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口口声声称他和普京的关系很好，现在他正在和普京谈一笔“大交易”，那就是结束俄乌战争。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他也许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同时，特朗普也曾经表示，中美友好可以共同解决世界上很多问题。他是否也想和中国做一笔“大交易”？
听其言，观其行，他在特朗普1.0期间也是翻来覆去如此说的，的确使很多人产生过幻觉，以为他并不想和中国闹僵，中美两国还有可能搞成一个主宰世界的“中美国”。但是也就是这同一个特朗普首先单方面发动了针对中国的贸易战，那时的借口是“贸易逆差”。
如今，进入特朗普2.0才一个半月，他已经连续2次对中国商品加税各10%，现在的借口是“芬太尼”。他的加税行动会不会到此为止了？现在还看不到他对中国商品加税行动停下来的迹象，他在竞选时的承诺是加税60%。
为了禁止中国商品进入美国，他不惜得罪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重要盟友和邻居，目的是希望他们也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从而防止中国商品借道加、墨进入美国。
很明显，他这样做，就是一种“极限施压”手段，目的是迫使他们对中国商品征税。
我们看到，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特朗普和拜登的态度是高度对立的，拜登政府积极支持乌克兰，而特朗普则完全相反。
但是我们更要看到，拜登和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却是一脉相承的。拜登不仅维持了针对中国的关税，还变本加厉，增加了针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加税和高科技封锁。而再度上台的特朗普，将在拜登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关税，还更加严厉地封锁高科技。
今天美国的两党严重分裂，似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和对立，但是我们要看到，两党在对中国强硬这个问题上却是高度一致的。
为什么会这样？按照今天很多美国人的看法，不是中国变了，而是美国“觉醒了”。
新上台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指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存在一种幻想，即中国富起来之后，不仅会成为美国商品的巨大市场，中国的经济，也会融入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体制。如今这种幻想完全破灭了。
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想法，她认为中国人有了选择商品的自由和权力，早晚也会要求拥有选择自己领导人的自由和权利。
说白了，美国是希望中国发生“和平演变”，但现在这种希望已经破灭了。
按照卢比奥的说法，问题不在于中国，而在于美国自己。美国必须改变自己的战略思想，彻底抛弃对中国的幻想，回到现实中来。
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一个难以解开的疙瘩。尽管美国至今仍然奉行“战略模糊”政策，前总统拜登却多次表示美国有责任保护台湾的安全，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会反拜登之道而行之吗？
美国和乌克兰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而美国与台湾却存在很直接的利益关系。
被特朗普总统提名为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3月4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确认听证中说，失去台湾对美国利益来说是灾难性的。科尔比说：“失去台湾，台湾的沦陷将是美国利益的灾难。我的立场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与中国的军事平衡已经急剧恶化。我一直试图提醒的是，我们必须集中精力，使我们自己的部队能够有效、合理地保卫台湾。台湾和日本也必须做得更多。”
科尔比的这个提法，实际上和安倍的“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说法是完全一致的。
高科技是美国的“命根子”，而台湾今天是世界最先进芯片的主要供应来源。美国的高科技不能没有台湾的芯片制造，这也就是美国今天急需“台积电”把台湾的芯片先进制程带到美国来的原因。
3月4日特朗普在国会演说中有一个小高潮，就是宣布“台积电”要增加在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生产芯片的庞大计划，引起了全体两党议员的欢呼和赞许。
特朗普希望任何国家来美国投资，包括中国。是的，特朗普在最近的内阁会议中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希望他们（中国）在美国投资，这很好，这可是一大笔钱会进入。我们也会在中国投资，我们将与中国合作。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会非常好。我看到所有这些虚假的报道，说我们不想要他们的钱，我们不想和他们有任何关系，这是错误的。”
但是同一个特朗普在上任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签署了《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该备忘录有四个要点如下：
一是盟友和伙伴的投资将获得“快捷通道”，但前提是不能与中国合作；
二是中国被视为外国对手，不能投资美国的战略领域；
三是美国资金不能随意投资中国军民融合技术；
四是在美国已经上市的中国公司需要受到更加严格的合规审查。
看来，特朗普是希望中方对美国产生幻觉，以为特朗普首先是一个“商人”，是一个“交易型”的领导人，可以和他谈合作做交易。
依我看，“小交易”是可能的，但“大交易”就别想指望了。
（作者：Ksliu，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员；肖志夫，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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