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七月初我们转载刊发了《“再造”社会主义？中国基层正发生一场无声剧变》一文（点击标题可查看文章详细内容），该文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集体经济、族群文化与乡村共同体”研讨会的会议综述。我们继综述之后，选编与会老师们的其他相关文章以飨读者，进一步探讨集体经济的内涵以及发展集体经济的路径方法。
陈祥军发现，在我国新疆阿尔泰山牧区，草畜承包制将草场分成小块各自为政，矿业、旅游业等各种商业开发资本进入草原，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求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游牧生态观。这些年来，草场已然退化，“估量草场而养牲畜，看河流而植树造林”这一可持续发展畜牧方式已经消失。唯有集体一盘棋，将传统畜牧业所需要的草场轮休，新中国成立后开辟的农田垦荒，以及最近新兴的矿业开采进行统筹安排，既兼顾牧区人民的眼前利益，又采取可持续发展方式以牧区长远利益为目标，才能扭转小块草场各自为政的现状，杜绝不惜耗尽牧区自然资源以求经济利益的发展方式。
本文由公众号“文化纵横”授权转载，原载于《文化纵横》杂志2019年第2期，原题为《消失的草原神圣性——透视草原生态的危机》。感谢“文化纵横”对本号的支持！
作者｜陈祥军，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转载编辑 |大明
后台编辑｜童话
阿尔泰的夏牧场是奶，冬窝子（冬牧场）是油；阿尔泰的洼处有鱼，高处有野羊。
这是整个阿尔泰山牧区的哈萨克牧民妇孺皆知的一句谚语。这句谚语也是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游牧部族与自然环境长期互动的经验总结。至今为止，随季节更替移动的放牧方式仍然是这一区域哈萨克人主要的生计。如今，虽然他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使用的生产工具、居住的建筑结构以及日常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大部分牧民依旧常年执着地游牧于阿尔泰山与准噶尔盆地之间。
游牧仍然是阿尔泰山牧区哈萨克人主要的生计
近二十年来伴随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资本也步入草原展开资源的角逐，作为草原主体的牧民在亲历这些急速变化后发现，“游牧”仍然是最有保障和最安全的生计方式，并尊奉着“手里有牲畜，心里才踏实”的信条。这种信念促使他们抵御各种外来诱惑，年复一年地沿着古老的牧道迁徙在草原上。
本文基于阿尔泰山牧区长时间的田野调查，通过展现草原主体哈萨克牧民的生产生活及其生存环境，并从哈萨克游牧文化核心的“生态观”入手，探讨其中的现实意义、文化内涵及其与草原生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草原生态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以及保持草原牧区人文与自然生态平衡的一些思考。
01
游牧生态观的变化：草原神圣性的消退
伴随工业化、定居化、市场化及城市化的发展，草原逐渐成为牧民攫取资源的对象，其神圣性在不断消退。这在实践中表现为游牧生态观的变化。按常理来说，生态观一旦发生变化，则必然会对草原环境产生影响。然而，这一变化过程比较缓慢，我们只能从牧民对牲畜及水草态度的变化中对其进行观察。换言之，生态观的变化意味着其环境行为（获取和对待自然资源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后者受到前者的指引。所以，通过环境行为的变化可以间接获知生态观的变化。
引发生态观发生变化的因素很多，但主要还是来自经济层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牲畜和草场的私有化、市场化，牧民与牲畜、草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金钱”在连接牧民与牲畜的关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草场也从集体共有转变为牧民私有，即草场被划分为无数块具有清晰边界和权利所属的土地。越来越多的牧民丢弃了“估量草场而养牲畜，看河流而植树造林”的传统规约。
在此背景下，传统哈萨克社会赋予自然的神圣性在不断减弱。在实践中表现为牧民对动植物所赋予的情感与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本来牲畜在哈萨克社会一直被牧民作为最亲近的成员，不仅为其提供衣食住行的大部分所需，而且还具有感应自然变化的敏锐性，因此，牲畜在牧民心中处于重要地位。如今，牧民（尤其是中青年）与牲畜的关系已发生变化，至少他们没有像老人们那样仔细耐心地观察牲畜的细微变化。很多人认为这些经验性知识已经过时。他们关注的重点已转移到如何最大化地利用牧草资源来提高收入等经济层面。牧民与牲畜及草原的关系逐渐为单一的经济关系所主导。
牧民对待周围动植物态度的变化，还表现在牲畜数量及畜种结构与草场承载力的失衡。过去放牧经验丰富的老人可根据草场情况估算出载畜量，而现在的牧民缺乏这些经验性知识。因为原来牧民与牲畜及水草的情感已经被简单的经济关系所主导。近30多年来，一些牧民为增加经济收入，只顾追求牲畜数量的增长，往往忽视草场的承载能力。不同畜种的结构比例也不再依据草场类型、天气情况、牲畜选育等条件，而是被市场需求所左右。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市场上山羊绒的价格很高，一些牧民无视草场承载力，大量增加山羊数量，这也成为后来草场退化的因素之一。
日常生活中一些牧民也已不在乎传统民间禁忌，开始肆意砍伐树木。按以往的民间禁忌，牧民一般不会随便砍伐树木，他们知道这些树木对保持水土起着重要作用。老人对周围自然环境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中青年人的态度变化较大，尤其是一些待业在家的年轻人既不愿意放牧，又对游牧知识知之甚少。因此，有些老人不得不又拿起马鞭。特别是随着草原生态环境不断退化，牲畜数量不断减少，生活水平也在下降，越来越多的老人意识到只有游牧才是哈萨克人最安全、最有保障的生计方式。
此外，传统原生性宗教的威慑力也在弱化。哈萨克社会原有的萨满信仰对草原生态环境起着一定的保护作用，如不能随意拔草、砍伐树木，严禁往水里倒污物等。这些禁忌后来成为哈萨克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其中包含着一系列严格保护水草和对破坏水草的人进行惩罚的措施。在他们的信仰观念里，破坏草原、森林、植被、动物等生灵的人都被认为一定会遭受神灵的惩罚。
萨满信仰对游牧民的生态观有一定的影响力
然而，随着游牧生计方式的变化（从游牧到定居），原有的宗教禁忌对游牧民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减弱。阿尔泰山牧区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定居过程。最早是在20世纪60年代，定居牧民大都是被下放至河谷地带进行垦荒改造的氏族首领及牧主（相当于农区地主）。第二次大规模定居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启动，但一直进展缓慢。先前定居的牧民现在大部分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后定居的牧民并没有完全放弃游牧，只是拥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居所。
定居后的牧民，尤其定居时间较久已经成为农民身份的哈萨克人，其对待水草的态度变化较大。例如，当笔者给定居农民讲牧区老人的古桦树故事，他们会认为那是迷信，没人还会相信因砍伐桦树而遭报应的事。这表明，民间禁忌对生计转型之后的哈萨克农民逐渐失去了约束作用。可见，从游牧到定居的生计转型削弱了游牧民与牲畜、水草之间原有的亲密关系。
所以，在实践中定居牧民违反宗教禁忌的行为不断发生，其带来的后果是草原环境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事例是牧民定居点的生态环境退化严重。
20世纪50年代之前，作为春秋牧场的乌伦古河河谷林木繁茂，牧民形容当时林密草深，牛钻进去都看不到。到20世纪80年代末，河谷林依旧非常茂密。但后来，随着定居牧民人口的增加，烧茶做饭、修建棚圈都需要林木。一些牧民为了生存也不得不违背习惯法而去砍伐树木。
短短三十多年，定居点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表明牧民对周围自然环境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其中也与萨满信仰在牧民心中的弱化有密切关系。过去，当砍伐树木、破坏草场、伤害野生动物等行为发生后牧民会有一种负罪感，并认为得罪了这些神灵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但现在年轻人基本不太相信老人们的这些教诲，所以破坏草场、林木的行为时有发生。
02
一个不争的事实：草原在退化
在牧民眼里，草原生态的退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老人们形象地说：“过去，阿克达拉春秋牧场（荒漠草原）牧草非常茂盛。羊群钻进去都找不到，而现在一只老鼠都可以看见。”可见，草原退化已很严重。而环境变化往往滞后于观念变化的速度，从生态学上来讲，草原生态系统内部不同群落的演替有其自身规律，时间有长有短，短则一两年，长则几十年至几百年不等。但在人类行为干预下，群落演替所经历的时间会大大缩短。在生态极其脆弱干旱区草原，群落演替速度缩短的后果就是草原退化。
乌伦古河流域是当地草原环境变化的风向标，也是阻挡草原沙漠化的一道绿色屏障。因此，该区域可作为窥视整个阿尔泰山草原环境变化过程的一面镜子。
遭受了生态破坏的乌伦古河流域
在“重农轻牧、牧业落后论”观念以及“牧民不吃亏心粮”等宣传口号引导下，牧区从上到下掀起垦荒运动。据老人们讲，这之前乌伦古河流域的环境面貌常用一句俗语来形容：“林子密的连狗都钻不过去”。这场农业开发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近30年的时间内乌伦古河流域及其沿岸牧场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受当时水利设施和生产工具所限，开垦农田的速度、面积及地理位置很有限。但作为河谷中对草原沙漠化起保护作用的河谷林、沼泽、湿地等生态系统已开始受损。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在草畜双承包制度进入牧区后，草原环境面临着更多的压力与威胁。草场私有后，原有的草原习惯法对牧民行为的约束非常有限，例如有的牧民开始开垦天然草场，种植玉米。老人们认为，草地是有灵魂的，按照习俗乱挖草地会惹怒神灵，会造报应的。但现在老人们一讲这些因果报应就会招来质疑。代代传承的经验性知识逐渐被现代科学知识所替代。
经过30年的实践，人们发现以草场承包为标志的现代草原管理制度忽视了传统游牧生态知识，忽视了地方自然多样性及气候多变性的特点。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发现草原生态失衡与草畜双承包政策有直接关联。进入新世纪，草原环境除了面临农业扩张和牧民定居的压力外，又增添了新的问题。一是地方的发展重心由过去“以牧为主”转变为以“以矿为主”；二是旅游及各种商业开发对部分牧场和转场牧道的环境也带来一定影响。此外，随着现代技术设备的大量引入，新开垦的农田开始从河谷向两岸的荒漠草场延伸。
在以上这些人类行为活动的作用下，乌伦古河自1984年以来，断流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来越长。2008年的一次断流，其距离是当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整个乌伦古河流域越往下游，河谷生境越荒凉。很难见到以往“喜鹊满天飞”的景象。笔者曾经沿着乌伦古河流域牧民定居点调查，大约100多公里的距离内只碰见过一次喜鹊，而依靠河谷林为食的河狸一次也没有遇到。喜鹊和河狸是乌伦古河生态环境“晴雨表”，其数量的减少或消失意味着这个区域生态环境已经面临严重危机。
定居在河谷的牧民更是见证了河谷生态环境的变化。乌伦古河恰库尔图村的巴台老人讲，近几年比较好的天然草场2亩才可以打一马车草，不好的天然草场大概5亩才能打一马车草。20世纪80年代，1亩就可以打一马车草，产草量下降了50%。牧民拉因拜老人家有20亩天然草场。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块草场可以打30马车的草。2008年时，他只打了10马车草，产草量下降到33%。这两户牧民相同面积的天然草场与过去相比，产草量都下降了，其原因主要还是农牧业的开垦致使涵养水土、调节河谷生态平衡的河谷林消失所致。
更令人担忧的是，原有游牧生态观引导下的乡规民约及传统文化的约束机制都发生了变化，尤其在阻止破坏草原生态行为的方面失去了原有的调节或社会控制力量，由此所引发的草原生态退化不可避免。
03
引发草原退化的多重力量：
承包、市场、垦荒
阿尔泰山牧区的草场大都也呈现急剧退化趋势，尤其是春秋草场退化最为严重。草场退化直接影响到牧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也是导致牧民贫困的原因之一。为此，笔者经过对基层干部、牧民及退休干部等的大量访谈和实地调查，初步认为引发草场退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草畜承包制、持续的农业开垦、资本市场运行下的自然资源开发。
首先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延续至今的草畜承包制，导致放牧草场固定化和破碎化，限制了牲畜移动的空间，这成为后来草场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草场的固定化针对个体牧户来说，是单位面积内人-草-畜的分离以及牲畜移动空间距离的缩小。固定的草场界限使政府也失去了在灾年进行机动调节牧草资源分配的权力。草场边界的固定化使原有人-草-畜的动态平衡被打破，而在固定化的草场内，人口与牲畜数量却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最终可能由于牲畜数量的增加会造成草场退化，这也为牧民间草场纠纷埋下隐患。
可见，草场承包恰恰忽视了当地自然气候多样性、多变性的特点，以及游牧生产中的互助性特点，因此经过近40年的实践后，当地基层干部及部分牧民认为草原环境退化与草场承包有直接关系。
其次，持续不断的过度垦荒也是当地草场退化的原因之一。哈萨克牧民的春秋牧场基本都被开垦为农田。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河谷地带在过去都是牧民的春秋牧场或冬季牧场，现在大部分平坦的地方都被开垦为农田。例如，富蕴县在1953年之前基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只有一些生活贫困的牧户会兼种一点耕地。牧民既不除草也不浇水，一切听天由命。所以1949年统计的耕地面积只有1200亩。真正的农业垦荒开始于1953年，此后农业开垦的面积逐年增加，到2008年已达30.56万亩。比1949年增加了约255倍，其中还不包括那些撂荒、沙化、非法垦荒的土地。这些开垦的耕地基本都是牧民的春秋草场。
持续的过度开垦加剧了草场退化
由于春秋牧场的急剧缩小，牧民在其他牧场停留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致使夏季和冬季牧场逐渐退化。同时，过度开垦致使春秋牧场的水位不断下降，地下水位也从过去的几十米下降到现在的200多米。春秋草场、湿地面积都在急剧萎缩。牧民也普遍反映，近年来沙尘暴的次数及持续的时间都在增加，尤其是春秋两季最为严重。
第三，资本市场运行下的各类自然资源开发是近年来导致草场急剧退化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游牧社会的变化速度在不断加快。草原上由于市场经济的引入，游牧民所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包括草场、水资源、牲畜、野生动物等）都被赋予了“资本”的概念，即在市场体系下，凡是进入这一体系中的所有元素都赋予了“资本”概念。
原有人-草-畜之间的“生存性”关系逐渐被“竞争性”关系所取代，具体的变化是饲养牲畜由过去只是为满足生存为目的，而现在是为了获取更多利润为目的。作为牧民唯一收入来源的牲畜，它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草原。在市场经济中，草原也被作为一种土地资源赋予了“资本”价值，占领更多更好的草原也就成为牧民的诉求。
现实中，人们往往忽视市场经济体系对草原生态的影响。如今草原已经成为了一种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来自游牧社会之外的力量也开始以各种理由开发草原。草原虽然是一种可再生资源，但持续的开采如果超过自然再生的速度就会把潜在的可再生资源变成不可再生的资源，由此所引发的草原生态环境退化则不可避免。
进入新世纪后，当地政府对外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各种资本进入草原展开自然资源的开发角逐。这些开发活动不但破坏了草原环境，而且还引发了牧民维权等社会问题。此外，在夏季牧场乱挖中草药的情况也比较严重，对草场的破坏力度很大。当地还发生过牧民为阻止外来乱挖草药的人而被他们打伤的事件。可见，市场体系背后的竞争性原则，除了造成牧民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外，也使牧区社会失去了制衡或约束破坏草原生态行为的力量。
04
保持草原牧区
人文与自然生态平衡的思考
第一，尊重草原畜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牧民的生活资料几乎完全依靠周围的自然资源。游牧生态系统正是通过牲畜在人与草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以植物甚至野生动物为基础，以牲畜为中介，以游牧民为最高消费等级。
因此，四季移动的游牧生计方式也是一种可持续生计方式。牧民们不同的季节在不同的牧场，这样既可以有效利用天然草场，又可缓解定居后多余劳动力就业的压力。同时，四季游牧使不同草场有休养生息的时间，不会使草场出现过度放牧的现象，这才是有效防止草原退化的根本。
在阿尔泰山牧区现在有些地方的游牧不分季节，一些牧场主打着发展“现代畜牧业”的名义，趁着其他牧民去夏季牧场放牧的时机，在沿河、沿山地带的春秋牧场放牧，进而造成部分春秋牧场荒漠化严重。
部分“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导致牧场荒漠化加重
第二，尊重牧民的生计方式与传统文化。游牧生活中有很多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的生态知识、习俗及禁忌，如：不要砍伐单独生长的树，不然你会过一生的单身生活；不要伤害猫头鹰，否则你就会失去良辰吉日；不能污染河水等。这些谚语和禁忌是长期游牧生活的积累，他们重视保护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这些传统游牧习俗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活动，协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旦游牧生计方式发生变化，那么与之相适应的游牧文化及其认知体系也会逐渐发生变化。尤其是年轻的一代，逐渐遗忘了那些传统的地方性生态知识。作为哈萨克游牧社会中游牧文化的传承者，老人权威开始下降，同龄人之间的相互间影响在不断上升。
第三，树立民族自身再生能力和参与意识。近年来牧区开始走向定居化、城镇（城市）化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的哈萨克牧民是否具有参与意识，包括他们的传统文化是否与之有何联系。实际上，哈萨克牧民在多种力量、多种因素及生计转型困境影响下，他们几乎没有自身的再生能力。当那些脱离民族自身根基与土壤的行动越来越多时，又造成民族文化的断裂，其自身的再生能力失去了依靠。
一个地方的发展，首先要讨论它的自立以及自身的再生能力。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在推进牧区社会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应从牧民本身的适应能力和承受能力来考虑并推进这种变化。
05
结 语
阿尔泰山牧区的生态危机，关键在于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即我们的文化价值观由“敬畏和尊重自然”转变为“征服自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伴随着资本市场强力进入草原牧区之后，作为哈萨克社会核心思想的“游牧生态观”逐渐被消解。那些有利于维系人-草-畜关系的各种禁忌与信仰逐渐被瓦解，自然的神圣性也不复存在，破坏草原环境的行为逐渐频发成为必然。
从世界范围来看，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牧区社会都经历了一个快速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各国都投入了数以万计的资金、技术、设备来救助和发展游牧经济，但并没有解决牧区及牧民的生活困境与草原环境问题。基于此，本文并不是坚持游牧的方式一定不能改变，而是试图让人们重新正确认识游牧生态观及其文化知识体系的价值。
草原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重新认识游牧生态观
文章中那些哈萨克牧民有关动植物等自然世界的故事、谚语、传说及禁忌等原生性信仰，其背后承载的是他们千百年来积累的生态智慧、地方性知识及牧民的生活逻辑。重新认识游牧生态观，也是重新审视游牧文化，作为最亲近自然的游牧民所持有的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及平等的生态观，对于如今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人们，以及越来越多人为引发的生态环境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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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网络
原标题：沙尘暴的另一端，资本正加紧啃噬草原 |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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