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无法否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诸多改朝换代的事件之一。但是笔者认为,这次改朝换代和历史上以往的改朝换代有相同的地方,但更多的是不同的地方。这些都需要我们关注和研究。
首先是相同的地方: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生产。还有就是对前朝的余党进行剿灭、清除,这一点在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政权更迭中都会见到,不足为怪。
而所谓不同的地方有:
一、新政权不但要恢复农业生产,还要实现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历史意义无疑无比重大。在近代以来,我们之所以在西方列强面前一败再败,关键在于我们仍然是中世纪的农耕国家,而西方早已实现了工业化,人家“船坚炮利”,我们的大刀长矛在人家面前不堪一击。在这个历史的当口,无论什么政党当政,如果实现不了工业化的目标,即使不亡国,也将仰人鼻息,无法成为世界大国,更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所谓“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实质。这一点应无疑义。
应该说,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抗战爆发前,当时的国民政府掌控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曾经历了一次经济高速增长、工业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轻、重工业体系,使中国的工业化向前迈进了非常坚实的一步。非常可惜的是,这些建设成果在随即到来的日本侵华战争中几乎被全部毁灭。在这里笔者不想多发感叹,只是想进一步探讨: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轻、重工业需要什么样的农业经济形式来支撑、来提供原料?同时,轻工业品、重工业品要有人购买、要有市场才行。什么样的农业经济才能为轻工业产品、重工业产品提供市场,毕竟当时的农业人口还是占绝大多数,他们的购买力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忽视。这也是新政权需要面对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
二、农业的集体化经营。在今天,很多人指责中共靠平分土地赢得了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农的支持,但随即土地被收为集体公有,农民其实依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有土地产权。在这里我们对这个问题可以冷静分析:
现在很多人喜欢拿美国和中国的很多问题相比。那好,在这里我们也比一下:在1949年前,美国的农场平均面积为1500亩左右。而中国,被称得上是”地主“的,他们的土地平均在500-600亩,换句话说,中国的大农场平均面积只有500-600亩,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剩下的就是那些富农、中农、贫农的零碎土地:几十亩、十几亩、几亩……因此黄仁宇先生指出:中国的土地问题不是过于集中,而是被分割过细。
稍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无论工业还是农业,规模化经营是最重要的,规模越大,效益也就越高。因此,只有大面积土地的统一作业效益才是最高的,产量也才是最高的,农民的收益也才是最高的,也才可以为轻重工业提供最有利的支持。而大面积土地的统一作业,才有可能为重工业的产品如:大型拖拉机、大型播种机、大型收割机提供市场。否则,像现在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亩地是小麦、旁边一亩地是水果、再旁边一亩地是大棚蔬菜……这样的经营形式大拖拉机能推广得开吗?还没等踩油门呢就到地头了,甚至,你想用大拖拉机耕地,你家的地连进都进不去!你们家就种这几亩零碎土地,你家种的也不是鸦片收入能有多高?所以这就是所谓“三农问题”的实质!广大农民收入增长乏力,购买力极为有限,轻工业产品又怎么会有潜力无限的市场呢?
对此,也许会有人说,那为什么没收地主的土地?应该让他们的土地继续扩大啊!对此本人是这样分析、认为的:让大面积的土地在地主手里不变,通过各种手段让贫农们把自己的零碎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这不成了“劫贫济富”了吗?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传统吗?其次,假如地主有足够的财力可以把贫农的土地都集中到自己的手里,但这种私有制的大农场未必可以为我们要发展的轻重工业提供有力支撑,这是由中国历史上富人的性格决定的:
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由于连年和匈奴作战,财政吃紧,于是号召天下的富户捐一些钱。但是,到最后只有一个叫卜式的富人捐款了,而且还被视为别有用心!在明末崇祯皇帝时期,他也是由于内忧外患而号召大臣们(也是富户)捐款,可大臣们个个哭穷,都以“这年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之类的说法推脱,到最后大臣们最多只拿出了三五两银子。在民国,蒋介石也曾经出台过”减租减息“的法令,这对缓解阶级矛盾无疑是有益处的。但是这个法令遭到了大地主们的强烈反对,最后不了了之……这些都说明,那帮SB玩意儿上不肯为国家考虑,下不肯为广大贫农考虑(直到现在,想方设法少交税、逼迫员工加班但不给加班费的“成功人士”大有人在!)。私有制的土地形式,不可能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有力支撑!毕竟在抗战后一穷二白的中国,财政已经破产的国民政府不可能拿出太多资金来收购地主的农产品,只能用较低的价格甚至是无偿收缴的形式来获取农产品,地主们会答应吗?他们绝对不会答应的!他们不答应,我们的工业化就不搞了吗?我们还要继续维持已经持续了2000多年的农耕文明吗?
因此,新政权最终以公有产权来实现对农村土地大面积统一经营是势在必行的!
三,新政权还要对广大农村的旧文化习俗进行改造。应该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灿烂的、优秀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东西显然已经不适用于新时代,已经成为糟粕,必须抛弃。其中就包括:贫农见到地主、有钱人要叫“老爷”,甚至下跪;妇女要缠足;妇女的婚事自己根本无法做主;死了丈夫的女人是要一辈子受歧视的……对此,村里的道德典范,那些满嘴“子曰诗云”的道学家也只是说一句:可恶,然而……想了解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人的生活状态,可以多看看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祝福》、《阿Q正传》等,或者去农村转一转,现在的农村依然可以见到很多有“三寸金莲”的老年妇女。
面对这样的农村、面对这样数量庞大,已经被生活、被旧文化折磨地麻木地贫农,你认为应该如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我们知道西方发达国家,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契约关系。所以他们的文化也可以被称为“契约文化”,这是人家工商文明的文化底蕴。可我们中国当时的那种旧文化算契约文化吗?可以支持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吗?所以在1949年新政权上台后,除了经济方面,新政权还对农村、城市那些旧文化进行了荡涤。当然,这种改造不可能在几十年之间就能收工,毕竟我们的历史惯性太大太大了!但我们毕竟做了,而且有了很大成效,我们工业化也实现了。
因此,1949年的改朝换代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笔者的概括也许很不全面。但如果看不到这些不同,则很有可能难以全窥那段历史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