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济中：民国有什么样的“自由”？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针对导演姜文说的“民国没什么了不起”，连发两条微博赞美民国说“民国有自由”。

　　张鸣说：“的确，民国没什么了不起，国家穷，政府乱，还受外国人的欺负。但是，民国有自由，知识人，尤其是姜文这样的电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电影拍出来，只要不是诲淫诲盗，不用担心审查通不过”。(2014.12.16. http://t.qq.com/p/t/462332069039639)

　　“民国的北洋时期，在文化文艺方面，基本上不存在任何政府审查。国民党时期有一些限制，但大学里可以教马列主义，出版社可以出毛的著作，对报刊和电影的审查，只是局部性的。左翼文学和左翼电影，非常张扬。如果连这个常识都不承认，我没话说，喷吧!”(2014.12.17.http://t.qq.com/p/t/458720110159625)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 连民国是什么样的社会有没有自由这一点起码的历史知识都不懂，难道张鸣真的不知道国民党的兵员是靠抓“壮丁”来的，共产党的人民子弟兵是人民群众打锣敲鼓送来的?这样的人还能当教授吗?而且还是在打着“人民”旗帜的“人民大学”里任教，这不是误人子弟吗?这是时代的悲剧还是胡汉三又回来啦?

　　张鸣说“民国有自由”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

　　中华民国是在1911年10月10日推翻清朝统治后建立起来的，既是封建、军阀统治，又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从1911年到1949年的三十八年中，民国政府从来就没有真正统一过。中国人民饱受战争、压迫和剥削的灾难，从来就没有什么“自由”。张鸣说“民国有自由”的依据什么?什么样的人在民国才有自由呢?

　　我不想在这里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对自由的论述，因为和张鸣这种站在与人民对立的立场上为国民党洗屁股的人讲马列主义简直就是对牛弹琴。我只是在这里讲一些事实，用血淋淋的事实来证明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以及思想进步的文化人在民国是没有“自由”的，籍此教育一些不了解中国现代历史的年轻人。

　　一、民国真的象张鸣说的那样“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写文章吗?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不是共产党员。1925年，鲁迅因为伸张正义，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而遭到违法免职，鲁迅为此而非常愤慨，又一次的病倒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鲁迅坚决反对国民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政策，国民党政府软硬兼施，既压制迫害鲁迅，又妄想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拉拢。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主持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并热情关心、支持、帮助革命青年和进步作家，因此经常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封锁与禁锢。在这期间里，迫使鲁迅搬家避难，就达八九次之多。在此之前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于上海，鲁迅也是发起人之一。这就触怒了国民党政府。他们在《革命日报》上诬蔑说鲁迅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收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许绍棣更借此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鲁迅不得已于3月19日只身离家出走避祸，直到4月19日返家。此后1931年春，柔石、殷夫等革命作家被捕，1933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杏佛被杀，鲁迅的生命安全几度受到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机构加强了对鲁迅的监视。据有关材料证实，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前身特务工作总部上海区正式成立后，就由“刘翰荪(即刘汉生，化名高尔梦)日常则在各进步书店巡回侦察，并到内山书店专门搜集鲁迅的行动和与之交往人员的情况，分别列为情报向南京特工总部报告”。国民党的另一特务机构军事调查统计局的前身复兴社(又名蓝衣社)，也曾严密监视鲁迅。由于鲁迅经常去内山书店，国民党政府曾想派人打入，但没有成功。1930年12月，当时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时，有人向他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周树人，既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地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头子，也就是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在案的这个人。告密者的本意是想提请蒋介石注意，对鲁迅加以迫害、镇压，借此邀功。老谋深算的蒋介石认为这是一次拉拢收买鲁迅的好机会，便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后来教育部果然有人到了鲁迅家里，说了这事，遭到鲁迅的拒绝。到这年的年底，鲁迅的特约编辑的职务就被裁掉了。这个情况，在鲁迅的学生、日本友人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1970年修订重刊本)中也有记载：“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罢，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逮捕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

　　鲁迅逝世前大约10年时间中，国民党政府充分施展了他们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拉拢收买鲁迅，一方面加紧对鲁迅进行监视、迫害、打击，直到鲁迅去世时仍未解除对鲁迅的通缉令。

　　闻一多先生于1925年5月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从事《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1932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1946年6月29日，民盟云南支部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民盟决心响应中共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号召“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

　　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著名社会教育家、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他为《学生报》的《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来!”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他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他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鲁迅、闻一多、李公朴、柔石、殷夫……他们是不是张鸣说的“知识人”?张鸣不是说“民国有自由，知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吗?张鸣说“只要不是诲淫诲盗，不用担心审查通不过。”鲁迅、闻一多、李公朴、柔石、殷夫……他们写的文章是“诲淫诲盗”吗?他们的文章不只是担心“审查不过”而是生命遭到威胁，被国民党政府杀害，这就是张鸣所说的“民国有自由”吗?

　　看过《红岩》小说的朋友都知道，民国时期重庆的《挺进报》是怎么一会事。

　　《挺进报》的前身叫《彷徨》，是一种由南方局四川省委领导下，在重庆市出版的“灰皮红心”的杂志，主要的编辑和有关工作人员有蒋一苇、刘熔铸、陈然(小说《红岩》成岗原型)、吴子见等。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国共两党签定的和平《双十协定》，向共产党挑起内战。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封闭了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报社。3月5日，省委和《新华日报》的全体人员被迫撤回延安;重庆的国民党出动军、警、宪、特进行全市性的，大规模的逮捕，重庆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1947年4月，重庆的地下党无意中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编的《新华通讯稿》，上面报道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他们极为兴奋，如获至宝。就把《新华通讯稿》摘编刻印成油印小报，在熟悉可靠的同志中传阅。以后每收到《新华通讯稿》，他们都有如此办理。这份没有取名的油印小报，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不胫而走，深受欢迎，引起了重庆市委的重视。

　　1947年7月，市委委员彭咏梧(小说《红岩》彭松涛原型)与刘熔铸接上了关系。市委根据当时的需要，决定以这份“无名小报”为基础，出版市委的地下机关报。并决定《彷徨》停刊，由蒋一苇、陈然、刘熔铸、吴子见几人分别负责地下机关报的出版工作，经他们商议，将这张小报定名为《挺进报》。先后由彭永梧、李维嘉领导《挺进报》的工作。

　　1947年11月，《挺进报》成立特支，由刘熔铸任书记，后刘调走，由陈然担任《挺进报》特支书记。

　　1948年4月19日，陈然突然收到一封奇怪的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彭云。”陈然不认识写信人的笔迹，但他意识到这是地下党的报警信，要他迅速离开重庆。他对姐姐(佩韦)说：“我的工作还没有谁来接替，我不能走。”陈然准备迅速和负责编刻《挺进报》的蒋一苇联系，商量后再定。就这样，陈然仍然坚守在岗位上。4月22日的傍晚六点多钟，陈然在家中被捕，后被关押在白公馆，于1949年10月28日被美蒋特务杀害在重庆大坪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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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民党时代，有成百上千的革命报刊杂志书籍被封杀，有成千上万办红色报刊和传递报刊的人员以及因传看红色书籍的知识分子被抓坐牢甚至被杀害，张鸣说的“民国有自由”完全是不顾历史事实闭着眼睛说瞎话，是彻头彻尾的谣言。

　　与鲁迅、闻一多、李公朴、柔石、殷夫等人同样遭遇不幸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不胜枚举，许多文艺工作者宁愿放弃优厚的物质条件而奔赴延安追求革命真理就是最好的见证。这样的历史事实同时也给了张鸣一记响亮的耳光。

　　国民党统治时期正象鲁迅先生所说的“四周围黑洞洞的，还不容易碰壁吗?”连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前国民党政府高官冯玉祥白天到南京总统府拜见蒋介石总统时都打着灯笼，借此来讽刺国民党时期的黑暗，在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国民党统治的国家中，中国的进步“知识人”还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创作”写文章吗???

　　二、劳动人民在民国有自由吗?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解放以后，在国民党时代生长生活受过苦难的人们大都健在，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政策和组织群众时，最好的方法就是组织劳动人民或者在部队组织“俘虏兵”进行“忆苦思甜”活动，以显明的对比方式来教育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

　　改革开放以后，很少有反映国民党时代资本家压迫和剥削工人，地主压迫和剥削农民的文章、电影、电视和其他文学作品，理论界也很少有批判国民党统治时期黑暗的文章。由于一些“民国范儿”对国民党时代的吹捧，共产党政府也不管事实的真假，不辩是非，甚至有的共产党人已经在思想上投靠了国民党，投靠了帝国主义，致使今天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好象是在国民党统治时一样。共产党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在郑州遭到撕毁，毛主席的雕像在河南新安县遭到摧毁，蒋介石的铜像矗立在共产党政权的土地上，黄赌毒黑在中国大陆泛滥，中国的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国民党时期的罪恶。

　　我们家乡在农村，在民国时期，我们村里有一个大地主，他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儿子除了蹒跚走路外，有时连吃饭穿衣上厕所都要有人服侍，更不用说结婚娶妻成家立业。1927年，傻瓜儿子十八岁了，地主为傻瓜儿子娶了一门媳妇。当时我们老家农村正闹农民革命暴动，地主带着儿女仆人全家逃到城里去了。1929年，地主的傻瓜儿子结婚两年了，地主公婆见儿媳还没有生孩子，就开始虐待她。本来这个儿媳受旧封建思想的影响，认为老公不能房事是命中注定因而忍受了青春的折磨。当她遭受公公婆婆的虐待，老公又是个不懂人事的傻子，又急着想要生孩子，在饱受折磨感到无助时，在地主家干活的年轻长工非常同情了这位东家的儿媳，在她挨打后总是帮她，关心她。时间一久，两个人就产生了感情。并且在一起于1931年生了一个儿子。地主公婆开始以为是自己儿子的骨血，是自己烧香求神拜菩萨求来的后代，非常高兴。纸终究包不住火，孩子慢慢地长大到了十岁，他的长相一点也不象地主儿子却长得和长工一模一样，于是，长工和儿媳的事东窗事发了。那一年，地主一家早已经从城里回到了乡下，地主发现长工与儿媳的奸情后就把他们两人捆起来放进猪笼里，准备在第三天召集全家族所有的人在祠堂召开会议公审这对奸夫淫妇，公审后要沉塘处死。就在第二天三更半夜时分，地主的堂叔同情他们，冒着危险把这对男女救出，两人连夜逃亡。这一对男女逃走后被地主家通辑捉拿，他们在漫无人迹的深山老林躲藏了八年多，受尽艰难困苦，直到中国解放后才得以从深山回到村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府根据地主儿媳的申诉解除了女子和地主傻瓜儿子的婚姻，与长工结为伉俪，他们由一对野鸳鸯结成了一对合法的夫妻。他们的在地主家生的儿子现在已经80多岁了，现退休在家，他没有回到他的亲生父母身边，因为他一直在外地工作，仍然是地主家的后代。

　　听我的奶奶说，民国初期，在我奶奶娘家不远的村子里有一个贫穷人家的女儿，她长得非常好看，水嫩嫩的皮肤。因为家里很穷，18岁的时候嫁给了十里外的一个地主的儿子。这个男人好吃懒做，嫖赌逍遥鸦片烟样样齐全。因为她是穷人家的女儿，不是门当户对的，她在地主家也没有任何地位。婚后的第二年，穷人家的女儿也没有怀孕生子，公公和婆婆也不喜欢她。那一天，穷人家的女儿从地主家回娘家探亲，本来准备晚上在娘家住一个晚上，可是地主家托人带口信要她连夜回家，父母也不敢久留女儿，女儿便连夜赶回夫家。通往夫家的路要经过一片小杂木林，在路上她遇到一个赌徒，这个赌徒是邻村人，他经常到地主家邀地主的儿子一起赌博，可以说是狐朋狗友，互相很熟悉，她也就放松了警惕。没想到一进入这片小树林，赌徒起了兽心，强暴了这个穷人家的女儿。女人衣服被弄脏撕烂，哭着跑回家。好事为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当晚她回到家，地主家的人知道她遭遇强奸的事后，不但不同情这个女人，还说她勾引男人，丧风败俗，败坏了门风，并要交给家族祠堂从严处罚。于是在半个月后，这个女人被绑进祠堂，塞进猪笼沉入水塘。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张鸣所说的“民国有自由”的时代消逝了，而强奸犯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置，在民国，大家应该知道真正拥有“自由”是什么人?

　　以上的事实证明，在民国，有了富人的自由就没有贫穷人家的自由，有了强奸犯的自由就没有受害女子的自由了。

　　三、“自由”是什么?

　　有了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反过来，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在民国时代，有了男人娶三妻四妾的“自由”就没有女人离异或者丧夫改嫁的自由。有了罪犯的“自由”就没有受害人的自由。有了官僚的“自由”，老百姓就会被变成“刁民”。有自由的一面必然会有不自由的另一面，“人人自由”只能是绝大多数人而绝对不是指所有的人，这就是辩证法。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自由观”。

　　看过《白毛女》的人都知道，有了黄世仁的“自由”，就没有喜儿的自由;

　　看过《红色娘子军》的人都知道，有了南霸天的“自由”，就没有吴琼花的自由;

　　看过《洪湖赤卫队》的人都知道，有了彭露天的“自由”，就没有韩英的自由;

　　看过《红岩》的人都知道，有了中美合作所特务们的“自由”，就没有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自由;

　　看过张恨水先生《啼笑因缘》的人就知道，有了军阀刘德柱的“自由”，就没有凤喜的自由。

　　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有了妖魔鬼怪的“自由”，就没有唐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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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2月7日林祥谦和施洋领导了“二七”工人大罢工，下午5时20分，反动军阀带着两营士兵，包围了江岸分工会会所，开始了疯狂的射击。在这场野蛮的屠杀中，曾玉良和30多名铁路工人壮烈牺牲，200多人受伤，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敌兵到处搜捕工人，闯进工人家中抢劫财物，奸淫工人妻女。工会附近的商店也被洗劫一空。林祥谦和60余名工人在同围捕的敌人搏斗中不幸被捕。为了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林祥谦同志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时，他只有31岁。

　　有了军阀吴佩孚和刽子手张厚生镇压工人运动和屠杀工人的“自由”，就没有林祥谦、曾良玉和铁路工人们的自由。

　　1925年2月起，上海22家日商纱厂近4万名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先后举行罢工。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存纱不敷，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论理，要求复工和开工资。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而且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顾正红，打伤工人10余人，

　　1925年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反对“四提案”。租界当局大肆拘捕爱国学生。当天下午，仅南京路的老闸捕房就拘捕了100多人。万余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口，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爱伏生竟调集通班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捕去学生四十余人，射杀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死了三名。6月1日复枪毙三人，伤十八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有了帝国主义分子和资本家的“自由”，就没有顾正红和所有的中国工人、学生、人民群众的自由。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做好准备的青红帮流氓打手，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700多支枪被缴，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事件发生后，上海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牢记的血的教训，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有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和青、红帮的“自由”，就没有共产党、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的自由?

　　1937年12 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同时也暴露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放弃抵抗侵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罪恶。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杀人是“自由”的，蒋介石、唐生智逃跑也是“自由”的，可是南京30多万同胞就因此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用南京30多万同胞的生命换来日本侵略者杀人和蒋介石逃跑的“自由”，这种“自由”是血淋淋的。

　　……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有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自由”就没有中国人民生命的自由;

　　有了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剥削压迫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生命生活的自由;

　　有了国民党反动派欺压人民的“自由”，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自由;

　　有了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个人发财的“自由”，就没有老百姓生活的自由;

　　有了官僚资本集团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劳动的自由。

　　这样，革命就发生了，革命要把颠倒过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于是：

　　农民为争取自由自己办起了“农会”，地主、土豪劣绅就没有“自由”了;

　　中国人民为了自由勇敢地反抗侵略，赶走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杀人欺侮中国人就没有“自由”了;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了当家作主人的自由，国民党反动派就没有欺压人民群众的“自由”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成了领导阶级，有罢工的自由，有管理企业的自由，资本家就没有压迫和剥削工人的“自由”了;

　　人民群众觉悟提高，有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自由，党内走资派和国内的所有反动势力就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由”了。

　　……

　　在人民争取自由的同时，人民的敌人也在争夺所谓的“自由”，他们必然会害怕人民获得自由从而失去自己的“自由”，人民争取有了自由就会迫使他们要从寄生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他们要千方百计反对和破坏人民争得自由。

　　自由是一种政治口号，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自由观。现在中国高喊着“自由”的人们，他们希望的只是个人和极少数人的自由，也就是说他们希望的是自己和极少数人可以剥削和压迫大多数劳动人民群众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自由”，这样，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群众就会失去自由。

　　“民国有自由”只能说在民国只是极少数人有“自由”，把只有极少数人拥有“自由”的民国用“民国有自由”的语言来表达是一种假象，其实质就是“谣言”。

　　事实证明：只有真正的共产党才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争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