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2年央视春晚过后，相声演员姜昆陷入了抄袭争议。他与戴志诚搭档表演的《欢乐方言》被指出与相声演员大山曾表演的《大山侃大山：北京人说不了广东话》十分相像。随后大山发布视频回应春晚抄袭争议，他说，《欢乐方言》并非师傅姜昆抄袭徒弟，而是“徒弟表演节目特别像师傅”，这是相声的传承。很多网友觉得是姜昆抄袭，“可能是不太了解相声的传统和规矩”。而姜昆以传统相声节目再次出现在春晚，只是证明和社会主义文艺传统密切相关并且在过去春晚引起轰动的“新相声”彻底衰落了。
保马今日推送萧武老师《从姜昆冯巩到郭德纲岳云鹏，社会主义文艺传统落幕》一文。针对相声类节目不断更替的现状，作者从建国前后曲艺界演员们的师徒关系谈起，再到对曲艺内容社会功能的要求，以及不同演员自身学艺的时间和内容的区别，观众主体的变化，指出笑星的新老更替，也是时代环境的变迁。由传统曲艺与文化在与现代对接时面临的尴尬境地引发我们的思考，如何走出困境，为传统曲艺节目注入新力量。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熏烟字篓”，感谢萧武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从姜昆冯巩到郭德纲岳云鹏，社会主义文艺传统落幕
文/萧武
冯巩果然没有出现在猪年春晚上，姜昆也没有，唯一剩下的一个，是岳云鹏和孙越。
▲202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相声演员姜昆与搭档戴志诚表演相声《欢乐方言》。
从姜昆、冯巩、赵本山、黄宏、潘长江、陈佩斯等老一代笑星，到现在的贾玲、岳云鹏、开心麻花、潘斌龙、乔杉等新一代。这不止是笑星的新老更替，也是时代环境的变迁。
相声界和其它曲艺一样，在旧社会是不入流的社会边缘人群，也就是所谓的走江湖的，社会地位很低，很多人家把孩子送到曲艺班子里学艺的时候，实际上等于卖身给班主，只为让孩子有口饭吃。在那种条件下，班主与徒弟名义上是师徒，实际上，谁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都不为过。师徒关系只是好听而已，就像妓院里的老鸨和每一个卖身的姑娘都算是母女关系一样，要把这种关系过分道德化、伦理化，基本上属于对民国范儿一厢情愿的想象。——当然，这里只是说普遍情况，不排除个别班主对卖身入班的徒弟可能还是不错的。
当然，在旧社会，曲艺班子走江湖卖艺糊口，一大帮子人都要有口饭吃，确实也不容易。所以造就了那个时代的曲艺的品格，必须是媚俗的，也就是投观众所好，观众喜欢什么，他们就得演什么，否则就挣不到钱，也就没饭吃了。
什么东西最能吸引观众呢？这是亘古不变的，无非是走下三路，讲点或明或暗的色情段子之类。所以，旧社会的曲艺总体来说，格调是比较低的，都有不少比较低俗的内容，以此来取悦观众。至于艺术的社会教育功能，绝大多数曲艺班子考虑不到，生存的压力太大，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没有能力考虑这些问题。
建国后，新中国涤荡一切旧式社会关系，自然也包括曲艺界这种半封建半奴隶的关系，曲艺演员们也被组织进入各种演艺组织和文化团体。在这种新式的关系中，师徒之间名义上也还是师徒，但与旧式关系不同，不存在人身依附，学徒进入曲艺班子，也不是卖身给班主。文化团体有党的领导，有上级单位管理，不管师父还是徒弟，在同一个单位，虽然是师徒，但更多的还是同事，大家都一样拿国家统一发的工资，徒弟不用靠师父给饭吃，自然也就很难有以前那种师徒关系了。这种情况工厂里的师徒一样，虽然徒弟要跟着师父学技术、学手艺，学本事，但师徒之间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不相互依附。
既然国家统一发工资，解决了基本的生存压力问题，而且演出由各单位组织、联系和协调，那么演出就不再是旧社会那种街头卖艺、茶馆卖唱了，也不用再完全以取悦观众为目的了，自然内容就要改造，剔除一些比较低俗的内容，加入一些新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新中国将曲艺纳入国家文化建设体系来统一管理，那么当然对曲艺的内容有社会功能上的要求，尤其是社会教化，宣传好人好事，讽刺抨击坏人坏事。所以，各个曲艺品种在建国后都进行了改造，格调提高了不少。
不过，好景不长。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大潮滚滚而来，原来的文化体制也被视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一部分，不得不改革。从1980年代开始，原来的文化体制就开始逐渐松动，很多单位举步维艰，到1990年代，很多单位都发不出工资，演员根本无法生活，不得不另谋出路。也就是在那时候，戏曲梅花奖得主可能在街上摆地摊，现在已经被视为相声界老前辈的演员在电视上只能演小品。
也就是那段时间，就是在1980、1990年代那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看相声、小品多数只能在春晚的舞台上，其它地方很少能看到，也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在骂的姜昆、冯巩们霸占着那时候的舞台和电视屏幕。
但是，看多了郭德纲风格的在舞台上调侃捧哏演员、乃至侮辱捧哏演员祖宗八代、拿自己或其他人的生理缺陷开玩笑的相声，如果有空，再回头看看八九十年代马季、姜昆、冯巩们的作品，不能不说，格调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相声大师马季编剧并表演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原名为《一个推销员》。
区别很明显，马季、姜昆、冯巩们那时候的作品在电视上出现，是经过层层审核的，绝对不会允许低俗的内容出现，而且必须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况，还要尽可能讽刺社会负面现象，宣传正能量，要同时做到这些要求，确实很不容易，但这恰恰是新中国对曲艺的要求，而姜昆、冯巩们恰恰是在社会主义时期进入文化团体学艺的，所以他们接受的教育缺乏那种过于迎合观众的套路和内容。
当然，冯巩近些年来在春晚上的小品明显是在努力适应观众，但效果并不好，反而让很多人反感。为什么呢？因为他学艺的时候，没有学过这些套路，等到他开始学这些套路的时候，已经过了演员最佳学习年龄阶段。
如果有人留意过冯巩拍的影视剧，大概会发现，他的作品是有情怀、有追求的，并不完全是取悦、娱乐观众，比较典型的大概是《没事儿偷着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都能反映时代变迁带给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变化。而这种情怀和观察社会变迁的能力，郭德纲显然没有。有人说郭德纲水平高，不知道比冯巩高到哪里去了，就这一点而言，其实并不见得。
那么，为什么一说相声，冯巩的表现就不如郭德纲了呢？从两个方面说。
从演员自身来说，姜昆、冯巩的艺术教育是比较正统的，而且是在新中国的曲艺传统中受教育的，所以缺乏取悦观众的那些套路，但郭德纲不同。有人说，郭德纲有才华，有学问。笼统的这么说，也对，但不完整。
▲ 相声演员 郭德纲 于谦
要注意，郭德纲学艺的时候是1990年代，而且，他一开始并没有进入主流的相声演艺单位，而是自学为主，而且学得很杂，确实学了不少东西。但站在今天看，应该能够看得很清楚，郭德纲的艺术积累主要是建国前的曲艺传统，也就是那些必须走低俗路线才能混口饭吃的传统。所以，他那些拿于谦家人开涮、打色情擦边球的套路在旧社会的曲艺传统里有，在新中国的曲艺传统里却没有。这也就是为什么郭德纲火成那样了，但上了春晚却效果并不好的原因。因为春晚要讲政治，要经过层层审查，郭德纲常用的那些套路都用不了。
再从环境上说，郭德纲积累的这些取悦观众的套路为什么在90年代没有火起来，而是到21世纪才火起来了？一个值得参照的例子是赵本山。如果对赵本山的作品比较熟悉，就会发现，赵本山是一个适应环境变化能力极强的演员。90年代他在春晚上大红大紫，当时的节目都还是在宣传社会正能量，比如反腐、农村致富、讽刺社会不正之风等等，而到了新世纪，他的风格大变，《卖拐》系列是一个明显的转折，因为这些作品就只是取悦观众，而不再强调作品的社会教化功能了。
▲200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山、范伟、高秀敏主演小品《卖拐》。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观众主体变了。随着70后、80后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人群，生长在改革开放年代的这一代人天然的反感说教，反感别人教化自己，文艺对他们而言，就是纯粹的娱乐，禁忌也更少。所以，郭德纲刚好适应了这种需求。不管是拿于谦开涮，还是拿别人的生理缺陷开涮，只要能逗观众一笑，就算成功。而姜昆、冯巩们还在坚守着新中国的相声传统，没能适应。
所以说，郭德纲的走红和兴起，本身只是旧社会曲艺传统的复辟。对郭德纲们来说，既然旧社会曲艺传统的内容和精神给他们带来了名声、地位和钱，那么理所当然的，也应该复活旧社会的曲艺班子的那种社会关系。
郭德纲在回应曹云金的文章里反复强调当时收学费的时候，那些徒弟们在跟他学艺的时候都很穷，都是他给提供吃住，同时教他们学艺，带他们演出，这当然就是旧社会谁家孩子养活不了了送进曲艺班子混口饭吃，自然是卖身求生，哪有什么人格可言？那么他自然认为自己是旧社会曲艺班子那种封建家长和奴隶主式的班主。所以，在谈及他的徒弟们的时候，他总是表现得生杀予夺操于我手，想捧红谁就能捧红谁，想毁了谁就能毁了谁。也因此，在那个德云社的家谱上，满满的都是充斥着封建道德那一套规矩和要求。
老一辈的笑星中，除了赵本山之外，其他人都是国营大文艺团体的演员。现在，这些团体保留下来的还有中央广播文工团、铁路文工团和煤矿文工团，以及军队的一些文工团。他们靠计划经济体制吃饭，也靠体制走红，体制没落的时候，他们也一起没落了。而新一代的喜剧团体如德云社、青曲社、开心麻花、赵家班等，则是从一开始就是在市场里找饭吃。所以，老一代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可以要求格调更高一些，觉得自己是搞艺术，而新一代首先是要有饭吃，要迎合观众。观众喜欢高雅的他们就能高雅，观众喜欢低俗的，他们就能低俗。但观众总是更喜欢低俗，他们也就更加低俗。
在这个意义上，赵本山的淡出只是意味着他个人的命运转折，但他所代表的体制外的市场化发展方式并没有就此断绝，反而继续发扬光大了。而冯巩的淡出，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一个传统的没落。这大概也可以算是宣告了相声复兴旧社会传统的彻底完成，文艺界社会主义传统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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