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主旋律电影的火爆，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另外，有人说创造了观影人数纪录恐怕不太准确，因为从50到90年代初，不管是《上甘岭》这样的主旋律还是《追捕》这样的外国电影，观影人数至少都有数亿，比《战狼2》等多得多。准确的说这应该是近年来有了统计之后观影人数最多的一部电影。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的确是一部“现象级电影”，也反映了爱国主义在公众中仍然是基本的情感基调。
不过，笔者在这里想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爱国主义的影视作品本身也会对人的思想起到一定的影响力。这里只举一个真实的案例，即苏联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因为参与一部爱国主义电影的编写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公知转变为了自干五。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苏联进行了一系列塑造“当代经典作家”的努力。刚开始的时候争议很大，后来大多数人提出的名字逐渐集中在阿勃拉莫夫、扎雷金、邦达列夫、阿斯塔菲耶夫、特里丰诺夫、舒克申和拉斯普京这几个人身上。而在这些人当中，邦达列夫是唯一迄今仍然在世的，今年已经93岁了。而且他们当中也只有邦达列夫一人堪称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的。为什么邦达列夫会这样幸运呢?
邦达列夫的成名作是1957年的《营请求火力支援》和1959年的《最后的炮轰》。今天大多数人说它们是中篇小说，其实这两部小说都在15到20万字之间，属于比较典型的长篇小说。这两部小说极力渲染战争的残酷性，被视为所谓“战壕真实派”的开山之作。其迎合了后斯大林时代鼓吹抽象人道主义的潮流，类似于当时流行的电影《雁南飞》。因此，柯切托夫等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作家对它们提出了批评，而特瓦尔多夫斯基等反共作家则对邦达列夫大力宣传。顺便说一下，“战壕真实派”的代表作家中除了邦达列夫以外，《一寸土》的作者巴克拉诺夫、《第三颗信号弹》作者贝科夫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瓦西里耶夫无一例外的变成了狂热的反共公知，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解体，甚至还在苏联解体后转向公开攻击卫国战争。
苏共22大公开批判斯大林以后，邦达列夫在反社会主义浪潮上越走越远。其先是于196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寂静》。这部小说主要是写主人公复原后遭受了所谓“残酷迫害”，把斯大林时代近乎说成了人间地狱。小说的结尾时是悼念斯大林逝世的场面，以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之口宣称斯大林之死会给苏联社会带来巨大的积极变化。显然，这部小说与爱伦堡的《解冻》惊人的相似，也是以“非斯大林化”为中心的。后来，邦达列夫又在1965年创作了小说《亲戚们》。这部小说在批判斯大林方面变本加厉，以至于连极力鼓吹“非斯大林化”的苏共当局也感觉其走的太远了，到1969年作了一些修改后才正式发表。
也就是说，邦达列夫这位后来以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而著名的作家，在创作开始时也是以反社会主义为中心内容的。之所以邦达列夫能够被70年代到80年代的苏联专家们列入经典作家的名单，恐怕也是和他在早期创作中迎合了攻击斯大林这一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正确是分不开的。这就好像今天中国的一些所谓“新左派”学者能够被学术界接受主要是因为其在改革初期也是反社会主义的，甚至他们中有些人也仍然把自己的反共历史作为一项资本。
不过，1970至1972年参与拍摄卫国战争电影《解放》使邦达列夫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拍摄这部电影时，邦达列夫采访了朱可夫为代表的一大批卫国战争高级将领，受到这些英雄业绩与思想的感染，对于斯大林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更多的肯定。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解放》为代表的后斯大林时代大多数关于卫国战争的电影往往要比小说中对斯大林的肯定更多一些。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许是因为电影的受众要比小说更为广泛，所以苏联当局不得不考虑到观众们的情绪不敢做得太过分。
电影《解放》描写了从苏联红军转入反攻的库尔斯克战役到攻克柏林赢得卫国战争而结束。全片共分为《炮火弧线》、《突围》、《主攻方向》、《柏林战役》、《最后一击》五集，共长达八个多小时。其堪称比美国很多好莱坞战争“大片”还要壮观很多倍的“巨片”，具有极恢弘的史诗气魄。后来与邦达列夫合作的奥泽洛夫又在1985年和1989年分别拍摄了《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大血战》这两部史诗性的巨片，前者近六个小时，后者有三个多小时。三者合到一起，就构成了整部卫国战争历史的全景图。
《解放》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雁南飞》等非英雄化电影的缺陷，恢复了斯大林时代革命英雄主义的传统。1972年电影上映后马上广受好评，当年邦达列夫便获得了苏联最高的文艺奖金——列宁奖。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剧本当中仍然或多或少的带有一些抽象人道主义的色彩。像比较明显的就是在电影的结尾中质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并且以显示各国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作为回答。这是典型的不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两种战争的不同性质，而单纯片面渲染战争残酷性的抽象人道主义表现。
此后，邦达列夫转向了道德体裁文学。其于1975年到1985年先后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岸》、《选择》和《人生舞台》。值得注意的是，邦达列夫的这些小说较之当时流行的艾特玛托夫和特里丰诺夫把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道德水平下滑根本原因的那些小说有着本质的不同，与希望恢复共产主义道德的巴巴耶夫斯基和宣扬恢复沙俄时代传统道德的拉斯普京的作品也有很大差别。其力图把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道德与后斯大林时代流行的抽象人道主义融合起来，在爱国主义基础上构建出一种新的道德，并且把西方国家的文化侵略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
应该说，邦达列夫这一时期的创作与当时苏联舆论的口径也是基本适应的。因为这一时期的苏联已经把反对斯大林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正确，因此像巴巴耶夫斯基和柯切托夫这样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作家不断的受到批判。而由于美苏冷战的大格局以及苏联全盘抛弃社会主义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也不能一下子把自由主义作为至高无上的普世价值，如果要是把沙俄时代的传统道德拿来作为新的信仰同样有几分不伦不类。可以说，邦达列夫把爱国主义和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作为新的政治信仰与道德准则堪称苏联社会暂时能够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所以其这些创作引起了很大的影响，邦达列夫也因此被视之为当代苏联“主旋律文学”的代表人物。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邦达列夫只是“自干五”而不是“五毛”。其这一时期的创作并不是主观的迎合了苏联的舆论宣传，更大程度上是邦达列夫本人的思想倾向本来就与苏联当时的“主旋律”基本一致。事实上，邦达列夫的这些作品对于当时的苏联社会也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苏联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与文艺界当中的首脑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西方文化渗透了，而且越到后来这种批判越激烈。而苏联的整体倾向是向西方自由主义一步步靠拢，因此两者的交叉点只能是暂时的。早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夕，其创作的《人生舞台》便已经引发了自由派公知把持的苏联主流舆论的攻击。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邦达列夫由于其改革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与苏联当局正式分道扬镳。
具体说来，邦达列夫一开始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持批判态度。在1987年3月的发言中，邦达列夫把改革比作1941年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宣称需要一次新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来扭转局势。在1988年6月的苏共19次代表会议上，邦达列夫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比作“一架已经升空，但不知道目的地和着陆机场的飞机”，猛烈的批判了苏联公知散布的种种谣言。戈尔巴乔夫听到其发言后气得跑到休息室里摔了椅子来发泄自己的愤怒。正是因为其对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公开反对，邦达列夫也被称之为“另一类的持不同政见者”。
1991年819事件前夕，邦达列夫是三位在《告人民书》上签名的作家之一。苏联公知们更把这份《告人民书》称之为“邦达列夫远征记”。在819事件失败以后，邦达列夫的处境非常困难，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其先是组织了俄罗斯作协的作家们击退了苏联公知利用警察局查封作协办公楼的卑劣做法，后来又在1993年坚决反对叶利钦解散议会和炮打白宫，并组织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叶利钦当局也想拉拢邦达列夫，在他1994年70岁生日时为其授勋，但是被邦达列夫拒绝了。邦达列夫多次表示不放弃社会主义理想，在199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百慕大三角》当中对于背叛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伙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值得一提的是，沉痛的教训使邦达列夫对于斯大林的态度转向全面肯定。其在1998年的一次讲话中宣称：
“我不是斯大林分子，但我是斯大林主义者!‘斯大林分子’一词是仇恨斯大林的人使用起来的。我是斯大林主义者，因为我深信(而且谁也不能使我改变这个信念)，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历史人物……当我想到这个极其伟大的人物时，我就认为像他这样的人1000年才出现一个。任何其他的像斯大林一样具有巨大智慧、坚强意志和领导才能的人，都不能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完成他完成的事。他改造了俄罗斯，建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
对苏联解体感兴趣的人往往都听说过邦达列夫的一句名言：“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纵观邦达列夫一生主要创作经历，我们可以发现其自己早年的作品也可以归入“带菌的出版物”之列，只是拍摄了爱国电影《解放》之后思想才逐步发生变化。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优秀的爱国主义影片不仅能感染观众，也能够感染作者自己，并改善文艺界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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