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的四大矛盾及其解决途径

导论

　　自从西方经济学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后，它就失去了经济学最重要的量化标准。无论它建立了多么复杂的数学模型，它都是试图用数学的方式去拟合现实。比如对于现实世界影响很重要的经济增长理论，目前有不同的流派，大多会涉及到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和资本、劳动、技术有关，所以经济总量就是三者的连乘，其中技术是系数，资本和劳动是变量，再设定资本和劳动的指数之和为1。该公式就是没有数学证明的猜想，不代表三者之间一定遵循这样的数学关系。由于存在这种缺陷，今天的经济学介于科学和玄学之间，充满了矛盾和争议。假想一下，如果劳动价值论真的是成立的话，所有的价值就都可以用时间进行度量，一切经济现象或将都变成可视和透明，无数困扰我们的经济学难题亦可以迎刃而解。

　　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劳动价值论依然是不完善的，并不存在一个简单进行工时统计就可以确定产品价值的所谓劳动价值论。要证明存在一个严格的用时间确定价值的劳动价值论，要克服四大障碍或者说解决四大矛盾：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矛盾；劳动价值和非劳动价值的矛盾；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矛盾；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矛盾。一旦解决了这四大矛盾，我们就可以从时间层面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科学和数学的区别在于，科学更侧重验证，数学只需要证明。可能今后的经济学更像数学，可以像数学一样的证明，再也不需要在各种政治概念中纠结了。以下是关于劳动价值论四大矛盾的论述。

一、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物化劳动是死劳动，不创造价值。基于这个定义，有如下结论：劳动工具是物化劳动的劳动成果，不能创造价值；劳动产品是活劳动的劳动成果，能够创造价值。这样的价值释义会和实现中的印象产生矛盾：作为一个劳动工具的生产者（活劳动），他是创造价值的；作为一个使用劳动工具的生产者，他所使用的劳动工具是不能创造价值的。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劳动者使用的劳动工具是企业的资本，它会产生企业的利润，我们需要解释这个利润和劳动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矛盾就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涉及的核心就是利润。在19世纪30年代，曾经有一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学术大辩论。代表劳动价值论的李嘉图学派，因为不能解释利润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导致该理论破产。李嘉图学派的核心观点就是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商品中耗费的实际劳动量。关于利润，李嘉图学派认为它属于资本中所包含的实际劳动量，它需要一点一点的转移到劳动产品中去。

　　当时大家对利润有一个共识，即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马克思称之为社会平均利润率规律，现在的人称之为资本利润率或者资本收益率，对应的企业经济指标为静态投资回收期。假设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6年时间，资本中所包含的劳动价值会一点一点的以利润的形式转移到产品中去。问题在于：6年之后的企业一样会得到利润，怎么解释这个利润和劳动依然有关系呢？既然利润是劳动价值的转移，又怎么可能没有转移的终点呢？

　　李嘉图眼里的那个一点一点转移到劳动产品中的价值，其实是劳动工具的折旧，而不是利润。李嘉图学派的错误很有代表性，至今有很多人依然是按照李嘉图学派的观点理解劳动价值论。我们现在说的劳动价值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在李嘉图学派破产之后，开始资本论的研究，并提出剩余价值理论，解决了传统劳动价值论的基本逻辑矛盾。

　　剩余价值理论将劳动价值分为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认为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价值的两分法不是价值的分类法，而是价值的方法论，揭示了价值的内在联系。到了1929年，库兹涅茨在设计国民收入指标体系的时候，沿用了这一思路，认为国民收入是由投资加消费构成的。虽然后期按照凯恩斯的要求加入了政府购买，但是价值的两分法依然是我们思考价值的核心方法论。

　　剩余价值理论涉及价值转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有专述。价值转形比较复杂，马克思也没有完全解决价值转形问题。上世纪20年代，鲍利恺威茨建立了价值转形的数学模型，发现价值转形不能满足马克思提出的两大总量相等，即总价格等于总价值、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理论界为此纠结了100年。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价值转形不存在静态平衡。

　　下面给出简短证明：假设两大部类资本有机构成相等，根据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原则，两大部类之间不会发生价值转形；既然不会发生价值转形，两大部类内部的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必然相等。假设两大部类的资产不存在折旧，根据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原则，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等于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以此推理，两大部类内部的剩余价值等于其劳动力价值，即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均等于100%。

　　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有关。工业化早期，资本有机构成低，所以剩余价值率也低，不可能达到100%。这说明当时的两大部类之间一定有价值转形。由于存在价值转形，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不等。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不等，彼此的资本收益率就不等。资本收益率不等，两大部类的发展就不均衡。为此，资本主义衍生出来一种机制，通过两大部类之间的价值转形，让两大部类彼此的资本收益率交替领先。一个达到高潮，一个必定低潮。由于剩余价值率较低，第二部类的权重更大，所以第二部类的低潮被认为是经济危机。在19世纪，经济危机的周期为10年。

　　两大部类是马克思的提法，轻重工业是后来的提法，概念大同小异。理论上讲，当重工业的生产规模赶上轻工业的生产规模时，剩余价值率接近100%，此时经济危机不再出现。美国轻重工业的比例，大约是在1920年前后达到1：1。在1929年之前，美国有近40年的经济危机空窗期。

　　在这里交待经济危机，是为了证明价值转形过程的不稳定。不能把不稳定的资本收益率设定为社会平均利润率，并建立数学模型。

二、劳动价值和非劳动价值的矛盾

　　既然是劳动价值论，怎么还能承认非劳动创造的价值呢？这种价值是一种特殊的剩余价值，即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是马克思提出来的概念，原来是指超过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活劳动不仅创造劳动力价值，也创造剩余价值。如果该利润不是活劳动创造的，它就不能成为正常情况下的剩余价值。通常，企业利润要受平均利润率规律制约。如果它不受平均利润率规律制约，意味着它是超额剩余价值，不是活劳动创造的。马克思提出的地租，本质上也是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不是劳动产生的，但是它也像剩余价值一样，可以用来投资。既然能用于投资，它就必然发生劳动。这样，以非劳动形态出现的超额剩余价值，最终还是要落在劳动力的身上，成为劳动的价值。

　　虽然超额剩余价值，也像传统的剩余价值一样，可以被劳动者使用，但是它并不能被普通劳动者使用，不在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中。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土地买卖、二手房交易，都会产生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如果我们把这些超额剩余价值当成是普通的剩余价值，用于企业的日常投资，就必然酿成一个后果：企业实现的价值，高于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从而导致生产过剩。

　　能够说明这个现象的是1929年的那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它不是再像传统的经济危机那样，有规律的周期性波动，只要企业挺过了波动，就能恢复到正常状态，它是全面的产能过剩。这场经济危机影响深远。后来美国搞了一个罗斯福新政，经济才慢慢恢复。罗斯福新政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力推行公共建设和投资。这个政策之后，不仅1929年那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不再出现了，传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也消失了。

　　笔者认为，超额剩余价值不是不能用，而是不能用在企业身上。它是高于传统劳动价值的价值，只能用在非传统的劳动力身上。具体的说，就是只能用在公共建设上。超额剩余价值区别于相对剩余价值，它并不是劳动的效率提高了，所以不能通过给劳动力提高工资的方式消化超额剩余价值。即使提高了工资，超额剩余价值一样存在，一样会产品过剩，一样会有经济危机。

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矛盾

　　首先探讨一个劳动价值论中比较纠结的问题，代表价值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按照定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社会平均劳动强度和熟练程度下，生产具体劳动产品所耗费的抽象劳动时间。举例来说，我们过去1小时生产1双鞋子，1双鞋子的价值是100元，现在1小时生产10双鞋子。问：现在的一双鞋子的价值应该是多少？答：从定义的角度，现在的这双鞋子的价值是10元。如果用时间单位表达，过去一双鞋子的价值是1小时，现在一双鞋子的价值是6分钟。

　　这一结论和现实不符。问题出在了这个定义有缺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应该只是实际消耗的时间，还必须包括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时间的节省。劳动者的收入不断的提高，基于劳动价值的不断增值；劳动价值的不断增值，基于历代的劳动者对劳动时间的不断节省（提高效率）。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今天的一双鞋子的价值也是1小时（60分钟），但是其中有54分钟是劳动者节省下来的时间，所以价值还是100元。

　　这个价值在单一产品的简单经济模型中是成立的。现实中，鞋子的价值要根据劳动价值确定。理论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标准时间，个别产品中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并不属于个别劳动力，而是属于全社会。我们在一双鞋子上节省下来的54分钟，不是属于从事鞋子生产的劳动力，而是属于社会全体劳动者。例如，这个54分钟只有3分钟能分摊到每个劳动者的身上。这样，鞋子的价值就是实际消耗的6分钟，加上分摊到每个劳动者身上的3分钟（价值增值），一共是9分钟，所以最终鞋子的价值就是15元。劳动价值论的具体应用还要考虑到价值转形，会更复杂，这里就不展开了。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马克思认为复杂劳动就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劳动，同样多的时间，复杂劳动的价值高于简单劳动的价值，即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之所以复杂劳动的价值更高，是因为这种劳动力要花费更多的教育或培养时间。这一说法，肯定了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是量化的时间，但是也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劳动时间应该是抽象的时间，不同性质的劳动，不管是复杂劳动也好，简单劳动也好，价值都应该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应该受社会分工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从事不同劳动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价格是不同的。

　　解决这个矛盾，需要重新理解和定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时间指基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加上本期实际劳动时间中节省下来的基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基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是真实的劳动时间，它是比较出来的劳动时间。只有初始期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是真实的劳动时间。其后的每一期，都需要按照上期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准计算当期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需要说明的是，要想节省下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为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一部分，这个时间必须得到利用。

　　举例来说，上期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8小时，本期节省了1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本期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9小时。节省下来的1小时，还要用在工作上。这里的8小时和1小时，都不是真实的劳动时间。追溯既往的真实时间，并且根据这个真实时间确定后面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现实的，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基期的选择是人为的，我们不需要知道去年的价值是怎么来的，只需要知道今年的价值就是去年的价值的增值就好了。能够让价值增值的，只有效率，与人对价值的主观判断没有关系。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一部片子卖了50亿，这个世界就平添50亿的财富。

　　总之，如果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是国内分工，通常不需要区别两者的价值；如果一定要做区别，就应该是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把教育或者培训等的时间也考虑进去。如果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属于国际分工，就要另当别论。此时，简单劳动是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复杂劳动是发达国家的分工。不同的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样的劳动时间，代表了各个国家不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中发达国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代表的价值更高。

四、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矛盾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矛盾是笔者新提出的观点。这里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一种特定的分类，不一定符合传统的定义。这样的分类用于描述一种状态：体力劳动和其劳动产品是严格对应的，体力劳动不出现，劳动产品就不会出现；脑力劳动和其劳动产品不是严格对应的，脑力劳动不出现，劳动产品一样会出现。典型的脑力劳动包括知识产权、作品的版权、技术专利等。

　　在分工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当它们以国内分工的形式出现的时候，没有价值的差别；当它们以国际分工的形式出现的时候，代表了各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价值的差别。我们这里只讨论国内分工。

　　分工来源于效率，随着效率的提高，原有的产业就会不断的释放劳动力，新的劳动力从事新的工作，就会创造出新的价值。这种新的价值属于全体劳动者，所以分工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劳动价值的升值。效率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以相对剩余价值的形式体现。马克思认为相对剩余价值是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得到的，所以相对剩余价值是属于全社会的。为什么效率来源于全体劳动力，而不是来源于个别劳动力呢？

　　效率的提高离不开劳动工具的贡献。工业化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劳动工具和劳动者的分家。通常，劳动工具的生产者和劳动工具的使用者，彼此独立。具备较高效率的劳动工具，并不能被个别企业垄断。这种效率具备社会性，可以提高全体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体力劳动就是这种情况，即使效率体现在具体劳动力的身上，它的受益者也是全体劳动力。

　　脑力劳动的成果具有积累性，情况比较复杂。积累性是一种特殊的效率，只属于脑力劳动者的本人或其雇佣者，并不能因此提高全体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假设有一家药厂，过去每年生产1种药。经过持续的科研活动，现在每年生产10种药。由于药品的物理成本远低于开发成本，可以理解成这家药厂具备了将效率或者产值提高10倍的能力。

　　如果效率属于全社会，劳动价值就会升值。此时的药厂生产的药的价值，就要根据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重新计算。虽然劳动价值的增值提高了药厂的人工成本，但是由于药厂的效率提高了10倍，药品的单价就会很便宜。现实情况截然不同。药厂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可能允许出现低价药品。虽然药厂的能力提高了，但是整个社会的劳动价值并没有变化。劳动价值没有变化，劳动力的价值就没有变化，劳动者的收入就不会提高，劳动者就没有能力消费药厂的10种药。最终，药厂会通过限产保价的方式维持自身的利益。即使它拥有10种药，也不可能创造出10倍的价值。

　　以上事例说明，个别的效率只有通过共享的机制，才能变成社会的效益。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劳动分成两大类，体力劳动的效率能够分享，脑力劳动的效率就很难分享，两者之间就会出现矛盾。前面说过的三大矛盾，是价值量化的矛盾；这个矛盾，不仅是价值量化的矛盾，也是机制的矛盾。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个矛盾会越来越突出，需要我们认真的面对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