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全称国内生产总值，它的前身是GNP,全称国民生产总值。1929年，美国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期间，美国政府迫切想知道自己国家的国民总收入的情况，库兹涅茨接下了这个任务。1934年1月4日，库兹涅茨向美国政府提交了《国民收入报告（1929-1932）》。1936年，库兹涅茨提出了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概念，被后人称为GNP之父。
库兹涅茨认为国民总收入由投资加消费构成。到了1940年，凯恩斯任美国财政部顾问，坚持要把政府购买算成是国民总收入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的GDP实际上是由四部分构成的，从支出法的角度：GDP=投资+消费+政府购买+净出口。它是一个本地生产的概念，不再强调国民的概念了，但是其核心框架，依然是国民总收入等于投资加消费。
库兹涅茨对国民总收入的研究，让他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萨缪尔逊甚至将GDP称为人类在20世纪的伟大贡献之一。然而，当我们真正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时候，才知道所谓的国民总收入，其实就是马克思说的总价值。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按照劳动的性质，把劳动分成死劳动和活劳动。死劳动就是指已经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活劳动就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死劳动是过去进行时，活劳动是现代进行时。
举例来说，设备是生产资料，但是生产设备的工人是活劳动。简单理解，当这个工人生产设备的时候，他是创造价值的，他的劳动价值就是设备的价值。当另外一个工人使用设备的时候，这台设备是不能创造价值的。过去人们认为利润来源于设备创造的价值，其实利润不过是正在使用这台设备的工人的剩余价值。
设备的价值，要一点一点的转移到使用这台设备创造价值的劳动者的手里。这种转移，说到底只是折旧。1台设备的寿命大约是10年，每年计提一点，10年时间，这台设备的价值就全部转移到下游的产品中去了。10年之后，下游的工厂会再买1台设备，然后再开始新的价值转移。
如果没有折旧，下游工厂一样会买设备，这台设备的价值就会在1个静态投资回收期，通常是8年，转移到下游的产品中去。8年之后，投资设备的资本家将收回全部的投资，但是该资本家并不会停止自己的利润。严格的说，把资本家的利润等同于设备价值的转移是不合适的，因为资本家最终获得的利润，要远远大于设备的价值。价值完全不等的东西，我们凭什么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价值转移呢？
当我们理解马克思说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会转移到最终产品中去，这个价值就是折旧。折旧是计提，它不是代表当期发生，但是它会进入产品的价值。工厂买了一台设备后，这台设备的价值，会以每年折旧的方式进入到产品的价值中去。设备的价值和总折旧的价值完全相等，这样的过程才是真正的价值转移。当这个价值转移发生的时候，那个设备工人的劳动早就是过去的劳动了，所以我们称之为死劳动。不是说死劳动不创造价值，而是说这个死劳动创造的价值，我们当年就已经把它当成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了。
我们概括一下死劳动的特点：一是发生在生产资料身上的劳动，二是它是发生于过去的劳动，三是这种劳动的本质是折旧。有些人认为原料也是生产资料，它的价值也会转移到最终产品中去。很明显，原料不具备死劳动的基本特点。这种上下游产业之间日常的价值转移（价值增值），是工业生产的流程，并非是马克思所特指的价值转移。
既然整个社会的价值都是活劳动创造的，所以活劳动的合计劳动时间就代表了社会总价值。此时，我们不用再区别什么产品是中间产品，什么产品是最终产品，不管它是什么产品，我们只考虑劳动时间。花费了多少的劳动时间，就创造多少的价值，相当于现在经济学中说的增加值。
生产资料是手段，生活资料才是目的。如果我们的目的就是得到生活资料，为什么不用生活资料去代表国民总收入，反而要把相当于中间产品的生产资料也算成是国民总收入的一部分呢？脱离了劳动价值论的西方经济学，用了差不多100年，才想明白这个道理，但是马克思在GDP正式提出的100年之前，就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我们把这个世界所有的劳动，都看成是一个人劳动，这个人既要干生产资料的活，又要干生活资料的活，所以这个人创造的真实价值，就是两部分劳动的真实时间。
如此简单易懂的事情，为什么会让劳动价值论存在那么大的争议呢？纠结在于不同时间造成的错觉。现实中，我们真正能看到的时间，其实是劳动力的价值，不是劳动的价值。当我们用时间去衡量价值的时候，只能衡量劳动力的价值。真正的劳动价值，要包含剩余价值。按照马克思的价值转形理论，剩余价值其实是被社会统筹分配的。也就是说，在你生产的产品的价值中，很可能包含他人的剩余价值，所以你不能在你的具体劳动时间和你的劳动产品的价值之间划等号。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国民总收入，它就是所有活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包括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就是用来满足生活资料生产的，剩余劳动时间就是用来满足生产资料生产的，所以国民总收入就是投资加消费。
为什么凯恩斯要把政府购买也算成国民总收入呢？这个就要说到罗斯福新政了。罗斯福新政的特点就是扩大公共开支。既然经济危机是产品过剩，重工业的产能就一定过剩。政府扩大公共开支，就相当于政府购买了一部分重工业的产能，这样重工业的产能就不过剩了，经济危机也就不存在了。
政府购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民收入的概念。既然政府购买针对的是重工业的产能，那么它就应该在原来的投资的定义范围内，不需要再单独进行统计。当年库兹涅茨和凯恩斯对GNP的统计范围有争议，也是围绕这个问题。
企业投资会形成消费品，它是有价值的；政府投资不会形成消费品，没有可供衡量的价值。通常，政府投资会有社会效益。如果我们不体现这个社会效益，就不能体现政府投资的进步意义。凯恩斯很可能是想用政府的购买，去体现政府投资的社会效益。大多数国家，投资和消费接近1:1，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政府投资（即政府购买）和政府消费假想成1:1，用这个假想出来的“政府消费”代表它的社会效益，尽管这个社会效益是不可度量的。
因为政府购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民收入，所以我们当前的GDP概念就不是原来的价值概念了。这个时候，GDP不等于社会总价值，或者说不等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如果我们仍然想在价值和GDP之间建立联系，那么价值就应该等于GDP中的投资+消费，其中不能包含政府购买。至于净出口，由于其不是核心，这里忽略不计。
总之，GDP的本意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只不过是结合时代的变化，概念有所延伸。如果真的要算这个是经济学对20世纪的伟大贡献，我们应该这个贡献的时代再向前推100年，算是马克思对人类的一大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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