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1月，王海容同志(1938年9月25日-2017年9月9日，享年79岁)调入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工作，她的工作是研究分析国际形势。文革爆发前，外交部绝大多数工作人员不知道外交部有这么一位特殊人物。
1966年“文革”肇始，她默默无闻。后来每当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国领导人时，王海容必到场担任会见记录。由于毛主席和她的亲戚关系，除陪毛主席会见外国要人外，她有时还去毛主席中南海住处探望老人家，乘机向毛主席汇报外交部的情况。由于身体等原因，毛主席晚年基本不见任何人。而王海容则是少数能见到毛主席的人之一。毛主席对工作的指示经常通过王海容向中央政治局和外交部领导传达。王海容有时还列席政治局会议，会后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她成为毛主席的“联络员”和“传话人”。
“文革”期间，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王海容组织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科员刘华秋、陈德和等人撰写大字报。大家都清楚，他们的大字报是有来头的。她和唐闻生(女)(《办公厅翻译室》英文翻译)还经常上书毛主席反映情况。外交部群众私下称王海容为“通天人物”，但在公开场合，大家称呼王海容为“小王”或“海容同志”。
王海容在外交部“文革”中的重大活动可划为三个时期：前期(引领外交部揭批极左思潮)、中期(青云直上的“黄金时期”)和后期(经历一场“内战”后，离开外交部)，简述如下：
一、前期崭露头角——引领外交部揭批极左思潮
（一）捍卫周恩来总理
1967年4月北京一些极端组织掀起一股反周总理逆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 《联络站》，造反派夺权组织)中的一些激进人员对周总理有意见，盲目参与这股逆流。
5月27日，王海容和唐闻生给毛主席写信称：“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其所属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 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她们声称：“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5月29日毛主席将王海容和唐闻生的信批转给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毛主席批示：“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据此，公安部取缔《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北京“炮打周总理”极端组织——笔者注)并逮捕一些坏头头，押送至天津宁河县茶淀清河劳改农场进行改造。“炮打总理”的恶浪暂时受到遏止。
（二）反对“打倒陈毅”（外交部长）
1967年2月陈毅等革命老干部“大闹怀仁堂”。4月份起，一些大专院校的极左红卫兵组织发起声势浩大的“打倒陈毅”活动，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积极响应，写大字报、召开声讨会，游行到中南海，企图揪出陈毅。
1967 年7 月8日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王海容、刘华秋和陈德和等十一人贴出《对陈毅要“一批二保”》大字报。
大字报说，尽管陈毅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有时站错了队，但全面地、历史地看，从现有材料看，他还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是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还是跟毛主席走的。对他错误的批判，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一看二帮。他们表示完全拥护周总理对陈毅“先批判后定性”的指示。(大字报全文见附件一)
几天后，王海容等十一人贴出《再谈对陈毅要‘一批二保’》大字报，重申他们的观点。
10月4日王海容、刘华秋等十一人贴出第三张大字报《三谈对陈毅要‘一批二保’》 。大字报批判《联络站》核心组(主张“打倒陈毅”)所谈的“一批二保”的“辩证法”。大字报认为造反派的作法把自己放在“对抗中央的地位上去”。大字报再次重申，从陈毅的功过来看，陈毅不是走资派，不是“三反分子”;表示对陈毅就是要“一批二保”，坚决拥护“一批二保”的指示，坚决抵制风行一时的宁“左”勿右的思潮，不怕被人扣上“新保皇派”、“保陈小丑”、“保陈狗”等等政治帽子，敢于批判地保陈毅，敢于把他从严重的错误中解放出来。(全文见附件二)
（三）批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极端行径
1967年二季度外事口的极左思潮一度受挫，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造反派)举步维艰。为联合外交部造反派共同向中央施压，7月15日至8月上旬《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激进红卫兵拼凑组成所谓“揪陈(陈毅)大军”(约300余人)，来到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门前广场“安营扎寨”。另一些更激进的红卫兵封堵东交民巷15号外交部对外办公大楼的大门，并强行冲入外交部院内，贴“打倒陈毅”大字报，刷标语，阻碍对外工作。
8月4日，北京市新闻界和电影界的造反派召开声讨港英当局罪行大会。会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和外交部姚登山就陈毅问题进行短暂晤谈。
(注：1967年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带领使馆人员抗击印尼反华暴徒。4月底姚登山等一行人回国抵达北京机场时，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以及广大群众热烈迎接他们回国。5月1日姚登山又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还夸手与毛主席合影。姚登山被媒体誉为“红色外交战士”。此后，姚登山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群众戏称其为“姚登天”。)
交谈中，戚本禹和关锋竭力鼓动姚登山站出来“革命”。当他们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激进学生冲击外交部揪陈毅时，戚本禹说：“革命小将不怕艰苦，不怕困难，艰苦奋斗，这种革命精神很好。这是大方向，这是主要的。进入外交部，这是方法问题，这是次要的”。戚本禹接着说：“陈毅，二月份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是保了他的，但是他翻了案。如果他不翻案，他就过了关，也就没事了，可是他翻案，我们的保也就收回了。这是二月的事。为什么到现在过去几个月了不让(陈毅)下去(不让召开批判陈毅会议——笔者注)。我看了陈毅的材料，陈毅的问题是严重的。他应该下去，到群众中去检讨和接受批判。为什么不下来?外交部所有造反派都有意见。”最后，戚本禹归纳说：“外交部领导思想上就是顾虑重重，害怕这个，害怕那个，甚至在挨骂的时候，自己还在那里说两国友好关系。看来，今后外交战线上的希望寄托在这些革命小将们身上”。关锋对姚登山补充说，陈毅不下来同中央文革无关。姚登山问，那么是不是总理一个人不同意?关锋不语。
8月5日姚登山召开大会，向外交部《联络站》(外交部掌权组织——笔者注)下属所有战斗队和广大群众传达他与关锋和戚本禹的讲话。
当晚《革命造反总部》(外交部反对“打倒陈毅”的一个群众组织，简称 《总部》 ——笔者注)向中央写信，汇报关、戚与姚的交谈情况。《总部》认为，在陈毅问题上，关锋和戚本禹讲话与中央的精神不符，造成总理与中央文革在批陈(陈毅)问题上有矛盾，影响恶劣。不知何故，这封信却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拿到。
8月7日晚，王力以这封信为由，在钓鱼台的办公室专门召见姚登山和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张“打倒陈毅”的夺权组织——笔者注)核心组负责人王中琪等七人。在外交部造反派汇报外交部运动时，王力不断插话，对外交部运动中的重大问题发表了与中央领导运动相悖的言论。
王力说：“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揪陈的大方向当然对。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
他又说：“外交部党委的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 “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 ……… “夺权夺了半天没有多少权，挂了这个招牌，以后监督小组(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后成立的业务监督小组——笔者注)不能只监督业务。监督小组不能成为花瓶、点缀品。”(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盛行时，外交部造反派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当时周总理明确规定，“夺权”夺的是外交部运动的领导权和业务的监督权。领导外交业务大权属中央。——笔者注)
王力极力彰显对姚登山等造反派们的支持，煽动他们批判外事系统“头号走资派”陈毅及其“三反”言行、鼓动彻底篡夺外交部大权，诡称《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冲击外交部是“革命行动”，给外交部反对“打倒陈毅”的一个群众组织——《革命造反总部》(简称《总部》)扣上“保守组织”的政治帽子。王力打一派拉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
姚登山迅速向外交部和外事口一些单位传达所谓“王力讲话”后，极左思潮犹如洪水一般狂泻而下。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造反派组织)勾结《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些激进红卫兵篡夺外交部大权、(造反派第二次夺权，即夺周总理的外交大权。1967年1月第一次夺权。陈毅外长靠边站后，周总理就直接领导外交部。——笔者注)外交部造反派接管外交部政治部、批斗外交部反对“打倒陈毅”的群众组织《革命造反总部》(简称《总部》)、召开外事系统万人“批斗陈毅”大会。8月22日深夜，北京某些大专院校极端组织临时拼凑组成所谓《反帝反修联络站》以港英当局镇压香港工人和封闭几家报馆为由，打着“反帝”的旗号，火烧了位于日坛公园附近的英国驻华代办处大楼，揪斗英国驻华临时代办。这是建国以来政治影响最坏的一次震惊中外事件，极大地败坏了新中国的国际声誉。这一系列严重恶劣事件使中央对外事口和外交部几乎失去掌控。
正在南方巡视的毛主席获悉后严厉指责这些劣迹。他接见途经各地驻军及有关省、市负责人时，对他们提出，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口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他指示周总理对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采取组织措施。
9月24日，毛主席从南方回到北京。等候在中南海的王海容即向毛主席汇报外交部运动情况。当说到王力“八七讲话”(王力8月7日讲话)不得人心时，毛主席评论道，“王力讲话是大大大毒草。”毛主席引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同心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王海容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回外交部后，她约她的同事刘华秋一起去请教她的祖父王季范老先生(国学大师，毛主席的表兄——笔者注)。王老先生告诉他们此两句古诗出自唐人罗隐的作品。经过一番思索，他们认为诗中的“英雄”有指王力之意。
9月27日，王海容、刘华秋等十一人在外交部贴出了《王八七讲话是大大大毒草》的大字报，率先点名批判王力。
二、中期——春风得意，飞快高升，王海容的“黄金时期”
1965年11月王海容调入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工作，是科员，任务是研究分析国际形势。1970年夏，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主要任务是安排落实毛主席的外事活动。1971年7月任礼宾司副司长。同年10月联合国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后，为《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副代表。(注：中国代表团组成：团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副团长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其他三位代表是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符浩、周总理助理、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熊向晖和外交部下属《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陈楚。副代表是中共中央联络部副秘书长唐明照、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安致远、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女)、外交部总务司副司长邢松鷁和外交部干部司副司长张永宽)。1972年5月任部长助理。1974年7月任副部长。十年内王海容从科员提升为副部长，她是当时盛行“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中的青年干部。
当时许多领导干部积极主张、赞成提拔王海容。他们冀望通过王的捷径能最迅速、最及时听到最高指示，依照上面的精神领导运动，避免犯错误。
此时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部领导班子)成员是：部长：乔冠华(核心小组组长);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符浩、仲曦东、何英、余湛、王海容(女);部长助理：宫达非。
1972年6月28日，毛主席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当谈及“文革”时，毛主席指着在座的王海容(担任记录)、唐闻生(担任翻译)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在外交部，她们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这一时期，毛主席对外交部的工作有不少批评，王海容肩负“传话人”的任务。
(一)批评第153期《新情况》
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新闻司》编印的第153期《新情况》刊登《美洲和大洲司》撰写的一篇题为《对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调研文章，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新情况》是外交部内部的调研成品，由部内地区司和业务司撰写，供中央和部内外有关单位阅研、参考。——笔者注)当天周总理看后大加赞赏，并要秘书打电话给外交部说，《新情况》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建议外交部进行工作小结，推广经验。
毛主席阅后对文中“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提法，提出异议。他认为，说美苏合作、欺骗世人，妄图主宰世界，与中央的意见不相联系。说这篇文章是“放屁一通”。
7月3日，周恩来听王海容说，毛泽东对外交部第153期《新情况》有批评。周即指示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立即收回该期《新情况》，并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
7月4日，毛主席召见“文革派”王洪文、张春桥时，对他们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大概是铀──235，浓缩铀吧。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写得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外交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比如说，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样浓下去，浓到明年，欺骗性变为更大，要升级了。这个欺骗性的问题闹了一年多了。毛主席还批评另一件事：“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指亚洲司——笔者注)，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 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在毛主席提到另一个问题时说，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指阿尔巴尼亚——笔者注)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一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7月5日，周总理主持政治局开会。会上，张春桥传达毛主席7月4日对周总理的批评。周恩来作初步检讨并主动承担责任。当天周恩来将他的检讨呈送毛主席。
之后，周恩来亲自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开会，研究分析“错误”问题。外交部写出“外交部《新情况》153 期错误何在?”的检查报告。
7 月14 日，周总理在阅批外交部检查报告时，增写了下面一段话，美苏争夺是长期目的，是实质;勾结是表面现象，互相利用为自己利益服务，而且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同时，也会从反面教育出更多的人民觉悟起来，反对两霸。
7月15日，周恩来将修改过的检查报告呈送毛主席，并在附信中表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
毛主席审阅外交部检查报告时划去了“受到中央严厉批评”一句中“严厉”二字，并批示说：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检讨不必写了。
(二)“帮助”周总理会议
1973年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拟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问题同中方沟通。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基辛格进行谈判。
11月15日，毛主席听取了王海容、唐闻生(担任会谈的记录和翻译——笔者注)关于中美会谈的汇报后，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说了错话，犯了错误。毛主席说：美国人要借给我们一把伞，这把伞叫核保护伞，这把伞我们是不能要的。还说：果真苏联打过来，就知道谁是敢打的，谁是要投降，当儿皇帝的。
11月17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应召到毛主席住处开会。
毛主席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
他还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指外交部的干部)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会议成立了一个“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等六人组成。会议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主席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1973年11月25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数次召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和耿飚(中联部部长)等人出席了会议。外交部参加会议的有：姬鹏飞(部长)、乔冠华(副部长)、黄镇(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仲曦东(副部长)和王海容(部长助理)、唐闻生(美大司副司长)、章含之(亚洲司副司长)、罗旭(非洲司副司长)(以上四人皆为女性)。
12 月9 日毛主席会见尼泊尔国王和王后之后把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王洪文、王海容、唐闻生等人留下，说“这次会议(指“帮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迫不及待。他(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清)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毛主席又说，“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并补充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分别时，毛主席同周总理“长时间热烈握手”，表示继续对周总理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毛主席对这次“帮周”会议的小结。
（三）批评外交部长姬鹏飞的四国之行
1973年6月，姬鹏飞外长应邀出访英国、法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四国，王海容随行。回国后，王海容到毛主席处汇报，说姬外长的这次访问，是“空手而归”。毛主席批评姬此行是“西天拜佛、如丧考妣，疲于奔命，得不偿失”。
1973年底，外交部党的核心组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姬鹏飞。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部领导发动群众批判姬鹏飞四国之行。
1974年11月，姬鹏飞调离外交部到《全国人大》去工作了。外长一职由副部长乔冠华接任。
（四）提议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联合国决定于1974年4月9日在纽约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
1974年3月中旬，外交部领导酝酿出席这次会议的我国代表团团长人选，初步设想在《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三位同志中选一人率团出席。周恩来总理让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先听听毛主席有何考虑。
3月19日，王海容往见毛主席，问及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此时，周恩来病情严重，不可能再出国了。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提议由邓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向世界全面阐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纲领。毛主席对王海容说：“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王海容当即将毛主席的指示向周总理和姬鹏飞外长报告。
3月22日外交部向周总理上呈了“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副总理任团长，外交部长乔冠华和我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为副团长。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
3月24日周恩来对外交部报告批示：同意这一方案，并送毛主席及在京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阅后持反对态度。毛主席当日圈阅同意。就在毛主席圈阅同意的那天夜里，江青把王海容叫到钓鱼台她的住处，要外交部改写请示报告，改由一位部级领导同志担任团长，反对邓小平同志率团与会。王海容表示主席已批准了，不能修改。江青对王海容的不合作姿态，耿耿于怀。
3月25日，毛主席让秘书转告周总理：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将此意转告政治局，要王洪文负责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转达毛主席的意见。
3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为由反对邓小平率团与会。出席会议的其他成员都一致同意外交部的方案。周恩来要王海容、唐闻生将江青的反对意见报告毛主席。
3月27日毛主席写信告诫江青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为此，江青和王海容结下了圪塔。
三、晚期 —— 经历一场“内战”后，离开外交部
“帮周(总理)”会议后，1974年11月姬鹏飞调离外交部，乔冠华当上了外长。此时王海容已当上了副部长(1974年7月任命的)，唐闻生是《美大司》副司长(1974年3月任命的)，章含之是《亚洲司》副司长(1971年3月章含之调到外交部工作时，是《亚洲司》科员。当年10月为《中国出席联大代表团》顾问。1973年底与乔冠华结婚。三年之内，从科员升到了副司长。)此前，乔、章和王、唐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在乔家一起议论党内斗争形势，无话不谈。
职务的变换往往会让人忘乎所以。升官后，乔、章和王、唐之间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乔冠华在政治上不甘居王海容之下。由于王海容与毛主席的特殊关系，她有时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经常向外交部领导口头传达“最高指示”。姬鹏飞主持外交部工作时，姬部长绝对恭顺无二话，当时乔冠华也不啃声。当乔当上了第一把手，他和心高气傲、耐不住寂寞的章含之(曾教过毛主席几课英文，她的养父章士钊是毛主席的故友，自以为拥有很强硬的关系和与众不同的身份。)不再心甘情愿地屈服于王海容。此时乔冠华对王海容传达的最高指示心存疑虑地说：“谁知道这是不是最高指示!?”
此前由于王海容和江青在对待邓小平问题上有分歧，江青对王海容极为不满。江青有意拉拢乔、章打击王海容、唐闻生。
江青首先设法使王、唐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然后使这两位年轻人处于挨批的境地。1975年9月江青成功地策划毛远新担任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随后江青找乔冠华研究撤换毛主席的英文翻译唐闻生，由冀朝铸替代。(冀朝铸时任国际司副司长，曾是外交部《办公厅翻译室》一流英文交传翻译。——笔者注)江青的第二招也实现了。乔冠华为实现打击和抗衡王海容，极愿靠拢江青。乔冠华自鸣得意地对冀朝铸说，这就叫做以毒攻毒,先利用大王八蛋解决小王八蛋的问题。(冀朝铸曾在写给章含之痛骂王海容的信中，自称是章含之的“仆人”。)
1975年11月乔冠华和章含之第一次写信给毛主席，状告王海容、唐闻生，诡称王海容、唐闻生同邓小平一起分裂中央。
虽然王、唐远离毛主席，但老人家还是希望乔、章和王、唐能携起手来共同批邓，所以不断地对他们四人做工作，缓解他们之间的矛盾。
1975年12月2日，毛主席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一行。乔冠华和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陪见。王海容担任会谈记录，唐闻生担任英文译员。毛主席用心良苦地说：“有一些年轻人批评他(指中国驻美联络处的一些干部批评黄镇)。这两个年轻人(指王海容、唐闻生)对乔老爷(乔冠华)也有一些批评。不能忽视这些人啊，否则你会在他们身上吃苦头的。这是一场内战”。
1975年12月12日，毛主席当着乔的面对王、唐说：“你们是造反派，原谅原谅老家伙，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叫滚蛋!”毛主席认为，大家都是自己人，要团结起来批邓。
1975年12月23日，毛主席把乔冠华、章含之、王海容、唐闻生等四人找到一起谈话，劝说他们搞好团结，并对乔冠华说“(有意见)要当面谈，不要背后”。毛主席谈话后，王海容主动找乔冠华征求意见。乔冠华却说“没有意见”。
1976年1 月29日中午，江青在钓鱼台住处会见章含之时说，通过揭批王、唐挖出来邓小平这个后台老板。江青还说：“光写言论不行，要写行动。这两个女人坏透了，跟着邓小平干了好多坏事。去年她们看见主席眼瞎了，我们四个又挨批，就以为邓小平得势了，马上转过去，当了投降派。没想到这是主席的策略，就是要让邓小平充分表演。现在主席的眼好了，总理也死了。邓小平的阴谋诡计彻底暴露了。王、唐一看大事不好，又跑到我这来哭，说是上了邓小平的当。鬼!什么上当，他们是臭气相投，狼狈为奸”。
1976年4月5 日发生“天安门事件”。4月7日中央决定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被批评为“至今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全国开展揭批邓小平复出以来实行的各项措施。
外交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部领导动员群众揭批邓小平(自1973年底复出后，邓小平主管外事工作)并号召群众要“联系实际”。乔冠华欲借机整倒王海容。乔和王由“亲密战友”变成“死对头”。
外交部不明真相的群众按自己了解的情况书写大字报发表看法。一些大字报说，乔冠华在外交部执行了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另一些大字报说，王、唐是邓小平在外交部的代理人。乔冠华和章含之引导群众写大字报揭批王海容和唐闻生投靠邓小平的事迹。还有的大字报批评王海容在干部问题上的作法，说王海容经常给政治部干部司王明修司长“写条子”，任用、提拔自己中意的干部。
顺便解说一件事。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在一次会见外交部领导时，毛主席点名“乔老爷”(引自“文革”前的一部电影《乔老爷上轿》——笔者注)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后来外交部工作人员也学毛主席改称“乔部长”为“乔老爷”。当时大家完全是出于对乔的尊敬和仰慕。1974年底，乔冠华和王海容(未婚)的矛盾公开化后，“老爷”和“小姐”的称呼被群众广泛使用，两派观点对立的群众分别被称为“老爷派”和“小姐派”，但已无善意可言。“老爷派”和“小姐派”打起了“内战”。
1976年4月25日，乔、章第二次(1975年11月是第一次)上书毛主席诬告王海容、唐闻生受邓小平指使，传递康生有关不利江青、张春桥的话。这封告密信说，1975年8月，邓小平带话给王海容、唐闻生说康生要见她俩。康老要她们转报毛主席，说江青、张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全文见附件三)
5月12日毛主席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向乔冠华询问外交部运动情况。乔冠华不愿如实汇报，只说“有困难”。毛主席指示乔冠华找华总理汇报运动问题。
5月13日毛远新(毛主席的联络员)打电话把乔冠华约到中南海。他说主席要他先同乔冠华打个招呼，主席已指定华总理、陈锡联副总理、汪东兴主任、张春桥和他五人听取对王海容和唐闻生有意见的同志们的汇报。
5月17日下午三时半至次日凌晨，乔冠华、韩念龙(副部长)、杨琪良(政治部主任)、王明修(干部司司长)和周耀东(政治部宣传处处长)等人向《中央五人小组》作汇报。他们讲了王海容和唐闻生参与邓小平攻击和分裂中央的活动，邓小平利用她们策划夺乔冠华的权。乔冠华还专门反映毛泽东选集五卷问题。他说，王海容和唐闻生在邓小平策划下，用康生名义夺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权。乔冠华说，王海容和唐闻生讲过，五卷的工作原来是康生抓的，康生病了，被张春桥和江青抓过去了。现在邓小平要把五卷的编辑工作夺回来，由胡乔木来管。汇报结束后，《中央五人小组》没表态。
5月20日乔冠华参加外交部《西欧司》批邓会议时作了长篇发言，点名批王海容和唐闻生。乔冠华说，邓小平是一条泥鳅，翻不起大浪，重要的是他的社会基础。乔冠华还抱怨地说，“主席接见，谁参加，我不在意，这里是不是有不正常的事情呢?有没有违反组织纪律的事情呢?……有些事，你们怕，我也怕，因为有人动不动就说‘我已请示过主席’”。乔冠华毫不妥协地说，“路线斗争，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不要迷信”。
5月25日王海容和唐闻生向《中央五人小组》作汇报。
5月26日乔冠华催问华总理，外交部运动怎么办?华总理回答说，“《中央五人小组》还没有研究，主席的精神你是知道的”。乔冠华对华总理有意见，认为华总理是非不分。
6月7日，《中央五人小组》召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全体人员(即部长乔冠华、副部长韩念龙、符浩、仲曦东、何英、余湛、王海容)开会。华总理表示，他在听取了双方意见，报告了毛主席，现按照毛主席指示发表意见。他说：“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总的还是认真学好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要认认真真的学，这是中央的统一部署。切实把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融会贯通。………… 大家应该重温一下中央五号文件提出的精神”。 ……… “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矛头集中批邓小平”。
乔冠华说：“群众觉得要揭，我们领导能采取什么态度呢?能不赞成他们揭吗?他们觉得应当起来把问题提出来，处在我这个地位，我很难处理。我能控制他们吗?…… 说不准揭发，行吗?对群众运动不能这么干”。乔冠华情绪激动地说“今天外交部的问题已经发展到这种情况，我在党中央面前讲真心话，我不干了”。…… “请求中央是不是可以考虑关于外交部运动请中央派另外的同志主持”。“我不认同我们两个人的争论。任何事情总要有是非”。
华总理说：“你们的意见，我们原来就考虑到了”，“我们也不需要作任何新的答复”。
当晚乔冠华给毛远新打电话时，毛远新在电话上批评乔冠华在会上情绪激动，并点出，(乔冠华)“转移批邓方向，打内战。还想利用中央帮你打内战”。毛远新还严正地说“不能这样。以后千万不能提干不下去，辞职这一类的话”。接着，乔冠华给华总理打电话，承认自己在会上态度不好。
之后，外交部的“内战”仍未能停下来。乔仍策划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打成“至今不肯改悔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在外交部的代理人”，继续收集王、唐“攻击中央、分裂中央”的材料。在乔冠华示意下，杨琪良(政治部主任)、王明修(干部司司长)和周耀东(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把大字报揭发王海容和唐闻的内容汇总成一份材料，以杨琪良、王明修和周耀东等三人名义分送《中央五人小组》成员和江青。
6月30日我国驻阿尔巴尼亚刘振华大使奉调回国，担任副部长，负责外交部政治思想工作，领导外交部运动。
7月19日华国锋总理约见乔冠华部长和刘振华副部长，宣布两点指示：一是“停发《政工简报》” (外交部《政治部》编辑的简报，刊登外交部运动进展情况——笔者注);二是“不要打内战”。乔冠华的期盼落空了，没再有所作为。
外交部运动进入冬眠状态。
11 月9 日刘振华副部长在外交部全体人员大会上传达毛主席生前对乔冠华和章含之4月25日第二封状告王海容和唐闻生信上的批示：“乔冠华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
12月2日，中央宣布免去乔冠华的外长职务，任命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黄华为外交部长。
1977年揭批 “四人帮”运动时，外交部群众揭发“四人帮”通过乔冠华和章含之插手外交部运动。乔、章涉嫌投靠“四人帮”。他俩被列为揭批对象，被隔离审查，但终未查出他们有任何政治问题。
1978年后，乔冠华因病一直呆在家休养，章含之等待分配工作。1982年，乔冠华被安排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外交部下属单位)顾问，章含之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乔、章都没有去上班。1987年章含之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副主任。
运动进展过程中，不少群众对王海容有意见。一些处级干部和群众贴出大字报，要王海容交待在“批林批孔”阶段时批周总理问题(指“帮周会议”)。有些大字报说，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外交部人员非常悲痛，欲举行悼念活动。王海容根据上级指示，通知外交部人员不准进行悼念活动，不准带白花和黑纱，不准去天安门广场。干部司一些人贴出《彻底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肃清其在外交部的流毒和影响》大字报，称：“邓小平这条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在我们这里不是没有影响和反映的”，“有的人(指王海容)利用职权及其特殊地位，在干部的调动、提拔工作中搞一言堂，个人说了算，破坏党管干部的原则。”还有大字报说，王海容当领导后，爱训斥老干部，对他们发号施令。礼宾司大字报说，她主管《礼宾司》工作期间，经常向下乱吹风，乱批条子，私下向毛汇报情况，不符合组织原则。有些大字报认为，她得志后便猖狂、狂妄起来，眼中只有毛主席。
王海容在外交部的日子也不好过。1978年底，王海容的人事组织关系从外交部转到中组部，之后被派往中央党校学习。1984年4月，她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保留副部长级待遇)。
结局
这场“博弈内斗”终于无声无息地结束了。事实上，乔和王两人之间的矛盾并非路线分歧，也非工作上的是非、原则之争，而是出于个人好强、好胜的目的，或可诠释为“权势”在作怪。在这场对决和纠葛中，没有赢家，没有结论。最终，他们都黯然地被调离外交部。
附件一： 1967年7月8日王海容等十一人的第一张大字报全文
最近围绕批陈毅问题，在部内引起各种议论。归纳起来不外两种：一种认为要以敌我矛盾来处理，一种认为应以人民内部矛盾来对待。
怎样作更实事求是，更科学些呢?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重读了中央首长关于陈毅问题的讲话，看了关于陈毅问题的材料，经过一番思索研究，我们得出几点初步意见，为了开好批陈的大、中、小会，现在把这些初步意见写出来，同大家一起讨论。
一、经过学习和研究，我们进一步体会到中央对陈毅是：“一批二保”。对这一精神，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切实领会，紧紧跟上。
二、陈毅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对他的错误要进行无情的揭露，彻底的批判，真正把他的错误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并切实肃清他的影响和流毒。绝不能对他的错误采取包庇、姑息、手软的态度，绝不让批判陈毅错误的斗争半途而废。
三、我们初步认为，尽管陈毅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有时站错了队，但全面地、史地看，从现有材料看，总的说来他还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是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不是刘、邓司令部里的人，他还是跟毛主席走的。对他的错误的批判，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一看二帮。
我们认为，陈毅的问题，最后决定性质还要看三方面的情况：
1. 看现有材料中一些要害问题的落实情况;
2. 看今后能否提出更加要害的问题;
3. 看他的态度和表现。
我们完全拥护周总理“先批判后定性”的指示，因为这完全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外交部联络站战士和综合组革命同志
王海容 刘华秋 陈德和 方 奉 田 进
黄成武 李钟英 陈贞芳 王永华 周兴兴
李奉晹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
附件二：1967年10月4日《三谈对陈毅要‘一批二保’》大字报全文
一、 对陈毅要“一批二保”
根据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对犯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首先要分清“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
陈毅犯了严重错误，我部广大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彻底批判陈毅，是完全应该的，三次批陈小会开得也是好的。
当前陈毅还没有作出触及灵魂的检查，批陈的任务仍然很重，我们必须根据毛主席“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发动群众，人人动手、动脑，狠批陈毅的错误，猛触他的灵魂，促进他展开思想斗争，改造世界观，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批陈中会召开在即，我们必须努力开好。批陈斗争一定要进行到底，也一定能够胜利进行到底。
但是，从陈毅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看，从陈毅的功过看，我们认为，陈毅不是走资派，不是“三反分子”。对陈毅，应该批评帮助，并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而不能“一棍子打死”。四月份以来，中央负责同志关于陈毅问题的谈话，都体现了“一批二保”的精神，特别是总理在接见《联络站》核心组的历次谈话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我们在陈毅问题上坚决拥护“一批二保”的最高指示，坚决抵制风行一时的宁“左”勿右的思潮，不怕被人扣上“新保皇派”、“保陈小丑”、“保陈狗”等等政治帽子，敢于批判地保陈毅，敢于把他从严重的错误中解放出来。
二、 我们对“一批二保”的理解
我们认为，对于陈毅的错误，一定要发动群众，不讲情面，彻底揭发，严肃批判，认真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但是，揭发和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他“打倒”，把他本人“搞臭”，而是为了挽救他，帮助他改正错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允许和鼓励他将功赎罪，为革命事业立新功，建新劳。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只有这样，才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负责任的表现，才是坚持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表现，才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表现。
当总理传达了“一批二保”的最高指示后，《联络站》核心组在九月十六日的报告中，虽然在口头上不得不表示“坚决拥护”这一最高指示，但在大谈“一批二保”的“辨证法”时，完全违背了中央把陈毅当作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离开了“保”字来谈批，坚持要在“打倒”的精神下进行“批”，而且把“一批二保”这一正确的方针恶意地污蔑为“保字当头”、“未批先保”等等。《联络站》核心组某些人这样作是不是要把自己放在对抗中央的地位上去。
《联络站》核心组九月十六日报告后，有一批紧跟《联络站》核心组的“左”派人物贴出一张接着一张的大字报说：“打倒陈毅”和“一批二保”的精神是一致的，只有“打倒陈毅”才能“保” 陈毅。这是什么逻辑?什么辩证法?稍有头脑的人不用多想就可以看出，这是地地道道的诡辩。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对一个病人，应该首先把他整死，才是真正想救活他，“整死”和“救活”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些人的辨证法就是这么“高明”和可笑!
有人辩解说，“陈毅打得倒，‘打倒陈毅’的口号当然是正确的，陈毅打不倒，‘打倒陈毅’的口号也是正确的”;“现在中央提出的‘一批二保’是正确的，你们(综合组)写的‘一批二保’的大字报是错误的。”这种种诡辩的说法是不值得一驳的。
我们认为，抵制中央精神，坚持要“打倒陈毅”，不但不是很“革命”的表现，相反，说得不客气一点，这是形 “左”实右的表现，是 “常有理”、 “一贯正确”、“文过饰非“的表现。
三、 打倒不打倒陈毅是“革”与“保”的分界线吗?
姚登山声色俱厉地说：“打倒不打倒陈毅是‘革’与‘保’的分界线”，这是绝顶荒谬的。
第一、 陈毅不是打倒的对象，而是“一批二保”的对象。在陈毅问题上的“革”与“保”，表现在敢不敢于彻底揭发批判，狠触他的灵魂，帮助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而不是表现在喊不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当群众不了解陈毅的全面情况和中央精神的时候，出于对陈毅的严重错误的义愤，提出要打倒陈毅，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姚登山和《联络站》核心组的某些人明知中央对陈毅是要保的，仍要坚持“打倒陈毅”，这就不是“革”不“革”的问题，而是背离中央精神，走到邪路上去了。
第二、区分“革”与“保”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拥护还是抵制、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组成部分。“打倒一切”是刘、邓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但在我部，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宣传“一批二保”，执行“一批二保”，却被打成“保守派”，而抵制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主张“打倒一切”、高喊“保字号靠边站”的人，则被封为“左”派和“革命干部”这岂非拙拙怪事?
第三、在陈毅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现象。但依照《联络站》核心组划定的标准，同意我的观点的就是“革”，不同意我的观点的就是“保”。这就不是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为划分是非的标准，而是以“山头”作为划分是非的标准。这不是党性的表现，而是派性的表现。
第四、从我部的现实来分析，高喊“打倒陈毅”的人，未必全是革命派。例如：陈家康、冼依之流，不就是投机分子或跳梁小丑吗?而主张“彻底批判陈毅” 的人，未必不是革命派。许多同志不接受“打倒陈毅”的口号，都在踏踏实实的进行揭发批判，他们的方向是对头的，是革命派。
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坚决打倒陈毅”、“不打倒陈毅死不瞑目”，是行不通的;对陈毅采取“一批二保”的态度，是正确的。姚登山等人所划定的“革”与“保”的分界线，不是已经开始垮台了吗?
应当指出，在陈毅问题上压制不同意见，是无益有害的。把对方意见压下去，最后只剩下“一言堂”。搞“一言堂”的，有几个不垮台呢?
四、 驳几种谬论
“一批二保”的大字报贴出后，遭到各种各样的指责。这里，我们只挑几种稍加驳斥。
有人(例如研究室的专员霍明同志)质问“一批二保的大字报居心何在?”指责“一批二保”是“保字当头”，“未批先保”，“假批真保”，等等。这种指责完全是对“一批二保”的歪曲和污蔑。“一批二保”是正确的政策，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难道这是“保字当头”?跳出来恶狠狠地批判“一批二保”的人，并不能证明自己是“革字当头”，是“大左派”。
有人(例如办公厅的专员倪立羽同志)明明知道“一批二保”的来历，却狂妄地说：“如果真有这话，我们也要独立思考，不要提倡奴隶主义”。这是什么话?难道听毛主席的话，是“奴隶主义”吗?这说明外交部确有一种在“反对奴隶主义”的口号下实行“无政府主义“的思潮，不加以批判克服，是很危险的。
有人说：你们提“一批二保”，说明你们对陈毅的感情超过对毛主席的感情，是给毛主席丢脸。这简直是胡扯!我们听毛主席的话是对毛主席的最大热爱，宣传毛主席的指示，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给毛主席争光!
有人说：“一批二保”是“保守思潮的理论基础和动员令”。棒子好粗啊!帽子够大了!但是，谁吃你这一套呢?如果要说“理论基础和动员令”，那末，“一批二保”就是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理论基础和动员令。
有人说：“一批二保”的大字报，“把外交部的运动拉向右转”。这话太离奇古怪了!难道紧跟毛主席是“向右转”，而“紧跟王力”、“紧跟王中琪”、“团结在王中琪的周围”，倒是真正的向左转吗?必须指出，高喊“紧跟王力”、“紧跟王中琪”、“团结在王中琪的周围”的人，不是政治上的庸人，就是别有用心。
指责和歪曲“一批二保”的各种奇谈怪论，可以休矣!
敢不敢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敢不敢挽救犯严重错误的干部，是检验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试金石。
(十一人签名) 1967年10月4日
附件三：1976年4月25日章含之写给毛主席信的全文和影印件
主席：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王海容、唐闻生，与章含之同在外交部工作)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话。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话。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 之
1976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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