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刹海市》到《大梦》：一触即燃的公共情感正“脱实向虚”

　　继刀郎的《罗刹海市》之后，又一首歌《大梦》引发公众情感的共鸣，在过去几天被持续传播与讨论。

　　《大梦》是由瓦依那乐队和任素汐在《乐队的夏天3》节目中合唱的一首歌曲。瓦依那乐队由路民、岜农、十八3人组成。1979年出生的岜农，是瓦依那乐队主创兼主唱；九零后的路民常年在工地当瓦工，偶尔去街头卖唱。八零后的十八一边在老家种地，一边在桂林当流浪歌手。任素汐是演员兼歌手，曾出演《驴得水》、《无名之辈》等电影。

　　不同于《罗刹海市》的晦涩隐喻，《大梦》的歌词简单朴素，用近八分钟的时间，唱尽了一个普通人从六岁到八十八岁的一生。也因为这样，所以不同年龄段都能从中找到共鸣。

　　比如歌词写道，“我已十八岁，没考上大学，是应该继续，还是打工去，该怎么办？来到了深圳，转悠了些日子，没找到工作，钱花得差不多，该怎么办？”“我已二十八，处了个对象……没正式工作，要不要房子，要不要孩子，要怎么办？”“我已三十八，孩子很听话，想给他多陪伴，但必须加班，该怎么办？柴米和油盐，学校和医院，我转个不停，赚不到更多钱，该怎么办？”“我已七十八，突然间倒下，躺在病床上，时间变很漫长，该怎么办？”

　　贯穿歌曲始终的那句“怎么办”，无疑是最能触及人们脆弱情感的追问。因为“怎么办”的背后，既充满了个体面对各种遭遇时的无奈与彷徨，伤感与孤立无援，也表达着人们对整个时代的不解与追问。“我们这是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这是疫情期间很多人的叩问，也延续到今天成为很多人心头的疑惑。正如《大梦》唱的，“太多的错误，总在重复”。而当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成了一座山，面对总在重复的错误，从“该怎么办”的孤立无援走向“大梦一场”的虚无自然顺理成章。

　　走向虚无，这也是《罗刹海市》与《大梦》的共通之处。《罗刹海市》中的“罗刹国”，本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存在，在这个虚无的国度，以丑为美、颠倒黑白，便增加了一层荒诞感。《罗刹海市》的最后一句歌词唱道，“西边的欧钢有老板，生儿维特根斯坦”、“那马户又鸟，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本身就是虚构的，并没有与事实精确对应的语言，尤其当语言与知识、利益、权威等关联起来之后，就会演变成一种话语权，不再有日常生活现实的泥泞感。所以“那马户又鸟”虽然是我们人类根本的问题，但从源头上看，也注定是虚无一场。

　　再看《大梦》，虽然前半段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但最后也不可避免走向了虚无，因为对于心灵无法安顿、不断挣扎中的个体来说，除了走向虚无别无他途。虽然歌曲在最后试图留下一个略带光明的尾巴——“我看到花儿在绽放，我听到鸟儿在歌唱，我看到人们匆匆忙忙”，但当面对最终的死亡，面对“如果生命只是大梦一场，你会在怎么办”的叩问，也只能放下，否则“怎圆满”？又或者，圆满本身也是一种想象，不圆满才是常态。

　　“旧闻评论”在《任素汐《大梦》：不为唤醒，把玩彷徨》中这样写道，“它们（《罗刹海市》和《大梦》）的社会反响比流行更加深刻，但比异见又更显柔弱，却总能一击而中弥漫的社会情绪。与其说是歌曲启发了众人，不如说是公众情绪随时被起爆。《大梦》是个人写实与写意的混合，《罗刹海市》则是社会隐喻和反讽的集成，一个向内彷徨，一个对外诅咒。两首歌的不同面向，或许很好地说明了时代中人的嘴脸，总是不调和，反证不舒坦，却也没出路，只配得上偶尔唤醒，反复沉沦。”“‘该怎么办’，为什么由一首歌扛起社会情绪的所有？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这恐怕是无解局面下的侧写。”

　　“法治不立，各图侥幸；秩序紊乱，群情不安。”这是梁漱溟在一篇对比中国和西方在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方面不同的文章中，曾提出的16字箴言，放在今天丝毫不过时。也因为“秩序紊乱”、“群情不安”，所以从《罗刹海市》到《大梦》，一触即燃的公共情感很容易便“脱实向虚”，虽然表面上人们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变得更加现实主义，但内心深处却是虚无主义的蔓延，这好比一处庇护所，既能阶段性地安顿心灵，也用来放下所执。就像曹雪芹一样，给《红楼梦》设置了一个“太虚幻境”的故事框架，表面上是说天上之境，实际隐射人间之境，它暗示人们，你争我夺的现实世界也是太虚幻境，并非实在。本是一种幻境，人们却殚精竭虑地争个身心俱碎，这便是荒诞。所谓荒诞，正是以幻相为实相的颠倒梦想。但这何尝不是另一场“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