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已久的电影《柳青》终于在上周五上映了，首日票房仅17万，加上周末两天，累计票房也仅二十多万，这样的票房成绩不可能用“热映”来形容了。
电影《柳青》严格意义上讲，同样属于“革命题材”电影，不同于我们理解的传统革命题材电影中的烽火连天，电影《柳青》所讲述的本来应该是一场规模更宏大、影响更加深远的“革命”——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革命的对象乃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真可谓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所以，电影《柳青》“遇冷”的重要原因之一，固然可以归结到影院少的可怜的排片以及注定冷场的排片时间，但是我们应该也还记得，同为革命题材的电影《古田军号》上映时，同样遭遇了资本控制下的院线的“刻意”排片，但《古田军号》依旧收获了456万的首日票房以及超过5000万的最终票房，更重要的是《古田军号》收获了良好的口碑和大量的“粉丝”。
因而，电影《柳青》遇冷的根本原因，还得从电影本身去寻找。
笔者注意到，电影《柳青》在宣发过程中，既找了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胡澄、独立学者司马平邦这样的传统的左翼文艺评论人士，也找了作家贾平凹、经济学家张维迎这样的传统右翼人士，来共同进行推介。
这样的宣发阵容本身就透着分裂、对立的意味。尽管张维迎、贾平凹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作家柳青的陕西老乡，但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即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和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方向。
作为电影《柳青》的第一批观众，他们对电影的关注点截然相反：胡澄、司马平邦们关注的是作家柳青如何贯彻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所阐述的宗旨，以及文艺工作者如何深入群众、与农民打成一片，共同投身到一场伟大革命中去的实践精神和献身精神；而张维迎们关注的则是柳青身上的“改革的前瞻性”。
“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然而，电影《柳青》已经不仅仅是观众视角的问题了。回到电影本身，这样视角“撕裂”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按照后世著史立传者的表述，“撕裂”可能已经发生在柳青自身，可能存在着“前一个柳青”以及“后一个柳青”。
值得肯定的是，电影《柳青》仍然对“前一个柳青”给予了足够的尊重：还原了大人物对柳青的评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的文学道路；有限却基本正面呈现了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轰轰烈烈的群众生产生活斗争实践，这就是让胡澄感觉到“亲切”的“泥土香、稻花香”。
然而，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和那个时代符号的毛主席的形象却在影片中被最大限度地压缩了，以至于影片用写意的笔触为柳青生造了另一个精神图腾——“不可能是柳书记亲戚”的“身为贵族而追求平静生活”的长胡子托尔斯泰，而非真实历史中，柳青在无数次演讲和文章中反复提到的毛主席。
影片《柳青》尽管以柳青的《创业史》作为叙事底板，但很多情节上与《创业史》的主旨已经完全不相关，例如对大跃进的忧心忡忡，以及因为提意见而挨整……
这样的叙述手法实际是对《创业史》的彻底背叛，只会让观众产生一种感觉，柳青在用沉默对抗谎言！这也让笔者想起了柳青诞辰百年时某右翼人士的评论文章——《柳青百年：一生不敢说真话》：
此等表述，完全构成了对柳青的亵渎与侮辱。
柳青，原名刘蕴华，陕北吴堡人，1916年出生，12岁加入共青团，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奔赴延安，解放初期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1952年任职陕西省长安县副书记的柳青主管农业互助合作工作，为了开展工作，他深入调查研究，亲自参与王莽村“七一联合农业社”、皇甫村“胜利农业社”的筹建。
次年3月，柳青正式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保留常委职务，扎根长安县皇甫村长达14年，在亲身参与皇甫村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同时，依靠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产生的丰厚的生活积累，创作出了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创业史》。
1942年5月2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在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指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向抗战前线，深入农村、部队、工厂，接触群众，体验生活。
而扎根皇甫村的柳青正是“深入农村、接触群众、体验生活”的楷模。作为新中国前十七年文学八部代表作“青山保林，三红一创”之一的《创业史》，其艺术价值及文学地位都是无可撼动的，而这样的成就的取得，与柳青认真践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没有足够的细致、真诚、生动，没有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真实历史场景的史诗性还原，又怎么可能创作出《创业史》这样伟大的作品？试问，“前一个柳青”何来所谓的“一生不敢说真话”？
合作化之后怎么办？柳青在1978年6月13日就因病去世了，人们看到的柳青唯一被“公开”的话，就是《人民日报》在1979年2月刊登的柳青在60年代初的文章《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而人们对“后一个柳青”的认知，更多则是来自柳青女儿刘可风所著《柳青传》的单方面叙述。
单看《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这个标题，容易让后来人引发各种各样的联想，特别是小岗被树为典型之后，这样的标题更有了实际的映射。
那么，柳青的《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一文究竟讲了什么？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柳青在调研了陕北的土壤特质后，从1955年至1972年，先后多次向中央和陕西领导提出的建议：柳青认为陕北的气候是十年九旱，水源有限，加之地形零碎机械受限，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投资不能收回生产成本，应该因地制宜进行经济建设。“陕北地区的气候，土地和地形是天然的最理想的苹果产区。”延安、绥德、榆林将建成各种振兴经济的工厂，随之带动陕北地下石油和煤的开采。“铁路运输是陕北地区经济结构改变的关键。首先打破陕北与国内经济区域隔离和半隔离状态。”
这样一篇文章与“小岗”其实是八竿子打不着，反而与毛主席在1950年代后期就开始提出，并于六七十年代着手实践的“兴办社队企业”、“农村办工业”的思想不谋而合。
柳青女儿刘可风
而在柳青女儿刘可风所著《柳青传》中，我们却看到了这样的“后一个柳青”：
关于写《柳青传》的缘由，柳青女儿刘可风说，“他生前出版的东西，和他的思想，差别实在太大了。但是，他来不及完成整个作品就去世。如果我不写，后人会一直误解他。”
柳青在1978年就去世了，原计划写作四部《创业史》，却只完成了两部。据《柳青传》描述，柳青晚年对女儿说：“（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是1953年制定的，我的书1960年出版，那时，情况早已经变了，不是按照总路线的方针，十五年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是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全部合作化了，人民公社也建立了两三年。”“《创业史》的第四部，主要内容是批判合作化运动怎样走上了错误的路。我写第四部要看当时的政治环境，如果还是现在这样，我就说得隐蔽些，如果比现在放开些，我就说得明显些。”
《柳青传》还记述到，有一年柳青从北京看病回来，对孟维刚说：“这次在京，去看胡耀邦，我对他说：‘咱们这个国家和党为什么常受极‘左’路线的苦，从王明路线开始，好人遭殃，坏人得势的情况屡见不鲜，我认为主要就是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
这样的转变让读过《创业史》第一部的人始料未及，然而，1978年就已经去世的柳青早已不在场，一切都是《柳青传》的单方面陈述。
我们姑且先相信《柳青传》的陈述吧，这样的转变的合理性解释大约来自柳青先生在毛泽东时代最后十年的遭遇，《创业史》被批作大毒草、本人因为历史问题被审查、妻子喊冤自杀——这对柳青先生的冲击是巨大的。
然而，这样的历史表述仍然存在诸多的疑点。
首先，关于柳青的历史问题在1972年就已经审查清楚，完全为柳青“平反”了。其次，据当事人回忆，专案组对柳青其实是非常客气的，“柳青，不言而喻，病了很久很久，二十年前有人预测，他很难长寿”，柳青的夫人马葳在工宣队进驻以后，也是专案组成员，专门照顾柳青；马葳在1969年的自杀实际上是非常突然，让人意外，1983年重新审查马葳之死，却只匆匆得出一个政治性结论，对马葳之死的细节却一笔带过……
就算柳青先生在毛泽东时代最后十年乃至毛泽东时代结束后的两年真的有“转变”，笔者也不会怀疑到柳青先生的真诚，我们不妨从另一个人物身上寻找一些端倪。
在中国文坛，陕北文学经久不衰，被很多人称为“文学陕军”，而柳青近乎可以被视作文学陕军的鼻祖，无论是路遥还是陈忠实，以及后来的贾平凹等人，都被看做是受到了柳青的感召和引领。
创作出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路遥非常推崇柳青，从某种程度上说，柳青是路遥的人生导师，也是路遥在文学路上的引路人。
正如滠水农夫同志对路遥以及《平凡的世界》的评价：
路遥与张贤亮等“伤痕文学”作家显著不同，他不是要与前三十年全面割裂，而是具有“过渡”性质，一方面他不是对前三十年全面否定，而是对前三十年的意识形成高度认同，这当然与他积极参与文革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因为现实的利益，他又要迎合新的主流政策，所以在《平凡的世界》中，他企图用他所固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调和80年代所出现的问题。
路遥与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一样，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在他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他的个人利益与忠于现实书写的矛盾纠结，他胜于“伤痕派”作家的地方在于，他不象那些作家一样，为了个人私利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枉顾现实实际，自觉充当政治工具，发泄私愤，并以此换取名利。不得不说他对劳动人民还是充满感情，具有劳动人民的情怀的，这也是他之所以被人们喜爱的原因之一。
然而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路遥的这种企图注定是失败的……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化解决”方案。《平凡的世界》主题与80年代初期“告别革命”的主流思潮是一致的，他不是引导人们去主动改造客观世界，而是引导人们回归到个人主观世界，通过强化个人修养，充实个人心灵来适应变化的客观世界。
正是因为路遥先生对农村、对农民真挚的情感，如果路遥先生再多活十几年，亲眼目睹一步步“死掉的农村”，他会后悔写《平凡的世界》吗？这样的追问同样适用于《柳青传》中所叙述的转变了的“后一个柳青”。
电影《柳青》的叙事主旨最终承接的是《柳青传》，因而面临着这样的尴尬：站着1978的门槛一方面要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人物立碑作传，另一方面要彻底否定人民公社及毛时代后十年，以至于今天民间舆论场的左与右都不买账。因为右要全盘否定的不仅仅是后十年，而是整个七十年；左虽对十七年有批评，但更多是批判地继承，他们才是写出《创业史》的柳青的忠实观众。
遗憾的是，电影《柳青》首鼠两端的叙述方式，注定它在价值观和阶级立场上的撕裂，以至于在已经分裂的观众中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的忠实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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