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还是野蛮？

　　资产阶级的自负显然是过头了。当百年前他们和社会主义者就经济问题进行争论时，往往拿出让普通人伤脑经的公式、模型，叫嚣着政治经济学没有“科学基础”，只知道经验观察、道德批判；后来政治经济学大踏步向前发展时，尤其是自三十年代以来一代代杰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如卡莱茨基、兰格、斯威齐、贝特兰等，或者是左翼经济学家如罗宾逊夫人等大放光彩时，资产阶级们又开始大呼：“讲这么多理论有什么用！”“苏联的解体不就证明了一切吗”？所以当我们和他们谈论资本主义三百年的经验教训时，他们嫌我们没有理论支撑，当我们和他们谈最前沿的理论时，他们又嫌我们脱离现实。当然，他们的现实很简单，就是“现实社会主义”诸国的不到一百年实践而已。

　　所以社会主义者似乎永远赢不了这群能言善辩的“理性人”。别说我们赢不了，马克思本人要是穿越到如今，也没有半点获胜的希望。还没等马克思下车，资产阶级们赶紧迎上去说道：“马克思阁下！您看到我们如今富庶的生活必然很开心吧！您看到我们的实践远远超出您的理论必然会很惊讶吧！”，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下马威”。马克思当然会开心，因为他一来华就能听一段最好笑的中国相声，这是多么大的赞誉！马克思当然会惊讶，因为他在百年前的欧洲的众多论敌以及不肖子孙中，应当不会找到比这位中国的企业家更厚颜无耻的小丑了，这又是多么大的侮辱。

　　这怎么看怎么像是王尼玛的暴走大事记段子。

　　所以要比插科打诨，泼皮无赖，社会主义者当然是比不上资产阶级先生们分毫了，但是对其罔顾历史妄谈现实的做法，当然还是需要理论两句的。就历史来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孰优孰劣，这确实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这是一个实践问题。资本主义在1900-1950年，在其统治巅峰的半个世纪中，为人类带来了什么呢？几度萧条，两场战争，数以亿计的生命灰飞烟灭，数以十亿计的人口流离失所，千亿财富化为燃料和火药，变成将人肉搅得稀碎的绞肉机。不知在资产阶级眼中，这半世纪到底该如何看待？人与人的赤身肉搏，相互用刺刀刺破彼此的动脉或许在资产阶级眼中是最自由的场景——这不就是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最完美的诠释吗，这简直就是对他们的学说和实践的莫大礼赞，变成一发绚烂的烟花绽放在历史的最深之处——然后就被资产者们永远地遗忘了。

　　而在1945到1991这不到五十年中，社会主义以一种尚待成熟的形态从一国发展到多国的半世纪中，留给资产者们的又是怎样的记忆呢？这些年中又有多少的战争？这些战争中又有多少是西方“自由的国家”所发动和给养的？这些年中又有多少的进步人士遭到资产阶级独夫民贼最残忍的屠杀，这五十年中因人类的手足相残的伤亡，比前一个五十年多，还是少呢？他们断然是不想去统计、去判断、去比较的。

　　资本主义本身的周期性崩塌所导致的动辄就是血肉模糊的人间灾难永远不在资产者的统计表中；而被苏联模式所束缚住的、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想相距甚远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危机（这样的危机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动和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相比实在是太不值一提了），却被资产阶级们牢记着、诅咒着、变成了资产阶级手中的巫毒娃娃，不断地由他们的巫师针扎、火烤。

我想资产阶级的极端狭隘与他们的极端自负是成正比的。社会主义的庞大理论和实践，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井蛙看到的天罢了，自以为掌握社会主义之所有，实际上仅仅看到（也仅仅想看到）社会主义之分毫。以至于公有制在他们眼中便是苏联时期几次危机的代名词，而计划经济仅仅就是中国前三十年的短缺状况的同义语。他们是断然不相信苏联人可以享受充足肉蛋奶供应和海滨浴场的，同样他们也断然不相信家庭小汽车和出国旅行对于卡莱茨基与奥斯卡兰格教授的波兰故乡的人民并非是什么新鲜之事的。

我们从未是行政力量的鼓吹者，更非等级制度和官僚体制的拥趸。纵观近代人类思想史，对行政力量、等级制度和官僚体制最严厉的批判者无一不是站在光谱的左边。而那些天天在嘴边空喊着“个体自由”的资产阶级卫道士们，当遇到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开始伸张自己的自由、要求解放自己的劳动时，便第一个跑到了等级制度、行政力量和官僚体制之后，祈求着平日里他们最“憎恶”的政治力量给予他们“慈父般”的护佑——1848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倚靠第二共和国进行屠杀，同一批人又在1871年倚靠临时政府进行杀戮、1918年的俄国资产阶级倚靠帝国主义干涉军对俄国进行战争、1927年的中国资产阶级倚靠蒋介石进行屠杀、1933年的德国资产阶级倚靠希特勒进行屠杀、1936年的西班牙资产阶级倚靠佛朗哥进行屠杀、1973年的智利资产阶级倚靠皮诺切特进行屠杀……我们还能举出太多的例子，来证明资产者那自由贞操是多么廉价；我们还能举出太多例子，来证明资产者的专制本性是多么赤裸。

“资本主义的腐朽本质所展现出仅有的两种未来——社会主义或是野蛮。”这不是杞人忧天的呓语、更不是空穴来风的妄言，这是真正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人类对历史最冷峻的直面与最起码的尊重。而这般冷峻的观察和起码的尊重，在资产者嘴里却被污蔑为“社会主义者不敢直面历史！”。试问阔绰的先生们，我们不敢直面的究竟是什么历史呢？究竟是谁在血和泪书写的人类历史之镜中几近狂妄地转过脸去呢？

到底哪一条路才是奴役的，谁的自负才是致命的，究竟是资本家还是我们劳动者书写着最可歌可泣和可爱的自由的宪章？最聪明、最有教养、最向往自由的阔绰的先生们，你们可以回答我们吗？

附录：将哈耶克米塞斯的徒子徒孙们送回1917年下半年的俄国，他们的市场经济可以拯救俄罗斯的危机吗？以下节选自美国进步记者约翰·里德的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

　　在俄罗斯，特别是在彼得格勒，9月和10月是一年中气候最为恶劣的月份。在那阴沉的、灰白色的天穹下，白天的时间日益缩短，大雨下个不停。脚下的泥泞很深，既粘且滑，到处都布满着重靴的足印。由于市政管理制度完全解体，这种情形就比平常更糟了。……

　　食物一星期一星期地越来越少了。每天的面包分配量从一磅半减为一磅，后来更减为四分之三磅，半磅，四分之一磅。而到最后，有一个星期根本就没有半点面包。糖如果可以买到的话，每人每月限购两磅，但一般是买不到的。一块巧克力糖或一磅粗劣的糖果，到处的售价都在七个卢布至十个卢布——那至少是合美元一元。市内约有半数的婴儿可以喝到牛奶；但大部分的旅馆和私人住宅有好几个月根本就没有牛奶。在水果上市的季节，街头上的苹果和梨差不多要卖到一卢布一个。……

　　当然，所有的戏院每晚都有演出，星期天也不例外。卡尔莎维娜在玛丽亚剧场演出一出新的芭蕾舞剧，所有热爱芭蕾舞的俄罗斯人都来观赏她。夏里亚平也在演唱。在亚力山大剧院，重新上演了美耶霍德导演的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的作品《伊万雷帝之死》；而在那一次的演出中，我记得看见一个穿着制服的皇家贵胄军官学校的学员，在换幕时毕恭毕敬地起立，对着那空空如也的、连那双头鹰的帝徽都被抹掉了的沙皇专用包厢致敬……“哈哈镜”剧院上演着施尼茨勒所写的场面极为豪华的《圆舞》。

　　尽管古物珍藏馆以及其它的一些绘画陈列馆都已经撤往莫斯科，彼得格勒每星期还是要举行画展。那些女性的知识分子成群结队地去听那些关于艺术、文学和简明哲学的演讲。这是一个神智学家特别活跃的时期。那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被允许到俄国来活动的救世军，在墙上张贴着召开布道会的广告，使俄国的观众感到有趣而又惊奇。……

　　在所有这样的时日里，市内小型的社交活动仍在进行，尽可能地把革命置若罔闻。诗人们吟风弄月——却不写关于革命的诗。写实主义的画家们描绘中世纪俄国历史上的场面——就是不涉及革命。妙龄的姑娘们从各省到首都来学习法文和练嗓子。而那些寻欢作乐的、年轻漂亮的军官们戴着绣金的深红色的风帽，佩着精致的高加索刀剑，在旅馆的客厅里转来转去。小京官的夫人们交互地在午后举行茶会，把她所有的每一只金的、银的、镶着珠宝的糖盒子都摆出来，而在她的皮手笼里却只有半个面包。她们所谈论的话题，无非是希望沙皇能够复位，或者德国人会打进来，或者任何能够解决仆役问题的事。

　　阶级斗争会发展到如此尖锐的地步，对于美国人说来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不过，我曾经亲自在北部前线上遇见一些军官，他们坦率地说，宁愿遭受军事上的失败也不与士兵委员会合作。立宪民主党(最向往自由和繁荣的资产阶级的政党！)的彼得格勒支部书记告诉我，国家经济生活的解体，就是使革命信誉扫地的方法之一。……在哈尔科夫附近的一些煤矿，是被它们的业主纵火、灌水破坏掉的；在莫斯科的一些纺织厂，它们的工程师在离去时把机器弄坏；铁路上的官员破坏火车头，当场被工人们捉住了。……

有产阶级中的一大部分人都宁愿要德国人而不要革命，甚至宁愿要德国人而不要临时政府，而且他们是毫不犹豫地这样说的。在我所寄寓的一家俄国人的屋子里，餐桌上谈话的主题几乎总是千篇一律地说到德国人的来临会带来“法律和秩序”。……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个莫斯科商人的家里作客；当吃茶的时候，我们问在座的十一个人，在“德皇威廉或布尔什维克”二者之中何所取舍。表决的结果是十对一，宁愿要德皇威廉。

投机商人趁普遍混乱之机大发横财（这当然是市场规律！），把那些钱花在奢侈无度的狂宴中，或用以贿赂临时政府的官吏。食物和燃料被囤积了起来（这当然又是市场规律！），或者被秘密地运出国外，送到瑞典去。例如，在革命的头四个月中，就有人几乎是公开地洗劫那巨大的彼得格勒市仓库中所储备的粮食，直到后来，两年的谷物储备竟减少到还不够供给全城居民一个月的食用。……根据临时政府最后一任粮食部长的官方报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咖啡以两个卢布一磅的价格批发出售；而在彼得格勒，消费者却须花十三个卢布才买到一磅咖啡。所有大城市的商店里都囤积着大批的食物和衣服，但只有富人们才买得起，（这不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徒子徒孙口中的市场规律又是什么呢！）

　　在一个外省的城市里，我知道有一个商人的家庭全家都做了投机商人。俄国人把投机商人叫做“maradior”意为匪徒，吃死尸的恶鬼。那一家有三个儿子，都以贿赂的门道逃避了兵役。一个儿子在粮食市场上投机倒把。另一个儿子把从连纳矿区非法得来的黄金卖给在芬兰的那些来历不明的行帮。第三个儿子在一家制造巧克力糖的工厂中拥有垄断利润，他以巧克力糖供应当地的合作社，而以合作社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品为条件。所以，当人民群众只能用他们的面包券得到四分之一磅的黑面包时，他却享有大量的白面包、糖、茶、糖果，蛋糕和牛油……。可是，当前线上的士兵们因为寒冷、饥饿、精疲力竭而不能再战时，那一家人却怎样气忿地骂他们为“懦夫！”说他们“作为俄国人是怎样地可耻”呵！……而最后，当布尔什维克发现了并且征用了那大批囤积着的物资时，那一家人又把他们（共产党）看做是何等蛮横的“强盗”呵！

（以上无非就是危机中“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徒子徒孙”能够做的一切了）

　　在前线上，士兵们与军官展开了斗争，并且通过他们的委员会学会了自治。在工厂里，那为俄罗斯人所特有的组织——工厂委员会，在与旧秩序的搏斗中获得了经验和力量，并且实现了它们的历史使命（想想疫情中的小区互助吧！虽然它远远比不上文中说的当时的俄国工人的创举，但它仍然是多么值得我们赞扬的新的因素啊！）。全体的俄罗斯人民都在学着读书，并在读着政治，经济、历史，因为人民想要了解情况。……在每一个城市，在绝大多数的市镇，在前线上，每一个党派都有它自己的报纸，有时甚至有几种报纸。数以千计的团体，把成千成万的小册子分发到军队、农村、工厂、街道里去。人民群众那种被压制得这样久的对于教育的渴望，随着革命的爆发而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在革命的头六个月里，单单从斯莫尔尼学院一处，每天就运出数以吨计的、满卡车、满火车的文件，充塞了全国。俄罗斯人民吸收读物，就象赤热的沙漠吸收水分一样，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而且，那些读物并不是什么荒诞的神话、伪造的历史、枯燥无味的宗教书籍或毒害人心的廉价小说，而是社会经济的理论、哲学和托尔斯泰、果戈里、高尔基等的作品。（重视“教育”的资产阶级们又是多么恐惧这样的求知欲啊！）

　　如果我们社会主义者偏要说市场规律有什么伟大的地方，那么它唯一伟大在，它的危机孕育着新社会的因素。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