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悲剧反映现代文明的荒诞

　　阿尔贝·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写下：“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离，不是存在于被比较的要素之中，而是存在于它们的对立之中。”

　　加沙地带的母亲抱着被炸碎的孩子尸体恸哭，国际社会的外交辞令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走廊里化作空洞的回声，显然，我们目睹着一幕现代版的荒诞剧——人类对正义与共情的热烈呼唤，撞上了世界秩序的冰冷沉默。这种撕裂，正是加缪笔下“人与世界的陌生感”最残酷的注脚。

　　加缪说：“荒诞起源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沉默之间的对立。”

　　在加沙，每一寸土地都在演绎这一命题。汗尤尼斯难民营的废墟下，14岁的阿玛尔用断指在瓦砾上写下“我想活着”，她的字迹被连夜的雨水冲刷殆尽；加沙城的医院里，医生拉米对着镜头嘶吼：“我们需要药品，不是安理会的决议！”他的声音被社交媒体的算法稀释成1%的流量；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的工作人员举着写有“停止屠杀儿童”的标语站在加沙边境，他们的身影被以色列的坦克阴影吞噬。

　　这是一个荒诞的闭环：当加沙的孩子们在白磷弹的火光中奔跑，世界用“复杂地缘政治”来回避；当妇女们在断壁残垣中挖掘亲人的遗体，国际社会用“双方克制”来搪塞；当联合国报告中“5.3万死难者”的数字刺痛眼球，某些大国用“一票否决”让正义的呼声消散在安理会的穹顶之下。人类最基本的恻隐之心，在政治博弈的精密计算中，成了被放逐的异乡人。

　　加缪警示：“荒诞的人知道，他的自由是有限的、短暂的，他的反抗没有未来。”至少现在是这样。

　　但在加沙，每一个挣扎着活下去的灵魂，都在以血肉之躯对抗着制度化的荒诞。以色列的“防御性精准打击”将学校、医院、联合国仓库列为“军事目标”，这种将屠杀包装成“安全需要”的逻辑，本身就是对人类理性的嘲弄。当F-35战机向难民营投下炸弹时，操控者屏幕上的热成像红点与襁褓中婴儿的体温之间，横亘着整个文明的荒诞。

　　更荒诞的是，加害者与旁观者共同编织的沉默之网。美国持续输送的JDAM精确制导炸弹，在“盟友关系”的话术下成为“维护地区稳定”的工具；欧洲议会的谴责决议在“平衡外交”的考量中沦为修辞游戏；社交媒体上“加沙”话题的限流与标签审查，让幸存者的证词变成数字坟场里的幽灵。加缪笔下“无意义的世界”，在此刻显影为一个精心设计的暴力机器，而我们都是这台机器的零件或看客。

　　然而，加缪的哲学从未导向绝望。他在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寓言中埋下反抗的火种：“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当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在加沙，这种反抗以最朴素的形式存在着：废墟中的教师用砖块当课桌，在空袭间隙给孩子们上数学课；医护人员用手术刀和信念对抗导弹，在断水断电的医院里迎接新生命；联合国雇员冒着被狙击手瞄准的风险，徒步运送最后一袋面粉。他们知道，每一次对生命尊严的坚守，都是对荒诞最温柔的反叛。

　　更令人震撼的是，当国际社会集体失聪时，普通人的良知正在突破信息茧房。巴西街头百万民众举着“加沙不是墓地”的标语游行，中国网友用“数字志愿者”的方式打破信息封锁。这些跨越国界的声援，证明加缪所说的“人与世界的荒诞对立”从未扼杀人类对同类的共情本能——它只是被权力与偏见暂时遮蔽，却从未熄灭。

　　加缪在《正义者》中写道：“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加沙的悲剧或许无法在短期内终结，但承认荒诞的存在，正是超越荒诞的第一步。当我们不再用“历史恩怨”为屠杀开脱，不再用“大国利益”为冷漠辩护，当我们直视每一个死难者都是与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生命，荒诞的迷雾才会开始消散。

　　这需要勇气，如同加缪笔下的荒诞人，“义无反顾地生活，穷尽现有的一切”。在加沙，每一个坚持记录真相的记者，每一个为平民挡子弹的救援人员，每一个在社交媒体上为弱者发声的普通人，都是西西弗斯式的英雄。他们推着看似永无止境的巨石，却在这过程中赋予生命以意义——那是对荒诞最有力的蔑视。

　　加沙的苦难不是遥远的哲学命题，而是千万个具体的悲剧。它拷问着：当技术文明高度发达，为何人类仍无法阻止同类相残？当信息传播无远弗届，为何正义的声音仍被消音？加缪的答案是：荒诞永远存在，但反抗从未缺席。让我们以持续的关注、坚定的声援、不懈的行动，在沉默的宇宙中敲出人性的回响——因为每一次对荒诞的反抗，都是在为人类文明重新赋义。

　　正如加缪在《鼠疫》中所写：“即使世界荒芜如瘟疫笼罩下的小城奥兰，只要有一丝温情尚在，绝望就不致于吞噬人心。”加沙的烛光仍在废墟中摇曳，而我们，是唯一能为它挡风的人。

　　荒诞的终结，不是答案，而是觉醒。

　　那么，我们应该经常发问：在今天，当我们谈论加沙时，我们在谈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