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9月8日上午为了准备《官僚政治与商品经济关系初探》在笔记本上记录的9月7日凌晨的感想。其中有些观点融入到了《官僚政治与商品经济关系初探》中，但为了行文方便，只做了简单转述。敝帚自珍，今天再整理到电脑上。
官僚政治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有关系——至少要有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出现才说得上官僚政治。在阶级社会，如果没有达到这种生产力要求，就只能是贵族政治之类的“世家政治”。生产力达到了这一程度，在适当条件下就会产生官僚政治。这个适当的条件主要的就是小生产占社会同志地位，分散的小生产者占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他们需要一个专制的君主为他们“作主”。这个君主面对千百万“马铃薯”一般的分散农户等小生产者只能依靠官僚实现统治。作为历史过程，从贵族政治（世家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过渡肯定会有各种变形、突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劳动人民不仅通过提高生产力起到了根本的作用，更通过起义等革命斗争推动了其进程。比如隋唐农民起义就把“士族”这种贵族政治的遗留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科举制则成为推动官僚政治的强大助推力。官僚政治一旦形成，又会作为一种既成的强大的习惯势力发挥作用。
正因为官僚政治与小生产、小生产者有着这种密切的关系，所以与商品经济也就有了天然的“纠缠”。
中国特别是以中原为主的核心地区因为是人类文化（文明）的源头、主干，农耕文明发达，所以原始社会漫长，发育自然而又成熟。中国不但最早进入“文明社会”。这种阶级社会不可能是古代希腊、古代罗马那种因为不同波次移民、征服造成的奴隶社会，而是带有浓厚原始共产主义遗留色彩的农奴制社会（“三皇五帝”大概是一个从原始社会向阶级国家过渡的阶段）。在此基础上，中国在春秋时代开始了从领主封建社会向地主封建社会的过渡。随着秦朝的建立，中国就进入了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时代。其中虽然有过分裂，但多民族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始终是主流和趋势。
伴随着从领主封建社会向地主封建社会的转变（春秋战国时期）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出现了。其生产力基础突出的表现为铁器和牛耕的广泛使用。这使得农业生产摆脱了大的宗族，可以以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作为基本单位。这就促进了领主封建社会的解体，并走向地主封建社会。另一方面，社会剩余产品的增加，使得脱离直接生产的人数也有了增加，从而出现了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其来源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基层政府官吏，另一个就是礼乐在政府和民间的传承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使得一部分人从基层官吏和祭祀等世袭职务中摆脱出来，变成了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两类知识分子也成为后世“儒法之争”的社会基础。前者因为要承担直接的社会管理等职责，所以哲学上偏重于唯物主义。他们的社会基础是中小地主阶级这样的统治阶级的中下层，其政策客观上也对农民比较有利。后者因为是从抽象的“礼乐”出发，自然热衷于唯心主义，他们的社会基础是统治阶级的上层尤其是已经腐朽的统治阶级。因为商品经济最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法家一定是“节制资本”的，而儒家则是放任自由的——他们说的“不与民争利”中的“民”不是升斗小民，而是豪强地主、官僚地主这样的“豪民”。
由此可见，中国的官僚政治出现的就很早——萌芽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繁荣与两宋及以后相当一个历史时期。与这个过程相对应的是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尤其是其稳定统治时期，以满足统治阶级奢侈生活为目的和长途贩运为基础的简单商品交换也必将繁荣起来。这种以简单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非但不会自发地发展出近代欧美那种资本主义，反而会反过来成为官僚集团巩固自身地位、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帮凶”。官僚集团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向一切利润较高的商业渗透并通过权力入股（有时也有资金入股）、庇护等形式加以控制，甚至直接从事高利贷。他们再把搜刮来的资金勇于土地兼并。另一方面，商人也会积极向官僚集团渗透、转变。最终两者会逐步融合——这在明代中后期表现得特别突出。至于官僚集团的国营商业则在宋代比较发达。
上述官僚与商人的结合、融合，尤其是商人资本、高利贷资本与土地兼并的结合，成为“周期律”的一个重要加速器，而且在恶性循环中官僚政治走向极端，商品经济走向畸形。
二
西欧因为历史条件与中国不同，所以长期处于一种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的混战状态中，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出现的很晚。（日本的情况尤其是社会结构和西欧非常相似，这也是明治维新能够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内在基础。）知识主要掌握在僧侣、贵族手中。到13、14世纪，威尼斯、热那亚等地在东西方贸易中积累、集聚的货币财富以战争国债的形式与王权相结合，并在其他历史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以对外战争、掠夺为目的和核心的另一种商品经济开始形成。出于对统一市场、特别是减少关税的要求，资本主义势力与王权结合反对地方的诸侯割据势力。
于是在这个过程中西欧开始了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神权政治向世俗政治的过渡，并在15—18世纪完成，从而适应、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未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历史条件。
长期以来，欧洲中心主义等西方中心主义泛滥严重、影响广远。迷信这些东西的人，以西欧作为标杆，看中国阶级国家的出现、官僚政治等就是所谓的“政治早熟”，看中国的商品经济尤其是科技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当欧洲完成相互征伐，形成几个列强，并把资本主义的“负面性”向外部转嫁时也就是黑格尔说的“历史的终结”。欧洲在完成这一历史过程后，就会有一种优越感，说中国历史是“停滞的”、“周期循环”的，甚至为了掩盖自己的野蛮而故意污蔑中国等东方的历史和文化。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因为历史发展的不同，官僚政治与商品经济在历史上结合的基础，东西方（中国和西欧）是不同的，结果也大不一样。但有一点很清楚，官僚政治可以与地主封建社会及其以后的各种剥削社会相结合，并成为一种强大的“反作用力”影响此后生产关系乃至生产力的发展。官僚政治（包括作为其作风的官僚主义）天然的基础是大量分散的小生产。但是，另一方面，只要官僚政治出现以后，任何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必然要依靠这个工具，从而强化官僚政治。
资本主义是剥削社会的最高和最后的形态，所以在资本主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以后，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面目改造这个世界。这个时候，如果其他国家，即使自身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或者已经消灭了剥削，只要仍然有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官僚政治就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的温床。这不仅因为资本主义必然是发达的商品经济，更因为官僚集团为了自身利益，一定会选择私有制社会。资本主义出现以后，尤其是在国际（垄断）资本的压力下，附庸资本主义等资本主义的怪胎就是符合官僚集团利益的唯一选择，官僚集团也会成为资产阶级的一种特殊畸变形态，并以自我消灭（官僚集团）从而妄图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官僚买办集团、苏联变质后解体前都是这种情况。如果说蒋介石集团的自我毁灭是客观的历史过程，那么苏联变质后官僚集团则是主观的选择，其中的教训都值得认真总结和吸取。
2023年9月22日下午
【文/宋新滨，本文为作者投稿188金宝搏体育官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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