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票通过《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这是1979年美台断交及《台湾关系法》生效以来，美国官方层面对台政策最全面的调整。
该项法案在外交、军事等领域全方位提升美台关系，虽然当中部分条文经过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但“骑脸”意味依旧浓郁。
该法案由民主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梅嫩德斯与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共同提出，审议曾被两度推迟，14日经约两小时讨论后以17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下一步需在本届国会明年1月期满之前，经参众两院全体审议通过，再送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后生效。
梅嫩德斯在声明中指出：
此次表决显示了美国对台湾人民的坚定支持，并认可美国国会在面对这些挑战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同时，《法案》原有条文曾要求驻美的准外交机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台湾代表处”、“美国在台协会”更名“美国代表处”……
而且，《法案》原本还要赋予台湾“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经修订后改为在军备移转上以“主要非北约盟友”盟友同等方式对待台湾，并又计划未来四年提供台湾45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资金（修正版则强调是无偿的军事援助，且加码第五年提供20亿美元）。
需要看到，就在整整一个月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埃德·马基率领跨党派国会代表团窜访我台湾省，重申“美国对台支持”。
当时的窜访团成员还包括美国众议员加勒曼帝、鲁文索、贝耶和罗德薇。
且就在那十二天前，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刚刚窜访台岛，成为美国二十五年来落地台湾最高级别的政治人物。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此时还依然有人继续对“和平统一”、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就实为自我安慰和自我取嗨了。
美国人的狼子面目，让我想起了毛主席1937年3月曾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的：
这些条约，对于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是不可能的。这些条约在中日战争中决不会起多大作用。
祈望一纸条约就能够逆转深层的地缘矛盾、以及更加重要的国与国之间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分歧，这不仅是幻想，更是一种自降。
在国内，有极多数的人群四十年来实质从来就没有真正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纵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完成了历史性的建交，但是自建交以来也从未尊重过我国主权领土完整，包括重中之重台湾省的领土归属。
就在中美建交仅仅二十多天后，1979年1月26日，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台湾授权法案”，主要是关于设立“美国在台湾协会”的技术性规定，议员们乘机对法案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辩论，并把许多议员感兴趣的对台湾的安全担保写进了法案。
该法共18条，其中最关键的是“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和“台湾的国际地位”两条。
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该法第二条说：
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美国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
该法第三条还规定：
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总统和国会完全根据他们对台湾的需要的判断并依照法律程序来决定这类防御物资和服务的性质和数量。
总统将对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威胁并由此产生的对美国利益所造成的任何危险迅速通知国会。总统和国会应依照宪法程序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的适当行动。
台湾问题最终如何解决，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但该法却把完全属于中国内政的问题作为美国国内法阐述的主题，这就粗暴地践踏了中国的主权，干涉了中国的内政。
关于台湾的“国际地位”，该法案第四条的所谓“法律的适用或国际协定”又规定：
外交关系或承认之不存在不影响美国法律对台湾的适用……凡当美国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国和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时，上述各词含义中应包括台湾，此类法律亦应适用于台湾。
国会批准美国同到 1979 年1月1日止被它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当局所签订的并在1978 年12 月31 日有效的一切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包括多边公约)依然继续有效，除非和直到依照法律予以终止。
本法的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支持把台湾当局从任何国际金融机构或任何其他国际组织中排斥或驱逐出去的依据。
这就是说，美国实际上仍然把台湾看作“国家”，把台湾当局当局看作“政府”，这同《中美建交公报》的精神是不相容的。
1979年4月10日，“与台湾关系法”经卡特总统签字正式生效………
直到今天，这部法案对对中美关系以及我们的统一大业造成着负面影响，堪称埋雷。
同时，作为对外部国际环境变化的某种“呼应”，也是对此前国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切向前看》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新思路的践行，诸多时代性的对台方略纷纷出炉。
比如，1981年大陆方面制定的“叶九条”，就很有代表性：
一年后的8月17日，中美就美对台军售问题签订《八一七公报》。
以今天的视角重新回溯看待，这是一份内容相当含糊的公报：
美国政府声明，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并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
这些条款均无精确定义，“逐步减少”、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基准是什么，全都没有指定。
尽管美国声明放弃长期对台军售，但也没有说明长期”有多长；虽然重申“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但也并没有设立明确期限。
而就在中美签订《八一七公报》仅仅一个月之前，即1982年7月14日，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指派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这位可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会见台伪总统将经国，对台提出“六项保证”。
大致内容为：
美国无意就对台军售设下截止日期；不会就对台军售议题事先与北京协商；不会在北京压力下停止对台军售；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无意扮演台海两岸的中间人，不会施压迫使台湾与北京展开谈判，不支持北京对台湾主权的主张。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1979年的元旦，在中美建交的“喜庆氛围”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告台湾同胞书》，表达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取「国家和统」的愿望，并提出了相关方针政策。
随即，人民军队停止了自1958年开始的对大金门、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释放出“结束两岸军事对峙、扩大两岸交流和实行两岸三通”的意愿。
也是在那天，我们正式宣布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口号，提出“和平统一祖国”政策，并呼吁两岸进行“三通”(通邮、通航、通商)和“四流”(学术、文化、体育、艺术的交流)，以期化解两岸的长期阻隔、互相了解。
然而，我们的热情换回了什么？
蒋经国的“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遵循着“扎根本土，深耕台湾”的方略，蒋经国集团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公开对美依附。
就在中美建交的那一年，美国一次性交付台岛48架F-5E/F战机（价值1.6亿美元）、500枚AGM-65B小牛导弹（价值3200万美元）；次年更是分批次交付台岛1013枚BGM-71拖式导弹与49具发射器、5套改良型鹰式导弹、284枚MIM-72C檞树导弹、14辆M110A2自走炮（价值2.83亿美元）。
如果说对台军售，还只是拿台湾当棋子；那么亲自将军事力量嵌入岛内，则是美国对台岛的战略重视程度以及台岛之于美国“遏制战略”的地缘价值拔升的事实体现，也是美国当权集团开始撕下画皮、歇斯底里“保卫”台湾岛这个东北亚反共前沿阵地的事实体现。
去年6月，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苏利文和昆斯三人（一个共和党配两个民主党）就已经高调窜访台湾，且是乘坐C-17军事战略运输机而非惯例的C-40行政专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军民两用机场）。
美方当时的说辞是“捐赠台湾75万剂疫苗”，但实际情况是，美国人根本没有携带哪怕一剂疫苗来岛。
这就是单纯的政治挑衅举动，并非卫生事务行为。
台岛当局的伪外事部门主管吴钊燮，当日屁颠屁颠、流着一嘴哈喇子前去接机，台当局伪领导人蔡英文随后也在台空军松山基地指挥部与美国人会面。
对此，岛内独派“绿媒”兴奋炒作，称美国客人乘坐军机首次抵台，“意义重大”……
再往前看，2020年8月初，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就已经率领代表团抵达过台湾。
阿扎尔是六年来首次访台的白宫内阁官员，在两年前时也是1979年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白宫内阁成员。
再再往前看，2018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得到参众两院通过后，正式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与台湾交往法》，也就是台岛岛内称的所谓《台湾旅行法》。
该法是继《与台湾关系法》之后，另一部现行的与台岛伪府官方相关的美国国内法案。
请注意这个法案的全称：《鼓励美国与台湾间所有层级互访与其他目的之法律》，它允许台岛伪府的官员进入美国，并在允许与美国官员——包括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其他内阁机构官员会面；它还鼓励驻美国的所谓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及任何台岛伪府在美国成立的机构在美国进行一切正式活动，并使美国国会成员、联邦及各州政府官员、台岛伪府高官参与其中，不再受到限制。
从《与台湾交往法》开始，美帝国主义就已经是毫不遮掩地在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踩在脚下了，理论上已容不得中国方面再心存任何幻想。
像这样的论调，根本是大大逾越了“和稀泥糊墙”的范畴，而是已经事实站在了美帝国主义的角度，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与全体中国人民进行喊话与诱降：
所谓“坚决避免和美国滑向对抗”，此等怯姿简直连一百多年前的晚清太后都不如。
老太后至少名义上还敢出诏“宣战”，胡某人此番嘴脸，已足以同蒋介石在日寇面前的“噗通”下跪对标媲美。
百余年前的抗战伊始，蒋介石就明确于国民党内部表示：
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
我们为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
我们决不能轻举妄动，致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但是，毛主席则在1937年3月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工农阶级向世界表达了另一种态度：
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
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反对借准备之名，行妥协之实。
现实也证明，投降和妥协绝不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领土的图谋进犯，反而会给国家酿成无法挽回的时代级损失。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是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1969年珍宝岛战役以及三次击落美军侦察机，给予新中国的宝贵经验。
1964年10月5日，毛主席气宇轩昂的话语至今听来仍铿锵有力：
过去我们的事实也证明过，蒋介石是可以打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的。朝鲜战争证明，美帝国主义也是可以打的。
你打它，它“舒服”了。如果不打，它就不高兴。你愈把它打得彻底，它就愈“舒服”
事实证明，打得它愈痛，它就愈“舒服”。
一年后主席又有指明：
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
就在那仅仅三年前，我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刚刚采用机动设伏战术，一举击落了U-2飞机！
那也是地空导弹部队第一次采用“打游击”的方式击落敌机，振奋了国人，当时更是得到了毛主席本人的赞赏！
此前，美国利用U-2飞机进行空中间谍活动已有多次，先后侵入过苏联、古巴、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上空采取照相侦察、气象观测等侵略行为，是冷战时期美国获取社会主义国家重要情报的来源之一。
依照毛主席“钢少气多”以及“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理论，经考虑，中央军委批准了空军“用游击战打飞机”的方案，最终取得奇效，从此长空无虞。
就在我们打下美机不过两年之前，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媚美恐美的苏修当局还对“不听指挥、一意孤行与美对抗”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全面攻击。
他们在各兄弟党同志们的面前对中方当众叫嚣：
列宁同志得揪一揪中国同志的耳朵！
作为回应，中国共产党方面予以尖锐反击：
列宁同志如果能揪我们耳朵，说明我们离列宁同志还很近。至于有些同志，列宁恐怕想揪他们的耳朵，都找不到他们了！
其时，波诡云谲的氛围笼罩整个世界，随着苏联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新领导集体奉行右倾投降主义策略、追求“对美友好”和“G2共治”（苏修霸权思维的体现），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备战的压力随即陡增。
1957年，艾森豪威尔继续执政，为填补所谓“中东真空”而疯狂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帝继续大力进行侵略扩张。
这一时期全世界反美呼声日益高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净风起云涌，中东地区也出现了新的形势：黎巴嫩亲美卖国的夏蒙政府被推翻，伊拉克爆发推翻王朝的革命，并立即退出了美国策划的巴格达条约集团。
但此时的苏联却在赫鲁晓夫集团的带领下追求对美和解战略……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意识形态堡垒的中国，在苏联同志的眼里竟然成了“异类”——宛若今天铁骨铮铮的群众，在以胡某人为首的“和平派”眼中是大逆不道的异类一般。
然而，还是毛主席说得好：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
“一意孤行”打下美机十年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已然拥有了原子弹的中国，在北京向毛主席他老人家郑重承诺：
美国会停止一切在中国大陆的侦察飞行！
那一次，这位美国总统飞抵北京时，我们是用这样的标语欢迎他的：
这等“不和平、不友好”的场面，在胡某人看来或许又要被批判为“激进、对抗”了吧？
但是他尼克松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不得不承认：
近二十年来，美国一直在世界上鼓吹和带头孤立、封锁新中国，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招致了自己对华利益的巨大损失。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
不论是苏修社会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为什么他们会惧怕毛主席？
换句话说：为什么毛主席从无畏惧苏修和美帝？
原因很简单：毛主席从不幻想。
1949年8月14日，面对蒋介石军事集团穷途末路之下的“和平请求”，以及美帝国主义包藏祸心的停战调停，在党内和社会上部分难断形势的群众、商贾、民主党派人士的嘈杂喧嚣声中，目光如炬的毛主席果断用一纸雄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彻底凝聚了人心共识、为闪亮巍峨的新中国政权敲响了初生的钟声：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
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
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
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
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
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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