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评中国国民党的兴旺与衰落——从孙中山的革命党到蒋氏的执政党

评中国国民党的兴旺与衰落

　　——从孙中山的革命党到蒋氏的执政党

　　钱昌明

　　近闻台湾国民党又起“内斗”。打着“民主参选”党主席名义，“大佬”、“二佬”们摩拳擦掌，各竖旗帜。明着说是为了“党”的大业，暗地里仍是为了一己之私。

　　2015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面对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当时国民党“大佬”们居然没有一个敢站出来迎战。最后，非“大佬”级人物洪秀柱“抛砖引玉”，以民调跨过30%“门槛”，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成为国民党提名的参选人。至此，“大佬”们酸意难耐，又折腾起“换柱”风波(以朱立伦取代洪秀柱)。国民党这种热衷于派系内斗、自我削弱的秉性，无疑是未战先输;加上临阵换帅，犯了兵家大忌，以致在大选中以惨败告终。

　　国民党惨败，党主席朱立伦下台。2016年3月，洪秀柱赢得国民党主席选举(任期至2017年8月)。同年10月底，洪秀柱率国民党代表团访问大陆，在北京实现“洪习会”。洪似有举爱国主义旗帜，重振国民党之雄心：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创造条件走向统一。

　　按理，国民党大选失败，全党应从惨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摒弃派系门户之见，团结一致、和衷共济，在党主席的带领下，在统一的爱国主义理念下共同奋斗。殊不知，一些“大佬”私心不改，仍我行我素。诚如一位蓝营支持者所抨击：“国民党已经从加护病房走向安宁病房了!”如此下去，国民党恐怕是“中兴”无望，最终只会在“内斗”中堕落、衰亡。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近代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指出：“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

　　一个政党的兴与衰，说到底，就是看这个党有无一个正确的政治理念(通过党纲的形式体现);再一个就是党的战斗力。正确的政治理念——党纲，是党的奋斗目标，战斗力则是党领导层实现党纲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的正确性。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这一切体现在党员身上，就是个体的入党动机：究竟是入党为“公”，还是入党为“私”?

　　革命政党秉持“立党为公”的政治理念，其奋斗目标无不都具有公利性与崇高性的特点。正是依仗这种政治理念上的公利性与崇高性，才可能去凝聚党心、民心;党的队伍才会不断壮大，党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反之，一个政党如果失去了正确的政治理念，失去了公利性与崇高性，党心、民心就会涣散，其结果必然是走向衰亡。

　　孙中山革命党的兴旺与辉煌

　　国民党曾经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因此，它也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过去。

　　1894年11月，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联合了20几位爱国华侨，在檀香山创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决心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统治，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成为国民党的前身雏形。1905年8月，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与日知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政治纲领：

　　“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中国同盟会总章》)。随后，孙中山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又把这一政纲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就是推翻满洲贵族统治;民权主义就是“创立民国”;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

　　三民主义是20世纪初年中国最先进的政治思想与革命纲领。其时，凡能认同这一理念，参加同盟会，并愿意为这一革命理念去献身的人，无疑都是民族脊梁。这是一批有良知的大写的“人”，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爱国者追求“为国、为民”的公利性与崇高性的优秀品质。

　　正是在革命的公利性与崇高性的感召下，在短短18年的时间里，才会有孙中山领导、影响下所发生的十余次武装起义;才会涌现出像陆皓东、史坚如、秋瑾、徐锡麟、林觉民、喻培伦等——这样一大批视死如归的民主革命先烈;才会有1911年武昌起义的突起;才会有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才会有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胜利。

　　然而，中华民国建立后，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局限性日益暴露。同盟会内部很快出现了一股“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思潮。认为清政府已被推翻，革命已经“成功”，革命党已失去存在意义。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坐天下”、发展经济，就是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道路，尽快把同盟会转型为执政党。

　　1912年8月，宋教仁等人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大量吸收各类政客(包括许多封建余孽、投机政客)，兼并小党，很快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党。同盟会变成了国民党，原先充满“公”字观、具有牺牲精神的革命党，一下就成了装满“私”欲、由各类政客争名逐利的资产阶级执政党。

　　辛亥革命可以改变中国政局，但无法改变近代世界资本主义格局下中国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世界格局早在19世纪中期形成：以英美法俄日德意七国一方，为资本主义宗主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一方，为资本主义宗主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国)当时中国的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不会允许中国走西方那样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

　　1913年2月，中华民国宪政大选揭晓，国民党在国会中获压倒多数，眼看就要组阁执政。可是，这一“胜利”经不起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代理人——袁世凯政权的反扑：先是暗杀宋教仁，接着是武力镇压“二次革命”的反抗，最后取缔国民党。面对反动势力，已陷入涣散分裂、软弱无力的国民党，根本无力对抗。

　　1914年孙中山重揭“革命”旗帜，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开展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1917年又先后进行了反对张勋复辟与“护法”运动。

　　1918年初，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孙中山致电苏俄政府和列宁，祝贺俄国革命胜利，并提出“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愿望，获得列宁苏俄政府的积极回应。

　　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国民党规约》中重申：“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党总部设于上海，党名加“中国”两字，以区别于原先国民党，继续从事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2年孙中山在广东发动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接受共产国际建议，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赋民族主义以反帝内容;赋民权主义以国家权力“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赋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后又提出“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谋农夫工人之解放”。

　　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在阶级属性上发生了变化，已成了一个具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性质的政党。有了这一改组，革命党的活力重返国民党，党员政治理念上的公利性与崇高性再现，革命精神大发扬。其后，正是有了革命精神的发扬广大，这才有了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的诞生与发展;这才有了反对北洋军阀北伐的胜利进军;这才有了全国工农运动的高涨;这才有了第一次国内大革命高潮的掀起;这才有了国民党的全国性政权;这才有了国民党的兴旺与辉煌。

　　蒋氏执政党的不断衰亡

　　就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不断取得胜利之际，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反共右派开始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1927年，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扶植与支持下，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反共右派集团终于公开背叛革命，先后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此后，中国大地上新、老军阀混战，政客、党棍恶斗，为了各自之私，历经了一番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较量，最终建立起由蒋介石反动集团主导的国民党统治。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再一次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并彻底沦落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反革命政党。

　　国民党背弃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内容被全部“虚无”，代之以：民族主义——投靠帝国主义;民权主义——屠杀工农革命人民，厉行法西斯特务统治;民生主义——“民国万税”。其时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彻底失去政治理念上的公利性与崇高性，有的就是资产阶级政客之际争权夺利的私心——这就决定了中国国民党从此只能走向衰落与败亡。

　　1927年到1937年，为维护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利益，蒋介石把中国人民打入十年内战的血泊之中。他凭借蒋氏执政党，举全国之力，动用近200万兵力，先后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杀人数十万。但由于蒋氏执政党已失去了政治理念上的公利性与崇高性，其时的国民党军与当年的“北伐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结果只能是屡战屡败，始终遏制不了共产党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革命发展势头。

　　蒋介石买办官僚集团在政治上发动反革命内战同时，在经济上始终不忘为自己疯狂敛财。通过利用政治权力，巧取豪夺，不到十年，很快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立夫)四大家族为核心的买办官僚垄断资本利益集团。他们控制了金融业、工业和商业，还垄断了交通运输业、新闻业与出版业，迅速地掠夺和集中了全国的财富，成为中国最大的富豪。有资料显示，到1936年，四大家族仅通过中(中央银行)、中(中国银行)、交(交通银行)、农(农业银行)四大银行，就把全国金融业的百分之五十九资产收入囊中!

　　蒋氏执政党在政治上反共内战，经济上搜括全民(被百姓称之为“括民党”)，导致日寇的入侵与民怨沸腾。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经过西安事变，蒋氏执政党才被迫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蒋氏执政党抗日，迅速丢掉了大半祖国大好河山，最后龟缩到四川峨眉山;共产党抗日，挺进敌后，先后在华北、华中、华南，建立起晋察冀、晋冀豫、晋绥、苏南、皖东、东江、琼崖抗日根据地;抗日武装越战越强。

　　随着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展，1945年9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此时，早已丧失了革命公利性与崇高性的蒋氏执政党，迎来了“执政好时光”。国民党要员一个个成了“接收大员”，他们从峨眉山上猛扑下来，“光复”失地，大搞“五子登科”(统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仅仅几个月，蒋氏执政党全面腐败!

　　接下来，蒋介石集团仗着美帝国主义主子撑腰，坚持走法西斯主义卖国、内战之路，悍然于1946年7月发动全面反共内战。结果仅仅三年，号称800万之众的国民党军灰飞烟灭，蒋氏执政党也成了逃窜到台湾小岛上的流亡党。

　　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

　　一个蒋氏的执政党，遇到了一个毛泽东的革命共产党;一个失去“主义”、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资产阶级执政党，遇到了一个抱有崇高理想、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革命党;一个“一心为私”的剥削阶级执政党，遇到了一个“一心为公”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显然，一个“头顶生疮、脚底流浓”——彻底腐败了的国民党，不败给一个生气勃勃、积极向上的共产党，那才是怪事哩!这样两个政党的较量，就只能是国民党惨败的下场。

　　历史给出的启示

　　据说，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想想自己当年的“气势”，看看如今的下场，不由悲从中来。他痛定思痛，也“反思”了一阵子：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内部不能精诚团结”，给了共产党以分化瓦解之机，致使一些高级将领叛变;

　　第二，“违反了国父的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每个人都想着自己升官发财，中饱私囊);

　　第三，“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才智、能力，贡献于“党国剿匪”事业;

　　第四，“丧失了民族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丧失政治道德，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强取豪夺)。

　　由于以上四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队已成了“六无”(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之军;国民党军人，全成了“六无”(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之军人。如此政党、军队，焉有不败之理。(参见叶永烈：《蒋介石反思失败的原因》)

　　蒋的“反思”，其实只涉及事物的表象，完全没有触及到事物的根本。根本原因是什么?

　　是以他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上层集团背叛了革命，抛弃了崇高的理想、信仰，把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党，变成了一个蒋氏执政党;

　　是以他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上层领导集团，率先贪婪地掠夺中国，形成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买办、官僚、资本利益集团，然后才有“上行下效”性质的全党腐败;

　　是以他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上层领导集团，为了一己之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反共内战，最终给自己挖掘了坟墓。

　　常言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能怨谁呢?能怨这批国民党党员吗?能怨这批为蒋氏政权卖命的国民党军公教人员吗?不!要怨只能怨蒋氏执政党上层领导集团的变质与堕落，要怨只能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贪婪，要怨只能怨蒋介石自己对革命理念的背叛与反革命的残暴。

　　中国国民党——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党，从孙中山先生的初创、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时期的辉煌，充分证明，只有具有崇高政治理念的革命政党，才是有生命力的。反之，任何革命政党，一旦抛弃了“主义”，失去了政治理念上的公利性与崇高性，必然会不断堕落、腐败，直至走向失败与衰亡。

　　革命党立党为革命，掌握政权只是实现革命目标的一种手段，而绝不是目的。一个革命党，什么时候如果把自己变成了纯粹的执政党，抛弃了“主义”，这个党实际上也就必然会走向衰亡。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曾经有过一段深刻的讲话：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立党为公的革命党，一旦抛弃了“主义”，把自己变成单纯的执政党，等待它的命运就必然是衰落、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