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观察》第四编 “接轨”观察 第四章 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基因
2007年引爆的次贷危机，终于发展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驱使西方学界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视角。中国力图“与国际接轨”三十年，统计数据却清晰地展示出四大失衡持续扩大。这不过为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实证。
基于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体势将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从而发出了预言：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必将为一个公有制的社会所取代。而这样的社会革命将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度发生。然而，巴黎公社之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也没发生马克思预言的革命，资本主义在这里反而显得生机勃勃，以至于70-80年代，中国一批老共产党员感叹，“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这就是我们走向“接轨”之途的时代背景。
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时，唯一能做的是检验、修改理论，而不是像茅于轼那样怀疑、否认现实。其实这个挑战早在普列汉诺夫和陈独秀时代就出现了。
马克思理论在历史上遇到过一个悖论：理论上最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国家—西欧、北美，均未爆发这样的革命。相反这里成为第二国际的市场，面对帝国主义战争，那里的工人阶级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加入本国军队，充当各国资产阶级的炮灰而相互厮杀。
在理论上基本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俄国和中国，大学者普列汉诺夫和陈独秀基于正统的马克思理论，都怀疑本国能否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现实是，正是在俄国和中国爆发了二十世纪最为暴烈，也最具历史影响力的革命。
是马克思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错了吗?显然不是。那马克思理论的缺陷在那里?当今主流文明生命力的基础在那里?
4.1 “无产阶级化”过程
十九、二十世纪的历史，显示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从地域视角看，马克思最为人熟知，也最深刻的论述可能在«共产党宣言» 中：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对于当今风靡一时的“全球化”，很难有比这更准确、更深刻的表述。可见马克思在地域方面看到的是“趋同”。这使他的分析里缺乏对区域差异的关注。他的分析隐含地假设关键性的矛盾都在一个同质区域的内部。
马克思理论的视角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商品与货币、需求与产能、资本与劳动等概念张成。在这个理论空间中，前述资本积累过程造成了关键性的矛盾--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间的矛盾，它势将引起社会革命，因为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从生产资料占有的视角看，发达国家实现了最彻底的阶级分化，生产资料已经高度社会化，并主要掌握在极少数富豪手中，绝大多数人口掌握的生产资料与大资本相比微不足道。然而，这里的无产阶级生活水平远高于周边国家绝大多数人口。同样从事简单劳动，他们的收入是周边国家同等劳力的数倍到数十倍，他们的工作时间和强度受到了法律的限制，他们享受的社会保障，则是周边国家同行不敢想象的。称资本利润来自他们的剩余劳动，实在缺乏说服力。而事实上，全球资本在迅速积累，那这积累的源头何在?谁为资本提供了利润?
«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十年后全球的区域差异及其社会影响就进入了恩格斯的视野。1858年，恩格斯在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
“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这时的英国是主流文明的核心区，而在恩格斯的眼中，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化的民族”，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这一分析视角随后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列宁主要被视为革命实践家，但在对当代主流文明的认识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绝对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它将区域差异的视角带入了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的学术价值远高于普列汉诺夫。
恩格斯和列宁开辟的视角提示人们，必须同时观察与资本积累过程伴生的另一个过程—传统社会成员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英国：从“羊吃人”到“剥削全世界的民族”
十五、十六世纪是现代主流文明在英国发育的时代，那时英国、尼德蓝(荷兰)等国的毛织业很繁荣。毛纺与养羊成了利润丰厚的行当。英国的地主纷纷用篱笆圈地放羊，被圈的既有地主自己的土地，也有公共的土地和农民的土地。这就是著名的“圈地运动”，它瓦解传统的社会结构，破坏家庭手工业，开启了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被从传统社会结构中抛出的人们成了流浪汉。政府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里找到工作，一律加以法办。通常，对于那些流浪的农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如果再次发现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第三次发现他仍在流浪，就要处以死刑。
后来，英国国会又颁布了一个法令，规定凡是流浪一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一经告发，就要被卖为奴隶，他的主人可以任意驱使他从事任何劳动。这种奴隶如果逃亡，抓回来就要被判为终身的奴隶。第三次逃亡：就要被判处死刑。任何人都有权将流浪者的子女抓去作学徒，当苦役。
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两代国王统治时期，曾经处死了大批流浪汉。这个野蛮的过程为毛纺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力，也造成了英国工人悲惨的处境。这一过程被史学家称为“羊吃人”，于是有了1845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写的悲惨景象。正是他们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利润来源。
然而，到1892年恩格斯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译文写序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的处境已经有所改善。对此，恩格斯分析道：“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他已经意识到，导致英国工人阶级地位改善的，是外部因素。当今主流经济学奠基人之一，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这样描述1865年的英国：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奥得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The Coal Question -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 »出版社：London: Macmillan and Co.，第一次出版时间 1866年)
这时英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已经完成，英国已经确立了自己在现代主流文明中的霸权地位，在全球产业链中已经占据了丰饶的“利润池”，其利润来源地已经分布于如此广阔的地域。著名的“英国绅士风度”和英国无产阶级地位的改善，均建立在这个“利润池”之上。当考茨基向恩格斯询问英国工人的政治态度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 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而这一切的背面，是“不发达地区”的资源外流、人民处境恶化、社会矛盾激化。历史告诉我们，在英国的案例中，真正提供利润源的，是正处于无产阶级化过程中的国外社会成员。一旦国内的无产阶级化完成，其利润源就主要依赖“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亦即依赖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杰文斯告诉我们，俄罗斯就是其中之一。
俄罗斯：从“解放”到“勃列日涅夫主义”
俄罗斯步入现代主流文明，是从彼得大帝的“解放”(1861年)开始。此前的俄罗斯在当时的主流文明眼中，是一个落后甚至野蛮的国度。这不但是西欧各国的看法，也是俄罗斯内部很多精英人士看法。于是有了斯拉夫派与西化派的争论。结果西化派取胜，彼得大帝启动了全面西化的潮流。罗曼诺夫王朝以“解放”的名义，用暴力摧毁了本土的基层社会结构--农村公社，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必需的“要素”—廉价的土地和失去生计的劳力。从彼得大帝的“解放”，到斯托雷平的“改革”(1907——1914)，在农民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迅速成长起来。
1901-1905年俄国农产品的出口值是7.01亿卢布，1911--1913年就增加到12.26亿卢布，仅谷物出口一项，每年就可以多得5亿多卢布，谷物出口运输几乎占铁路运输量的一半。与此同时国内饥饿与失业蔓延，俄国农民争取面包和土地的斗争延绵不绝。回顾前引杰文斯的话，可见俄罗斯平民百姓同时供养着两类“掠食动物”本国资本家和“发达国家”。正是俄罗斯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为本国与“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提供了利润源。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马克思的后继者中，最激进的派别在俄罗斯获得了发育壮大的土壤，而“发达国家”则成了第二国际的温床。
在“发达国家”的遏制下，俄罗斯未能步英国的后尘，及时占领全球产业链的高端，获取外部利润，缓解内部矛盾。结果内部矛盾激化，导致了1904—1906年和1917年的革命。此后的苏联面对同样的难题，于是将“社会主义阵营”视为自己的外部利润源，提出了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排除其意识形态色彩，可以看出，这与当今流行的“全球化”理论异曲同工。与之相比，为达到同一目的，“全球化”理论更有学术味，显得更文雅，更“道德”，因而更易于达到其目的。而“勃列日涅夫主义”则以其粗鄙、霸道而遭人痛恨，并立刻被指为“社会帝国主义”。
俄罗斯的案例告诉我们，传统社会瓦解，其劳动者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是资本利润的主要来源，一旦国内无产阶级化完成，资本就不得不在外部寻求利润源，并出让一部分外来利润安抚本国无产阶级。否者矛盾重重积累的社会将必面对二择一的局面：或者靠暴力压制维持稳定，或者社会冲突爆发摧毁现有结构。而且，这两个局面将会相互转换。暴力维稳，不能化解矛盾，只能使内应力急速积累，早晚冲破压制力，导致社会冲突公开爆发;而社会冲突公开爆发，造成人命伤亡和财产毁灭，使资本更无力占有全球产业链的上层，更无可能获得外部利润来源，相反一个孱弱的国度，是发达国家掠夺的绝佳对象，于是内部矛盾将再次积累，只有暴力方可“维稳”，于是“今天的你我，只好重复昨天的故事”。
中国：2.3亿农民工
如果英、俄的案例距今久远，我们缺乏切身的体验，中国持续了30年的农民工现象，就发生在我们眼前、身边。法律上，农民工大多拥有一小片耕地，还拥有自己的宅基地，所以正统理论从未将他们视为“无产阶级”。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甚至不在工会的视野之内。直到2003年中国工会十四大报告才提出“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次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称“进城就业的农民已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可了这一提法：
农民工的生存，一方面来自打工的工薪收入，一方面来自农业。这样的生存状态，使资本可以大大压低所需支付的劳力成本，甚至可以低到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水平之下——农民工的定居和后代繁衍主要依赖农村而非工薪。所以有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留守儿童”和“空心村”现象。
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有89.8%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从行业看，平均每周工作时间最短的是制造业(58.2小时);最长的是住宿餐饮业(61.3小时)。有近六成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伤风险较高的建筑行业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的比例仅为15.6%，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也显著低于其他行业。
站在资本利润极大化的立场上，劳动力不过是“要素”之一，与其他要素一样，必须以尽可能低的代价获得，尽可能高的效率使用。从这个视角看，农民工无疑是极为“优良”的“要素”，无怪乎主流经济学家将中国的经济战略建立在廉价劳力的基础上。
对资本更为有利的是，根本无需顾虑雇员就业(亦即生计)的稳定性，可以根据市场波动自由地增减雇佣人数。反正失业的农民工最终可回到土地上，而不至于成为聚集在城市里走投无路的“暴民”。一年一度的“春运”，就承担着这种全国范围内劳动力配置大调节的机制。
“深圳模式”被长期视为发展的典范，它有两个众所周知的特点：其一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其二是劳力的主要构成是外来农民工。观察深圳30年的历程，有助于理解利润的来源。
图4.122是深圳的出口总额/本市生产总值，1987年它就达到94.36%，1994年更高达248.49%。可见其经济对外依赖之深。
图4.122：深圳，出口总额/本市生产总值
数据取自«深圳统计年鉴2010»
图4.123是深圳的工资总额/本市生产总值，其演化总趋势为波动中下降。1980年为16.16%，2003年降至9.09%，仅为1980年的56.2%。
图4.123：深圳，工资总额/本市生产总值
数据取自«深圳统计年鉴2010»
在这一过程中，深圳的出口高速攀升(见图4.124)
图4.124：深圳，进出口数据
数据取自«深圳统计年鉴2010»
媒体曾无数次报道，我国劳力密集型商品出口价格之低，占其最终售价的比重之微。如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曾告诉媒体：
“中国纺织品出口现在还是处在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出口的纺织品，中国工厂只能拿到5%-10%的利润，35%的利润被品牌所有者拿去了，这些品牌所有者不是美国就是意大利或者法国的公司，还有55%的利润被设计环节和销售环节(包括运输商、批发商、零售商)拿去了。”(«入世三周年 四问龙永图» 2004年11月15日 南方周末)
自称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郎咸平告诉我们“整条芭比娃娃的产业链的十美金，……而劳动成本只占两毛五分”，为最终售价的2.5%!即使农民工的工资涨10倍，他们也只能得到最终售价的1/4。
富士康发生员工连续跳楼事件之后，苹果公司发言人道林表示：“我们正在与富士康高层进行沟通。苹果非常有决心确保我们整个供应链是安全的，并确保工人享有尊重与尊严。”然而，郭台铭不过是IT产业链上利润最低的“代工”环节的包工头，在这个意义上，他与山西黑煤窑的包工头没有质的区别。在这个事件上装腔作势的苹果公司，正是靠富士康这样的代工企业将成本压到底线，从而获得滚滚利润，成为IT界的翘楚。正如IT商业新闻网指出的“如果失去富士康产品制造基地，苹果惠普戴尔们将面临利益的最大损失”(«受苹果惠普戴尔牵连 富士康发生“12连跳”» IT商业新闻网 2010-05-27)
资本获利的主要秘诀就是控制产业链，用业界的行话说，就是“渠道为王”。这一切证明：对农民工劳动成果的剥夺，是国际资本积累的真正源头。
过去30年，深圳的发展伴随着中国农民“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导致了学、政两界对耕地应否自由买卖的争论。
主张土地自由买卖的人，强调卖土地可以给农民提供创业的初始资金，使其走上“自我创业”的道路。考诸历史和现实，这一论辩显然是虚伪的。当年的斯托雷平“改革”，用的是类似论据，其结果是土地迅速集中到极少数资本家手中，农民则大量沦为无业游民，为上个世纪初俄罗斯的大动乱与革命制造了社会条件。我们的经验则证明，土地向大资本集团集中的潮流势不可当，而在知识、信息、社会地位方面缺乏优势的小农，靠卖地所得的那点钱创业，十之八九将以破产告终。任这一趋势自由发展，斯托雷平“改革”的前景，正在向我们招手。
反对土地自由买卖的人，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耕地对社会的主要功能，不再是生产性的而是社会保障性的，一旦失去这一“保障”，终将导致农民生计无着，引发难以预计的社会后果。这一论辩强调对农民的保障，但现实中这样的“保障”对农民日渐失去吸引力。农民工的第二代已很少有人愿意回到土地上，他们正在演化为完全依赖工薪为生的人，成为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事实表明，在主流文明中，无法阻止社会成员的“无产阶级化”，因为这个过程是主流文明赖以生存的根本。
然而，“无产阶级化”的完成，对资本而言却未必是福音。它支付的工资现在必须包括雇员定居与养家的部分，否则就找不到为其工作的人。它必须顾及雇员就业起码的稳定性，否则大量的失业将导致社会治安恶化，危及企业的生存环境。一个个具体的资本家或许无需顾及这个问题，但这是“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管理委员会”——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难题。这就是各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也是中国正在萌芽的动态。英国资产阶级靠向外扩张，攫取海外利润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使整个英国成了“资产阶级化的民族”、“食利者民族”;俄国资产阶级无力获得足够的海外利润(事实上他们一直力图东向太平洋，南下印度洋)，结果是社会动乱与革命。史鉴历历，13亿中国人有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化的民族”、“食利者民族”吗?
“资本积累”与“无产阶级化”：两个子过程的耦合
上边，我们看到了主流文明中两个重要的子过程：资本积累过程和劳动者无产阶级化过程。这两个子过程相互耦合，维持着主流文明的生命力。
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化过程为资本积累过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力，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资本积累过程对廉价劳力的需求，推动政权机器去瓦解传统社会，强行推进社会成员的无产阶级化。在这方面，主流文明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在英国是“圈地运动”和“羊吃人”，在俄国是农奴“解放”，在美国是屠杀印第安人和贩卖黑奴，在中国则是“农民工”。单独观察，这些案例差异极大，几无共性。但它们有共同的内核：传统社会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化，而这源自资本积累过程的需求。事实上，这两个子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单独进行，它们是同一个人的两条腿，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需要指出：“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中的“产”，应指生产资料。所谓“无产阶级”强调的不是“赤贫”，而是指这个群体的成员丧失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他们唯一的生计是向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出卖劳力，为其创造“资产性收入”，以获取“工资性收入”。当社会成员的主体演化为无产阶级时，他们的就业状况就直接决定了社会安定与否。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席卷了全部生产资料的有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安危，不得不关注无产阶级的就业状况。当无法使无产阶级充分就业时，有产阶级的政府不得不靠社会保障体系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否者，走投无路的无产者们势将危及有产者的“社稷”。
所谓“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就是这两个子过程的演进中走在前列的国家。它造成的上述国内态势，迫使其不得不从外部获取利润与资源，以保障内部的“和谐”，结果导致了恩格斯观察到的“日益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
这两子个过程的耦合演进，其外在表象就是“殖民主义”与“全球化”，它将地球区分为不同的地域，发达国家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顶层，是资本积累过程的核心，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底层，是无产阶级化过程的舞台。于是人们在发达国家看到富足、文雅、法制、和谐，而在发展中国家看到贫困、野蛮、混乱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可见，在主流文明中，重大的社会动荡与革命发生在发展中地区而非发达地区，是必然的。
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过程必然导致货币发行量的增长速度超过可交易财富的增长速度。长此以往，货币对应的可交易财富越来越稀薄，终将导致货币制度的崩溃。幸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实施“外向型经济”，不得不以发达国家的货币结算。结果发达国家的货币覆盖范围超出国界，缓解了货币贬值的压力。这其实是靠印钞票换取别人的可交易财富，于是人们看到，低廉的“made in china”使滥发钞票的美国可以长期保持低通胀。
由此我们看到，“资本积累”与“无产阶级化”这两个子过程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单独存在。这两个子过程的耦合，恰如DNA的双螺旋结构。而这样的基因，决定了当代主流文明在地域上的基本特征----扩张。(见图4.125)
图4.125 资本主义工商文明的基因结构
4.2 演化、尽头、突变
前引杰文斯的观察展示了当时全球主流文明的图景：英国是主流文明的“卧室”，它靠来自广大地区的资源供养。这些地区，既有大英帝国的领地如印度、北美、澳洲，也有俄罗斯这样的力图“崛起”的国家，还有中国这样的被两次鸦片战争打得晕头转向的国家。这些国家在“主流文明”中，扮演着粮田、牧场、厨房乃至厕所的角色。文明的大英帝国绅士，无师自通地领会了孟子的教诲“是以君子远庖厨”，将一切肮脏、残忍的作业都放到了这样的地区。
在同一枚铜钱的另一面，不得不实施资源净输出的广大地区，其上层一方面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方面要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源，以实现自己的“原始积累”，为自己的“崛起”准备条件，于是不得不严酷地压榨本国劳动者。可见“发达国家”阶级关系缓和，以周边国家社会矛盾激化为代价。所以，当年是在俄国而非英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是中国而非日本爆发了辛亥革命和随后一个世纪的战乱；是德国而非法国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并力图向外扩张，同“发达国家”争夺“生存空间”。
这样的现实，展示了全球经济的核心--边缘结构，引导一批学者，如布罗代尔、阿明、沃勒斯坦、弗兰克、彭慕兰、阿锐基等，从地区间对比展开分析。然而，前述杰文斯看到的格局绝非永恒的，它不过是一个长期膨胀过程中的一个断面。研究现代文明史的多数学者，倾向于将这一过程回溯到15世纪的意大利西北海岸利古里亚地区的独立城邦----热那亚共和国。
扩张与转移
意大利学者阿锐基，基于对历史的分析，将主流文明的扩张分为4个阶段：
以热那亚共和国为霸权中心的阶段，从1350年起步到1630年终止，共经历280年;
以荷兰为霸权中心的阶段，从1560年起步到1780年终止，共经历220年;
以英国为霸权中心的阶段，从1760年起步到1930年终止，共经历170年;
以美国为霸权中心的阶段，从1870年至今尚未结束。
两个相邻阶段有部分时间重叠，表现出两个霸权间的竞争。总的趋势是，扩张速度越来越快。(见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
史实告诉我们，当今主流文明不是上帝或圣哲设计出的永动机，只要遵循其普世价值就可以永远运转下去，就可以包容全人类。相反，它是一个历史过程。从热那亚时代开始，短短500年间，经过4次蜕皮，演化到今天的“美国世纪”。主流文明每一次蜕皮，都开创了更大的扩张空间。作为代价，则抛弃了许多造就过去辉煌的因素，因此，显得与上一个世代面目全非。
500年来主流文明一以贯之，绝无改变的，是资本积累过程和无产阶级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主流文明的核心特征就是：瓦解传统社会，使社会成员一步步无产阶级化，为资本积累提供利润。
将传统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化，既用了资本家引以为自豪的经济手段，也用了他们避讳不言的政治手段。所谓“国家(或城市)竞争力指标”，其实就是引导政府为利润极大化保驾护航的指标;所谓议会民主，盘点一下议会成员的构成与主张，就不难明白，它其实是哈耶克的“财富控制权力”。将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化，更用了赤裸裸的暴力手段：从热那亚时代的海盗商人，到商业性的黑奴贸易，到发动鸦片战争的东印度公司，直到今天搞得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世界霸权。不使用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使传统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是不可想象的。
起源于1500年的这一主流文明，到了今天是什么态势?
图4.126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绘制的世界夜景地图。夜间灯光的强弱，无疑标志着该地区在主流文明中的地位。将上述各阶段的霸权中心标在世界夜景地图上，可见它们至今都是最繁华的区域。随着主流文明的扩张，其核心区从地中海北岸转移到英吉利海峡两岸，再转移到北大西洋两岸。不少学者预言，下一步的转移轨迹是太平洋两岸，从图上看，美国的西海岸和东亚地区是仅次于北大西洋两岸的强光区，似乎在印证这一预言。
图4.126：世界夜景地图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绘制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美、中、加、意、英、荷、韩、墨等八国学者携手研究完成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5-2006)》，报道称：这也是第一部《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报告评估了全球11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所着眼的视角包括人才、企业、生活环境、商务环境、社会环境、产业、城市规模、质量、效率、增长、就业、结构、效益等等。可见它本质上是资本选择落脚地的视角。
注意到现代主流文明由城市诞生，它发端于500年前地中海北岸的城邦国家，资本以城市为“据点”向外扩张。各地区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反映的，其实是“资本按自己的面貌改变世界”的程度。将上述报告中的110个城市按各大区汇总排序，得出表4.15：
表4.15：各大区城市综合竞争力
地区
累计综合竞争力指数
上榜城市(按综合竞争力指数排序)
美国
19.9722
纽约、洛杉矶、圣弗朗西斯科、芝加哥、圣地亚哥、费城、华盛顿、波士顿、圣何塞、西雅图、明尼阿波利斯、休斯敦、萨克拉门托、达拉斯、夏洛特、菲尼克斯、丹佛、拉斯维加斯、巴尔的摩、底特律、迈阿密、圣安东尼奥、密尔沃基、亚特兰大、奥斯丁、哥伦布、匹兹堡、波特兰、孟菲斯、圣路易斯、印第安纳波利斯、辛辛那提、纳什维尔、克利夫兰
欧洲
14.4523
都柏林、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米兰、布鲁塞尔、哥本哈根、巴塞罗纳、马德里、罗马、汉堡、慕尼黑、阿姆斯特丹、格拉斯哥、苏黎世、柏林、纽伦堡、日内瓦、里昂、维也纳、利物浦
中国
7.8813
香港、台北、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高雄、澳门、杭州、大连、苏州、厦门、青岛、天津、成都、南京、珠海、温州、长沙、西安、合肥、重庆
东北亚
5.8680
东京、首尔、横滨、大阪、川崎、名古屋、札幌、仙台、京都、釜山、神户、蔚山
加拿大
2.9778
多伦多、卡尔加里、温哥华、渥太华、蒙特利尔、埃德蒙顿、温尼伯
澳洲
2.5491
墨尔本、堪培拉、布里斯班、悉尼、奥克兰、惠灵顿
中东
0.7368
迪拜、开罗
东南亚
0.5360
新加坡
中南美
0.4480
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
撒哈拉以南非洲
0.4361
开普敦、约翰内斯堡
可见，欧美之外，中国和东北亚是累计综合竞争力指数最高的地区，亦即被资本按自己面貌改造得最彻底的地区。
“中国世纪”?
这样的态势，在媒体上引发了“中国崛起类似于美国崛起”，21世纪会不会是“中国世纪”?之类的讨论。新华出版社推出了«中国世纪»一书(刘涛2010-10-1)，书中称：
“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中国人的身影遍布赞比亚的铜矿、亚马逊的森林和平原、马达加斯加的玉米田、尼日利亚的油田：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中国投资者的身影以拯救者的姿态出现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中国的私人投资者购下德国的飞机场;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美国伊利洛伊州期待中国投资者来拯救该州摇摇欲坠的财政收支、并期待中国投资者来参与美国的基础建设;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根据银行市值全球十大银行的前五名居然有四个位置为中国银行所占据，中国的力量不再是单纯的中国力量.而是拉动世界能源市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引导世界经济发展的世界性力量。”
这里分明显示出与前引杰文斯类似的气势。书中，刘涛开宗明义，引证西方研究霸权问题的权威学者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西方也有杰出的战略家、社会政治理论家，比如说保罗•肯尼迪、布热津斯基、亨廷顿、基辛格、海尔穆特•施米特等，他们或是从客观现实的分析性模式，或是从社会政治理论模式出发，或以赞赏的眼光，或从威胁的角度谆谆告诫西方世界：中国必将崛起。”
基于此，刘涛激情地呼唤：
“无论西方怎么看待我们，富裕强大起来的中国，必须从今天开始，拿起调色板和水彩笔来绘制未来中国和未来世界的蓝图，我真心希望看到80后和90后的青年们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在教室里、街道上、操场上讨论未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哪怕多一些慷慨激昂、热血沸腾，也要少一些世故和胆怯。”
中国能否像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崛起一样，掀开类似于“美国世纪”的“中国世纪”?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主流文明这一扩张过程，是否还有扩张空间?
如今，“美国世纪”似乎正在走向晚期，从“资本积累”过程和“无产阶级化”过程的视角，我们能看到什么态势?
“美国世纪”现状观察资本积累过程的视角
从资本积累的视角看，图4.127是美国联储公布的货币发行量，呈现出指数增长的态势。
图4.127：美国国货币发行量 数据来源：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6/hist/h6hist1.txt
货币发行量分为两个层次：M1为现金、活期存款和旅行者支票，其功能为交易媒介;M2为M1加上各种其他存款(银行需为之支付利息)。可见(M2-M1)/M1可作为观察逐利资金演化的指标(见图4.128)。
图4.128：美国(M2-M1)/M1 数据来源：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6/hist/h6hist1.txt
1959年1月，逐利资金大体与交易媒介相当，而到2008年8月，逐利资金为交易媒介的451.5%。从长时间尺度看(图中虚线)资本积累呈指数增长态势。
至于中国，图4.129为货币供应量与社会财富的演化趋势，货币供应量以远高于GDP的速度膨胀。
图4.129：中国：货币供应量与GDP演化趋势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4.130为货币供应量的构成：
图4.130：中国货币供应量构成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显示，作为逐利资金的准货币，所占比重持续扩大，而作为交易媒介的流通中现金，所占比重则明显萎缩。
证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尽管遇到了金融危机，尽管金融当局采取了严厉的调控措施，资本市场的月筹资额依然大幅度跃升，其趋势线从2003年1月的50亿元左右升至2010年11月的800亿元左右，不到8年，整整上升了一个数量级，2010年11月的实际筹资额则高达1672.3亿元，是2003年1月实际筹资额的23倍以上。这反映社会上的逐利资金呈指数增长的态势(见图4.131)。
图4.131：中国资本市场月筹资量
数据来源：证监会逐月«证券市场月报»
由此我们看到，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逐利资金都在加速膨胀的过程中。
无产阶级化过程的视角
加速膨胀的资本积累过程需要相应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支撑。在“美国世纪”中，主流文明核心区，已经远比热那亚时代庞大。于是，亚、非、拉第三世界成为无产阶级化的大舞台，这一过程既造就了“拉美化”，也造就了“四小龙”、“四小虎”;既造就了饥饿的非洲，也造就了贫困的南亚;既造就了中东的石油富豪，也造就了中亚的恐怖主义温床。
80年代以后，中国加入了这一过程，为国际资本的积累开创了又一个黄金时代。
回顾前边的世界夜景地图(图4.123)，不难联想到沃勒斯坦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全球从地域上看，大体存在三类地区：
一类是主流文明的中心区，它是金融资本的“卧室”，这里设施完备、法制健全、社会保障可靠，即便是无产阶级，其生存条件也远优于周边地区大多数居民。在图中，这是那些亮度最高的地区。
一类是主流文明尚未覆盖的“边缘”地区，这里的人们还生活在传统文明中，与主流文明交流甚少。在图4.123中，这是那些几无灯光的地区。
一类是无产阶级化过程正在进行的“半边缘”地区，正是这一过程中的劳动力，为资本积累过程提供了主要的利润源。这个地区的经济必然是外向型的，它在全球产业链中必然处于底层。在图4.123中，这是那些灯光稀疏的地区。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地区以输出劳力的方式支撑无产阶级化过程，以点亮“核心区”的灯光。
2005年，时任商务部长薄熙来撰文指出：
“中国的发展给世界投资者带来了丰厚利益。在华的外商投资企业大多数都受益，所获利润高于在其他地方的投资。据统计，从1990—2004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仅利润的汇出额一项，就高达2506亿美元，考虑到其他间接获利的因素，外商从中国获得的利润远远大于这个数。2003年，外商在华投资工业企业利润率为6.6%，比当年世界财富500强这一指标要高出很多。”(薄熙来《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人民日报2005年05月23日)
对此，西方媒体也坦然承认。美国《新闻周刊》杂志曾发表题为“中国世纪”的长篇专题报道指出：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明显”和“令人惊讶”的好处。摩根斯坦利的报告显示：过去10年，中国的廉价产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美国制造商则获利更多。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更指出，“在2000年-2001年美国的股市泡沫破裂之后，由于中国的强劲发展，整个世界逃脱了衰退的一劫”。“逃脱一劫”，这就是中国加入这一进程对国际资本价值。
西方学者确实坦诚得可爱。美国畅销书作者尼尔•弗格森在其新书《金钱的崛起》中生造了“Chimerica”(“中美国”)一词，将中国与美国合为一体：“一时看起来这像是天作之合。中美国里东边的人(中国人)存钱，西边的人(美国人)花钱。”中国人获得增长，美国人得到低通胀和低利率。生动地展示了图4.125中“资本积累”与“无产阶级化”两个子过程间的血肉关系。他们在中国的应声虫则随声呼应：
“难怪美国国内有学者说，中美利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连为一体，他们甚至把美国叫“Chimerica”,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谁也没有选择，谁都不能逃避。更何况在当今世界同心协力抗击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中国为了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增持美国国债也有着更多的含义。”(《记住这样一个新词：Chimerica》现代快报2008年11月21日)
以自己国民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来支撑国际资本的积累过程，这就是“美国世纪”后半期，中国在主流文明中扮演的实际角色。
然而，中国劳动力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在中国进行了30年，现已进入晚期。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农村留下的劳力已基本上是老弱病残，在农村最显眼的是“留守儿童”和“空心村”。已有研究农区的学者在预测“农耕文明”的消亡时刻，研究牧区的学者在预测“游牧文明”的消亡时刻。这意味这，传统文明已不能为“无产阶级化”过程继续补充“燃料”了。
其二、深圳的数据显示，劳工工资比重下降的趋势在2003年已经触底(见图4.123)。2003年起，广东出现了民工荒，迫使佛山市、中山市等地政府都曾出面去外省招工，并向农民工承诺了不少优惠条件，比如提供来广东的路费、预支第一个月的工资等等。(见«“民工荒”重塑劳资新局?资方和政府均需反省» 广州日报2004-08-09)这表明，劳工已无法靠传统行业的收入来弥补维持了30年的极低工资，传统文明的消亡，迫使资本必须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支付成本。在产品最终售价中，劳力成本所占比重微乎其微的美好年代，正在与资本家挥手作别。
其三、包括通钢事件、富士康13跳事件在内的恶性社会事件越来越密集，强度越来越高，表明完成了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越来越无法在几无保障的环境中生存，越来越无法为资本家承担经济波动的风险。这迫使政府改变为利润极大化保驾护航的政策取向，不得不开始注意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条件。而这必将压缩资本的利润空间，危及资本积累过程的可持续性。
随着“无产阶级化”过程进入晚期，中国面临重大转折点，既有的运行机制越来越难以为继，学界必须为中国的未来道路探寻方向。
前途：英国道路还是俄国道路?
显然，对“上流社会”而言，最理想的是坚持主流文明，坚持“与国际接轨”。当然，他们心目中的“国际”只是欧美上流社会，不包括亚、非、拉那些穷鬼。这样他们可以继续高速积累资本，在此基础上，学习英国的绅士风度、法国的浪漫情调和美国的普世价值。甚至可以将美国佬今天的宝座也抢来坐一坐。“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大丈夫当如是也!”
然而，当国内无力支撑资本积累和无产阶化两个过程后，主流文明该如何坚持?历史给了我们两个参考样本：英国与俄国。
在«中国世纪»作者刘涛的心目中，是英国道路：依靠外部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来维持内部的资本积累过程。当初，这条道路使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化，成为一个食利者民族。然而这条道路对中国可行吗?
1800年，英国本土不过约1000万人口，而支撑其资本积累过程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在印度、中国、俄罗斯、美洲的广大地域上展开。今天中国超过13亿人口，如果也要向英国那样演变成一个资产阶级化的民族，需要多大的外部无产阶级化过程?
图4.126显示，地球上几无灯光的区域还很大，现代主流文明似乎还存在相当大的扩展空间，虽然不再像当初的英国那样，有看似无限的扩张空间。但毕竟时代在进步，技术更先进，只要提高效率，我们未必没有机会。
然而，扩张的基础是“无产阶级化”过程，它在“人口空间”而非“地理空间”上展开。从人口空间的视角，我们能看到什么格局?2009年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研究人员依照人口总数而非土地面积绘制了另类的世界地图(图4.132)
图4.132：按人口总数绘制的世界地图
在图4.128中，地中海北岸是一个非常小的地区，对它而言，可扩张空间近乎无限。英国和整个西欧也不大，但从全球范围看已经能感受到扩张空间的制约，其后果就是19--20世纪西方国家几无休止地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到美国成为主流文明的中心后，核心区事实上包括了西欧、北美、日本和澳洲。他们的扩张需求相对于全球空间，已经至为拥挤，必须由最强大的暴力来维持这个拥挤空间的秩序，否则战乱会毁掉这个主流文明。时势造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未被战火殃及，反而大发战争横财的美国扮演了这个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国世纪”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
而今，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已进入晚期，从图4.126的灯光分布看，印度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也演进到相当程度，这是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两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支撑着当前“美国世纪”的资本积累过程。资本积累过程是一个指数增长的过程，如果将出现一个“中国世纪”，支撑它的外部无产阶级化过程至少不能低于“美国世纪”所需，看看图4.132，上哪里寻找容纳这个过程的外部“人口空间”?
当年的俄国，没能走通英国道路，无法缓解无产阶化过程造成的社会矛盾。而其上层统治集团(以斯托雷平为代表)，下决心“与国际接轨”，走主流文明之路。这个集团一方面对内强化恐怖统治，将“斯托雷平的领带”(绞索)挂遍全国，一方面积极参加帝国主义战争，中国就是其侵略的主要对象之一。
为此，俄国不惜巨资，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说：这条铁路修成后，将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至海参崴并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后，除参加八国联军外，俄军还以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为名，单独大举入侵我东北地区。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宣称：“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注：布哈拉是被成吉思汗占领的中亚突厥人城市)。1903年8月俄国成立以旅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总督，实际上把我东北当成了俄国领土。这一系列扩张行为的背后，是所谓的“黄俄罗斯计划”----从新疆中俄边境的乔戈里峰直到海参崴划一条直线，将此以北的土地全都划归俄国。
图4.133 黄俄罗斯计划 (摘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b14f9601010c36.html)
但东北同样是日本觊觎的目标，在我们的国土上，两个强盗终于为此大打出手。尽管俄国陆军大臣阿列克塞·库罗帕特金认为“一个俄国兵可以对付三个日本兵，而我们只需要14天的时间就能够在满洲集结40万大军，这已经是击败日本陆军所需数量的三倍了。所以说将来要发生的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一场军事散步更为合适”。尽管他的计划是最终“在日本登陆，击溃其本土部队，平定人民的反抗，占领都城，生擒日皇”，然而，战争的结果却是俄国惨败。
对外扩张吞噬了巨大的成本，却未能换回足以缓和内部矛盾的资源。历史展示了它的黑色幽默，俄国统治集团“需要一场小小的胜利的战争，以便制止革命”，而得到的却是帝国主义战争转化成内乱和国内革命战争，斯托雷平死于非命，沙皇罗曼诺夫家族几遭灭门。
无论英国道路还是俄国道路，其共性都是扩张，其差异在于，扩张成功者，可以缓解内部矛盾，将整个民族转化为“资产阶级化的民族”、“食利者民族”，而扩张失败者，内部矛盾激化，导致暴力革命。而扩张与战争之间，只有一张纸那样厚的距离。这提示我们，还有必要从战争的视角来观察这个文明。
4.3马汉、麦金德、杜黑--工商文明与战争
工商文明的社会是一个内在不稳定的社会，只有靠外来的利益输入，才能维持社会内部的稳定。所以，任何国家，只要走上了工商文明的道路，早晚会因内部压力向外扩张，而扩张必然导致战争。于是，一部工商文明的发展史同时就是一部战争史。
十九、二十世纪中，最抢眼的历史剧莫过于主权国家间的争斗，两次世界大战前无古人，而无数的生灵则成为主权国家间争斗的“成本”。在这场争斗中，中国的命运极为惨烈。中国人口常年维持在1亿之下，从16世纪后期开始，人口加速增长，1834年内突破了4亿。这处于道光年间，清王朝已走过它的“盛世”，内部矛盾急速积累。然而，中国非但没有走上向外扩张的道路，反而成了列强扩张的猎场。结果内部压力加上外来的侵略，使中国长期陷于战乱。
二十世纪一开头，在中国领土上就爆发了日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人和俄国人彼此以“骑士精神”相待，而战区内中国人的生命则被视如草芥。就在这期间，京师大学堂的日本教员岩谷孙藏“痛诋”讲台下诸同学：“中国学生俱属亡国性质!”
战争的惨祸迫使当时的知识界从战争的视角来观察一切。1903年一位署名“云窝”的作者在《江苏》第三期发表《教育通论》，指出：
“地球列国，权利之得失，事势之盛衰，变幻纷纭，莫可究诘。自表面观之，鲜不谓兵战、商战、农战、工战之足以兴人国亡人国也;自内部审之，则此兵战、商战、农战、工战之所以胜所以败者，无一不以学战为总枢纽。”
“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必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
不但兵、商、农、工均被视为战争，连教育都被视为“学战”，而且是一切战争的“总枢纽”，关系到国家、种族的存亡。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的学界沉醉在盛世繁华之中，已没有了先辈“云窝”们那种椎心泣血的感受，有意无意地淡忘了战争。而此时，工商文明的“全球化”正走向顶峰，日渐沸腾的世界告诉我们，战争并未远去。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有效的视角和思路，来观察和思考战争问题。
既然工商文明中的战争源自扩张和征服，既然工商文明以理性著称，让我们先从征服者的视角来观察，看看理性的征服者们是如何思考战争的?
克劳塞维茨：战争与政治
克劳塞维茨被西方视为现代战争理论的鼻祖，但他的思考集中在战争行为本身。《战争论》一书中讨论了八个主题，七个涉及战争的内部问题，顺次为：战争理论、战略、战斗、军队、防御、进攻、战争计划。仅在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的第一章“什么是战争”中附带而有限度地涉及到了战争的根源：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
至于政治为什么会选择战争作为自己的工具，在什么条件下会选择这个工具，克劳塞维茨没有涉及，从《战争论》里我们找不到观察战争根源的视角。
马汉：扩张与海洋
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出生于1840年(道光年间)，他著名的《海权论》远超越了纯粹的军事分析，而是直接从工商文明社会生存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作为殖民者的后裔和军人，马汉直率地将海权、贸易与国家生存联系起来，认为海上贸易是致富的重要途经，是民族繁荣和强盛的主要因素。马汉注意到“荷兰的土地不太可能养活其八分之一的居民”，而这就是荷兰面向大海的原动力。面向大海，造就了一代海上霸主，而海权的丧失则导致荷兰帝国的衰落。同样的故事在西班牙、法兰西、不列颠身上轮番演出。马汉进一步指出
“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
工商文明诞生于西欧沿海地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开辟环球航线，打开了它们向外扩张的空间，寻找黄金是第一批扩张者的原始动机，随后就是占领、瓜分殖民地，掠夺资源。理性的征服者们关注的是商业航运承载的核心利益，而非耀武扬威：
“如果不重振商业性航运，会有这样一支海军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位独裁君主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的海上力量，正如同路易十四的所作所为那样。然而，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样一支海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经验显示，他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就便会枯萎。”
事实上，海上的扩张与工商文明的发展壮大同步，它使原本局促在西欧边陲之地的少数民族，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了数十倍。并从海上建立起了对全球的统治。1800年盎格鲁•萨克逊人仅1500万，到现在，他们的后裔有2.1亿，增加了14倍(见易富贤《历史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与之对比，同期中国人口只增加3.2倍，而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被当作“问题”，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反观急速膨胀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却悠然自得地扮演着现代化主宰的角色，没人想到追问他们的人口膨胀问题。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哥伦布、麦哲伦受到西方的极大尊崇。在我上中学时，世界地图上还标有“麦哲伦航线”。
从马汉的视角看，工商文明赖以生存的海上“商业性航运”，就是战争的根源。凡有可能获得资源、市场的地方，一旦受到阻碍，就面临战争的阴影;凡是“商业性航运”的航线，都是战略要地，而海权则服务于商业性航运：
“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合众国的贸易、商业状况不会受到外部战争的影响，这对于整个国家的福祉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使敌人无法靠近我们的港口，而且还要远离我们的海岸线”
海外贸易决定国运，必须以海权保护之。海权考虑的不是“边界安全”，而是“安全边界”----那里涉及到国家利益，海权就要覆盖到那里。这就是马汉立论的基础，所有军事层面的分析都是为此服务的。
中国人的切身体验证实，马汉的立论，绝非虚妄。据不完全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间，英、法、日、俄、美、德等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入侵兵力达47万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八国联军侵入、直至抗日战争，外寇接踵从海上登陆，海防荡然无存。国土沦为外人的租界乃至战场。直到人民解放军大军渡江，英国军舰仍肆无忌惮地在长江上向我开炮。
1912年12月，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病逝。孙中山先生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浩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真正面对的问题是“海防”(coast defence)，是抵御外寇从海上入侵，我们还没有资格考虑海权(seapower)问题。直到今天，我们才刚刚开始触及“海权”问题，而马汉的子孙们早已设置了“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试图围堵我们。事实上，美军一直将台湾当作“不沉的航空母舰”，用它来遏制中华民族的复兴。尽管在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的第六条中，美方明确承诺：
“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但三十年过去了，美国对台军售从未中断。2010年更借口“天安舰”事件，将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派往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黄海部署，这是前所未有的威胁性举动，一旦美国航母进驻黄海，中国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都将处于其攻击范围之内。
马汉的重要性在于坦白地指出了现代战争的根源：工商文明不可避免的扩张趋势。马汉的著作是写给他的“自己人”看的，不是为中国人写的，因而无需披上后来才编织的“政治正确性”外衣。阅读马汉，能帮我们理解美丽的外交、学术辞令后面冷酷的现实。
马汉的逻辑告诉我们，分析战争的危险需要关注海洋。但战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仅关注海洋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展开于欧亚大陆，且都是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国家之间先打起来。这又给我们什么启示?
麦金德：封闭空间与霸权
比马汉小21岁的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John Mackinder)，注意到，哥伦布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欧洲几乎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行扩张，西方人忙于在刚发现的遥远地方，实施并记录下他们的“实际的完全的政治占有”。到了1904年，他写作《历史的地理枢纽》的年代，“在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除文明国家或半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结果以外，几乎没有留下一块需要确认所有权申明的土地。”
于是工商文明面对着一个再无扩张空间的封闭环境：
“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与封闭的政治制度打交道，而且这将仍然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每一种社会力量的爆发，不会在周围的某个不为人知的空间和野蛮的混乱中消失，而是在地球遥远的一边引起强烈的反响，其后果是世界上政治和经济有机体中的薄弱成分，将被震得粉碎。”
从开放性空间到封闭性空间，以扩张为生存前提的工商文明面对生存环境的根本变化。麦金德思考一个工商文明社会该如何适应这一变化。他很自然地从现代工商文明的前身--基督教文明寻找灵感，因为基督教文明也存在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哥伦布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欧洲几乎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行扩张，而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则被圈在一个狭窄的地区内，并受到外部的野蛮世界的威胁。”
麦金德注意到：“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取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
据此，他将欧亚非大陆视为“世界岛”，并提出了著名的判断：
“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换而言之，工商文明诸国间从扩张的竞赛转向了霸权的竞赛。仿佛是要印证他的判断，《历史的地理枢纽》发表13年后，出现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这个起步于穷困落后的国家，在短短二十余年间就崛起为主要的世界强国，成为战胜希特勒德国的首要力量，并于上个世纪中叶达到了自己的“盛世”。
在苏联瓦解之前，东西方之争披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外衣。苏联瓦解后，天真的人们以为意识形态问题解决了，叶利钦的俄罗斯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华约瓦解了，北约也无需存在了。而事实上北约非但没有解散反而不断强化，竭力东扩，硬生生地在俄罗斯逼出了一个强硬的普金政权。而麦金德早就指出，战争另有根源：
“人类的历次战争简而言之是陆地国家对于海洋国家的战争。海洋国家为扩大贸易，移植人口，于是拼命向大陆国家扩张，而大陆国家为安全所故也不断地向海洋扩张，以寻求出海口。”
俄罗斯学者杜金回顾道：
“早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当时还没有‘冷战’这个词的时候，地缘政治学家就预测到海洋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大西洋文明与欧亚大陆大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对峙……地缘政治因素迟早会影响世界的两极，地缘政治冲突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引发这种冲突的不是个别人或是以‘军国主义’为方针的政治家，而是地理现象的客观逻辑。”
于是“美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仍然认为民主的俄罗斯是自己的潜在对手，并在其军事理论中确定了这一点。”
“北约东扩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它反映出世界上的一个集团企图依靠吞并另一个集团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即北约集团吞并掉欧亚大陆集团。”(杜金《冷战为何总是不能结束》红星报1997.4.25)”
麦金德的思路告诉我们，当工商文明占据了整个地球之后，一个集团的扩张只能靠吞并另一个集团来实现。只要工商文明的内在机制不改变，争霸和吞并就是国际政治永恒的主题，恰如在经济领域中收购和兼并是永恒的主题。
对此，美国精英集团的谋士们是高度清醒的。布热津斯基于1986年发表《竞赛方案：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指出美国世界战略的最高理想是谋求控制心脏地带和统治欧亚大陆，建立一个以华盛顿为中心首都、北美洲为中心大陆的美利坚世界帝国，从而确保美国在全球的主宰地位。
麦金德看到了无限扩张与封闭空间的差异，看到了航海能力造就的大西洋盎格鲁•撒克逊集团与欧亚大陆集团的差异。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其实是机动能力的差异。在哥伦布时代之前，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具有最强大的机动能力--骑兵;而西欧的基督教世界只能被动地承受骑兵一波又一波的打击。到哥伦布时代，西欧集团靠海军可以在全球投放兵力，“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
其结果是，基督教世界大大的扩充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在水域中间发现的空旷土地上，创造了许多新的欧洲，对于欧亚大陆来说，现在的美洲和澳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撒哈拉外侧的非洲，就是以前欧洲的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
从机动性的视角，麦金德注意到了铁路：“铁路在草原上创造了更加伟大的奇迹，因为它直接代替了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发展公路的阶段在这里被省掉了。”
麦金德生长在沙俄帝国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时代。早在19世纪中期，有关部门就已进行了大量论证工作。1890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正式颁发命令，决定从最东端的海参崴动工。在麦金德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的1904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干线通车，收尾工程则延续到了1916年。或许，正是这一巨大的工程，触发了他“心脏地带”、“世界岛”等概念。
杜黑：机动性与空间维度
然而，工商文明带来了机动性的高速发展，就在麦金德写下“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的前一年，美国莱特兄弟的飞机试飞成功，一场机动能力的革命出现了。比麦金德小8岁的意大利军官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1869.5.30--1930.2.15)注意到了飞机的战略意义。
1921年，杜黑发表了《制空权》，这是麦金德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后的17年。杜黑意识到机动能力的增强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由于出现飞机这种新武器，战争的影响范围将不再限于地面大炮的最远射程之内，而将在交战国数百英里的陆地、海洋范围内直接感受到。安全和平静的生活区域不再存在，作战也不再局限于战斗人员。相反，战场已扩大到交战国整个国境，全体公民都将成为战斗人员，因为他们都将暴露在敌方空中进攻之中。士兵和平民不再有任何区分。”
据此，杜黑主张建立独立的空军，并认为独立空军的重要性将迅速增大，而陆军和海军的重要性将相应减小。其实早在1909年杜黑就提出：仅靠空军的力量就能够在空中完全地结束战争。
然而，杜黑的预言直到冷战结束后才被部分地证实。刘亚洲分析了这期间美国发动的三场战争：
“四十二天海湾战争，有三十八天是空中打击，地面战争只有一百小时。美军以损失一百余人的代价，歼灭伊拉克四十二个师，击毙击伤十万人，俘虏十七万人，摧毁坦克三千八百辆，装甲车一千五百辆。”
科索沃战争，北约“不分昼夜地轰炸了七十八天，直至南斯拉夫屈服。南联盟士兵走下空荡荡的战场时一言不发，一如他们没有射出一粒子弹的枪膛。”
阿富汗战争，“美国人仅用二十天就漂亮地结束了战争，一步踏进西方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中亚。它仅仅使用了空军。不错它曾派出小股地面部队，但那是为空军精确打击服务的。现代空军的远程、精确、猛烈突击威力，在阿富汗之战中表演得酣畅淋漓。”(刘亚州《百年空军》)
就此，作为空军军官的刘亚洲自豪地总结道：
“在二十世纪一百年时间里，空中力量走过了一段作战工具—重要作战手段—主要作战手段的历程;经历了小角色—配角—主角的过程;完成了次要作用—主要作用—决定作用的跃升。至阿富汗战争结束，空中力量发展到了一个光辉的顶点。”
“空中战争时代不是人类战争史上的最后形态，但肯定是截止目前为止的最高形态。海洋决战已成为历史。地面决战将成为历史。只有天空决战这史诗性的一页正在被揭开。”(同上)
其实飞机带来的变革不只是机动性的飞跃，更是空间的扩张。
陆战、海战都是二维空间上的战争，而空军则将战争扩张到三维空间。在二维空间中形成的前线、后方、纵深、防线等概念，在三维空间中失去了意义。一支只有二维空间作战能力的军队，在拥有三维空间能力的对手面前，就像在X射线机前的病号一样。飞机的出现，导致了“领空”的概念，一个国家至少在法律上可以宣称自己的“领空”不可侵犯。但随着飞机发展为航天飞机，航天飞机发展为空天飞机，大气层与外太空的界限日渐模糊，“领空”日渐失去其意义。当任何人都可以从GoogleEarth上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防部大楼，甚至可以数一数它的窗子时，连007们都开始黯然失色。于是美国人詹姆斯·奥伯格发表了《天权论》，提出了天权和制天权问题。
至此，我们回顾了主流文明在战争问题上的主流思路。这对陶醉于“盛世”、向往着“和平发展”的中国人意义何在?
战争与中国的处境
回顾历史，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制服了试图挑战现行利益格局的德国、日本，取代了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英国，成了西方世界的盟主;又在冷战中战胜了苏联，此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将全球绝大多数人口纳入了一个生产体系。
本编第一章1.1节图4.2展示了“全球化”的“领导机构”WTO组织提供的数据，数据显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主角是北美、欧洲、亚洲、中东。美国无疑处于产业链的顶端，其余六大地区的财富都向它净流出。欧洲是一个次级中心，大量获得来自亚洲和独联体的财富，同时向北美进贡。而中东的能源流向亚洲后，驱动这个“世界工厂”主要为美国和欧洲生产财富。
这样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生产体系，距布热津斯基期待的美利坚世界帝国，只有一步之遥。按照哈耶克“财富控制权力”的准则，全球的政治体系需与之相适应，即需要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体系。无论小布什的“单边主义”还是奥巴马的“smart power”(“巧实力”),都服务于此。而那些与之相悖的势力都是它必须征服的对象。
中国的地位值得玩味，在经济上，中国已经被牢牢地绑在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上。以至于美国人兴高采烈地称之为“Chimerica”，“一时看起来这像是天作之合。Chimerica里东边的人(中国人)存钱，西边的人(美国人)花钱。”(尼尔·弗格森《金钱的崛起》)
“难怪美国国内有学者说，中美利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连为一体，他们甚至把美国叫“Chimerica”,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谁也没有选择，谁都不能逃避。”(《记住这样一个新词：Chimerica》现代快报2008年11月21日)
为保证中国安于这样的地位，需要使中国的政治系统服从于美国的控制。事实上，不难看出，一批主流的政客与学者正竭力鼓吹这样的前景。
如果中国不安于这样的地位，势必与美国的核心利益正面冲突。其后果是严重的。经济上，我们现行的经济机器以挣美元利润为核心动力。是资本利润极大化导致了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导致“代工”（OEM）大行其道，资本家们扮演跨国公司的包工头角色，靠廉价劳力为欧美“代工”，以挣取美钞为利润，尽管眼看着美元节节贬值。如果放弃美钞利润，资本家们的动力何在？改变这一动力无异于一场革命。
如果中国真的出现了这样的革命，上述图4.2显示的世界经济格局势必瓦解，美国能坐视这样的态势出现吗？它会作何反应？
“我们”、“他们”与战争
从克劳塞维茨到杜黑，我们看到了工商文明中强势者对战争的理性思索。工商文明显然在印证圣经中的《马太福音》：“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强势者与弱势者间，战争能力的差距迅速扩大。当年中国人体验过“大刀长矛洋对枪洋炮”，这只是冷兵器与热兵器间的对抗，双方还同属于二维空间;而今人们看到的是二维空间战力与三维空间战力间的对抗。而战争空间的维度正在快速扩张，如网络空间、舆论空间、意识形态空间……。这不禁令我有种冲动，让所有研究战争的学者，都去学一下泛函分析中，关于空间维度的思路。
逻辑上，战争问题似已无悬念--在美国人拥有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任何对抗都是非理性的，世界只能生存于美国霸权下的和平之中。“人民战争”一直是我国军事思想的基础，面对新的态势，刘亚洲表示了质疑：
“今天的战争属于进攻，而且是快速进攻。战争形式已不仅是大吃小，而是快吃慢。当人民准备战争的时候，战争可能已经结束了。在高科技高歌猛进的现代，军队业已小型化，打击业已精确化。战则速决。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和‘全民皆兵’，均不足以威慑敌人。”
他这样说的依据是：
“正如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布莱尔所说：我们尊重人民解放军在大陆上的权威，但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海洋和天空是我们的。”
刘亚洲的结论是：“天空成为主战场，‘人民’爱莫能助。”(见刘亚州《百年空军》)
刘亚洲的思考无疑是理性的。然而观察被他引为范例的阿富汗战争和海湾战争及随后的伊拉克战争，美军早已大获全胜，而这两地依然动荡不已，至今看不到任何可行的方案，能使这里恢复平静。
发动阿富汗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恐怖主义”，而恐怖主义却蔓延到全球。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布什政府都宣称要树立“民主”的样板。然而西方民主需要一个基本的经济条件：利润极大化导致的社会内部矛盾能用外部的利益输入缓解，否则激化的内部矛盾只能导致极端的社会行为。在全球格局中，阿富汗、伊拉克都处于利益的净输出地区。在马太效应盛行的工商文明中，全球大多数人口只能生存在这样的位置上。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在这样的地区，可有西式“民主”成功的先例?
经济学家和布什一样，当然不属于“他们”，没有兴致从“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于是超强军事霸权控制下的世纪秩序必然像硬币一样，由正反两面构成，“正面”是G7国家的富足、文雅、秩序、民主，而其反面则是其它国家的贫困、野蛮、战乱、专制。没有了“反面”，“正面”将立即解体。所以对于正面，反面“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英雄所见略同，今年5月中旬，奥巴马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称：“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采访中奥巴马承认：“中国的生活水准和工业产值目前只达到美国1910年的水平。”仅美国百年的这点水准，就让奥巴马们对中国侧目而视，嚷嚷着要让中国明白“海洋和天空是我们的”。控制了海洋，意味着可以随时掐断中国的石油供应，控制了天空意味着可以随时对中国实施“精确打击”。对美国而言，且不说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就是成为区域性大国都是不可忍受的：
“中国作为东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美国与中国冲突的潜在原因，是两国在东亚未来均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在必要时进行战争以阻止中国在东亚的霸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亨廷顿《中国恢复亚洲霸权》)
注意，用战争阻止中国发展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美国人早已极为理性地思考与中国的战争。
事实上，美国每隔几年就对中国进行一次军事战略测试。1993年，美军在公海拦截“银河号”，1996年派出两个航母编队到台湾海峡监控解放军演习，1999年以误炸为名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派侦察机到中国海南进行侦察，并将一架解放军战机撞毁。2009年，在黄海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美国军舰2个月至少与中方对峙5次。2010年又派华盛顿号航母陈兵黄海。
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已经超越了中、美两国。
上个世纪上半叶，面对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德、日的挑战，美国在战争中征服、占领了这两个国家，再让它们以小伙计的身份加入“富人俱乐部”，为其充当冷战的马前卒。1950年西德不到5千万人，日本刚超过8千万人，两国共占全球人口5.18%。
而2008年中国人口13.28亿，占全球人口19.57%。同年由北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组成的富人俱乐部共7.363亿人，中国人口是它的1.8倍，已经面临深刻危机的富人俱乐部还可能扩容1.8倍吗?
况且，同为“金砖四国”的印度、俄罗斯、巴西都在高速发展，都力争加入富人俱乐部。这四国共28.14亿人，占全球人口的41.7%，为现有富人俱乐部的3.82倍!绝大多数人辛苦，少数人享乐，这是经济学家们认同的基本秩序，“金砖四国”的发展态势意味着，现存富人俱乐部将不得不面对严峻的挑战。
站在以美国为首的富人俱乐部的立场上，理性的对策何在?显然，决不能容忍这一态势发展。“枪打出头鸟”，首先必须遏制的就是中国。必须迫使中国人老老实实地呆在“Chimerica”里当长工，别的休要妄想。为实现这一目标，最彻底的方法是肢解中国，分而治之。早在晚清时代，列强们就打着这个算盘，1887年，日军参谋部提出的《征讨清国策》中，就曾明确地提出要把中国分成七块，这就是东北、华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准葛尔)、甘肃。当年是义和团运动使列强们意识到，此路不通，这让一批梦想“今夜我是美国人”的精英们痛心不已，所以至今仍在渲染义和团的“愚昧”。
然而，这一念头从未消失。1949年美、苏都希望国共划江而治，以维护它们私定的雅尔塔体制。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人中山岛岭雄提出，将中国分为12块，即12个小国家，互不隶属，各自为政。宫崎正弘主张将中国分裂成16个小国。日本政客石原慎太郎主张将中国分为六个国家。台独分子、陈水扁政权驻瑞士“代表”王世榕(笔名“王文山”)则主张，将中国大陆分成东北地区、内蒙古自治区、新疆、西藏、蜀黔滇桂，再加上华中以长江为界分割的南北两国，共七个小国家。他笔下的中国患在贫、病、愚、痴、贪“五病”和钱、色、食“三孔”，中国人口众多，素质低下，义和团式的、褊狭的民族主义十分危险邪恶，中国可怕而神秘，手上还握有核武器，所以必须肢解。李登辉的“七块论”即源于此。
这就是中国所处的大环境，令人想起百多年前先辈“云窝”的疾呼：“兵战”、“商战”、“农战”、“工战”、“学战”!是“亡国亡种”还是“强国强种”?而此时，刘亚洲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
“敌人已不是当年的敌人。我们也不是当年的我们。战争当然也不是当年的战争。”(刘亚州《百年空军》)
是啊，当年的“我们”是毛泽率领的农民、工人，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而今天的“我们”是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还是代工工厂里的工人?是豪华办公楼里的裸官还是胡润榜上的富豪?是主张两极分化是“好事”的学者还是宣称中华民族只是梁启超所“虚构”的文人?
让我们回到麦金德的视角，全球化使工商文明走进一个高度拥挤的封闭空间，一个个资本集团在这空间里相互兼并，带动着一个个政权实体相互对峙。冷战时期，核武器无差别的大规模毁灭能力阻止了大国间的战争，而今高科技的美国人转向“smart power”，速度与精确性取代了大规模杀伤力，核门槛越来越难于遏制战争。五角大楼2010年2月初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显示，美军准备发展一种新式常规拦截导弹，名为“即时全球打击”，从美国发射，能在1小时内击中位于全球任何其他地区的目标。这一计划引导美国沿杜黑指引的路线狂奔，以巩固其在战争力量上的霸主地位。
面对这样的态势，对战争问题，必须思考并回答刘亚洲提出的问题：
“我们”是怎样的“我们”?
“敌人”是怎样的“敌人”?
战争是怎样的战争?
事实上，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带来的高速发展，已经将人类引到了毁灭的边沿，这毁灭不是因为人类不聪明，能力差，而是因为人类社会走上了不扩张就不能稳定存在的道路。这迫使人们思考文明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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