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要素论——马克思主义主体规定研究

　　【文章摘要】在唯物史观命名规范上，社会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分别作为现代化进程的“道路之行”“系统之知”。生产条件包括三重意义——历史意义、系统意义、经济意义，对应要素的三种工作类型：（1）主体幽灵；（2）结构肉身；（3）经济物象。然则，对生产条件历史类型的追问超出了唯物主义的有机体“肉身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素研究肩负特殊使命：一是拒绝西方生产要素的平面构图理论逻辑，向“历史主体论”复归；二是从主体唯物主义起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策论中，深化社会生产条件的理论性质与实践逻辑研究。在学理上，资本要素与价值形式构造有关，国家要素和走出价值形式统治场及主体形式构造的形成有关，要通过道路殊异性的比较研究，从中找出生产要素的历史类型学。在现代化进程中，应进一步拒绝“普世价值的要素观”，以主体范畴、主体逻辑破除无差异的理性策略，解除对于理性工具的美学想象。

　　一、引论

　　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化策略的统一。在理论逻辑上，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对各种要素的内在运用。应当依照现代化进程锚定每一时代的现代化策略，准确定位社会发展阶段的“时代之用”。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但不能脱离工艺学，社会生产条件的历史发展同样不能脱离物质生产条件的发展。现代化作为文明进程，毋宁说成是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行动和文明的成果形态。根据唯物史观，由现代化进程反映出来的生产条件的历史类型实际是“生产方式规定的要素”，而非对于各种生产要素形式的直接抽象。它体现历史生产力。由此有了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性质的询问：究竟以资本要素为本位，还是以国家要素为本位？对这一问题的作答，将涉及要素背后的规定，牵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时代工作方位。其凸显中国式的学理研究本位在于确立一种有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叙事类型”，本质上是建立对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道路理解。唯经济的研究是不合时宜的。与之相反，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整体语境中，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拥有“主体论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寻根具有两个面向：一是面向马克思主义，一是面向中国。应从中发掘马克思主义生产要素规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内在关联。既然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是建立对社会主义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历史道路形成的理解，那么，应进一步寻求马克思主义主体规定意义项下的生产要素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相一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遵循。

　　二、唯物史观主体与要素本位历史探赜

　　依据《资本论》提供的唯物史观原理，主体——生产主体——是推动文明进程的基本力量。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说到底是“主体现代化”。以“唯物史观主体”把握人类主体，要求既把握发展的肯定方面，也把握发展的否定方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方法。所谓马克思主义主体规定，在生产要素的议题上在于确认社会生产条件的理解底座，作为“历史向度”。盖因社会生产条件反映生产一般，是从主体方面去能动地理解理论、实践统一。换言之，单单是要素分析并不构成理论思维，社会生产条件和社会生产形式是立于生产要素身后的规定性。并且唯有社会生产条件，方可作为生产一般的有机构成关系，统一生产条件的三重意义。第一重——历史意义：作为提取活劳动的“历史孵化器”的物质生活设施和劳动条件（历史要素）；第二重——系统意义：作为系统（结构）肉身的结构元素、结构形式（系统要素）；第三重——经济意义：作为资源配置对象的经济设施、经济条件和经济形式（经济要素）。三重意义有机统一，共同构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中介。由此可见，社会生产条件整体属于“劳动过程文明规划术语”工作类型，——这同时是它的唯物史观总意义。所谓历史要素，说的是“主体幽灵”；主体只能由历史来识别和规定，这一性质决定唯物史观主体是“幽灵性的对象关系”，以主体范畴为语言学统帅。所谓系统要素，又称为“社会客观要素”，即系统的结构肉身；以《资本论》第二卷为依托，马克思将之说明为资本的自我结构化的运动要素、社会要素——包括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运动等，是物质实体对阶级实体的关系变身。所谓经济要素，又称为“社会主观要素”，即物象生产条件的经济的要素形式，为现象领域的运动即现实经济活动所驱遣和组装。由于经济拜物教的缘故，资产阶级的三位一体公式通常割裂经济要素与母体（历史母体和系统母体）的运动联系，将其人为地孤立化认识乃至进行非法实践操作，将其在规定性上歪曲为“物象化的要素形式”，促成物象要素与历史要素的尖锐对立。《资本论》经由对“三位一体的公式”的批判，从中提炼出政治经济学批判范畴：阶级学语境的生产要素。因应生产条件的三重意义，资本社会生产条件的生产要素包括有三种工作类型：（1）主体幽灵，即由历史主体所规定的生产要素历史类型；（2）结构肉身——和系统意义直接对应；（3）经济物象，如上指出，它是物象要素对于经济要素的“认识扭曲”。总起来看，从社会生产条件到生产要素转折之点在于“资本关系的历史形成”。由于资本的生产要素一般连结了“幽灵”、“肉身”和“物象”，资本结构便同时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从中锚定的对象规定性问题，物象性批判上升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主要矛盾。

　　无差异进程的现代化理性策略，正在使资本的异己力量发展成为普遍被接受的东西。与此同时，主体解放正在日益失去行动支撑。种种迹象表明：导致市场经济学背离有机构成的理论与工具规定性在于理性无差异（资本抽象统治）的分析策略，目的是理论仿真现代化的现实进程，以策略消杀进程。然而，《资本论》给出的回答是资本主义现代化不过作为了“资本的现代化策略”——道路类型是社会生产条件的资本化。据此引出资本有机构成的现代化涵义：由物质生产条件决定并反映物质生产条件客观变化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性质与状况。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要素本质上不是“生产的物规定”，而是“生产的事逻辑”，即生产主体的社会历史的劳动条件和生产条件。须知在命名规范上，是历史构图法而不是平面构图法，是历史意义→系统意义→经济意义，而不是恰恰相反（见图1）。

　　图1 社会生产条件与生产要素的经济学意义辨析

　　社会生产条件适用的是历史主体论——作为现代化进程“道路之行”，生产要素适用于阶级关系的本位论——作为现代化进程“系统之知”。以历史意义统一“各种要素”，驱离资产阶级理论家关于市场生产要素的物象化的平面构图，变现象学的市场物象为具有历史内涵和运动特征规定的“经济条件”及其批判规定的“经济物象”。因而在这种意义上，社会生产条件的道路类型I和道路类型II指示着历史意义。设若局限于经济意义或唯经济考察的执念，要素分析将全面跌入“资产阶级的三位一体公式”。依据这一方法论，我们循着主体线索提炼生产一般的5种历史要素类型：共同体要素、市民要素、小农要素、资本要素、国家要素。并且，可找出其中的两个对应关系：作为道路类型的社会生产条件I（共同体生产条件）、社会生产条件II（商品生产条件），以及相应的道路系统形态——“市民要素—资本要素”“小农要素—国家要素”历史系统的演进。由道路而系统，道路类型同样是由系统所沉淀而成：这也是劳动条件和生产条件在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类型上的区别。国家要素隶属于社会生产条件I的道路类型，资本要素隶属于社会生产条件II的道路类型。在历史类型上，小农要素形态兼具道路的同一性与混杂性，以社会生产条件I规定和社会生产条件II辩证对立。“小农不‘小’，它的学名其实是‘编户齐民’，正如市民主体决不限于商人，小农作为系统要素形态上的工作命名，同样决不限于‘农’，而指示‘士农工商役’全体主体规定。”此外，“小农要素系统和资本要素系统相比，主体性丧失的位置与类型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劳动者‘身份主体的成长规定’丧失，一个则是劳动者‘财产主体的成长规定’丧失，从而，它们整体反映了‘异己主体’的历史具体状况”。共同体、小农、国家的分析链条和历史路标，创造性解决了在中国成功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径问题，提供不同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生产条件理论的另一种思路。与此同时，国家要素论作为扬弃西方主流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之“批判的武器”，凸显唯物史观理论逻辑的在场性：以“真行动”驱除“假知识”。换言之，国家要素论在国家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有机构成两方面秉承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范畴的“历史要素规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推进着历史与物象乃至幽灵学与物象学的路线斗争。

　　为深刻说明正是资本要素直接导致了物质实体（劳动力［用A表示］和生产资料［用Pm表示］）、阶级实体（不变资本［用c表示］和可变资本［用v表示］）的双重分裂，迫使我们重新由对主客同一的本体论批判分析开始。借助理性同一，“黑格尔连同将普遍性定义为‘现代’一起，把资本描述为冻结的永恒”。这里，理性开始成为彻头彻尾的工具。撇开理性仿真，黑格尔所依托的真实关系正是统一的资本财产结构所显示出来的同一的社会形式。这是生产要素的社会构图。《资本论》通过运用一个特殊的同一化结构：资本的生产要素建立为它的内部结构——资本的物质要素和资本的社会结构要素的贯通（资本有机构成），使资本主义生产本质得以揭露。即不同于黑格尔，马克思强调A + Pm（主体矛盾的对立规定）向c + v（经济矛盾的统一规定）以资本有机构成为中介的转化性。于是，这里恰好显示主体规定之完全落入社会客体结构。黑格尔混同对象化和异化的用意即刻被揭露：以理性的狡诈试图否认活劳动同实现它的客观条件之间存有社会的对立，直至将资本统治下的对抗性矛盾视为明显的谬论。然而，“从资本的立场看来，显示在主客体同一的假定中的哲学神秘化，是这种客观的但无疑是荒谬的矛盾关系的必然结论。因为我们所谈论的这种矛盾，只能按照那种仍然完全适合于资本的结构规定，被认作社会新陈代谢控制的永恒方式”。进一步，“这就解释了为何在有着质的不同的高水平上重建劳动主体同他的活动的客体条件的统一……必然被变形为完全神秘的‘同一主客体’的假定”。资本经济学从实践和意识形态上“把劳动力视为与物质生产资料相等的‘生产要素’或‘资源’”，“但劳动力与物质生产资料有本质区别。劳动力是人的能力，规定劳动力所有权和使用权是经济制度的基本”。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劳动”和“资本”，其便不能作为通常意义的企业机体的新陈代谢要素予以对待——仿佛是联络系统顶层和底层、里层和表层的经济中介，那样的话，就正是资本的市场经济学所期待的：“所删除的恰恰是‘生产关系’环节的社会存在规定。由此使社会生产沦落为无历史的纯粹物的生产——它的条件和形式。”政治经济学解决实体关系和主体运动的对立，是将主体处理为统摄对象的规定，因此，主体既是实在的，也是社会的。这导致一种实践结果：“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不同于要素的同一和非同一的逻辑构图，资本有机构成对于A和Pm以及c和v的关系处理遵循“合一”“不二”认识原则。其同样是实践原则，反映A- Pm、v-c乃至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实践矛盾。主客合一、不二：成功解决了由主体论主导的实践和认识的统一问题，将实践矛盾与认识矛盾合并解决。这说到底还是“历史构图”，也是《资本论》中要素论的分析在整体上从属于劳动价值论的缘由。“据此可看到，主体性和阶级性这一对范畴当然决定着阶级性和科学性的工作关系。”资本说到底不是物。要素学说乐于演绎经济学的各种进化路径的思想版本，然则“经济学理性”果真无差异么？非也，西方经济学即资产阶级学，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针对者即具有资产者意识形态的阶级社会对象。毋庸讳言，资本主义要素理论孕育着全面的拜物教统治，以“术和技”（所谓的科学工具——理中客）掩饰内在的矛盾和危机。与之相适应，和市场经济学——资产阶级理论工作者通常以之为资本经济学的仿真形态——对应的历史主体是商品两仪的市民主体性。这样就寻求到了市民要素与资本要素的内在对应关系。其历史演化路径对于劳动主体来说，即意味着财产的主体性的丧失过程。作为无产者的财产关系的历史形成，劳动力商品从而雇佣劳动是市民要素系统向资本要素系统道路转折的产物形态。鉴于此，“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传统阶级是‘市民社会阶级’，因为他们能够在现存的等级制市民社会内实现自身的目标。与此相对照，工人阶级不能以‘特殊利益’的形式来实现自身的目标，它也不可能成为支配生产阶级（即自身）的特权阶级”。

　　在共同体主体与现代社会的再生产型主体之间，如果进行历史归纳，在社会生产条件I与社会生产条件II各自道路序列中，如上指出，主体性丧失的规定性截然不同：总体而言，一者在小农要素系统中，一者在资本要素系统中。和士相对立的农工商役，属于“异己主体”——身份异己主体，“士”在这里其实是代表了“土地国家身份”（宗法的官僚的主体统治）；雇佣劳动作为被戴上“彻底的阶级锁链”的财产异己主体，是继而表明：异己主体作为阶级规定，“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尽管如此，“马克思渴望探索‘古代集体主义’的存在形式发展到它的历史上的更高存在形式（即社会主义形式）的有效性，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因而可以认定：“马克思的学说框架是资本社会形态的整个历史阶段的反映，从它的原始积累时期到它的最后消亡。其中一个基本点是，在驳斥资产阶级理论家将这种生产方式‘永恒化’的过程中，去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内在的过渡特征。”基于批判的路径，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背景下：所谓民主制度下现实的人本质上是被教导按照唯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目标而发挥作用的，这导致资本逻辑的捍卫者把资本直接视为社会主体，把物本位的生产力视作社会发展的动因和目的。以资本积累为目标的资本增殖的逻辑把劳动者视为资本的附属物，导致了劳动的异化与人的物化，追求资本最大化的单向度的人沦为物的奴役。从建设路径看，物与人的对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表现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文明形态的抉择，于是促成国家要素与资本要素的“系统理性之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本位之辨。

　　在主客二分的本体论大战中，资本必定获得优势。替代方案既不会是“无差异”，也绝非“主客同一”，而是以应切实放弃本体论的制高点，转向主体论的实践建构。全部意义指向国家要素在新时代的文明规划——从超越之路走向扬弃之路，既超越于身份异己主体，又超越于财产异己主体；既扬弃土地构成形态的“官僚形式统治场”，又扬弃资本构成形态的“价值形式统治场”。历史消解由主体形式和价值形式总合起来的用于阶级统治的“社会客体设施”。现代化是一种总体的道路自觉意识。以历史主体性启动现代化，这就将主体规定道路系统化，乃至工作具象化了。也因此，不同于卢卡奇“历史的同一主客体”赋给的乌托邦方案，社会主义国家确定的工作本位是实践化的经济社会改造路径。它将现代化首要作为“历史进程”而不是“系统治理”，首要是“系统策略”而并非“数量机制”。这就把现实策略思考扭转到有关于“国家有机构成”的系统形成之上。替代同一的身份统治、同一的财产统治抽象类型的是这样一种统一：盲目市场的再生产中介为国家生产计划所置换，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实践主体与其客体工具以社会为中介能动结合。这一系统结构形式的发生态是：“实践主体＋对象客体”→“社会主体＋社会客体”，从而可能在保持劳动者主人身份的前提下，把“颠倒的主客关系”重新加以颠倒。主体重建为了重新释放“劳动主体”，全部关系的变革点集中于生产关系的社会形式。它将生产本身设定为前提规定——并且是处于不断发生状态的“前提”和“结果”，这导致社会生产条件必须同样从主体方面将自身确认为“社会共同体的要素”。社会主义系统结构化的能动要素是作为直接扬弃规定的国家要素（相对小农要素规定而言），和资本要素道路对峙。该分析表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踟躇于Pm∶A道路问题考虑，仍旧浸淫于抽象理性。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决定‘人的现代化’根本上是对A∶Pm道路的回归，需要以此为切入点把握现代经济体系构建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关系，既重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又立足人本位，实现生产力在内涵质量上的跨越式发展。”

　　文明是一种进程，主体是推动文明进程的基本力量，依傍这一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时代的新引领。从异己主体性到人民主体性展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商品现代化（由‘以共同体为中心’转向‘以商品为中心’）……（2）资本现代化（由‘以商品为中心’转向‘以资本为中心’）……（3）主体现代化（从‘以资本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转折）：人民本位的劳动二重性或社会主义劳动二重性（人民主体论—国家有机构成）。”以国家生产一般领导主体形式和主体关系的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对“资本一般的现代化”的时代超越：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不断更新的方式结合劳动和物质要素之道路内敛性，更在于因循人民财富增长需要及对美好生活向往之平衡型价值追求；一方面生产出更高更好的生产效用，一方面追求系统路径的“劳动对效用的关系”，实现劳动生产力的“合规律性”成长。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是单纯的使用价值或价值，更不是要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而在于追求实现“物的目的”重新服从于“人的目的”。可见通过社会主义协作和国家主体形式，必然能够创造性实现一种新的发展境界：立足“人本位生产关系”，依托社会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将物质本位的生产建设路径通过对经济盲目性的克服，逐步扭转为“以人为本的生产”。资本现代化意味着“资本为劳动立法”：资本要素驱动的生产条件系为资本的社会配置，改变着人的有机构成的种种样态。人的经济主观和个性特征被迫适应于资本的客观现实。与之同步，劳动条件的改善只为提高生产率，并作为增加对剩余劳动剥削的策略工具。伴随着主体人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并实现为经济的社会客观，国家生产最终迫使客观经济转向服务于人的内在本质和行动诉求。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目前正朝着真正社会理性的方向前进，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通往自治之路的最大的障碍起因于一个实际的困难，而非意识形态的神话或偏见……劳动的社会分工不可能简单地被‘废除’，而只能逐渐地消亡”，归根结底是认识到，“国家、官僚、物质匮乏和商品生产的消亡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

　　总之，人类文明规划的社会要素系统究竟承担怎样的作用？主体与客体、主观和客观的社会同一是否作为计算意义的“理性的狡诈”？乃至在类型学意涵上，主体性丧失和传统上的身份丧失、财产丧失的固有意义是不是一样？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是将我们引导到劳动对创造自己“社会价值”的经济中介的系统思索之中了。历史不会提供答案，历史同样不能自我提供认识总结。于是，对国家与资本的生产方式历史规定性的勘察，对其主导的生产形式的历史特性进行比较，深层次揭示出“大写规划的生产条件一般”的意义。

　　三、国家要素的历史一般理论：从生产方式（主体）到系统有机构成（结构）

　　生产要素本质上是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质料工具。命名规范是唯物史观的社会生产条件历史构图，而非物象学的平面构图或有机体的唯物主义肉身构造。现代化进程明显不是无差异的理性策略，而由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的有机构成道路所启动。缺失劳动过程的生产要素是没有任何主体性可言的。进一步，如果离开有机构成谈论生产条件，那就不是将社会实体看成有机体，而当作无机物。结论是：针对于现代化的生产条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要素规定或经济条件，而是作为生产一般（由劳动一般到资本一般和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结构型式。

　　相较而言，生产要素乃是接续道路规定并反映特定历史生产关系类型的“系统有机构成”。其中，资本要素是表征社会财产同一结构的条件和形式规定：一方之所失，即另一方之所得，呈现系统非合作性质。这一性质表明：资本的社会结构当然由“资本实体关系”这种同一的要素材料所构筑，以有机构成名义发布，并进一步运动化成，其后才提供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形式规定——种种经济关系形态。同时，只是在说明道路系统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之后，才开始有了社会主体对“社会客体”在关系形态上的转化，直至生成系统化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形式”，作为全部生产关系展开的社会结构内容。于是，“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主体和客体的“合一”（合而为一的整体性规定）、“不二”（对立统一的矛盾性规定）的知识原理，换言之，资本要素即资本统帅系统的组装要素的实体和工具。说资本有机体是要素集合的机械数量体，遵循统一理性的行为规则，是否认结构形态学的一个做法。须知，市场主体性规定及其工具是对资本主体性“逆历史方向”的工作仿真。与之相反，《资本论》所提供的全部资本原理——旨在提供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结构联系：从Pm∶A到c∶v，从劳动过程的合一到生产方式的不二，从物质生产方式到社会生产方式。这是抽象统治得以成立的实践基础与理解基础。

　　在生产方式构造形态上，只有认识了资本是什么，才能进一步明确国家是什么。《资本论》对系统要素的论述，以要素结构化为旨归。它指示阶级结构学的知识涵义，“历史是有结构的历史，‘历史’同时是关于社会结构的存在和运动”，进一步，“如果可以把政治经济学比喻成有生命的织物，那么，它的认识维度和体系结构就是对这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织物之间的纵横交错而彼此推进的联系的一个概括性的说法。从而，关键问题是在实践中确实寻求到有效结合历史的结构和社会的结构的方法和途径”。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位是国家总产品生产和商品生产，此处，“人民主体—国家形式—人民主体”（社会主义主体合约）与“财产客体—资本形式—财产客体”（社会主义财产合约）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相遇了。于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逻辑和要素类型，国家要素的逻辑构图呼之欲出！这自然同时是针对历史道路的行动构图，道路无痕，唯有系统总公式能够辨识之（见图2）。

　　图2 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循环系统机理

　　资本要素指认资本一般的生产逻辑。与之不同，国家要素指示的生产逻辑由共同体生产方式历史转化而来，所决定的循环系统不是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再生产的系统实现。换言之，国家要素采取了资本的实现形式，同时，也对资本行为特性进行着系统性的扬弃。为此，势必从中区分国家要素I与国家要素II，“所谓国家要素I，系以直接主人身份关系为纽带的A和Pm结合，与国家生产制度的形成有关；所谓国家要素II，指以社会主义市场劳动交往关系为纽带的A和Pm结合及其经济上的种种实现形态”。总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生产的工作关系在图2中得到较充分的机理展示：IC表征国家要素I、IIC表征国家要素II各自的资本实现形态，执行超大规模经济体国家循环系统的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功能。出发点O的规定性表征“国家（共同体）在场”（在始源上统一的身份—财产关系）：经由分工和协作系统在各自特殊类型学意义的社会有机结合的运动历程，最终回归于主体身份关系（以O’表征）。内中的理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着这样一种历史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自她诞生之日起，即同时面临‘两种斗争’‘两种道路’的彼此牵引：既面对理论的内在紧张关系，也面对实践的内在紧张关系，是在不同历史张力的关系协和中寻求力量整合”。

　　马克思主义主体规定的理论要义在于：确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体范畴是幽灵、肉身、物象。主体（历史主体）是幽灵（即历史身体学意义的行者规定），要素是结构肉身，要素的经济形式是结构物象。以此观之，生产要素乃是生产方式结构化自身的实体关系类型，绝非任何生产函数技术。进一步，资本要素是价值象和工具象的统一，具有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辨。价值象具有主体蕴涵式，与之相适合的工具象则具有结构蕴涵式。一旦满足于工具的解释，资本形式和物象形式的结构式就难以分割，直至无法辨别，研究者沿此路线即可通过故意的“数学玩弄”，人为制造资产阶级生产形式的“逻辑深沉”。真正的工具是有机构成。其是总公式所蕴涵的思维形式，作为全部实践关系的指向性所在。在此基础上，国家要素发展出主体与价值的历史性质之辨。继而，国家要素在狭义上即指示社会主义国家的要素规定性。“批判的武器”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历史消解有关。“如此看来，中国范畴需要在‘所有制’上有重大突破，盖因这是个亦民族亦世界、亦共同体亦国家的综合规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循环运动从统一的社会主体关系起步。在国家循环运动系统，主体身份与主体财产处于相对分立的关系状态。这是国家主体进行自我系统规定的特别生产方式。在经济机理上，“把结构、功能发挥和发展区别开来，深刻理解它们的联系和相互关系的辩证性，对把具有高度组织的、完整的系统作为研究对象……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皆有幽灵，皆有物象，因此，其必须视为谱系学的历史运动。形式逻辑是知的基础，而把理论范畴规定为革命的形式逻辑，便于在研究对象中容纳辩证法。这是在主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主客矛盾”（认识矛盾和实践矛盾）的分析引入。IC-IIC作为工作整体，即体现“国家直接在场”“国家间接在场”的统一。它一方面强令社会主义主体和财产关系的结合采取“资本的中介”，一方面也迫使资本财产关系为社会主义国家形式所规定。由此，国家、所有制与劳动合约的主体成长关系有机地纽结在一起。借助主体格的自主关系成长，资本中介逐渐被瓦解：从特殊的资本主体（关系）降落为一般的财产主体（关系）。“然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究竟需要怎样的批判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品性在于行‘劳动阴阳’之道，发挥‘资本五行’之德，将资本蕴涵矛盾的规定的消灭看作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看作由建设力量发动的社会有机体控制的过程，进而在这当中，处理好批判与进化、批判与调节的各方面工作关系。”对价值形式循环系统内在缺陷的克服乃至去剥削身份的稳固化，将造成新的形式规定。这是不同于“价值形式统治场”的国家生产的系统有机构成。劳动过程由“资本肉身”向“社会主义国家肉身”转折的运动，使结构获得扬弃的规定，扬弃着系统元素各自历史发展的母体规定，在寻求创造性结合中不断获得新的工作内容。

　　四、国家要素本位：主体范畴、目的理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若干基本问题

　　唯物亦必拜物，为了解除拜物教的结构迷雾，研究对象为此由主体发动结构。这就需要从历史主体论高度上寻求对价值形式统治场的实践破局。如上所论，主客合一、不二：所谓合一，着眼于认识矛盾的解决；所谓不二，在于突出实践矛盾表达。阶级社会中，私有制的主客分立的实践——主体和客体的资本矛盾的实践，进一步强化了主体认识矛盾。于是，关于主体关系与客体关系的要素分析在实践向度上统一于主体论。历史生产一般——主体范畴——支配着完全不同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类型。可见，马克思主义生产要素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确认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有效性。在对生产关系范畴的刻画上，唯有劳动价值论是“历史主体理论的幽灵学”（真幽灵规定）。相较而言，要素价值论是肉身主义论的理论立场。效用价值论则是逆向行动的物象学：拒斥主体、结构，布道“理性主义的虚幻幽灵”（假幽灵规定）。然而，无论市民合约、资本合约或土地国家合约（甚或社会主义国家合约）之达成像“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链条所指示的意义那样，皆是有意识状态下的社会缔约过程和行动即社会（关系）形成，那种尝试将总劳动和总资本看成完全无关的“各自的自然形成”，不过是徒增对个体而言意识形态上的神秘性认知罢了。资本的统治以生成的方式为系统中介：既提供组装自己的手段，又输出这一手段的行动的目的规定，最终造成系统同质的目的理性实体。资本解释学之成功制造“无意识缔约”的假象神秘：仿佛资本之间不是相互依赖的，而是以利己主义的个性彼此独立。殊不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区别，就在于从劳动规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生产主体的社会合约的真实形成过程进行“革命幽灵学”写生，从而凸显经济的社会形态“社会客体知识的性质”是必要的，其揭示目的理性的社会缔约特征在于系统要素的具体实践的达成。这一中介是历史暂时的规定，并非什么抽象共性或历史普遍性。国家要素之替代资本要素发挥“系统的中介作用”同样如此。

　　可见，即便有结构的现象学为资本意识形态辩护，资本仍然不可能自动呈现自己心中想要的现象运动。一旦认识到幽灵、肉身、物象不会自动实现彼此之间的一致和统一，即会肯定：就结构统治的实际形成而言，无论资本系统或国家系统均不需要借助“任何的伪辩证法”对整体过程加以杜撰。人作为主体规定的“何以达成”牵出生产条件的历史肉身状况。在主体论命题上，必须坚持将对唯物史观主体从而历史的主体规定性的强调放在第一位，将对人（肉身）的主体规定性的强调放在第二位。资本要素整体上体现出“主体的对抗”，或者说，是通过寻找抽象统治的资本的自我结构化机制去不断加强社会的经济的主体对抗；这是就第一位的主体论命题而言的，国家要素与之截然不同。主体论阻止决定论与资产阶级本体论的同一。故此无论以上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形，劳动在理性上“非自主缔约”的社会被动状况从出发点上已经表明：在现存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中，如果不能克服主体组织内部对抗性的生产矛盾（特殊的个人正是经由这一矛盾被卷入“生产的社会关系”并可能受到它的经济统治），那么，真正的普遍性就不可能实现。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也就意味着主体的自我解放在当下尚是一件不可能的行动事件。

　　社会主义国家要素论的工作机制表明坚持从主体逻辑出发，坚持由主体的反抗性审视系统结构矛盾，寻其实践解决的路径正确性。从经纬合一到知行合一，这就是大历史观的结构问题。至于结构本身，在规定性上则是“第二存在”。单一的资本逻辑把握了价值形式的结构矛盾，归结为社会存在的同一逻辑，赋予“以概念为语言的知识读法”崇高的地位。其缺陷是：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陷于认识循环怪圈不能自拔。例如，“把马克思的《资本论》重构为纯粹资本主义的理论，它分为三个论题，即循环、生产和分配”，“严格地说，只有在这一理论语境中，资本的循环过程才能被看作一个‘基础’的‘显现’，这个基础就是资本的生产过程”。更深一步，“它是一个抽象的社会，它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中没有特定的位置。从空间上说，由于它至大无外，而且就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或国际货币体系而言，它并没有‘外国’这个维度，因此，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抽象的‘全球’社会”。看不见的结构唯其是矛盾的规定，看得见的结构才得以由结构化的矛盾始航。只有主体逻辑（此处即“主体现代化”），才能抓住看不见的结构，视之为“第一存在”（主体）。并且，唯有主体逻辑能够真正做到：将自身的产物既归结为“正题”（资本逻辑），也归结为“反题”（作为“社会主义劳动”和“按劳分配”的公有制逻辑），同时将自身的扬弃运动作为上述二者的“合题”（重建个人所有制）。

　　逻辑是自我封闭的结构，历史是开放的实践。资本要素系统之能否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国家要素系统，首要取决于“幽灵之战”，次要取决于幽灵、肉身、物象诸层级“改造工程”的协力并举，而不在于逻辑本身。国家要素于是必须作为实践论的社会主义主体予以对待。作为具有历史道路内涵的主体范畴，它同时规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理性与主体逻辑。资本主义目的将“劳动贫困”“资本积累”视为双面语，这方便了经济仿真术。通过专注于把劳动的自我和社会异化说成是个体理性选择的“自由结果”及经济效率的“最大化发挥”，经济人目的理性作为“普照的光”便成功登场，独步天下。抽象性统治把一切“具体理性”“劳动理性”摄入自己的统治结构，变成自己的成分，成就了价值抽象性的特殊理性实体。这个社会实体进而成就“无运动方向”的循环神秘。是以唯有明确系统理性的来源与根据，方能应对以不同工作类型的矛盾规定，瓦解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所谓对立，解除功能解释的工具神秘。更进一步，也唯有明确道路系统的理性（历史规律理性），方能真正破除目的神秘，引导抽象和具体的理论范畴的生产，拒绝任何形式的“分析的解释学”和“综合的现象学”。在这一意义项下，可给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于系统结构矛盾的实践解决方案：

　　消解路线之一（自我扬弃意义的内部消解）：资本积聚—资本集中……社会总资本的危机（熔断和再熔断机制）……虚拟积聚—虚拟集中；

　　消解路线之二（社会行动起来的外部消解）：简单的国家再生产—生产积聚（生产集中由IC和IIC协同组织）……国家与社会主体的计划（分配和再分配机制）……生产积累—扩大的国家再生产；

　　对现代化的研究必须寻求“主体的构图”“阶级的构图”“物象的构图”，必须深刻认识到：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幽灵学与物象学的路线斗争。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规定不是别的经济属性，只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有机构成的认识与实践。其进一步表明，社会主义目的理性是“无对”“有对”的统一：即体即用，即用显体。那些将共同富裕同样套上“术和技”研究外衣的纯应用思维，是明显降低了这一术语的道路内涵，根本忽略直至抹杀社会生产条件I和社会生产条件II在历史本位上的截然对立。“作为生产的人”同时是“作为目的的人”；以“无对”瓦解抽象，以“有对”拓展主体理性的“有机的多”。这就从学理上阐明：无论是国家要素类型I指向的“IC经济系统”，抑或国家要素类型II指向的“IIC经济系统”，在推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的理性上具有一致性。总而言之，以“抽象统治的理性瓦解”换取“社会主义主体的理性自觉”，需要的决不仅仅是逻辑的思考，更重要的是重回历史道路方向的勇气，与其说是逻辑的智慧，不如说是对这一行动采取历史考察的理论思维方式，促成了最终所落实的实践方案的主体信心。

　　五、战斗的唯物主义与国家要素论的内涵逻辑

　　国家要素论所针对的是“算法统治”，而不能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条件系统混淆。如《资本论》的批判宗旨，在于坚持走出“算法资本主义”，以道路和系统的力量抑制住“资本的价值算法”“资本的系统算法”“资本的利润算法”。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新型核算”说到底以国家共同体和计划为本位，坚持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原则，坚持按“劳”生产与按“劳”分配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原则，以“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在社会主义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包括劳动者规划、劳动方式规划、社会教育规划、国家规划）全领域内，贯彻主体发展原则。

　　一是从历史主体论的高度上寻求对价值形式统治场的实践破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某种意义上是对“共同体幽灵”和“商品幽灵”的再整合。哲学家们倾向于将商品视为《资本论》的哲学开端和结构开端。其拒绝认识作为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历史主体”、作为生理（结构）与病理（结构）统一的“阶级结构”以及作为运动（本质的现象）与表象（物象的现象）统一的“经济物象学”。其不了解“作为阶级斗争的商品”“作为无产阶级生成规定的商品”“作为统治关系、统治手段的商品”以及“作为阶级面具形式的商品”，究其实质，在于言说“研究对象”。主体是幽灵学的工作意蕴：作为“不在场的”在场规定。其导引研究对象，为了科学说明唯物史观的辩证法原理。为此，“第一存在”必须作为主体——对象主体——乃至是唯物史观主体予以对待，蕴涵历史原理、工具原理的统一。主体只能由历史来规定，主体不是肉身，而是结构的基础。历史主体内蕴着主客合一的关系，内蕴着唯物史观的主体逻辑与生产逻辑的统一。也因此，经济的社会形态统一对象必定是“共同体—商品”这个规定，据此展开主客不二的实践与认识关系。它实际上是对主体逻辑进行的一次意义整合。亦表明：《资本论》以商品为起点，并不排除共同体历史生产逻辑。事实上在《资本论》中，商品背后屹立的规定正是共同体主体（以共同体为取向的劳动过程文明规划）。同时正是生产主体的身体学告诉我们：身体与器官一同生长（人的生产器官是劳动过程），并在斗争中成长，而器官成长归根结底取决于历史身体的自身过程。

　　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范畴为语言，坚持价值与工具统一的历史叙事。然则，《资本论》对资本要素论的内涵把握聚焦于两点：一是资本有机构成的历史叙事；二是有关于“三位一体的公式”的拜物教认识批判。其在对立的运动转化上，即围绕国家要素论的理论生成的“社会主义有机构成”和社会主体计划的“新型算法”。说到底，社会主义国家要素论的理论沉潜空间是和资本一般道路对峙的国家生产一般，以此促成国家生产与交往关系的有机体“结构化”；内涵逻辑包括：主体的幽灵、结构的肉身、结构的物象。就《资本论》的研究实例而论，无论计时工资、计件工资，作为可变资本，均必须在系统中得到实现（c + v + m阶级公式得以写出），——这就是马克思深刻阐明的从个别资本到社会总资本的“价值形式统治场”。其为主体幽灵、结构肉身的统一性所缔结，工资形式的经济物象由这个地基得以引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形式统治场为国家要素的系统有机构成所工作置换。在主体幽灵层面识别出历史要素的5种类型，便于“各种生产要素（肉身）”的系统归位，最终破除物象学迷雾。可见，只要把物质生产对象作为主体论，便能够有效阻止生产函数的物象操作乃至生产要素的肉身主义演绎，完成对西方生产要素理论的内在批判。西方话语的要素论以自然独立关系的生产要素规定之假，仿社会生产条件构成的生产关系之真，这是必须予以批判的。一切由矛盾而生，“历史唯心主义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之间的根本差别并不是通过将‘理性的狡诈’重新命名为‘历史的狡诈’而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确认历史的实际发展在基本开放的情况下的动态组成要素而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对抗力量的冲突的肯定性结果是得不到预先保证的”。有机构成（道路）——资本有机构成（道路系统）——价值形式统治场（系统有机构成）：马克思《资本论》示范的“有机体的结构化”是以极大启发对社会主义有机构成的思考。“资本交往理性由系统总公式—系统有机构成的认识投射所完成：由平均构成的资本单位来为全体资本演化行动‘代言’，这样即可成就资本社会的断代史，或可直接称为‘资本（循环）系统’。”其进一步启发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要素的把握，需要从社会主义有机构成的理论地基开始：盖因“同样的机理适合演说‘共同体（一般）系统’向‘国家（一般）系统’的身份转化运动，乃至把循环运动过程视为系统的基本形式”。“这既是系统生长的一般原理，也深入涉及党领导资本的‘机理问题’。”国家要素在古代是有源头的，在当下场域，直接承担起对价值形式系统的管辖职责。殊不知，“社会性首先在国家形式中获得自己的政治外壳。正是从这时起，在发达的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的过程中，社会关系的政治化是确定不移的社会生活规律性”。“把国家本身描述为一种上层建筑，完全是误导……国家本身作为一种复合的命令结构，有着其自身的上层建筑——被马克思恰当地指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正如直接的物质再生产结构本身有着其自身的上层建筑层面。”

　　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驱赶历史现象学的主体，以实践逻辑走出“阶级—统治—剥削—拜物教”的资本恶。以彼此连结着的要素为系统肉身，以劳动和生产为要素的主体幽灵，继而以资本和国家为其阶级幽灵，以主体和结构的运动规定驱赶要素的经济物象形式。可见，社会主义生产要素具有特定类型学、结构学、形态学，由历史唯物主义予以支持。简洁而言，肯定主体不是预设的结构主体，肯定国家要素的培育对象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决定的社会主义公共劳动和自主劳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态度。

　　资本恶是“价值象”，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象”与之对应，以主体瓦解结构，针对价值形式的统治场域进行有效克服。为了达成新时代的以党的领导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形式构造，需要内在结合“历史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同时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原则不放松。（1）坚持由自然历史过程的矛盾主体出发，把握经济的社会形态通史规定的发展规律。坚持从历史主体高度看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将之作为幽灵主体，由国家主导的生产方式逐步引导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育成熟，——这是国家要素论建构的根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处于运营状态的不同所有制形式的财产关系属于“各种资本”，而非“各类资本”。它们的阶级肉身是贯通的，可以说都属于“社会主义资本”的形态范畴。应该用国家要素论而非资本要素论，尺度这些流通要素概念：把公有资本还原为实现在市场中的公有制生产条件（公有财产形式），把国有资本还原为实现在市场中的国家生产条件（国家所有制的财产形式），把集体资本还原为实现在市场中的集体生产条件（集体所有制的财产形式），以及把民营资本还原为实现在市场中的民间生产条件（社会的私有财产形式），等等。（2）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肉身出发，把握经济基础的社会结构形成。彻底的要素肉身论者认为：“历史是意义生成和积淀的过程，尽管现在的历史包含着比以往历史更为丰富的历史意义，但这些历史意义之间并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然而，单纯的生产要素的国家形式纽结仅仅指示生产方式由“国家”主导。只有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结合的主体关系纽结规定，才能彻底置换总资本权力。公有制社会主义能否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中继续自我孵化、巩固自身，取决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主体逻辑发展方向不迷失。幽灵总在“幽灵的历史对抗中”诞生，物质条件同样如是。一个总的原则是：幽灵的诞生与新的物质条件成长同步。所谓“生产力发展足够”，既指物质生产力发展的足够充分，也包括劳动过程“主体器官”“精神器官”的充分发育。这意味着党的领导特别的在场方式。（3）坚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象批判出发，瓦解现象学和解释学。由于拒绝“自然历史过程—现代化原理—现代化进程—现代化策略”路径，资本经济学必定要将历史形态的生产力仿真为“效率”，实施纯数量策略意义的分析，并拒绝任何的理论自我批判。其引发的真实后果是：“为了正视这种不是借助于神秘的‘看不见的手’，或者黑格尔就整个世界历史对它进行的系统表述，而是借助于有意识的和自我决定的人类的行动——它是一种能够这样行动的行为，以致对拜物教的再生产秩序所具有的粗略地强加的工具性来说，它的意图都不是一种邪恶的和自我欺骗的掩饰——所达成的社会新陈代谢控制，必然要在资本的结构框架之外采取行动，并放弃其只适宜于某种失控的控制方式之构成的关键的物质基础。这恰恰是赋予社会主义设计以意义的东西。”

　　总之，为了避免经济学“形式上的错误”，必须坚持主体原则和批判原则的结合把握社会主义各种资本背后的关系特质，防止过度的经济诠释。主体逻辑是对资本现象学的破除。只有立足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生产资料价值实现、生活资料价值实现以及社会扣除价值的经济实现，把劳动的社会性质锁定于生产条件的计划协调与社会合作，商品形式乃至资源配置的资本形式在这里才具有十足的社会主义意义。在根本上，应认识到国家要素论是马克思主义主体逻辑与历史唯物主义主体范畴在社会主义场域内的系统应用，是对社会主义资本现象的创造性解决，在深度与广度的意义上深化着新时代的唯物史观命题的理解。

　　【文/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载微信公号“贵州社会科学”。为了适应阅读，略去注释和参考文献。原文刊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