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须知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史，本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1965年，毛主席讲话指出：“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的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有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我们可以补充一下：共产党内部，也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在不断的分化和斗争过程中，只有毛教员，在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这两个革命时期，都最坚定地站在最前列，由此成为我国和世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正所谓，“像毛主席这样经历过种种革命风暴，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和工农劳动群众心连心，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指导革命运动前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毛泽东的旗帜，才是胜利的旗帜——这是我们从百年历史中得出的基本结论。
01
再觉醒，再选择，再确认
最近，白玉兰获奖名单公布，本年度现象级神剧《觉醒年代》成“大赢家”：
该剧大火之后，引起的一些讨论，非常有趣。比如：
《觉醒年代》到底有没有续集？如果有，它在哪儿？又是怎样的续集？
有人说，“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续集”。
这样认为的人，恐怕，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是对百年前我们革命先辈们的郑重抉择，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要说：“今天的‘再觉醒年代’，才是续集！”
1918年、1919年，毛泽东曾两次到北京。后来，在陕北，他对斯诺回忆说：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2020，整整百年。
不错：百年轮回，倏忽又是一个“觉醒年代”。
兜兜转转一百年，中国人民，尤其是其中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发现：还是“社会主义”靠谱！
实际上，100年前可以说是“选择”，100年后也可以说是“选择”——只不过，是历尽沧桑后的“再选择”“再确认”。
“道路选择”，这样重大的问题，恐怕不是一次性就能解决的，真的需要多确认几次……
02
关于陈独秀的历史地位：蹩脚的中国普列汉诺夫
陈独秀，跟着《觉醒年代》火了一把。
不错，我们应当承认并尊重陈独秀与李大钊共享的“创党首功”，但同时也必须警惕美化拔高陈的倾向。
毛主席对于陈独秀，有两方面评价。
一方面，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以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这是正面，已属很高评价。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第一个我党早期组织，并积极推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全国各地，以及旅日、旅法华人建立党的早期组织。有了这样的基础，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才能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一大”，并于8月初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进行直至闭幕。
另一方面，也不容忽视。
1945年，在说陈独秀“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的同时，毛主席还说：“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
也就是说，陈独秀相当于中国版的、稍次一点的普列汉诺夫。
对国际共运史有了解的，都应该明白“孟什维克”意味着什么。中国革命，如果只靠陈独秀这样水平的舵手，是决不能胜利的。
陈独秀思想的局限性，还在他致“一大”代表的信中，就暴露出来了：
“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发动群众。政权问题，因本党尚未成立，应俟诸将来，而先尽力于政治上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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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毛主席对陈独秀及其错误有更深刻的揭示。
一位同志说：“《新民主主义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有意义。我问过西班牙的同志，他们说，他们的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搞新民主主义。他们那里就是不搞这三条：军队、农村、政权。完全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搞不成。”
毛主席接着说：“这是陈独秀那一套！”他还举古巴做正面例子，指出：“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权，又搞军队，又发动农民。所以就成功了。”
有一种论调，认为大革命后期的错误主要是共产国际指导上的，陈独秀很“冤枉”。
是否如此呢？
我们不妨来看一段，官方学者最近的论述：
“在建党及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突出的。大革命后期，由于共产国际不主张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新右派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使得妥协退让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他（注：指陈独秀）在大革命危急关头，缺乏对复杂多变形势的正确判断，不善于应变处理同国民党的复杂关系，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诚如毛泽东指出的：这时的党还是幼年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陈独秀不是党的成熟领袖，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大革命的失败在那时难以避免。”（石仲泉《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共产党的100年》）
这段话，显然已经吸收了多年来陈独秀研究的某些“新成果”，如“由于共产国际不主张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新右派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之类，但也仍指出：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妥协退让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以及陈独秀本人“在大革命危急关头，缺乏对复杂多变形势的正确判断，不善于应变处理同国民党的复杂关系，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总之，我们不要忘记这样一个起码的原理：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内因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依据。陈独秀右倾错误，这个案翻不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先锋队百年史，就是一部毛泽东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路线，同组织内或右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历史。陈独秀的错误，就是早期乃至整个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右倾错误。如果对1949年前后历次路线错误及其责任人避而不谈，在这个领域搞“一团和气”乃至“去路线斗争化”，那是极端庸俗的反马克思主义态度。
另外，我们的一些“朋友”，热衷于炒作“陈独秀晚年”，津津乐道于中共首任“舵手”的“晚年转变”，即向他们所谓的“民主”观念的转变——这，也是我们要加以揭露和阻击的。他们不过是借死人压活人，在今天贩卖自由主义的私货罢了。
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活动，有如下描写：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说来说去，就是一条：在民主革命时期，只有毛泽东领导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井冈山的道路，才是通往新中国的唯一正确道路。
仲甫先生，最终还是我党的陌路人。
03
“一个破产，两个让位”
关于100年前，我们的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共产党，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很精彩的说明。
重温这些说明，对搞清楚百年前的“觉醒”和“选择”，尤为必要。
毛主席以史家笔法写道：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
“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 所谓旧学是对立的。”
“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毛主席接着说：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他以总结的语气说道：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请大家充分注意：这段话里包含着的“一个破产、两个让位”观点，非常、非常重要。
所谓“一个破产”，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所谓“两个让位”，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我们看到：在毛教员逝世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的某些人，实际上，正是捡起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旧破烂，向中国人民兜售，制造倒退。
有一个人叫李陀，在回忆八十年代思潮时指出，“新启蒙”凭借的还是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的旧理论资源；他问道，“就‘新启蒙’的抱负和目标说，拿着这么老的地图，它能走多远？”他还说，“新启蒙不那么新，在很多方面，它依赖的还是古典启蒙主义的理念，是想在这个老树上嫁接出一个新枝子来，再开一次花，再结一次果”，“一个思想大活跃的时代，不一定是思想大丰收的时代——八十年代就不是一个思想丰收的年代”（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275～276页）。
这，才是公知哀叹的所谓“启蒙失败”的根本原因。那本来就不能叫“启蒙”，而是对抗更先进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马列毛主义，是在制造愚昧！
按“河殇派”自由化信徒的逻辑：中国人民特别是其先进分子，在1920年前后的选择——选择社会主义、选择共产党，本来就是有问题的，所以要退回去“补课”，要吹民国。
是不是接受毛教员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的“一个破产、两个让位”——即，是不是承认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早在“一战”后就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破了产，是不是承认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以及后来更进一步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及其共和国），就实际成为了现当代中国人在涉及“走什么路”的基本政治观点上矛盾斗争的一个焦点所在。
04
历史的重演？
100年后，历史仿佛重演了一遍：
新冠疫情，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击破了不少人关于资本主义西方“文明”“高级”“人道”的迷梦，给“河殇派”以重重一击；同时，宣示了马列毛的科学社会主义代表着更文明、更高级、更人道的现代化方向，资本主义西方及其主导的世界在思想政治层面还停留在“前社会主义”的近代……
当然，更重要的，是毛教员逝世以来现实社会日益资本主导化、资本压迫日益沉重这个基本事实。现实是最好的教科书。在目睹资本吃相难看，或干脆没有吃相可言的表演以后，当代“打工人”的先进分子，正在又一次选择社会主义。
对我们而言，“一个破产、两个让位”的当代版本是这样的：
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案，在2020年前后，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再一次破了产。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产阶级专政让位给无产阶级专政。
这确实是历史的某种重演，只不过是在新的现实基础上的重演。
须知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史，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1965年，毛主席讲话指出：“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的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有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可以补充一下：共产党内部，也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
在不断的分化和斗争过程中，只有毛教员，在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这两个革命时期，都最坚定地站在最前列，由此成为我国和世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正所谓，“像毛主席这样经历过种种革命风暴，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和工农劳动群众心连心，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指导革命运动前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毛泽东的旗帜，才是胜利的旗帜——这是我们从百年历史中得出的基本结论。
今天，要继续前进，我们就只有沿着毛教员指引的“继续革命”道路走，正如民主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才是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一样。这，也正是当代“打工人”之“再觉醒”的真实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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