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近九十年前，针对日寇入侵我中华的民族危亡局面，毛主席和共产党、蒋介石和国民党，曾有过截然不同的抗战思路。
当时双方在抗日问题上的路线分歧，本质可概述为“抗日应该依靠谁”问题的分歧：国民党依靠“科技”（武器装备），共产党则依靠人民（游击战争）。
这背后，体现了毛蒋两人以及国共两党天然的阶级对立。
早在抗战伊始，蒋介石就明确于国民党内部表示：
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
我们为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
但是毛主席在1937年3月则表达了另一种态度：
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
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反对借准备之名，行妥协之实”。
中日之战显然是一场敌强我弱的战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具有广泛可以动员和解放的有生力量，且具备抗战的正义性，长期战争的胜利是有希望的。
毛主席一直主张解放民众进行战争，即“人民战争”理论，而蒋介石却只将花巨资组建的军队和抓来的壮丁看做抗日力量。
毛主席相信中国“立起抗战”的力量蕴藏在民众之中，在同斯诺谈话时指出：
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潜力，这些力量在一个伟大斗争的时期是能够组织起来投入到强大的抗日战线上去的。
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
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
相反，蒋介石对于中国民众的态度要比毛主席冷淡得多。他对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一直取鄙视与训斥的态度。
1934年5月，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纲要》中说：
今日吾国社会，一般心理，苟且萎靡，其发现于行为者，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恶不分，故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故取予不当；本末不明，故先后倒置；于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繁琐浮华，穷者则卑污混乱；其结果遂使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天灾不能抗，人祸不能弭，内忧游至，外侮频仍，乃至个人、社会、国家与民族同受其害。
他对国民党治下的中国人的某些面貌以及党制乱象，其实看的很透，然而他却不知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尤其他竟然这些视为“不可抗日”的“原因”。
1936年3月，蒋介石公开发声：
日本无论男女老少都有尚武精神，而我国则女子向来怕战争，又缺乏一般工作的知识和能力，战时很少能够代替男子担任后方的军事工作。
如是，四万万同胞当中就去了二万万。那些老弱幼小疾病残，不堪工作的，又要占一万万，所余一万万之中，实际学了武艺，懂得军事的，恐怕最多不过二百万人。
如此我们以二百万人与人家六千万有组织有纪律有准备的人来相争，如何能战胜他？他如何不来侵略我们？
这也就是为什么抗战爆发前，蒋介石极力主张对日妥协，反复强调：
我们决不能轻举妄动，致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待抗战爆发后，他虽也宣布“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事实上，蒋介石是限制民众参战的。
1938年4月，国民党制定《抗战建国纲领》，吸取了中共十大纲领的某些精神，但在全面动员民众参战问题上却有很大差距。
这份《纲领》要求各地武装民众在“各战区司令长官的指挥之下”配合作战，同时于政治改革层面，只设立了一个不具决策权力的国民参政会。
所以，这个《纲领》在总体上仍然是要由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日，体现了一条片面抗战的指导路线。
正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投降姿态抬头的背景下，1938年春夏之交，震动世界的《论持久战》于毛主席笔下出炉，给全民族的抗战大业荡涤了污浊、提振了人心、指明了方向：
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
在毛主席的眼中，抗日战争是日本国内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裹挟日本人民，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作战。
而日本法西斯不正义的入侵行径，无法永远裹挟日本人民；但中国共产党却可以长久地发动、领导、团结中国人民，以游击战的方式同看似武器装备强大的日寇进行持久作战。
这也就是为什么毛主席会对日本人民抱以高度的同情。
1945年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后，毛主席率先提出不应这样伤害日本平民：
尽管日本是坏的，它是犯罪者，但是我们对罪犯难道就能够这样子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平民和战犯都去杀吗？不应该这样子，所以他只要伤害到平民，我们当时八路军那个时候连俘虏都不杀，我们杀了日本人的军人，他犯过法，他杀过人，但是我们抓了他，我们要改造他。
在主席眼里，那些狂热的日本人民、特别是童稚时就学习操作玩具枪和玩具手雷、被教说“为天皇陛下效忠”的日本孩子，都是军国主义教育的残害者而已。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互为军国主义肆虐的受害方，应当彼此同情、彼此团结。
还是在《论持久战》中，主席鲜明地点明：
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
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
抗战与抗战，也是有区别的。
有的抗战，表面上是在抵抗，实际上却是一方面迷信武器、投入大量物力财力于武器研发和进口（大发国难财），一方面又时刻谋求“与日军共存”、鼓吹日本人的“大亚细亚战略对中国之友好”。
比如，汪精卫在割据南京时曾推出“与皇军共存”的政策：
东亚民族非团结无以自卫、非互助无以共存……中日双方的共同目标是实现共存共荣东亚复兴”（汪精卫与近卫文磨共同发表的《宣言》）。
终归，这只能被扫进史册尘埃中。
再比如，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在重庆的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作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把会议的议题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使“整顿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成为全会的中心议题。
这在抗日战争的重要关头，受到近卫文磨诱降策略（1938年11月近卫发表《东亚新秩序》）驱使的蒋介石，乃毫无争议的汉奸做派。
历史已经证明，在抗日大业中，投降主义的“放开”“躺平”“共存”“打开国门”是不行的。
一座城市沦陷，日寇就会迅猛地外溢到下一座城市，“外松内紧”实为笑话。
一旦“外松”，“内”也无法再“紧”起来。
对流毒打开国门，偌大东北被蒋介石拱手送出，然而流毒不会就此停步，梅津美治郎马上就打起了平津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主意。
同时，崇洋主义的迷信武器装备、迷信洋人洋器，也是不行的，蒋介石的德械师与美援同样证明。
抗战，只能依靠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人民战争思维的游击策略才能真正的淹没敌人。
日寇绝对不是“大号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的惨烈程度绝非北伐可比，不要总想着“抗战会影响经济发展”故而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如毛主席1947年3月18日在撤离延安时鼓舞全党所言：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回想《论持久战》发表之时，毛主席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
全党感到十多年曲折的历史，终于锻炼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感情上对毛主席领袖地位的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这是因为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思想”这个逐渐被清晰化的概念，开始随着抗日战争战事的深入而深入人心，对抗战的理解也开始升华、教育着广大的党员干部。
这，与此后的整风运动前后呼应，最终在1945年的七大上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共产主义洪流，给出了解答中国命运的答案。
发动人民、依赖人民、从“一个进步阶级掀翻另一个反动阶级”的角度应对和解读战争，这是破除“唯武器论”和“原子弹迷信”以及可以最终获得战争胜利的唯一通途。
毛主席曾一针见血地点明美帝不过是耀武扬威地进行原子弹宣传：
原子弹无非是一个纸老虎，它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反动派看起来有力量，其实都是纸老虎，因为他们背叛人民，他们不站在人民这边。
是人民决定谁胜谁负，如果没有人民的力量，没有一个正义的人心所向的话，原子弹只不过是一个重要的新型武器而已！
没有人民，任何行之有效的政策都不可能被真正的落地并铺展；同时，没有人民，任何存在漏洞的政策也不可能被立刻地纠正和改进。
不论是时而自豪还是时而无奈，我们都可以向这个世界自述：中国人民，毫无疑问是最具群体力量和家国情怀的族群。
我们可以一声令下便瞬时响应，坚守执念没有一点放松，三天，三月，三年……
朝鲜半岛陷落了，东南亚失守了，甚至太平洋战场都一度岌岌可危——只有中国人民如孤勇者一般在抵抗看似不可战胜的强大的日寇流毒。
如果没有这成千上万为保家卫国而舍身牺牲的人民，依靠区区“科技”就可以决定战役之胜利吗？
中国最发达的地域上海，已经给出答案了——我说的是蒋介石当年在四行仓库的狼狈、88师孙元良“德械师”的窝囊。
看不上共产党“土八路”的游击作战，而鼓吹所谓“更先进的抗日政策”去抵御日寇……最终，还是没能在1937年拯救整座城市的沦陷。
如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
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科技的力量是否重要？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无需争议，但其蕴含的内理却往往被人为地忽略：所谓科技，是为了谁？
是为了公有的广大人民福祉，还是为了私有的科技财阀利益？
如果是后者，那恐怕便是前文提到的：「大发国难财」。
即妄图利用公众灾难的“生生不息化”，迫使国家和民众投入巨大财力于所谓的“科技”研发与购买，美其名曰抗战。
还是那句话：抗战与抗战，是不一样的。
国民党的抗战，上迷信武器装备，下蹂躏苍生壮丁，不尽其数的官员和买办在抗战过程中中饱私囊、鲸吞蚕食，而战役则是一场又一场的败、城池是一座又一座的丢，最后掏空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耗尽了国统区百姓的积蓄，唯独壮大了一批批跨海通洋的汉奸官员和买办公司。
他们吹捧美国人的“科技成果”，要求高价进口却又无视美国人才是这场全球灾难的源头祸手——
从1931年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出售了达1.81亿美元的军火；
到1936年，日本陆军提出应付未来对苏、对华战争的耗资巨大的“六年作战准备计划（1937-1942）”，美国认为该计划是针对苏联，于是福特为日本提供现代化冶金技术，洛克菲勒帮助日本建立新式电气工业，梅隆财团帮助日本飞机制造业的进一步现代化；
据美国政府统计：至1937年，日本进口的战略物资中，有54.4%来自美国：92.9%的铜、91.2%的汽车及零件、60.5%的油料、59.7%的废钢铁、48.5%的各种机械和发动机、41.6%的铸铁全部进口美国；
1938年5月4日，在洛杉矶五千人集会上，美国议员司克脱说：
请大家注意，日本目前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是美国资本作为帮凶而杀死的。
饶是如此，依旧有如胡适等买办知识分子对美国和“美国科技”寄予厚望，他们永远在期待美国力量可以帮助中国抗战，要求中国的财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到购买美国装备（如出场费高昂的飞虎队雇佣兵）中……
对于美国和中美关系，胡适这位来自上海的买办文化精英，竟曾用孟子的“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来比喻，即美国和中国之间应当是父子关系，儿子不可以得罪老子、不可以不听老子指挥……
对此，恰如毛主席在1935年的痛斥：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抗战大业，绝不可“唯科技至上”。
如若这般，国家和人民恐怕将沦为科技的“产业奴隶”，入侵的日寇也恐怕难以清零剿灭，从洞开的国门到此起彼伏的内陆，会一直生生不息。
只有依靠人民、相信人民并取信人民，才能发动自上而下最广泛的抗战力量，从源头外阻流毒（敌后游击作战），并在沦陷区精准清零（敌占区通过地下党组织施以袭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抗战，而每一代人的抗战都会有汉奸与买办内扰。
但是只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坚决抗战到底的态度，流毒必定覆灭，买办必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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