船山先生的文章精神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丰碑和灯塔——每当国家民族到了生死危亡时刻，进步的人们总是会想起船山先生，从他的思想和人格中寻找到力量。
船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做毫不妥协的斗争。尤其是尖锐深刻地批判了王阳明等人的主观唯心主义，深刻揭示了宋明两代灭亡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关系。这在实用主义泛滥的今天特别具有现实战斗意义!
在今天，当我们党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面对“世界五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义整体走向衰亡)，为人类社会开创新纪元的紧要关头，纪念船山先生、继承发扬他的革命战斗精神，是荡涤封建奴性文化等糟粕、建立文化自信、坚定理论自信的有力举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东方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基础性工程。
所以，我强烈呼吁今年要隆重纪念船山先生，弘扬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发扬先生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广大先生勇于为理想牺牲的革命品格。
一、“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向天乞活埋”——船山先生光辉战斗的一生
(摘自2017年1月13日《湖南日报》)
(一)船山先生简介
先世由武习文、父兄皆饱学鸿儒，船山先生才高识广、孤高耿介、学问博大精深，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1)先世由武习文
王夫之，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湖湘文化集大成者。先生字而农，号薑斋，因晚年隐居衡阳县曲兰镇石船山下湘西草堂，著书立说十七载，自号船山老人、船山病叟，故世称船山先生。
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九月初一日，船山先生生于衡州府王衙坪。王衙坪位于南岳七十二峰之首回雁峰下。据船山先生之八世重孙王之春撰《船山公年谱》记载，王氏系出太原，本姬姓之后。周灵王之子世所称王子晋者，得道于缑(gou)山，子孙因以王为氏。《邗(han)江王氏六修族谱》称，始祖王仲一，江南扬州府高邮州打鱼村人，元末随朱元璋起义，屡建勋业，功官山东青州左卫正千户。永乐年间，王仲一之子王全“以靖难功擢怀远将军、轻车都尉，晋衡州卫指挥同知，遂籍于衡，才乃王氏迁衡之始祖也。”王全将官署和家安置在衡州府城南外的开阔之地，王氏前五代皆袭武职，号将军，第六代起该习儒业(2015年前，几乎所有的著述者都把船山先生当做迁衡的第九代，现在的研究认为是第十一代)，教子弟以诗书，遂转为书香门第。王家在衡州称“族盛”，久而久之，人们就将王家居住地称作王衙坪了。
船山先生祖父王惟敬和父亲王朝聘一生未能做官，成了仅仅可以维持衣食和读书费用的员外人家(中下层地主)。作为王氏迁衡的第十一代船山先生不但赶上了明王朝日益衰败的末世，也恰逢自己家族走向没落的时期。这也为他了解人民疾苦、坚定爱国主义情怀，从而成为一位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提供了客观条件。
(2)父兄皆饱学鸿儒
王家虽然在走下坡路，但王惟敬一生执守儒家学者风范，家教森严，亲自课子，常常辅导功课至半夜，王朝聘、王廷聘、王家聘兄弟三人都被培养成有学问、重节操的文人。
船山先生的父亲王朝聘(1568—1647)，人称“武夷先生”，少时拜衡州府名儒伍定相为师，博览群书，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在学术上形成了自己的见解。王朝聘以主要精力研究学术，抒发己见，在学问根基和学风上对船山先生有很好的影响。他中秀才后，七试乡闱不第，目睹科场黑暗，遂决意仕途，以讲学论文、莳药灌畦、教授弟子为乐。他毕生研究《春秋》，颇有心得，晚年以授船山先生，船山先生作《春秋家说》。清军进入衡阳，他在仓皇避兵时逝世，遗命其棺梓不要入城市，以避满人“腥气”。
船山先生伯兄王介之(1606—1686)，比船山先生大13岁。崇祯壬午乡试(1642年——明朝1644年灭亡)，王介之、王夫之等七人同时中举(船山先生时年23岁，第五名)，号为“衡州七凤”，当时府城宣扬街口建有“七凤鸣衡坊”(因为当时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南下，他们始终未能到京师参加会试)。王介之入清不仕，鳏居不娶，隐居衡阳县长乐大云山麓，闭门著书授徒，毕生致力于经学，卒年八十有一，学者私谥“贞献先生”。
船山先生4岁随伯兄开蒙，7岁读完《十三经》，8岁在私塾卒业。10岁从父读《五经经义》以古代哲学和史学典籍，12岁能吟诗作对，通晓文辞，以文会友，崭露头角。14岁考中秀才，入衡州府学。第二年开始致力于诗文，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阅读了《离骚》、汉魏乐府及历代诗人佳作名篇，作诗2000余首。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19岁的船山先生到长沙岳麓书院读书，师从山长吴道行。他在这里饱览藏书，专注学问，为以后的学术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
(3)孤高耿介，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明朝灭亡后，清顺治五年(1648年)十月，船山先生联络同窗好友管嗣裘、夏汝弼和僧人性翰，在南岳方广寺举兵抗清。由于事机不密，义军被清廷鹰犬尹长民击破，船山先生只好逃亡广东肇庆，投奔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因反对权奸王化澄几陷大狱，幸得农民军出身的将领仗义执言才得脱身。遂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没，瞿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南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甚至变姓名为瑶人以避世。顺治十四年回到南岳续梦庵。十七年(1678年)迁居衡阳县曲兰镇茱萸塘，初造小室名败叶庐，次筑观生居，再徙石船山下，去观生居二里许，筑草堂而居，自署“湘西草堂”，在此著述100余种，400余卷，近800万字，《四库全书》录6种，存目2种。
船山先生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在石船山下著书立说伊始，他用一种倔强执拗(niu)的方式，与清廷作最后的道德抵抗。不管天晴下雨，他都要戴斗笠、登木屐出门，以示“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清政府仰慕他的学识，曾派专人拜访这位大学者，敦请出仕。他坚持认为自己是明朝遗臣，拒不做清朝的官，贴出门联：“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并“完发以终”(始终未剃发)。
船山先生学问博大精深，气势恢宏，治经、评史、说子、议论、论诗，在众多领域具有建树，其中许多学术成就，从整个中国思想史和世界思想史的角度看，都有着 前无古人的创见和贡献。他的经世致用哲学观，结束了宋明理学空谈心学、性理、不切实际的学风，开创了理学与经世致用结合的新的务实学风，是湖湘文化的一大转折点。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船山先生逝世于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享年74岁，葬衡阳县曲兰乡船山村虎形山麓。遗命其子以“明朝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刊其墓碑(现在墓碑上是“伟大思想家王而农先生之墓”)，自题其铭曰：“报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邱，故衔恤以永世。”并作《绝笔诗》曰：“荒郊三径绝，亡国一臣孤。霜雪留双鬓，飘零忆五湖。差足酬清夜，人间一字无。”
(4)船山学说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底色
天崩地裂的朝代巨变，铸就了船山先生高尚而坚强的爱国人格，也激荡出其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他一生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期自许，为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许多历史性的总结和创造性的贡献，努力开创了古代哲学新纪元。清初学者刘献廷评价他：“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之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
船山先生的著作在清朝前期200年“若存若没，湮塞不行”。第一个对船山先生作出正面肯定的清廷高官是道光咸丰年间士林领袖祁寯藻。他任湖南学政期间数度巡视衡州府，应邀为衡阳船山祠撰联：“气凌衡岳九千丈;心托离骚廿(nian)五篇。”湖南人中 第一个高度评价船山先生的，是时任两江总督、湖湘经世学派领袖陶澍(shu)，他应互相著名学者新化邓显鹤之请，为湘西草堂题“衡岳仰止”匾，撰联颂曰：“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由船山先生六世孙王承佺交付邓显鹤校阅、邹汉勋编辑、刊刻的《船山遗书》问世。当时收录18种、150卷，并编撰了《船山遗书目录》，第一次把船山先生与顾炎武、黄宗羲等明清之际学问家相提并论的地步，船山之学开始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实际上，清初编辑的《明史》中，船山先生就和另外两人名列“儒林”之首，《四库全书》中也收录了船山先生的作品。)——清末在严重的民族危亡之中，船山先生的学问人格再次被宣传普及。
光绪四年(1878年)，衡阳县令张宪和在王衙坪始建船山书院，是中国最早以“船山”命名的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年)，衡州知府窦世德根据彭玉麟生前愿望，礼聘湘学泰斗、天下第一才子王闿运出任船山学院山长，很快使之成为晚清十大书院。梁启超指出：“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知识分子没有不知道王夫之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心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辛亥革命以后，刘人熙等在长沙创办船山学社，发行《船山学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1年，毛主席、何叔衡在此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毛主席称赞王夫之“开一代风气之先”，“对湖南学风有着巨大的影响”。
船山学现在已经成了一门显学，不仅在中国，日本、新加坡、(南)朝鲜都有研究船山学说的机构和专家学者，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各国都有船山 论著、诗文译本，船山先生的学术遗产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1985年，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其中四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依次是：德谟克利特、王夫之、费尔巴哈、马克思。美国著名学者裴士峰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称船山先生是湖南人的精神领袖。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张岱年称船山先生是“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美国学者A.H.布莱克说：“对于那些寻找哲学根源和现代观点、现代思想来源的人来说，王夫之可以收是空前未有地受到注意。”
二、“官天府地，品物流行”——船山先生哲学等思想简介
下面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船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从而具体的体验纪念船山先生两方面的现实意义。(以下资料来自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简史》)
(1) 元气是世界万物之本
船山先生认为宇宙是由物质元气构成的物质实体，他说：“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气)聚散变化，而其本体不为之损益。”“聚而成形，散而归于太虚，气犹是气也。”(《张子正蒙注 太和篇》)
“辟佛老而正人心”，正是要在哲学根本问题上批判宋明以来的唯心主义理学。因为无论是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或者陆、王的主观唯心主义，都和佛、老的唯心主义有思想上的渊源。船山先生说：“若陆子静(九渊)及近世王伯安(守仁)，则曲圣人之言以附会之，说愈淫矣。”(《张子正蒙注 太和篇》)陆、王的主观唯心主义把佛教僧侣主义还原为世俗主义，所以说他们曲圣人之言以附会之。由于船山先生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他可以反佛老，批判程朱陆王，但不敢触动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孟。但他却努力对这些“圣人之言”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船山先生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对朱熹的批判也是毫不留情的，他说：“朱子以其(指张载)言既聚而散，散而复聚，讥其为大轮回。而愚以为朱子之说反近于释氏灭尽之言，而与圣人之言异。”(同上)因为朱熹认为理在气先，理是永恒的，而气则是由理派生的，他所说的“理”就是绝对理念，与佛教的“空”、“无”是一个东西。朱熹否认元气的不生不灭，与佛教唯心主义一样，都是在于否认客观物质世界为真实存在。
船山先生的元气不生不灭的思想已经包含了物质不灭的意义，他举例说：“车薪之火，一烈已尽，而为焰，为烬，木者仍归木，水者仍归水，土者仍归土，特希微而人不见尔……..”(同上)
(2)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以康德为代表近代哲学开始了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因为要认清楚世界统一于物质还是精神必然取决于认识的方法。这是近代哲学与古代(包括欧洲中世纪)哲学的分水岭。只有坚持辩证法才能把唯物主义坚持到底，否则机械、形而上学的观点，必将导致唯心主义!这一点是非常具有现实战斗意义的——正如1959年8月15日毛主席说的一样：“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我们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毛主席的这一指示非但没有过时，在今天更具有紧迫性，因为历史已经又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正确!
为了战胜唯心主义就必须批判形而上学。对于这一点，大家 只要认真体会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的这段话就可以明白了：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段、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按能把人们(如果之间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在这里，列宁以极其准确、鲜明的语言讲出了形而上学与唯心主义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认识论根源。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则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这些反动思想的阶级根源——“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
船山先生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这种转变(康德1724年——1804年)。
阴阳二气对立统一的思想，是船山先生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说：“阴阳异撰，而其氤氲于太虚之中。”(《张子正蒙注 太和篇》)因为太虚本体有其固有的阴阳对立面，因此，太虚元气永远处在运动之中，他说：“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滞不息。”(《周易外传 系辞下传》)阴阳二气充满宇宙，无处不包含有阴阳的对立，因而引起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天地人物的运动变化的根源都在这里。
不仅是太虚本体包含有对立同一，自然界一切事物都处在对立同一之中。因此，没有孤立的事物，他说：“凡物，非相类则相反。”“错者，同异也;综者，屈伸也。万物之成，以错综而成用。”(《张子正蒙注 动物篇》)——你看，对立同一的观点、永恒运动、普遍联系的观点，这都是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船山先生继而说道：“非阴阳判离，各自孳生其类。故独阴不成，孤阳不生。”(《张子正蒙注 叁两篇》)——阴阳是既互相对立又互相渗透的。正如毛主席所说：事物总是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的。
船山先生批判了周敦颐和朱熹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朱熹对它的解释，都把太极说成是一个包含任何独立的绝对静止的精神本体，由这本体产生动静然后才有对立有发展。他们是脱离开物质讲动静，由这种没有物质内容的动静生出阴阳和自然万物，也就是说从无中生出有，从虚中生出气。船山先生反驳他们指出，动静即是阴阳的动静，阴阳是物质的气，运动是阴阳二气的属性，运动离不开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也离不开运动。这就证明了运动的源泉在物质本身之中，运动和物质一样，也是不可被创造和不可被消灭的。他说：“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而生哉?一动一静，阖辟之谓也?由阖而辟，由辟而阖，是动也，废然之静，则是息矣。”(《思问录内篇》)运动是物质世界的本性，象自然界的寒暑晦明变化，是禁止不了的。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都是处在不停地运动变化发展中，要否定这种变化，是办不到的。
船山先生由他的物质运动的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变化日新的发展观点。他说：“江河之水，今犹古也，而非今水之即古水。镫烛之光，昨犹今也，而非昨火之即今火。水火近而易知，日月远而不察耳。”(《思问录外篇》)船山先生还认为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去把握事物的发展变化十分重要。他说：“爪发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知也;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你虽然没有觉察到事物在变，但实际上已经变了。(《老子》“出生入死”——声明一开始死亡也就开始了。当然，对于矛盾必须做具体分析，否则就会陷入相对主义中。)
当然因为历史等原因，船山先生和张载一样对于辩证法也不是彻底的，他把统一看的比对立更为根本，把统一看作是绝对的，矛盾则是相对的，认为矛盾的对立面最终还是走向和谐。这就背离了辩证法走向了形而上学。我们必须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不能苛责前人。
(3)唯物主义认识论
因为有了唯物辩证法这个锐利的武器，所以船山先生在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斗争中建立起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船山先生提出：“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而发” (《张子正蒙注 太和篇》)。形是指感觉器官，神是指精神思维，物是指客观 对象。这三方面合在一起才产生知觉和认识。
认识必须来源于客观对象，即必须首先由人的感官与客观事物相接触，他说：“由目辨色，色以五显;由耳审声，声以五殊;由口知味，味以五别。”(《尚书引义 顾命》)说明感觉的客观源泉在客观对象，而不能由人的主观任意决定——船山先生坚持了由物到感觉到思维的唯物主义路线。我们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船山先生的思想对毛主席的影响。(《矛盾论》、《实践论》等等)
船山先生的认识论超过前人的地方，是他更为明确地提出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他已不是一般的谈心和物的问题，而是更集中地论证主体和客体，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和过程——这恰恰是近现代哲学与此前哲学的一个区别所在。
船山先生通过批判佛教的“能”、“所”范畴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提出了他的“能”、“所”范畴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说：“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释氏为分授之名，亦非诬也。乃以俟用者为所，则必实有其体;以用乎俟用，而以可用功者为能，则必实有其用。体俟用，则因所以发能;用，用乎体，则能比副其所。”(《尚书引义 召诰无逸》)“能”、“所”是佛教哲学范畴，用以表示主观与客观的区别。船山先生也承认“能”是认识的主体，“所”是认识的对象。他指出作为认识的对象(俟用者)，必须实有其体，而要发生认识作用，也必须有认识能力。必须有客观对象才能引起认识作用(“因所以发能”)，而认识必须与客观对象相符合(“能必副其所”)，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这样就 肯定了物质第一性而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
主观唯心主义者把存在说成是主观精神的产物，因此认为他没有听见、看见和想到的就不存在，这当然是违背常识的。今天不是还有一些人用所谓的“经济是基础”来为种种狭隘、自私的目的辩护吗?船山先生指出，譬如越(浙江)有山，这是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你没有看见它就不存在，也不会因为你看见它才存在。这样也是对王阳明硬说的人们看不见山花它就“不存在”的谬论以迎头痛击。
王阳明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这里王阳明把几千年封建社会对人们思想的潜移默化偷换概念当做内心自然而生的东西，否认客观对象是认识的源泉。船山先生则批判说：“所孝者父，不得谓孝为父;所慈者子，不得谓慈为子;所登者山，不得谓登为山;所涉者水，不得谓涉为水。”(《尚书引义 召诰无逸》)——没有客观的父、子、就不会有父、子的伦理规范，因而不能有主观的孝、慈等伦理观念，把孝说成父，把慈说成子，这当然是十分荒谬的。他又说：“‘所’著于人伦物理之中，‘能’取著耳目心思之用”(同上)“所”就是指外界的客观对象，“能”是指人的感觉思维的作用。这样明白地区分主观和客观，并且唯物主义地说明主观是客观的反映，就有力地反对了先验的认识论。
因为坚持辩证法思想，所以船山先生并不是机械的认为认识是人对外界的简单摹写，他十分重视思维的作用，反对局限于感觉经验：“徇物丧己者，拘耳目以取声色，唯我私之自累，役于形而不以神用，则物有所不通，而应之失其理。”(《张子正蒙注 神化篇》)片面执着于感官经验，不发挥主观思维作用，这样并不能真正认识事物而获得其规律。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当然“脱离了革命实践的理论，是枯燥的理论”。)——如果忽视理论指导，而盲目迷信摸着走、试试看是要犯大错误、付出大代价的!这里很有必要引用列宁在《哲学笔记》《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的一段话，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启发。
“黑格尔引举排中律的这个命题‘某物或者是A或者是非A，第三者是没有的’并且‘加以分析’，如果这是指：‘一切都是对立的’，一切都有自己的肯定规定和否定规定，那倒很好。但是，如果对这个命题的理解还是通常一样，即在所有谓语中，要不然就是这个，要不然就是那个，那就是‘废话’!!精神……是甜的，或不是甜的?是绿色的，或不是绿色的?作规定就应当得出规定性，而像这样的废话，则使规定化为乌有。”生活中，有些人不是“得出规定性”而是用否定的办法自以为就可以得出结论。列宁为我们识破这些伎俩提供了武器。
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必然导致唯心主义，实用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也是以“唯物主义”的面目出现的。船山先生的批判在今天具有强烈的惊醒意义。
船山先生不仅把感觉和思维加以区分，指出它们的不同作用，而且强调了理性思维的能动作用，但是他认为理性思维的内容必须来源于客观世界。理性认识高于感性认识，但必须以感性认识为基础。他说：“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显著于天下，循而得之。”“故人于所未见未者，不能生其心。”(《张子正蒙注 至当篇 乾称篇》)
需要说明的是，船山先生的《相宗络索》是中国古代唯一一本专门研究心理学问题的著作，在人间和佛教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船山先生在知行问题上批判了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提出他的“行先知后”——重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的唯物主义知行学说。
这里重点讲一下他对陆、王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若夫陆子静、杨慈湖、王伯安之为言也，吾知之矣。彼非谓知之可后也(相对于朱熹等人而言)，其所谓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知者非知，然而有其知也，亦倘然若有所见也。行者非行，则确乎非行，而以其知为行也。以知为行，则以不行为行，而人之伦、物之理，若或见之，不以身心尝试焉。”(《尚书引义 说命中二》)
船山先生指出客观唯心主义者的错误是“先知以废行”，主观唯心主义者的错误是“销行以归知”，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排斥行。因为知不必经过行去检验，他们都表现了言行不一，道德沦丧，因此船山先生指出：“朱门后学之失，与陆、王之徒异尚而同归。”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风气日下、道德沦丧、诚信缺失，原因何在?从哲学的角度讲，就是实用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泛滥的结果。我在前面讲过，列宁说：唯物主义者是最讲理想、最有原则性的。而唯心主义者则是见好就上、有奶就是娘的投机取巧之徒——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共产党为什么一直对机会主义进行批判。
(4)历史唯物主义的天才萌芽
反动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天命，即神的意志所决定的，而圣人是按照天意行事的，因此历史的发展也是圣人决定的。孔子和董仲舒都宣扬这种唯心主义的天命论。朱熹则发展了他们的思想，提出唯心主义的“天理”(三纲五常)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天理”主要通过帝王的心术表现出来，因此历史变化的决定因素就在于帝王的心术，朱熹说：“天下万事，有大根本，…….所谓大根本者，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文集 答张敬夫》)他们还宣扬一代不如一代，提倡复古主义，入孔子所幻想的是恢复奴隶制(农奴制)，董仲舒提倡 “奉天而法古”，朱熹认为夏商周三代天理流行，是王道政治，三代以后人欲横行，是霸道政治。他们用这种历史到倒退论抵抗历史的进步潮流。
船山先生和这些反动的唯心史观进行了斗争，他试图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他把历史发展的趋势叫做“势”，把发展的规律叫做“理”，提出“在势之必然处见理”，“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读四书大全说》卷九)他的历史观是一种发展观，是和复古主义对立的。
船山先生看到历史是由历史人物在活动，但在人物活动背后则有着一种不以人意志所决定的必然趋势。他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公，存乎神者之不测如是夫!”(《读通鉴论》卷一)这种历史必然趋势是从哪里来的呢?船山先生归之于“天”的力量。他所谓的“天”，不是唯心主义所说的有人格的“天”，而是一种巨大的自然力量，一种必然趋势——“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读四书大全说》卷九)所谓的“天”就是“势”和“理”的统一。这样也就能够比较正确的认识历史人物的作用，不至于无限制的扩大，把历史解释成他们的任性而为。
船山先生继承了柳宗元的重“势”的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他提出，“理势合一”，要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去探寻它的规律，这是他超过柳宗元的地方。当然，船山先生不是从历史内部而是从历史外面去寻找所谓的“势”、“理”，力图将他在自然观方面的唯物主义运用到历史领域，仍没有摆脱唯心主义，但已经表现了天才地进步。
船山先生认为历史的发展，其总的趋势是不断进步的，唐、虞之前，中国社会还处在未开化的野蛮状态：“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狉狉(pi)獉獉(zhen)，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此后有了文明，社会是一代比一代进步。
船山先生批判了宋明理学提倡的“去人欲，存天理”的唯心主义道德观。他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中，他说：“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比寓于人欲以自现(自注：饮食、货;男女，色)。……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八)又说：“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同上卷三)船山先生把“人欲”看成是正当的利益要求，揭穿了理学家的伪善面目——他们向来是“严于待人，宽裕律己”的。这些理学家(道学家)自己花天酒地、骄奢淫逸，而对劳动人民的基本生存要求却用“灭人欲，存天理”加以泯灭。所以，船山先生这一主张客观上是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有助于推动生产力的进步。
船山先生要求封建统治者重视人民的经济生活，他对农民生活的艰苦有所认识，他说：“今夫农夫泞耕，红女寒织，渔凌曾波，猎犯鸷兽，行旅履霜，酸悲乡土，淘金、采珠、罗翠羽、探珊象，生死出入，童年皓发以获赢余者，岂不顾父母，抚妻子，慰终天之思，邀得须臾之乐哉!而刷玄鬓，长指爪，宴安谐笑于其上者，密布毕网，巧为射戈，甚或鞭楚斩杀以继其后。乃使悬罄(qing)在堂，肌肤剟(duo)削，含声陨涕，郁闷宛转于老母弱子之侧，此亦寒心而栗体矣!”(《黄书 大正第六》)这段论述既深刻而又沉痛，生动描绘了当时农民遭受到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真实画面。
船山先生目睹明末农民大起义，认识到社会动乱的根源就在于“不均”，不均是由于“聚”引起的，也就是富户的兼并，特别是当时激烈的兼并，即所谓“大聚”，把农民掠夺一空，是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一夫揭竿，而天下响应。”他幻想用某种“平均”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
关于土地问题，船山先生认为土地不是帝王可以据为私有的。土地是用人力开辟出来的。尽管改朝换代，老百姓仍然拥有它们时代相传的土地，用不着帝王来分配给他们(见《噩梦》)。这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在清末也被革命党人用来反对帝制。
三、“圣质昭彰不蔽于私昵，大劳不倦不安于小成”——今天纪念船山先生的意义
透过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国家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候，先进的人们总是回想起船山先生，从他的著作和人格中寻找方向和力量。今天，我们又一次面临百年乃至“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时候，纪念船山先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种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船山先生的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二是批判实用主义。唯心主义除了表现为教条主义以外，还表现为经验主义。我们都知道，列宁曾有一篇名著，叫做《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经验主义(经验批判主义)是资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的主要思想工具，这种思想以粗劣的唯物主义为掩护，贩卖的实则是最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在列宁那个时代是各种各样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当年提到的实用主义这一经验主义的分支，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唯心主义表现形式。实用主义和此前形形色色的经验(批判)主义一样，打着唯物主义的幌子，干着唯心主义的勾当，使我们今天各种错误思想的认识根源。它的阶级根源则是资产阶级和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小资产阶级。
下面我们具体阐述这两方面的现实意义。
(1)船山先生的哲学等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
毛主席有一篇著作，大家都很熟悉，那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这篇文章的名字，我们就可以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来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来源肯定是马恩列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当年列宁就曾办过一份报纸，名字叫《火星报》，其寓意也是“革命的火种终究会燃遍大地”。早在《尚书 盘庚上》中就有这样的说法：“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船山先生在经历明末农民起义、民族战争后，对人民的力量有了充分的认识，在《读通鉴论》中他在说到农民起义时直接使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话。还有我们很熟悉的一句毛主席的名言“兵民乃胜利之本”也是直接出自船山先生。当年毛主席在延安写作《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时，专门嘱咐白区的地下党为他购买船山先生的著作。实际上，船山先生的思想不仅对毛主席本人影响极其深刻，而且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思想根源。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很快生根开花结果，并不是偶然的。这里除了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现代工业、产业工人阶级这些物质条件以外，中国自身哲学等思想的发展也为接受、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精神准备。
根据北大韩毓海等人的研究，在批判佛教中形成，实际上大量吸收了佛教思想的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近于德国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感兴趣的同志不妨探讨一下理学中的“理”与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都离不开对佛经的研究。在下面的讲解中我也会有所涉及。
现在很多人把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神秘化了，实际上他的思想来源恰恰在东方。黑格尔大量吸收了《易》、《老子》以及中国化的佛经思想——尤其是其中的辩证法思想。当然在当时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环境下，黑格尔对这些思想做了发展，这是他的历史功绩。但为了掩饰欧洲自身历史和思想的贫乏，在一种“暴发户”思想的支配下，黑格尔不仅掩盖了自己思想的来源，而且污蔑《老子》等著作为“巫术”，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批评的。(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等、文扬 “70年对话5000年”系列以及摩罗等人的著作)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无非是说欧洲诸侯混战历史的结束——从此，欧洲开始掠夺亚非美洲。黑格尔之前的康德被尼采称为“格尼斯堡的中国人”——他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中国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在此之前，法国的伏尔泰等人也是大量吸收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我们都知道“四大发明”对于大航海、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巨大作用。实际上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对中国(包括伊斯兰文明)思想的再表现(斯密的《国富论》与安萨里的《圣学复苏精义》)。达芬奇的许多“创造性思想”早就在中国出现(比如直升机)，他是从他的好友那里看到从中国宫廷流出的作品才收到启发的。
我们都知道，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首先是费尔巴哈，但是一方面，他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把辩证法这个“合理内核”也丢掉了，陷入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泥坑。另一方面，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方面仍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批判的吸收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创造性地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在中国，船山先生则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王阳明等人的主观唯心主义中把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了最高水平。需要注意的是，船山先生在批判唯心主义时没有丢掉辩证法，而且继续发展了辩证法，这和他的勇敢的战斗实践是分不开的，是极其难得的。他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老子衍 序》)在社会历史领域，船山先生也坚决和复古主义作斗争，发展进步的社会历史观。
需要说明的是，船山先生生活的时代，我国科学技术比过去有很大发展(对西方影响巨大的《天工开物》等)，西方的科学也有某些输入。自然科学的发达对于形成船山先生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也有重要作用。船山先生本人对于天文历法、地理、生物、物理等科学也有有所研究，被外国学者称为“十七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船山先生的好友和战友方以智曾在近代西方科学思想的影响下提出“质测”之说——由此也可看出，船山先生的确是吸收了那个时代的最新成果。
通过简单比较中国和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哲学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船山先生实际上已经走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门口。只是由于当时中国既没有近代工业、也没有产业工人阶级，所以难以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但是，这却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肥沃的思想土壤——如果没有这种思想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可能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的。对比日本、印度等国家甚至俄罗斯我们这种认识就更加强烈了。
船山先生形成了救世济民、实事求是的湖湘学派，而且这个学派有一个特点就是：逐步恢复了墨家的组织方式。以师生为战友，以战友为师生，又生产(学习)来，又战斗。这个传统对中国尤其是对我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因为它为改变了以血缘实现人与人组织起来这种在人类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组织方式提供了可能。
墨家对群众的组织主要是靠师生——同学关系(师徒关系)组织起来的。靠血缘关系就只能沦为封建宗法关系了。墨家的这种组织方法以及通过这种组织对思想理论形成的作用虽然与讲究经世致用的岳麓传统相隔二千余年，但却是一脉相承的(中间肯定有传承，例如：韩愈领导的旨在反对佛老、强调“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就体现了这一点。他本人的名作《师说》就鲜明的表现出了这个特点——所谓老师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闻道有先后，术有专攻”)。所谓岳麓传统，是指船山先生(王夫之)等人开创的，以做学问的态度干事业、以干事业的态度做学问;以师生——同学关系为同志关系、以同志关系为师生——同学关系(孔庆东老师在一次讲座中说的)。
毛主席等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不仅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本土历史渊源，而且为毛主席革命思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的形成提供了依据。
(2)批判实用主义(实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现实意义
船山先生提出“实有”的范畴，他说“夫诚者，实有者也。”(《尚书引义 说命上》)他把古代唯心主义哲学宣传的“诚”这个精神性的概念加以改造，用以说明客观世界的本质(实有)，“诚”是“实有”，是和虚妄不实相对的，他说：“实有者，天下之公有，有目所见，有耳所共闻也。”(同上)说明物质世界是人们共同感觉到的客观对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针对明末统治阶级日益腐朽，主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泛滥，当时的人们(尤其是统治阶级)丧失原则只追求眼前个人享受和利益的情况，船山先生特别强调了“诚”，认为“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几件事中，最重要的、基础性的就是“诚”——也就是认识并且遵守客观规律，用实用主义的方法搞唯心主义那一套肆意而为。诚如列宁所说：唯物主义者比唯心主义者更注重理想、信念，因为这是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的表现，是一定要实现的。而唯心主义者则为了一己之私、一时之便实际上没有什么原则。
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船山先生对毛主席思想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贝特兰采访毛主席，说到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在日本军队的纪律之下未必有效吧?因为被八路军放回去的俘虏都被日方杀死了，日军全部并不知道你们政策的意义。毛主席说：“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杀得越多，就越引起日军士兵同情于华军。这种事瞒不了士兵群众的眼睛。……”
船山先生强调“诚”，毛主席则说“天下最怕认真二字，我们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马克思在总结波拿巴对拿破仑的拙劣模仿时说：当以前生机勃勃、行之有效的东西都变成“抽象的符号”时，革命的生机也就结束了——不管口头上怎么说。毛主席晚年最担心的也是这件事。大家看看，是不是以前革命年代一些生机勃勃、行之有效的东西，现在虽然仍然说、仍然做，但已经成为“抽象的符号”了?理解了这一点，就更能理解船山先生对于宋明两代亡国亡天下教训的总结，更能理解毛主席。
船山先生对毛主席的影响是很多的，比如船山先生生说：“君子不避凶咎”就是说要敢于牺牲、用于担当。毛主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想到了人民的痛苦，我们的牺牲就是值得的，就是重于泰山的。
这里不仅仅是对具体政策的讨论，其背后则是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只有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才坚信群众(军队中就是士兵)是各种实践活动(包括军事实践)的主体——即使采用各种措施，也是瞒不过这些实践主体——士兵群众的。只有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才会坚信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那个或那些长官采用什么纪律、保密措施、欺骗教育就能改变的。从这一点深入理解下去，对于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等也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今天，我们讲“不忘初心”，“保持党的纯洁性”等等实际上也是一个“诚”的问题!大家都体会到了，我们这个社会最缺乏的就是“诚信”——这是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的。不能简单的以“市场经济”来解释。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当一个社会尤其是其统治阶层诚信普遍丧失，“巧伪之风”盛行的时候，巨大的危机乃至亡国、亡天下(一种文明的灭亡)也就不远了!
在这里必须强调一下对主观唯心主义(它在当代就是以粗劣的唯物主义伪装的实用主义)的批判。船山先生从哲学高度总结宋、明两代亡国、亡天下的教训——那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盛行，腐蚀了人们尤其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船山先生当然还不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认识到剥削阶级腐朽到一定程度，面对不断尖锐地阶级矛盾，在内外交困中必然放弃繁琐的客观唯心主义，转而提倡主观唯心主义。因为主观唯心主义教人从“心”上下功夫，一经“觉悟”即可站稳反动立场，它减去了许多复杂的内容和麻烦的礼仪，在阶级斗争白热化的时代当然简便得多。——我们必须从这个高度批判王阳明哲学，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吹捧。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就是封建社会发生危机时采取的一种救急药方。
船山先生虽然因为时代等原因无法认识到这一点。但他却敏锐而又深刻地把握到了宋明两代亡天下与主观唯心主义泛滥的关系，因而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写道：“如果物体象马赫所说的是‘感觉的复合体’或者象贝克莱所说的是‘感觉的组合’，那么由此必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从这个前提出发，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我论。”
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同样具有列宁指出的唯我论的实质，因为按照他的心外无物的公式，除了他自己的“良知“之外，就不应该承认有别的事物存在。(当然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差别不是绝对的)
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在政治上的反动作用，是用“良知”去吞并世界，把世界纳入其封建的伦理规范之中，从而消除人民反抗腐朽统治的斗争，达到其所谓“破心中贼”的反革命目的。王阳明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即使认为农民起来反抗地主是违背他所说的“良知”的，他屠杀起义农民也是成全他“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不使“一物失所”。
现在很多人都被王阳明的所谓“知行合一”欺骗。其实他的“知行合一”是以知代行，用知吞并了行——稍微有点哲学常识的人就会知道，这是最反动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说知和行都是主观的心产生的，所以两者是合一的，知的时候就行了，行即是知的体现，知决定行，实际是取消了客观实践(行)。他说：“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入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是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传习录》上)这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王阳明实质上抹煞了知、行的区别，通过耍弄以知代行的花招，来达到他否认知来源于行，而主张行来源于知。所以他又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这种“知行合一”仍是一种内省体验的方法——与宗教极其类似!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标准就是“致良知”。而这种“致良知”则是受到佛教禅宗“顿悟”说的启发。他只是不同意佛教出世主义，而把这种原则还原为封建世俗的工作。——由此我们可以认清楚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真面目，这和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是完全对立的。只有批判唯心主义才能树立起唯物主义的正确知行观。
王阳明在明末阶级大搏斗的浪潮中，向人民兜售“良知”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起到了瓦解人民斗志的极其反动的作用。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当一个阶级处于上升阶段时，他们会选择唯物主义，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自信自己力量，更因为他们确实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随着这种先进性的丧失，他们就会滑进唯心主义的泥坑。一开始可能还是客观唯心主义，到了这个阶级的统治已经腐朽不堪，就要灭亡的时候，就必然倒向主观唯心主义。封建地主阶级经历了这个过程，资产阶级也是如此。这恰恰就是列宁写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历史背景。当然，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已经很难有市场，这时候，他们必然会借助机械唯物主义作为掩护，通过粗劣的唯物主义来掩饰唯心主义的实质。
随着垄断资产阶级腐朽性的增加，他们必然更加依赖主观唯心主义(用粗劣的唯物主义包装的实用主义等经验主义)来欺骗麻痹人民。近代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都很注意吸收王阳明的信仰主义和先验论，建立一套对于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信仰主义，用来控制人民的思想。胡适受帝国主义指派(他是“共济会”成员)在中国大肆宣扬实用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也非常推崇王阳明(蒋介石逃到台湾，把“草山”改称“阳明山”)——这些恰恰说明了谁鼓吹王阳明哲学，谁就是在替最腐朽的统治阶级卖力麻痹人民!这在今天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3)对所谓的“国学热”的批判
除以上两个现实意义外，学习、传承船山先生的思想、人格还有助于我们清醒批判地看待“国学热”。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复兴，必然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以中华优秀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复兴。但是，这种复兴必然也只能是国际工人阶级争取科学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而决不可能是已经被五四运动打倒的历史垃圾的“复兴”。这些年来，“国学热”兴起，以至于很多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都被剥夺了正规教育的权利，被送进什么“国学馆”学习——好在教育部已经注意到这件事了。
这里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分析这股“国学热”的原因，只是简单地指出：孔子孟子的思想尤其是后世被篡改过的“孔孟之道”是维护腐朽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正如毛主席所说：历朝历代都是以反孔起家的，等到尊孔的时候也就离着灭亡不远了。就拿《弟子规》来说，这绝不是什么“经典”这是清朝康熙朝一个秀才自编的教材，只是因为符合满清统治者奴化人民的需要才被吹捧起来。
现在这些鼓吹“国学”的人，一定是没有文化的，更不要说“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了。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他们，中国的“四书五经”是哪些书?经、传、注、疏是什么关系?《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可靠材料吗?那《春秋》及其三传呢?
这里只引用韩毓海同志在《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这本书里的一段话，大家就可以对这股“国学热”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了。以下是此书第134页到137页的原文：
“什么是扯淡?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哈里 G 法兰克福在《论扯淡》这本说里说，扯淡不是扯谎，扯淡是‘一本正经的说废话’。
“什么是一本正经地说废话?《论扯淡》一书的中文译者、中国台湾地区的评论家南方朔打了个比方，他说，某人在电视台手舞足蹈、法相庄严地讲《论语》，那就是一本正经地说废话，那就是典型的扯淡。
“……(这几段是说明《国富论》等古典经济学的叙述方式就是扯淡)
“实际上，与‘《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以及美国国庆宣言中所谓‘我们伟大且被上帝庇佑的祖国，其开国元勋在神圣的引导下，为人类开创了一个新的开始’等等诸如此类的东拉西扯一样，这段奠定古典经济学基石的经典格言，纯属扯蛋。
“‘扯淡比说谎更可怕，扯淡才是真理最大的敌人。
“马克思一辈子最憎恨的就是扯淡，而他最大的担忧当然就是后人把他的学说也搞成扯淡。……”
——强烈向大家推荐韩毓海老师的著作。
四、“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学习船山先生的斗争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船山先生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博大精神的辩证法思想，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言行一致、勇于实践的高尚人格都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无论从哲学思想还是从文化传承上来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都是船山先生嫡系真传。
船山先生对毛主席等人的影响在前文已经多次提到。这里再讲一个小故事：解放初期，姚虞琴经陈叔同转赠给他的船山手迹《双鹤瑞舞赋》，毛主席致信郑振铎作为珍贵历史文物上交国家保存。毛主席于1950年、1956年两次亲笔手书“船山书社”。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船山先生对毛主席的巨大影响以及毛主席的伟大胸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对中华优秀(注意：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作为我国古代大思想家的代表就专门提到船山先生。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船山先生的名言或思想，到目前为止至少已有四次：
第一次是2014年9月，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引用了“名非天造，必从其实。”这句话(《思问录 外篇》)
第二次是2014年10月，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创造性地引用、融合船山先生的“文因质立，资质文宣”、“盖离于质者非文，而离于文者无质也”等思想，要求创作出“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文质兼美”是船山先生文质观的核心命题，其实质就是神形兼备，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
第三次是2015年10月，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总书记引用了船山先生的“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张子正蒙注 至当篇》)，用以说明谋求新的发展必须确立新的发展理念，以及发展理念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第四次是2016年12月31日发表的新年贺词中，总书记引用了船山先生《尚书引义 太甲》“新故相推，日生不滞”的名言，表达出在新年到来之际，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开拓新局面、进入新境界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顺天应人”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就在于她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她深深地懂得：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为此就必须始终保持自己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就必须有自我革命的精神。而这正是我们在今天学习船山先生的结合点所在。
(根据时间观看视频：《红军之问》)
(讲稿内容比较多，如果有机会讲，只能有选择的讲。)
2019年4月20日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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