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年前的今天，1986年9月6日，「党政分开」被正式提出。
至当年11月，最高层面已数次提出以「党政分开」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到了一定时候，就必须要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要放在第一位。
一年后的1987年10月14日，在十二届七中全会预备会上，领导人继续深入阐述了「党政分开」的内涵：
这次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十三大报告》有这个内容，《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也有这个内容。
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领导体制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无从展开。
现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讲政治体制改革，所有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无例外地都提出要克服党政不分的弊端，要充分发挥政权机关的作用。
看来，在社会主义各国，党政分开是个大的潮流。这项改革，非搞不可，或迟或早，总得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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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这个所谓“潮流”的引领者就是苏联的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特别是其在遭受经济体制改革失败之后而转头进行的苏共政治体制改革。
将「党政分开」写入报告的我国十三大召开一年后，1988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莫斯科揭幕，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立为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和理想。
第二年春天，全苏人民代表选举在万众瞩目、尤其在西方等国的注视下开始。
这是戈尔巴乔夫效仿资本主义议会制在苏联国内举行的第一次所谓“全民选举”。
恩格斯曾经说过：
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是我们绝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集团。
然而，1989年苏联的选举过程却是一片混乱，许多不称职甚至连杀人坐牢、投机倒把的恶性罪犯也油头粉面地出现在人民代表的候选人中。
至于那些反苏反共的蛊惑人心者，包括大批资本家寡头更是数不胜数。
此前，由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推广，雅科夫列夫在舆论领域已经为政治层面戈氏的“逆反”铺平了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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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在当时纷纷组织起来，于街头、校园、工厂频频发表竞选演说，带领各种群众集会声援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
从1986年开始，苏联国内就出现了各种“非正式组织”，以辩论会、俱乐部、知识分子小组和青年小组等面目出，1987年蔓延到全苏很多大中城市，当年底就发展到三万余个，1989年增至九万多个。
这些“非正式组织”中有的打着维护所谓本民族利益旗号谋求脱离苏联，有的崇拜西方民主主张全盘西化，有的甚至还要求复辟沙皇专制统治等等…而打着资产阶级“民主”和“人道主义”旗号的组织尤为活跃。
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下，作为最高领导的戈尔巴乔夫本人却要求苏共与选举保持距离。
他公开命令苏共的各级党组织“不得干预候选人的活动”，从而完全放弃了党对选举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领导权，把干预候选人的权力交给了国内外的各路资本势力。
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分裂势力人物在内的“反共积极分子”陆续当选为人民代表，苏共内部的头号反对派叶利钦也在莫斯科高票当选。
最让人作呕和愤怒的，是深受美国欣赏的苏联异见分子萨哈罗夫在苏联科学院落选后，戈尔巴乔夫竟然又特地增加了一个名额，强行使其当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160名苏共的党委第一书记之中有32名落选——这个比例当时把戈尔巴乔夫本人都惊到了，他后来曾回忆说：
我那时都无法召开政治局会议了。
在列宁格勒，市州两级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以及州党委委员没有一名当选；而全苏16个军区有14个军区司令员更是全部铩羽而归。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就有叹息：
召开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在外地，选举中国共产党在都失败了。在后来参加选举包括选举取胜的那些人，都是放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人。
1989年5月25日，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最高苏维埃成员等——其中有近15%的所谓“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进入了最高苏维埃。
这个结果受到了老布什的赞许：
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正在从最高纬度走向文明化，我期待着美苏两国的友谊继续深化。
叶利钦、波波夫、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等一些所谓“民主派”的头面人物当选轮值主席，戈尔巴乔夫则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
在那场大会上，阴谋随即开始：萨哈罗夫率先提议取消著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该条文明确规定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
叶利钦当即附议赞成，但还是因大多数代表坚决反对而作罢。
会后，苏联国内各“自由派”媒体与学者纷纷开腔控诉，西方世界的媒体也加足马力，倒逼戈尔巴乔夫必须“深入改革”、“取消宪法第六条”……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回忆：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就是让国家的局势变坏，给中央政权脸上抹黑，以此来证明，他们代表的才是新的、进步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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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1917年，列宁领导布党恢复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是因为在俄境内各地夺取和建立属于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国家政权的条件业已成熟。
然而，七十多年后戈尔巴乔夫等人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口号，却是要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引入多党制，从根本上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半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又撰文赞赏西方议会民主，宣扬效仿西方式的三权分立：
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当年度的12月，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萨哈罗夫代表跨地区议员团再次提议取消宪法第六条：
根据权力分立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应作出以下决议：一、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二、改变苏联法律制度。苏联的法律如果要在加盟共和国境内产生法律效力，就必须经加盟共和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才能生效……
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
我认为实行多党制不会是悲剧……我们不应该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
一个月后，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一天，“民主派”在莫斯科动员了二十万人集会游行，喊出了“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反动口号。
2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对上述猖獗行为不仅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反而说：
苏共的领导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强行合法化。
这已经表明：戈尔巴乔夫已经彻底默认默许了苏联国内外各反对派对布尔什维克政治合法性的撅根，他已经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3月11日，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修改宪法第六条等建议。
三天后，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修改宪法的法律，将其中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 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痛心疾首：
这是个大错误，这是毁灭性的开始。取消党的领导就是否定党的领导。
原《真理报》主编、前国家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也哀叹：
宪法第六条取消了，这就像一座大厦的顶梁柱一样，把顶梁柱抽掉了，国家这座大厦也就倒塌了。
取消宪法第六条和实行多党制后仅一年，联盟一级的政党就出现了22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多达5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成为最终推动苏联亡党亡国的政治力量。
紧随多党制的就是西方式的总统制。
在1990年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以“多党制条件下国家不能出现权力真空”为名，建议设立总统职位，以确保其继续掌控苏联的最高领导权。
但实质上，这从根本上削弱了苏共在国家权力中枢的领导地位。
在此之后，原来作为社会政治生活核心的苏共中央政治局都很少开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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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9日，毛主席领导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发动了秋收起义。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攻打长沙的计划受挫，原有5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不足1000人和48匹战马。
其时，一股浓浓的失败主义情绪笼罩着整个部队。
赖毅将军在回忆到当时的情况时说：
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
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
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这真是—次严重的考验。
种种迹象表明，即使没有敌人来袭，这支杂乱无章、毫无凝聚力的队伍随时会一哄而散，绝无担起中国工农革命重任的可能。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毛主席不断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时军队中党组织很少，共产党员人数也很少，这样难以抓住士兵、难以抓住部队——最重要的是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
之后，毛主席与何挺颖、宛希先、张子清、陈浩等交流了意见，当他了解到北伐军只在团一级建立了党组织，而营、连一级并没有建立党组织时，更加坚定了「把党组织建在连上」的决心。
这也是三湾改编其历史地位与历史意义之所在。
1927年9月29日下午，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当晚，在三湾村泰和祥杂货铺，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
会上，毛主席认为缺乏革命中心力量、缺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导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并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一，是组织缩编；二，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最重要的措施是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三，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
显然，三湾改编的核心是将支部建立在连上，确立了党组织和军队的关系，将一支成分复杂的旧军队改造成了有革命理想的人民子弟兵。
支部建在连队上，基层就有了核心，同时各连通过组建党支部，积极培养发展新党员，使党在部队里迅速扎根。
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有总结：
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后至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9月，在《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其调整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毛主席又提出“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
自此，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成为继军事领域的古田会议确立的新型人民军队制度之后，又一个中共立党强军、安身立命的信条，从此擎立在历史舞台。
和国民党国军中的政工干部几乎全部出身文职学校截然不同，我军的政工干部几乎全部发于卒伍、于血腥的枪林弹雨里成长起来。
作为部队中政治基因的代表——政委，不仅要参与作战部署和带兵指挥，还要负责部队中复杂的政治教育、收编扩编、俘虏教化、党群建设、百姓生活管理。
如国军的万毅、孔从周等倒戈时可以成建制地率部逃离的事端，在我军几无发生——我军的龚楚、邢仁甫等叛徒在倒戈时，他们连哪怕一兵一卒也带不走。
至新世纪之后，贪腐淫祸无度的郭徐房张等人，看似在军中权倾一时、为王一方，然而他们同样挟持自拥不了哪怕一兵一卒。
这一切，均归功于「党的领导」。
1954年9月15日，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再次满怀激情又严肃认真得表达：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这在会上引发了长久的掌声。
过去很多年，很多臀脑分离的精神资本家、圣母小清新，跟在资本寡头所控制的媒体后面，鼓吹“权力下放”、“皿煮万岁”、“市场至上”……
然而放弃党的领导，真的可以就保障“自由”了的人民的权益吗？
1993年5月1日，苏联解体后的第二个五一劳动节，数万名莫斯科群众在十月广场集会，他们打着“不要勉强活着，要有尊严的活着”、“苏维埃社会主义俄罗斯万岁”、“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斯大林时期的标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
当追求“皿煮滋油”的人民起来、通过宪法及相关法律要求总统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的时候，遭到是什么呢？
百度“俄罗斯十月事件”吧，这里不多说了。
从坚持党的领导到放弃党的领导，最直观的结果就是：激昂的十月革命，变成了悲惨的十月事件。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后来对十月事件曾有评论：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议会第一次遭炮轰。就连拿破仑当时也没有用武力解散议会，最多也只是把议员们从议会赶出来。叶利钦竟然下令炮轰议会，可谓开了人类历史之先河。
‘改革’，本应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主义。从戈尔巴乔夫上台，我们研究所就进行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年度调查，我们的调研报告连续出了18本——通过我们的调研，我们认定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所执行的‘改革’路线都是反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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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中，曾系统论述了解决所谓“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指出：
要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党委发指示、作决定。
同年12月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又有指出：
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
由此，「党政分开」的讨论大幕徐徐拉开。
此后，包括军队经商、军工下马、价格双轨制、基层党建被消解、黄赌毒黑卷土重来、邪教兴起、国有企业被私有化……都可以视作「党政分开」的各路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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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看，党政分开的要求虽然看似依据充分，也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包括80年代中后期的国内小气候与国际大气候），但必须注意到：
第一，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议会体制内以选举为目的的少数精英组成的“party”，而是应当时刻紧紧地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整体”——硬性党政分开，不符合执政基础与政党伦理；
第二，从实践来看党政分开不宜操作，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紧密连接的，特别是“领导”的内涵要比“执政”更为宽泛。党的领导首先是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但还包括党对国家和社会一切事务的领导，它涉及的对象包括全体党员和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即“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
这在党史上首次明确区分了党的领导方式和党的执政方式的概念，在对党政关系的处理上有着重大意义。
两年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指出：
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三年后的党的十七大提出：
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强调：
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代表大会的报告在谈及党政关系的时候都没有沿用“党政分开”的概念，而是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等。
2013年3月12日，党步入新时期前夕的关键节点，人民日报当时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要宽容改革失败者》。
“改革”，是一面金光闪闪的免死金牌，一切在“改革”名义下进行的操作，其失败似乎都是可以被宽容的。
历经近三十年的“改革”，那一阶段的中国舆论场早已不谈巩固公有制、不谈高举马恩列斯毛、不谈坚持党的领导，那是一个堪称各级党委沦为加里宁、沦为晁盖的时日。
如孔庆东教授所说，那时候在中国的高校，哪个教授要是在讲台上宣扬毛主席、宣扬党，那简直看起来是“有毛病”。
那么“没毛病”的是什么呢？是学术组织的官僚主义化和学术行政的宗族门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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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成都大学的毛书记还记得吗？
从1992年未名湖畔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兼院党支部书记的解万英教授，到2013年重庆大学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始人梁锡昌教授，多少纵身一跃的学术生命逝去，在控诉着中国党政分离之下高校领域的污黑生态。
校长成了地头蛇，博导成了资本家，黄四郎们不再拿枪，而是纷纷戴上了博士帽——文革中那些被打倒的学阀，重新拔地而起，地方山头主义与官僚主义崛起的结果，就是“党委领导”的灭亡。
由高校领域延伸的，是教育市场化、医疗私有化、企业自主化，乃至到了十年前南方系新闻集团最为猖獗的顶流巅峰时，“军队国家化”都被喊上了主流媒体的台面。
这一幕，何其熟似：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上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其规定苏联总统是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有权任命和撤销军队高级指挥员——这就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领导、指挥苏联军队的最高权力。
当历史来到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刻都需要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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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2015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召开。
会议议题是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这是全面加强党对政权领导的标志性会议。
会议明确了党中央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领袖指出：
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最“根本的政治规矩”就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组是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在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组织机构，是实现党对非党组织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和制度保证。
山雄有脊，房固因梁。
2021年深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鲜明提出：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相信这句话会越来越深入人心、令人信服的。
只有党中央，才能够发动起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战争」。
而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打赢包括抗疫在内的同西方财阀之间的关于人类未来生存权的争夺。
文末，我摘录一段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官告，请同志们认真品味：
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
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
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只要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就一定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确定最优路径，并依靠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只要坚定‘四个自信’，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就一定能够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发挥出攻坚克难、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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