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对中日关系的思考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八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那场战争结束七十年发表了讲话。中国国内上下,向来都很重视日本首相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态度,有歉意则喜,无则恼怒,夹于其中的情感,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体味。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伤害是世界各国中最大的,说最大,一是侵犯的国土面积最大,是对中国全局性的侵略,二是在侵略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血债最多的,而日本战后对侵华的态度却比较模糊,反省不深刻,这就注定了今天中国人很在意日本政要对侵华的态度。
近代中国,英国为了开辟封建社会中国的最后一块资本市场,用摧残人的毒药鸦片用作贸易商品,撬开了中国社会的一丝缝隙,但是林则徐的虎门硝烟触动了帝国主义利益的痛处,随后英国为了保住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向中国开战。从这次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厄运就开始了,之后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加入了一个法国殖民者。西方列强先后在中国大地上杀人放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些列强有英、法、俄、德、意、奥(奥匈帝国)、美、荷、葡、西等国。各列国争相在中国躯体上疯咬撕扯,疯狂攫取利益,中国人民陷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大清国遇到了灾星”,“中华民族遇到了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日益滑向深渊的路上,东边的日本一下子崛起了,加入到了侵华列国队伍之中,来的更加凶狠猛烈,一场甲午战争彻底埋葬了大清国的北洋水师。输得惨败的中国人,仅存的最后一点民族尊严,被取胜的日本无情地扯下,荡然无存。正是从输给日本开始,中国人才开始了想着改变自己,发奋图强。
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在骨子里并不以输给西方列强为耻辱,认为西方列强船坚炮利,从政治到军事再到人种,中国人认为都不及西方,输了不觉得是丢人的事,是“技不如人”“人不如人”。而输给曾经是“小日本儿”的“学生”倭国,却是着实没了面子,也输了“里子”。
日本从甲午战争中从大清国抢到了丰厚的战利品,又从后来爆发的日俄战争中膨胀了东方人打败西方人的野心,携着这两大战利品,日本的欲望越来越大,欲图从西方列强手中抢夺殖民地,重新分配世界,争霸亚洲。日本为实现野心的第一步目标,中国就成了作为首当其冲的第一个受难者。大规模、全局性的侵华战争打响了。中国在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动荡之后,并没有实现民国美梦,反而连年军阀混战,民更不聊生,趁此乱局,日本狠狠地在中国身体下起了刀子。灾难中往往孕育着新生,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没有一个叫做毛泽东的共产党领袖的出现,也许日本侵华就会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当时很多中国人在最绝望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做第二个大清国臣民梦,汪伪政权就是典型。但是天不亡中国,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从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如太阳一样升了起来,在他的领导(思想领导)下,经过八年极度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国人赶跑了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从抗日战争中壮大,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这个如太阳一般的领袖人物已经光耀神州了。他就是毛泽东。
日本战犯是魔鬼,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除了由同盟国审判处决的几个战争头子外,其他的一些被俘的日本战犯,由新中国关押。按照一般的战争法则,即使被俘的战犯,罪大恶极的,是可以判处死刑,但新中国并没有处决,而是改造。日本战犯在新中国从杀人魔鬼被改造成了人,释放回到日本。今天看来,这种成功改造是人类战争史从来没有出现的奇迹。这种奇迹的发生,也只有将对杀人魔鬼的改造放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才能出现的奇迹,其成功的根源是这些魔鬼也是从人民群众中间走出来的,而不是天生就是杀人魔鬼。今天,在曾经对魔鬼改造过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有着这样一句话:“宽恕了一群认罪战犯,纵容了一个好战民族”,我想,这句话的所谓总结,正是源于这些年日本政府在对待侵华战争态度上的逐渐右倾所得出的。
反思今天的中日关系,应该说历史上中日之间的恩恩仇仇还在继续影响着两国之间的关系,这应是毋庸置疑的,而作为中国一方,能主导日本走向的可能性不大,日本能怎么走,一则决定于日本自己,二则受制于国际政治环境和其周边国家的形势,而中国一方能做到做好的就是如何去发挥制约日本的作用。而反思与日本建交以来的历程看,反而恰恰是我们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上需要认真思考的地方可能要多一些。
看对岸日本,除了战后日本被美国打成“半残”成为美国附庸之外,其国内解除了军国主义政权外,应该说其政治制度以及其他方面与投降前的相比,变化不大,比如天皇制,首相制,而且其首相的上上下下历来都是如此频繁。日本投降之后,其军国主义思潮没有得到彻底清算,至今其军国主义思潮在日本还有很大的复辟势力,正因为有美国的强力压制,日本才不能再有跳起来的力量。
而对日本在思想上造成深刻的能反制日本右翼思潮的却是中国的毛泽东思想。比如战败的日本人极为钦佩《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却是在日本产生不出来的,日本的战败是必然的。改造好的一批日本战犯回国后,直接影响了相当多的日本人去反思日本二战中的罪恶,这些改造好的战犯也为中日友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之后在文革期间,日本的文革运动也是风起云涌。归根结底,毛泽东思想是为只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着想的思想,而一切侵犯、掠夺、欺骗人民的思想,在它面前都是小溪之于汪洋,小丘之于大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基座和主体,决定了为人民的思想是最具有终极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举例来说,之所以能将日本战犯从魔鬼改造成人,有的日本战犯改造前无限忠于天皇,但经过思想改造,终于认清了所谓的日本天皇并不是神圣的,知道了天皇通过战争,其个人资产又膨胀了多少倍,而战犯自己却为天皇增加的私产去流血卖命,包括自己为之死去的亲人们,终于认清了侵华战争是多么罪恶,不仅在中国制造了人间地狱,自己的家庭亲人都做了牺牲,而获利的却是无限忠诚的天皇和上层统治阶级。这种改造只有把战犯回归到人民群众中去,才能将他们彻底改造好。
对于中国来说,能做出改造奇迹的,并不是中国多么伟大,其伟大在于有一个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人物有伟大的思想。毛泽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罪犯,没有将他们做肉体的消灭。这来源于他的思想的人民性。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他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解放中国,解放中国人民,仅是在实现理想路途中,做了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该做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在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眼中,工人阶级没有国界,全世界无产者要联合起来,因此自己祖国的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没有区别,从日本人民中间走出来变坏的战犯,只要经过思想改造,就还能回到人民中间去,所以战犯是可以改造好的。事实表明,日本战犯的改造证明了人民性的伟大。这一点类似于佛教,善恶本无分,在普渡众生的佛祖眼中,没有魔鬼,暂时有魔鬼,佛祖也能控制,最后都能将魔鬼教化成善。
如果中国能继续坚持用人民观来处理中日关系,对日本国内用人民思想去渗透,就能融化、消解、逐步挖掉日本右翼势力的泛起,那么日本对二战中犯下的罪行就能有更加深刻的反思和认罪,也许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实现中日之间的世代友好。但是,这个美好的结果没有出现,中途却出现了重大改变,而这一改变,却主要是来自于中国方面。
中国在与日本建交之后,开始阶段,走过了一个几年十几年的蜜月期,如,日本以提供无息贷款的方式对中国的建设贡献了一定的诚意。随着中国国内政治上的巨大变化,路线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整体经济依靠出口和引入外资的大背景下,与日本的关系上,主要侧重于了经济交往,因日本经济发达于中国,则中国大量出口资源和农产品,而引入日本企业技术,日本商品在蜜月期之后大量充斥中国市场,因为经济上的不对等,无可避免地对两国政治关系也产生了影响,一是中国人要引进但又羡慕嫉妒日本的发达,而日本人对中国人则有了一种优越感,少了一种历史罪责感,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日本右翼势力的重新复活,这有大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左右这一历史时期的记录可以作证,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修改了教科书,中国抗议,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中国抗议,日本抢夺钓鱼岛,中国抗议,等等,中国的抗议,又从来没有产生过真正有效的阻止作用,反而刺激了日本的更加右倾,在抗议中走到今天。
应当说,在毛去世后,中国对日关系,已经主动放弃了道义高度,自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底层次的位置上去,跟日本只是一种经济而远不及日本的关系上去。假如毛泽东继续活着的话,应该能肯定的是,中日关系决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有很大的可能,中日关系早就更加友好了,可谓说,毛泽东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好日本的走向,但是之后的中国,却再没有了这种能力,换句话说,日本战犯毛泽东能改造,但之后的中国应该是创造不了奇迹的。
中国总是在意日本政要对二战的态度,这其中如本篇开头所谈的除外,也是中国能力降低的一种表现,中国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早已经不在意了,因为在跟西方做着热火朝天的生意,而对日本,虽然也做着生意,但是却在文化深处对日本有一种历史优越感,对日本有一种瞧不上,但经济上又不及日本,这种五味杂陈的情感,我想作为近邻的日本不会没有感知,而日本却从中国赚取了大把大把的金钱的同时,反而也瞧不上中国,其中对于二战失败,日本人认为是败于美苏,败于原子弹,而非败于中国。这种来自经济领域里的不对等造成的矛盾和情感,如果不能解决唯经济论,可想而知,这些矛盾和情感还会加剧下去。
对于二战的态度,我想这次安倍晋三在讲话中,终于道出了日本人的真实想法——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我认为这话没有错,谁也不想罪责让一代代永远背负下去,不过这话其中的“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却是错误的,今天的日本人是战争时代人的子孙,他们的父辈祖辈是战争的侵略者,前辈没有赎完的罪责,他们也负有直接认罪的义务,而不是毫无关系,但恰恰今天的日本人却不想承认这一点。从中国来说,不论愿不愿意承认,用历史罪责来制约日本像是在使用一个法宝,而使用这个法宝还总是失灵。因为错了,错在了我们的思想高度不够,不能通过影响日本人民来影响日本政治。中国多数时候是被动应付日本的动作,总有一种被日本牵着走的味道。
最后,关于日本赔偿。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主要责任在美国,而非中国,如果中国有责任的话,责任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而非共产党毛泽东。二战中最后向日本宣战的国家很多,有美国、苏联、中国、菲律宾、英国、缅甸、印度、韩国等等许多国家,日本战败后,都要向这些国家做战争赔偿,但由美国主导的赔偿方案,最后分配给中国的赔偿数额已经非常少了,因此蒋介石政权不得不“大度”地放弃了。历史不能再改,最后新中国为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也就终于“放弃”了日本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