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默多克与窃听风暴

《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是一部德国影片，讲述德国统一之前，前东德国家安全局一名秘密探员负责监听一男作家及其女友的故事。该影片西历2006年发行，创下了德国国家电影奖提名最多的记录，11项提名，并最终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7项大奖。在当年的欧洲电影节上，该片获得最佳影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剧本奖。该片还获得第79届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这部影片嘲笑前东德标榜的“公开化”，实际上由秘密警察控制着、监视着民众的思想和私下的言行：“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作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因此，这部影片公映后，也常常被人“借古讽今”、“项庄舞剑”地指向当今的独裁、专制政权，或者指向各种妨碍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国家。必须指出的是，所有借用电影《窃听风暴》发出的明枪暗箭，它所针对的都不是西方“民主”国家，而是站在西方“民主”立场上，指向西方“民主”的敌人。这种得意洋洋的高尚感，在默多克的“窃听事件”之后，似乎再也无人谈及。因为，默多克证明：西方所谓民主自由与所谓专制独裁，在“窃听”这件事上，是完全一样的。

西历2005年5月，《世界新闻报》报道英国威廉王子的膝盖受伤。这则民众不觉得异常的消息引起了英国皇室的注意：知道威廉受伤一事的人很少，《世界新闻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因而，皇室要求警方开展调查。西历2006年4月，也就是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公映前后，《太阳报》又刊登了一条爆炸新闻：哈里王子流连脱衣舞夜总会。此后，同属新闻集团的《世界新闻报》与《太阳报》还互相配合进行跟踪报道，目前已被停刊的《世界新闻报》居然还原了威廉王子嘲笑哈里的电话。

其实，英国警方很早就掌握了默多克手下进行“窃听”的证据。西历2006年，英国警方在一个为《世界新闻报》工作的私家侦探那里得到一份名单，上面有大批公众人物的资料。西历2009年，英国警方确认，《世界新闻报》非法窃听3000多名政客和名人的电话。但是，这都没有成为默多克的灾难，为什么？因为默多克媒体的窃听，很多都是与警方合作的，或者得到警方许可、默认，甚至很多内幕消息不需要默多克媒体的窃听，英国警方会主动提供。为什么？一是为钱，警方有偿出售内幕消息；二是警方借此与强势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既可以在平时让媒体多表扬自己，又可以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免得在媒体面前太被动。这也是强势媒体成为民主化身、民主代言人后所拥有无形特权。

默多克媒体的“劣迹”早已被人知悉，例如，他们的记者可以假扮中东酋长套出某王妃对王室和内阁成员的不恭评价；记者还乔装成买情书的瑞士银行家，引戴安娜王妃的情人上钩；媒体还收买妓女，偷拍妓女和名人的鬼混。媒体和记者在这些问题上的做法，其实与警方的某种办案手段——钓鱼、卧底——有类似的处境：如何才能做到真实、客观，而且合法？记者变身事件的一部分，参与被报道事件的进程，是否会影响事件的客观性，是否也涉嫌违法？与“窃听”相比，媒体和记者上述行为的合法性更为模糊。那么，默多克的灾难为何会在今年爆发？

今年7月4日，英国《卫报》头条报道称，《世界新闻报》在西历2002年非法窃听失踪少女米莉-道勒及其家人的电话，干扰警方破案。这篇报道在英国媒体、政界、警方引起巨大反响，继而带出越来越多窃听丑闻，默多克的危机也由此真正开始。这个现象一方面是因为默多克媒体长期劣迹斑斑，终于积累到总爆发的时刻；另一方面是因为，此前人们得知默多克媒体的“窃听”似乎只针对政客和名人，民众们的好奇心、偷窥欲都由此而得到满足，这种方式似乎是“民主”的一种真实体现。但是这一次，民众发现，默多克的媒体居然至少从西历2002年起就对普通人进行“窃听”，那么，还有多少普通人被“窃听”呢？这也是民众和民主的困惑和麻烦：如果当初陶醉“窃听”政客和名人，算是民主监督的一部分，那么，当这种陶醉落到自己头上，怎么对待？这是一个“民主”的悖论。

默多克允许他的媒体进行“窃听”，有他的理由。默多克年轻时是左派，现在则是极端右翼。他大力提倡信息自由，他认为信息的自由流通能够冲破“集权者”的信息封锁，从而带来自由和民主。这的确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策动某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时，常用的招数。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默多克通过资本运作，成为媒体的垄断者，所谓“自由和民主”都在默多克的掌控之下，换句话说，他的个人垄断决定了“自由和民主”的内容。默多克曾经说：“作为老板，最终对报纸的成败负责的就是我一个人”，“我大老远从澳大利亚来这里，不是为了不干涉。你要么接受，要么走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新闻官坎贝尔这样描述新闻集团的内部会议：“默多克的总编辑们都会按照大老板的旨意办事。……全场气氛似乎凝固了，所有这些成年的男主编还有几位女主编，他们都全神贯注地聆听老板说的每个字，生怕弄拧了某个词的意思就会影响自己的前途。”

媒体作为言论自由的载体，是西方民主体制的重要部分，但是，言论自由的范围，却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这正是西方民主体制的天生缺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资本决定了所有权，也决定了“言论自由”被一个枷锁困住了，这个枷锁就是商业利益。从民主的角度说，媒体应该开放、公正、兼听则明。但是，所有权和利益的需求使得媒体只能听命于一人，或者只听命于利润的需要。如果这种局面恰恰又带来了大量的利润，那么，所有的资本都成为媒体垄断支持者。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于默多克的急速扩张，他的媒体帝国的资金链差点断裂。最终在100多家银行的支持下，默多克挺了过来，并焕发第二次“青春”，资本的力量使得默多克成为战无不胜的。资本之所以愿意帮助默多克，无非是因为默多克的方式能够带来利润。这是一个悖论：在民主体制中，默多克的“窃听”等方式，符合民主监督的要求；这种“民主监督”也符合民众的偷窥欲，甚至成为民众的娱乐和欢乐源泉，因而能带来利润；然而，实施这一“民主监督”的，只是一个私人帝国的专制；而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的垄断，又使得私人帝国的独裁专制成为可能，并且天经地义。

前东德集权制度下的“窃听”，与西方民主制度下的“窃听”有什么区别吗？西方民主制度合法地导致独裁专制，自由成为自由的枷锁，默多克又给了我们一个实例。

这是西方民主体制中资本的地位所决定的。当资本是自由的，它必然导致独裁。在普通商业领域的独裁，还可以看成是垄断寡头之间的少数人民主。而在媒体领域的垄断，则导致民意被一个人或少数资本家操纵，民主成为资本的玩偶。由此，连政权也需看媒体老板的脸色，而不是看民意的走向，因为，民意是被垄断媒体操纵的。要破除这个民主的悖论，只有限制资本的自由才能做到。但是，限制资本自由就是撼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资本主义自己能做到吗？因此，默多克新闻集团“窃听事件”的爆发，最终的结果可能只是默多克暂时收敛一点，或者默多克一蹶不振。然而，只要资本的自由不受限制，媒体领域的商业目的不改变，未来还会有各种默多克出现。

默多克还是全球化的拥护者，这当然是因为全球化有利于他的媒体帝国扩散到全世界。但它会带来另一个巨大的民主难题：当一个国家的民主或民意，被一个外国人垄断的媒体控制的时候，他们还能是真正的民主和民意吗？这里我想指出一个细节。美国政府实际上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当默多克要进军美国媒体时，美国政府给他设置了国籍上的障碍，默多克不得不入了美国国籍。虽然美国政府此举并没能避免默多克在美国内部垄断媒体、操纵舆论，但至少避免了被外国势力操纵“民主”。这样一个美国事例，能否让某些中国人明白：中国的“民主和民意”也至少应该尽力避免被外国资本控制和操纵？我并不一概反对学美国，那么，这一点学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