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虽然因种种原因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会议，但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居功至伟。正是由于他的积极工作和推动，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建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进一步广泛传播，为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基础。中共一大召开前后，陈独秀虽身在广州，但对会议仍表示了关心，参与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对会议的召开和相关决议的制定，给予了重要指导和建议，对中共一大会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一
陈独秀一生都是新思想的探索者和积极的实干家。他曾自述自己早年的人生经历了从“康党”到“乱党”再到“革命党”的发展过程，很早就积极投身反满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从思想文化的启蒙入手，创办《新青年》杂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狂飙。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他转而关注和研究俄国革命的发展和影响，还对俄国的列宁式政党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开始在中国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探索，开启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在建党的过程中，陈独秀直接领导和推动了中共上海发起组和各地党组织的创建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奠定了组织基础。
早在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从北京到天津，途中二人就商讨了组织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他们相约在上海和北京分别进行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史家所称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相约建党后，陈独秀即开始了积极活动。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遣维经斯基率领的俄共（布）党员小组一行来到中国。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等人，经李大钊的介绍，又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大大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进程。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探讨、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的改造。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5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陈独秀寓所里开会，首先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书记。
为团结汇聚在上海的革命青年，培养组织干部和骨干，陈独秀和中共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正式成立。在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下，团的机关所在地又举办了外国语学社，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输送革命青年赴俄国留学作准备。先后在学社内学习的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俞秀松、彭湃等人。陈独秀也给学生们上过课。除学习外文外，学校还组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如《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学生还积极参加上海的一些工人运动和进步革命活动，其中很多人成为最早的青年团员。1921年初，中共上海发起组选派外国语学社中的团员和青年分批赴俄国留学，以后又陆续有许多人前往留学。这些留俄学生回国后，大多数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骨干，为长期的革命斗争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即着手组织建设工作，发函至全国各地，请各地共产主义者成立党的组织。陈独秀随即开展了积极有效的工作，对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成立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如陈独秀一直与在北京的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人保持密切联系，鼓励他们尽快行动起来建立党的组织。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在北大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开会，正式成立北京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0年下半年，曾在广东从事社会主义宣传的刘伯垂由广州回武汉，途经上海，陈独秀即吸收其入党，并派他到武汉发展组织。经过共同商讨酝酿，不久武汉党的早期组织也正式成立。在筹备成立长沙党的组织的过程中，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等进行直接接触并建立联系。回到湖南后，毛泽东仍与陈独秀等联系密切，陈独秀等将建党情况都及时告诉他，并委托其在长沙建立组织。为在济南建立党的组织，陈独秀又函约齐鲁书社的王乐平帮忙，王乐平于是介绍了进步学生王尽美、邓恩铭等。他们与上海发起组建立联系后，即开始在济南筹建党的组织。在上海就已经参加了党的早期组织的施存统、周佛海，受陈独秀等的委托，成立了中共留日早期组织，陈独秀指定施存统为负责人。北京党组织成员张申府留法出国前在上海居住在陈独秀家里，陈独秀即表示要张申府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不久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等五人组成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由张申府具体负责，并与国内的陈独秀保持密切联系。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曾为广州建立组织的事致信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嘱其成立组织。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前往广州，不久维经斯基也来到广州，开始建立正式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3月，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共同建立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到广州工作后，仍与各地党组织保持着直接联系，书信往来十分频繁，对上海发起组和各地党组织起着实际上的领导核心作用。
二
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过程中，陈独秀还积极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战，阐述了一系列关于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式政党的思想和主张，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陈独秀很早就认识到科学理论对行动的重要指导作用，明确指出“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地努力，向前碰到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因此，创建党的早期组织的过程中，陈独秀始终高度重视理论宣传工作，利用各种载体和媒介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
1920年夏，陈独秀等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等重要著作，对于当时各地党团员进一步确立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陈独秀和上海发起组还创办了向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之后，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等又一起创办店员周刊——《上海伙友》。同时陈独秀还对《新青年》进行了改组和革新，自第8卷第1号起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并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集中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发展成就，从而指导中国人民走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陈望道后来说：“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1920年11月上海发起组又创办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主要刊登各类理论文章和译作，宣传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知识，介绍列宁学说和俄国共产党的经验，报道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斗争的情况。这从思想上统一了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的认识，为正式创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曾盛赞此举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陈独秀到广州成立广州党的组织后，还以《广东群报》为阵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还向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建党过程中，陈独秀还积极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进行论战，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影响，使其得到广泛的认识和接受。可以说，正是在陈独秀等人的宣传和影响下，中国早期一大批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探求、比较、选择，摆脱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干扰，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将它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坚持不动摇，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创造了根本前提。
1920年9月，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资源，发展实业”。11月6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附和和宣扬罗素的理论。不久他又在《改造》杂志上陆续发表了题为《现在与将来》《一个申说》等文章，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1921年2月15日梁启超又在《改造》杂志3卷6号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的长文，对张东荪的主张表示支持。他们主张采取社会改良的方法逐步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针对张、梁等人的改良主义言论，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陆续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批评文章，对其进行了坚决的驳斥。陈独秀将他与张东荪等人的通信及有关文章编辑成《关于社会主义讨论》，发表在《新青年》上。陈独秀等指出用资本主义方式开发实业，不能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也不能使中国大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明确提出“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强调要改造中国社会，就必须革命，就必须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作为一种激进的社会思潮，无政府主义于20世纪初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有较大影响，中共早期组织的许多成员都不同程度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陈独秀于1920年9月1日在《新青年》发表《谈政治》一文，对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系统批判，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大论战的序幕。《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特开辟“讨论无政府主义”专栏，相继发表了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李达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重要文章。《共产党》月刊创刊后，也把反对无政府主义作为自己首要的任务，在该刊一至四期社论性的“短言”中，把批判的主要锋芒指向无政府主义。陈独秀到广州后，又在法政大学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说，进一步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经过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国无政府主义阵营迅速分化瓦解，日益走上没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在这场论争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愈来愈深入人心。
三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与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李汉俊、李达等人建立联系，经过商谈后，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经过与陈独秀、李大钊的书信联系和商讨，李达、李汉俊开始给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发信，请各地派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并由李汉俊写信请陈独秀回上海。陈独秀接到信件后，曾召集广州党组织的成员开会。包惠僧回忆说，“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恵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
陈独秀没有回上海参加会议，但也对会议表示了关心，他通过各种书信往来，直接参与了对中共一大会议的筹备，并对中共一大召开和相关纲领以及决议的制定产生了直接影响。早在1920年11月，陈独秀就领导上海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要组建共产党，依靠工农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宣言》强调，“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提出，“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该宣言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仅作为内部学习和吸收党员的标准，但已经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根本性质和基本纲领。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纲和决议，在基本内容和核心理念上与这个宣言毫无二致，很明显是受到它的直接影响。陈独秀指派陈公博和包恵僧参加会议，还让与会代表陈公博带来了他致会议的亲笔书信，信中说明不能抽身参加大会，并向会议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其中包括：一、培植党员（即征求党员）；二、民权主义之指导（即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纪纲（即注重纪律的要点）；四、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即目前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之准备）。会议对陈独秀的意见进行了宣读和讨论，并将其思想反映在大会制定的纲领和决议之中。《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开宗明义宣布，“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
陈独秀还对中共一大确定的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产生过直接影响。根据李达的回忆，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即陈独秀主张党要采取民主集中的委员会制。这个思想在中共一大上也得到了明确的反映。中共一大虽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但在实践上确实就是依照民主集中制的精神构建其组织结构的。党的组织系统明确采取了“委员会制”“推举制”“任期制”“分权制”等制度构建各级领导体制。如中共一大制定的纲领规定党的领导原则是“苏维埃管理制度”，“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确立了集体领导的制度，并且在强调党的铁的纪律的同时，已初步包含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等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容。
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无论从工作成绩、个人威望、实际地位等各方面看，陈独秀都是各地早期组织公认的领袖，因此，在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情况下，陈独秀仍然当选为中央局书记。这既是国内同志们的一致意见，也是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曾说过，陈独秀曾告诉他，“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因事留在广东，没有参加，之所以要他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这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真实性。而且，根据陈独秀对中共一大的筹备、召开和各项决议制定产生的直接影响，他的当选也是必然的。中共一大召开后不久，1921年9月陈独秀即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成为一名职业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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