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官僚主义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

　　一百一十年前的今天，1912年9月20日，窃取反帝革命果实的袁世凯正式下令“尊崇伦常”：

　　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纪。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就在那一周之前，1912年9月13日，教育部公布以每年10月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各学校届时必须举行“尊孔纪念会”…

　　一项项尊孔政令发出，各种崇儒团体相率成立、遍布全国，文化复辟之风登时刮起，封建帝制重燃的势头也开始灼烧……

　　初始，袁世凯的尊孔还较为掩饰，未公然提倡“尊孔读经”，而是以道德说教转移视线，妄图再度取代国民心中刚刚建立的民主、自由、革命等进步思想。

　　而至1914年，袁世凯为配合复辟帝制，开始加紧进行政治性的尊孔活动，大造“返孔”舆论。

　　当年9月25日，袁世凯颁发《祭孔令》，公开恢复前清的祭孔规定，明令：

　　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祭孔典礼。

　　9月28日，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6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褶紫缎裙，头戴平天冠，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廕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

　　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

　　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祭孔。

　　几日之后，袁世凯又叫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并自捐银5000元相助。

　　其时，某些包藏私心的军阀财阀首脑甚至向袁府发出请愿书，要求北洋政府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

　　最为令人吃惊的，是曾经七次上书变法维新的康有为竟然在《请饬全国祀孔仍行跪拜礼》中说：

　　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

　　他还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说：

　　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

　　………………

毛主席曾在一次与中央同志们的谈话中，回忆起学生时自己崇拜的英雄，那正是辛亥烽火熊熊燃烧的1911年，青年毛泽东当时强烈主张一个人做新生民国的总理——此人正是康有为。

　　然而，经过世事沉浮和基层调研后，年轻的毛主席后来的观点是：

　　康有为虽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推崇儒教的康有为失败了，作为后辈的毛泽东却依靠了中国千百年被残酷统治的被剥削阶级，亲自找到了一条拯救中华民族和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新路：

　　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青年时的主席想要的，既是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阶级雄心，也是一幅“唤醒工农千百万”的政治画卷。

　　其能否实现，必须依托于新的阶级统治与先进政治力量的登场——那么前提，是必须砸碎旧制的士人士大夫，让被统治、被压迫的国家主体阶级完成从肉体到精神的“土改”。

　　从辛亥革命始，至五四运动后，旧制的士人士大夫阶级依旧遍布中国的核心权力层。

　　他们只是赶走了拖着长辫的满旗马褂，却让自己成为了依然未变的「少数人」。

康有为是这样，袁世凯更是这样。

　　在恢复祀孔制度的同时，袁世凯还决定恢复祭天。

　　1914年12月23日，冬至。

　　从新华门到天坛，全部是黄土垫道，警察出动、全城戒严、沿途街巷一空。天坛周围密布着数千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到处皆布岗哨。

　　清晨三点，一辆装甲汽车载着袁世凯出了总统府，向天坛驶去。在南门外，袁世凯下了汽车，换乘早已准备好的四角装饰着璎珞的轿车，到昭亨门下了轿车，又坐上竹椅轿直到天坛前。

　　到了天坛，袁世凯开始步行，这时天还没亮，天坛前点着明亮的灯火，他在更衣殿换上离奇古怪的衣冠便登坛顶礼膜拜，一切仪礼完全模仿封建帝王，只是由跪拜改为多次鞠躬。

　　他祭天所用的祝板，和清朝皇帝的几乎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子臣”两字改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

　　祭天大典从凌晨开始，一直进行到上午九点才算结束。

　　至此，袁世凯尊孔复古的目的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他先向亲信透露：

　　如果天下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

　　于是乎，全国各地五花八门的“请愿团”纷纷出笼，好似一幅民主沸腾、众望所归之势。

　　然而这些所谓的“情愿团”，上自满清王公遗老、北洋政府官僚，下至各省督抚将军、巡抚使，无所不有，权贵利益集团样样俱全、无一缺席。

　　1916年元旦，袁世凯正式称帝，改号洪宪……

　　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报》曾有刊文：

　　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大民主的语境下，孔教伦常与儒学秩序无疑是极为反动的。

从程朱理学，到康熙祭孔；从民国的“大湿辈出”，到80年代的所谓“解冻”……历史已早有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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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教儒生士大夫们的复辟，在历史上一轮又一轮，气势汹汹，杀气腾腾，至今不灭。

而儒热的背后，则是即便不敢言“改弦易帜”，也始终在谋求“红色退潮”的官僚主义抬头与封建士大夫主义复还。

曾有人说毛主席“全盘否定孔子”，这是不折不扣的史谣。

　　主席上过七年私塾，熟读儒篇，说他全盘反孔实为污蔑了。

　　他对于孔子特别是“孔教”，是局部又客观的“反”，且正是源于主席对孔思想的了解和理解。

　　别的不说，主席甚至还用《论语》中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来给女儿李敏、李讷取名，怎能说毛主席反孔子？

主席反的从来不是孔子本人，而是政治层面的孔教——维护士大夫阶层反动统治的孔教。

　　主席曾亲口语：

　　孔夫子的很多思想是好的，但是现在的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夫子了。

　　当孔老圣人变成了维护贵族统治的“白匪工具”，主席的评价一针见血：

　　孔子当年那套东西，没有市场。周游列国到处被赶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入的。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

　　《书经·大禹谟》中说：

　　皇天眷名，奄有四海，为天下君。

　　意为天下万事万物，皆为天子所有，由天人感应得出天人合一，再推到天一统、国一统，统于中央、统于一人……

　　客观而论，官僚政治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统治得以运行的主要支撑，其本身的产生与发展同样需要某种思想予以支撑。

　　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代产生之日起，其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背后是儒家思想的包装：重农、选贤举能、大一统论、纲常教礼等思想均为官僚主义政治形态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某种思想上的便利条件。

　　还是回望大民主时代。

　　1973年8月5日，主席曾写就名篇《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全诗如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1973年，那正是批孔运动的高峰。

　　小王同志其时直陈：

　　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早在50年代初建政功成不久，主席就在一次谈话时愁诉：

　　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

　　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

　　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走了哟。

　　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1949年的深秋，进城第三天，机关食堂加餐，立刻就挨了主席的批评：

　　要想做脱离人民群众的事情，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这样吃下去，不用多久，我们餐桌上的菜饭就会摆满。到那时，我们把“为人民服务”喊得越响，人民群众越恨我们！

　　为治吏之事操心，是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无法安心的心病，他反复叮咛：

　　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

　　现在，有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应当，我最欢迎。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享乐主义的政党，更不是维稳主义、政绩之上的政党。

　　从1939年2月毛主席在给张闻天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为人民服务”开始，这个党就必须始终是一个革命主义的政党。

　　这一点，是党绝对永远不可被稀释的组织性质。

　　在中国共产党之前，有德国共产党的失败；在中国共产党之后，亦有苏联共产党的覆灭。

　　但是革命本身是不死的，国际共运是不死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以置身事外的。

　　逆流者恒亡，革命者永生。

　　1965年重登井冈山，72岁的毛主席带着一股苍凉缓缓诉说：

　　我们共产党人慢慢地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吸取教训。

　　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我们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如果“维稳先行、秩序为大”是共产党人执政的追求，那么毛泽东恐怕会是第一个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人。

　　因为，毛泽东本人就是在青年时期以“挣脱士人身份”为政治人格重塑，参与到民族救亡、乃至建党兴党的革命征程中。

　　一如他曾就国民党与群众的关系而做出的发人深省之述：

　　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

　　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

　　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

　　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

　　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国民党就是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最后被赶到一个岛子上去了。

　　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关系也搞颠倒，我看，迟早有一天，也会被人民群众赶到某个小岛子上去的。你相信吗？你不信我信！

这一百年来，共产党人始终面临着的一个课题，就是防止自身的「国民党化」，其中首要难点就是克服野火烧不尽的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弊病。

　　因为，它几乎可以在奉养党员干部“老爷做派、儒士作风”的同时，摧毁一切政策落地、破坏一切纲领执行，最终苦难只能是由百姓承担。

　　1953年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中，主席有过这样一段话：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

　　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

　　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

　　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三级干部没有审查，或者审查工作做得不好的问题；这是对县、区、乡三级尚未开展整党工作，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

　　这是在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中至今还存在着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这样一种官僚主义，尚未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而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

　　一百多年前的袁世凯为何鼓吹孔教？如其阴谋所言：

　　须知家庭伦理、国家伦理、社会伦理，凡属文明之国，靡不殊途同归，此八德者，乃人群秩序之常。

　　一个「秩序」道破天机。

　　恰如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曾对戴季陶有过精准总结：

　　他的主张，实际上是追求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智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

　　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关于这一点，早在1943年，毛主席同样就国民党的虚伪政策给出过辛辣评价：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

　　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

　　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就历史，也就未来，就党的革命与自我革命，也就党的建政与长久执政——人民，绝对不是任人宰割和随意摆布的牛马，人民正是出于“不做牛马，要做人”的愿望，才帮助共产党——工农阶级自己的政治队伍，推翻了反动腐朽的国民党。

　　袁世凯推崇「秩序」，但这种秩序仅仅维系了83天；蒋介石也推崇「秩序」，但这种秩序同样被那一辆辆看似脆弱的小推车在淮海平原上冲撞得土崩瓦解、不堪一击。

　　昨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宣布近日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其中第五条如是说：

　　不适宜担任现职，主要指干部的德、能、勤、绩、廉与所任职务要求不符，不宜在现岗位继续任职。干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认定为不适宜担任现职，应当及时予以调整：

　　（一）政治能力不过硬，缺乏应有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推动落地见效上存在明显差距的；

　　……………

　　（三）担当和斗争精神不强，在事关党和国家利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紧要关头临阵退缩，在急难险重任务、重大风险考验面前消极逃避或者应对处置不力的；

　　（四）政绩观存在偏差，不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不积极不作为，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乱作为的；

　　（五）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或者软弱涣散、自行其是，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组织作出的决定，在领导班子中闹无原则纠纷，或者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破坏所在地方、单位政治生态的；

　　……………

　　（七）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精神状态差，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敷衍塞责，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上心、不尽力，工作推拖绕躲、贻误事业发展的；

　　（八）领导能力不足，不能有效履行职责、按要求完成目标任务，重大战略、重要改革、重点工作推进不力，所负责的工作较长时间处于落后状态或者出现较大失误的；

　　……………

这份《规定》来的不早不晚，恰如其时。

　　特此摘录部分1962年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的讲话：

　　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

　　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

　　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

　　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

　　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

　　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

　　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

　　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

　　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官僚主义者，以及一些官僚主义者身侧的鼓吹手们有叫嚣：“矫枉必须过正”、“宁可错杀一堆，不可放过一个”……

　　这种话术实在让人毛骨悚然。

　　还是毛主席说得好：

　　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哪有那么多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

　　早在1934年，在苏区长冈乡调查中，毛主席就发现：很多人不了解乡苏（维埃）、市苏（维埃）的工作，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发得出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发生了敷衍塞责或者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这些苏维埃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大大障碍了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执行。”

他通过调查还发现：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

　　汀州市群众没有柴烧，当地资本家还把盐藏起来又导致群众没有盐买，还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同时哪里缺米米价就贵……

　　这些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汀州市政府竟然一点也不讨论！

　　为此，在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主席点名批评了汀州市苏维埃政府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作风：

　　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

　　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

　　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

　　官僚主义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