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说说马识途的“局限性”

　　昨晚听闻马识途老先生逝世的噩耗，笔者连夜写了点纪念文字。一位读者朋友在后台留言好心提醒，让笔者别“哭错了坟头”。

　　这一点笔者其实是清楚的，不过为了防止误导年轻读者，有些问题还是交代一下为好。

　　从马识途老先生晚年的作品、访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看，作家马识途与作家魏巍当然不是一路人，甚至在很多问题的认知上是完全相左的。

　　这样的认知出现在马识途老先生那一辈知识分子身上毫不奇怪：一则他本身就是体制内身份，自然要有“保持一致”的“觉悟”；二则他在毛主席时代后期毕竟也是受过严重“冲击”的，连《夜谭十记》的主要部分都是在那个时代结束以后才得以完成和出版的，要求他本人完全没有怨气是很难的。

　　马识途曾经称赞说：“鲁迅是中国的脊梁骨，巴金是中国的良心。”

　　巴金在世的时候，曾把自己的新作《再思录》赠给马识途。马识途则回赠了自己的杂文集《盛世危言》（上面的截图文字便出自这本杂文集），并在扉页上题写道：

　　“巴老：这是一本学着您说真话的书。过去我说真话，有时也说假话，现在我在您面前说。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努力说真话，不管为此我将付出什么代价。”

　　《再思录》是巴金1987年出版的《随想录》的续集。1987年6月19日，巴金写下《合订本新记》作为搁笔之文，他在这篇文字的最后一段写道：“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

　　就在《随想录》出版那一年，巴金回成都，和他的老朋友张秀熟、沙汀、艾芜，多次相聚，也拉上了小他们十来岁的马识途，由此有了“蜀中五老”的称呼。这大约为马识途晚年的思想认知构成，打下了基础之一。

　　巴金的《随想录》，收录了150多篇随感，以他自己的说法，贯穿全书的主线就是讲真话，其中更是直接以《说真话》之类的字眼做标题，控诉“牛棚”，控诉“浩劫”，控诉那个时代的人“说空话”、“说假话”，在《再论说真话》中，巴金首先表扬自己的随想录是说真话的，“忏悔”自己在那个时代“受了骗，把谎言当作了真话”。

　　单就巴金的《随想录》，笔者不想讨论太多，因为也没法讨论，巴金老爷子立场先行，自己形成了闭环：“控诉”才是“讲真话”，你要认真讨论、辩证分析，讲哪些好、哪些坏，就有“说空话”、“说假话”的嫌疑了。

　　例如，巴金耿耿于怀的“胡风案”，这里面固然有整人者违背毛主席“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指示，搞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那一套，但并不是说胡风他本人就真没有问题了，而且当初批判胡风，巴金本人也是参与了的。

　　而整胡风的人是“两头真”的人物，正是自诩在五十年代和在八十年代都是讲真话的，这才是可恶的，就像作家丁玲晚年说的，“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所以，巴金先生要反思的话，就应该完整、全面地去反思，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控诉”，一味地将问题归罪于毛主席和他所处的时代。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马识途的好朋友、《红岩》作者罗广斌之死。简单地讲，罗广斌的确是死于所谓“浩劫”的武斗。

　　2013年，马识途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曾经谈到了罗广斌之死。马识途讲道：《红岩》出版后，罗广斌的名气虽然如日中天，却遭到诸多限制，原因就是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留下了历史疑点，解放后受到当权派的排挤。运动开始之后，“内心有怨气的罗广斌参加了造反派，造市委的反……”最后莫名其妙地“被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