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承友：东欧早期改革

最有意义的是20世纪50至70年代末的东欧国家的一些表象上的社会主义改革。此时期东欧八国的发展道路受到苏联斯大林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直接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促使其转向社会主义，“波匈事件”和“布拉格之春”等，但其大部分时期还是基本自主的；南斯拉夫和波兰到60年代初还没有完成农业合作化改造，[1]没有基本建立起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其他国家也不是完全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都越来越远离），但他们又可归属于共产主义运动考察范畴。这里就概述他们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现象（可以纳于马克思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范畴）。

　　早期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两根支柱和标志。历史发展规律表明：充分发展的大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必经阶梯。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大都诞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新生了早期传统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模式），随着其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相对稳定，都有一个开展自我革命，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与大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更高结合与改造，建立新形式的科学社会主义新课题。这种社会主义自我革命或改革，以1940年代末“南苏冲突”为契机和异常形式，在前南斯拉夫全面开始了。60年代东欧第二次改革浪潮兴起，其中，匈牙利是第二个开展了相对全面和深入改革的国家。概述他们发展新型大商品经济的探索基本上可以其从对商品经济认识——市场机制及市场培育，企业——生产资料所有制，计划——国家经济管理三大方面去认识。[2] [3] [4]总的说来，大多数国家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存在的普遍性，南、匈两国非常重视市场和市场机制作用，多国把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单位，出现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所有制实现新形式和国家经济分权式管理，出现了重视计划的经济方法等，并形成了两种发展新商品经济的典型形式：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和企业（工人）自治， 经济管理权限彻底下放，实行市场经济的体制；匈牙利的国家集权与企业分权相结合（包括公有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管理以经济方法为主），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可以说，他们把公有制经济与大商品经济的结合式发展推进到了比较深入的程度。当然，他们的企业独立化（法人化）和市场化，市场体系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公有制内涵的完整与实现形式规范，计划管理与行政管理分别等问题都还没有基本解决，匈牙利改革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而言还至多是突破到半程（因为行政式管理还占优势），南斯拉夫的社会所有制企业是“无头所有制”，“半私有制”，产权制度模糊，经济管理权下放分散，削弱了必要的集中，宏观经济出现失控等，他们在借鉴西方大商品经济发展一般经验上还刚刚开始。另外，他们在政治民主化改革方面还是有所进展的，[5]大都形成了改良型的党政结合、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而南斯拉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正反两面经验则都比较突出。如其一方面是，“非官僚化”，干部的招聘制、选举制、任期制和轮换制， “民主化”，除党和军队机关外，国家机关和社会企事业单位都实行自治原则，变党的直接领导为“间接引导”等；另一方面是，“权力非集中化”，“权力分散化”（包括“联邦主席团”中的主席轮流制、代表制）等，它又助长了地方分立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发展。

东欧国家的这些早期改革，特别是南、匈等国家改革的主要方面是具有修正主义性质的。它是由其改革和发展的结果与状态所决定的。如南、匈等国改革的结果是：“经理（或官僚）和技术专家阶层”获得广泛的权和利。此阶段生产关系改革的落脚点情况最能说明问题。若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两个西方国家—美国和日本与两个采取分权模式改革的东欧国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社会财富分配状况加以比较，即可发现：南、匈两国社会分化水平已与美、日两国大体相当。如果将居民按收入高低等分为五个组别, 最低20%和最高20%居民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美国为5.3%和39.9%，日本为8.7%和37.5%，南斯拉夫为6.6%和38.7%，匈牙利为6.9%和35.8%。其中，南斯拉夫的社会贫富差距甚至比日本还要大一些。[6]这就表明：公有制生产关系在改革中实际上发生了和平演变。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认识他们的的改革，首先必须回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历史事实表明：历史上几种不同形式的私有制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都是以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为基础，而把它们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其劳动制度的不同，奴隶社会是奴隶的物役劳动，封建社会是农民的人身依附劳动，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人的雇佣劳动。至此，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解就应当完整起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是生产资料（或资产）与劳动的结合关系，它包括资产权利关系和主体劳动关系及二者相结合的方式方法等三方面内容。其中，资产所有权等资产权利（或产权）关系（即关于物的权利关系）和主体劳动关系（劳动制度）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赖以存在的两个前提条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核心和本质就是资产与劳动的结合关系及其结果的资产收益归谁。”[7]由此，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本质就是生产资料公有与民主劳动的结合关系。民主劳动，即马克思的自主联合劳动，就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劳动，劳动者处于企业的主人翁地位，劳权与产权（手段）协同，其中的一个核心标志是：劳权的组织载体——企业职工大会或职代会处于企业的权力监督地位（局部性单位的重要地位）。依此，匈牙利扩大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还不是真正建立企业民主劳动制度，更没有企业公有者共享企业收益制度。南斯拉夫企业改革，实行工人自治，但职工参加企业决策等徒有虚名，流于形式，企业权利实际上为经理和技术专家享有。微观上，企业民主劳动制度缺足；宏观上，公有者的民主劳动制度基本没有。东欧公有制企业改革，实际上是虚化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从政治上看，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一根红线或底线，而东欧国家的改革中，非公有制经济广泛发展，特别地表现在波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国家，其社会阶层阶级分化，资产阶级半资产阶级和阶级矛盾都明显起来，执政党虽然注意到民主，却放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东欧的早期改革在远离科学社会主义，它还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改革。

参考文献[1] 金雁：《战后东欧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若干特点》，《外国问题研究》1988 年第 2 期。[2] 周新城：《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及其模式》，《外国经济与管理》1984年第11期。[3] 周新城：《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续）》，《改革》1985年第2期。[4] 景维民 孙景宇：《东欧改革经济学：经济学本土化的一个范例》，《长白学刊》2006年第3期。[5] 蒲国良：《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反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3期。[6] 房宁：《“天鹅绒革命”是怎样发生的》，《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2期。[7] 周承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中国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页。20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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