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在集体劳动中如何创造公平？六十年代的农村工业化发展

导 语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一国的工业化往往带来的是农业式微、农村衰落和农村人口转移，各类社会问题由此引发。社会主义国家同样要面对工业化问题，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又如何能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过程呢？

　　改革开放前，中国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提出过工业生产方面的“两条腿走路”战略，即在大城市集中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要在乡村发展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从而使工业反哺农业，改善农村群众生产生活。但社会主义农村工业化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大跃进在上级领导干部中间掀起政治竞赛，刮起浮夸作风，强压生产任务，不仅使得集体的科学决策未能实现，更是挫伤了群众对集体劳动的热情，最终使得农村工业化铩羽而归。

　　而在十多年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将目光重新聚焦在如何在村集体中激发群众的自我组织和自我教育，在新的政治氛围和社会关系下，干部参与农业生产，农民参与生产决策，城乡协同参与大规模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青年一代农民得以在农村当地受教育，并将知识直接运用于工农业生产一线，农民群众在领导权和智识上的解放促成了农村集体经济在文革十年中的跨越发展。

　　今天不妨就让我们透过韩东屏所著《TheUnknownCulturalRevolution:EducationalReformsand Their lmpact on China's RuralDevelopment》（《不为人知的文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与变化》）一书的部分章节回到文革时期的即墨县农村，一探农村集体质变是何以发生的。本文在翻译时有删减。

　　作者 | 韩东屏，美国华伦威尔逊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国日报》特约评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中国家政治、中国政府与政治、农业、社区与环境等。他的著作《不为人知的文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与变化》挑战了关于WG的既定叙事，通过对山东省即墨县农村的大量采访和记录，表明WG时期地方等级制度被推翻，基层建立了参与式民主和经济规划，扩大教育和公共服务，有力地描述了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人口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农业实践和人民主体性的显著改善。

　　翻译 | Ripple、袅袅炊烟、东格、YW、缇戈、飞白

　　校对 | Alvin

　　责编 | 小川、Alvin、丁大娘

　　后台排版 | 童话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封面，有想读整本书的可私信小编

　　在十年文革中，（山东）即墨县的农业产量翻了一番以上。与此同时，在1966年之前微不足道的农村工业也发展迅猛，工业产值构成即墨县经济总量的近36%。本章将详细描述和分析农村工业取得的非凡成就及其动因。

　　我认为有两个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是政治文化的转变，二是教育水平的快速提升。前者赋权普通村民并增强了集体组织，后者提升人们的识字水平和算术能力，充实技术知识，从而使现代技术得以推广。而在我看来，上述两个因素都是文革的产物。

即墨的地理位置 | 图片来源：网络

一、群众参与生产决策

　　在以往，生产队长都由上级委派，现在则改为选举产生。举例来说，1967年3月11日，即墨县生产办公室召开了一次大会，邀请来自各个群众性政治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会议讨论的是来年的生产计划。自那以后的每年初春，即墨县都会通过举办大会的形式来讨论来年的生产目标和计划。这类大会的人数规模常常达到一万人，参会者既有县一级领导干部，也有最基层的生产队长，因此当地称其为“万人大会”或“四级干部大会”。

　　这样的办会形式反映的正是文革的民主导向。造反派领导层决定不再沿用过去的模式，而是让生产队长参与制定计划，并动员生产队长与普通村民协商生产目标和计划。这一举措将村民从被动的追随者转变为了主动的参与者。大会也搭建了一个沟通信息、交流想法的平台，群众能够在会上彼此分享、切磋种田经验和方法。

　　大跃进时期，即墨就曾搞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项目，文革期间，即墨的村集体决定再次启动大规模项目，但是文革时期的项目决策过程却大不同于以往。生产决策在大跃进时期通常由上级部门来下达：省领导给各县设定生产指标和发展项目，县领导向公社交代任务，公社领导命令村干部落实计划，村干部再催着普通村民完成任务；等粮食收获了，政府领导不征求村民意见，就有权决定从一个村子里收走多少粮食。在大跃进时期，即墨一共修建了三座大型水库，但在规划阶段，普通村民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往往被迫投入劳力，却看不到直接的好处。

相较之下，基层群众的主动性在文革期间得到激发，这促进了经济建设项目的落实。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能够更充分地控制和调动手头的资源。打个比方，南河村在修建大型灌溉工程时，其工程选址和施工方法就吸取了普通村民的意见，整个工程的方案是集体讨论的结果。在这种决策过程中，村民也能看得到项目带来的直接效益，这一做法显然与大跃进不同。可以说，即墨农民愿意热情投入劳动，是因为农村的政治文化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图片来源：中国农业博物馆

　　十年文革带来了新的政治文化，而政治运动是这种新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政治运动是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与传统中形成的，因此要理解这类政治运动就必须考察运动发生的背景。在特定的背景下，这种政治运动往往非常务实，并且能够激发人们对集体工作的热情。

　　许多受过教育的精英往往认为“批林批孔”运动的内涵和意义似乎是模糊且抽象的，但对普通人来说，“批林批孔”有更鲜活的含义。这场运动的核心，是批判中国文化中的精英主义，否定“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儒家理念，使人们转而倡导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人类历史的动力”以及“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些话绝非空话。

　　农民一年到头辛苦劳作，给精英们供应粮食、肉类和蔬菜，可面对精英时群众却自觉“愚笨”，不知如何与精英对话，从而只能接受“愚笨”这顶精英扣在他们头上的帽子。在当时精英的眼中，种地是一种低贱的工作。因此，“批林批孔”运动鼓励农民挺直腰杆，重新认识自身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批林批孔”的确帮助许多中国普通农民重拾尊严。有些即墨村民说，自己开始从新的角度看待劳动：种地虽辛苦，但极其重要，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看不起农民，没有农民的劳作，其他人就无法生存。

二、在集体劳动中创造公平

在即墨县的农村，人们往往将“社会主义”发展路线理解为培养和倡导人们忠于集体。这种对集体主义的推崇十分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机械化推广以及农村工业发展都依托于集体组织，而没有对集体主义的倡导，这些工作的落地都无从谈起。

　　十年文革期间，即墨农民以崭新的激情投身集体事业中，比如土壤改良和灌溉工程。文革大大拓宽了普通群众的眼界，让他们得以远离日常琐事，投身社会主义建设。1972年，即墨县在北部启动了一项大型灌溉工程。人们纷纷踊跃上工，连村里上学的孩子们也比平时起得更早，去河边为参加灌溉工程的家庭打饮用水。其实他们并不需要这么做，但他们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想为“革命事业”出一份力。

　　1968年，南河生产大队启动大型灌溉工程。白天，专门的施工队上工劳动；到晚上，所有村民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以后，还会投入数小时的劳动参与项目施工。当项目进入关键阶段，学校教师、学生和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都会赶来帮忙。他们会一连好几天参与劳动，每天从晚上七点忙到十点，直至关键工期结束。村民参与项目可以获得工分，并直接从灌溉项目中受益，但政府工作人员和学校教师是既没有工分赚，也不从中直接获益的。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自愿来帮忙。对此，我访谈了一位参与项目的政府工作人员楚季英，她说，她和其他人一样，是自愿参与这个项目的，因为这是一件光荣的事。

　　回顾过去，在大跃进失败后的一段时间里，即墨的许多农民因粮食短缺而苦不堪言，他们宣称不会再为公社劳动。可是在文革期间，即墨农民却愿意为集体辛勤付出，这种态度的转变原因何在？据一些工人和农民的说法，干部在文革期间参与生产劳动，这种做法对组织集体劳动起了很大作用。群众表示，只要领导干部肯出力干活，普通村民也会和他们一起努力劳动。

　　文革前，即墨县的村一级党员干部往往与普通农民“格格不入”，因为他们并不像普通农民那般劳作，不需要在严酷曝晒的户外从事体力劳动。而在文革期间，这种情况起了变化。通过揭露前任干部的腐败、批判他们消极参与农业劳动，新的干部得以崭露头角，并从前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更重要的是，农村的青年历经文革的洗礼锤炼，并在新学校中受教育，他们已经有条件和觉悟对那些不参与集体劳动的党员干部发起挑战。

　　在南河村，除了年过七十的李德志和薛志福，村干部中没有一人是不参加体力劳动的；村集体指派此二人负责管理村办公室、仓库和财务账目。村民表示，干部必须与村民一起下地劳动来换取工分，只有在参加公社会议时才偶尔缺席。在劳动上，干部必须比普通村民出更多力。他们通常要比队里的其他人起得更早，用广播叫醒队员，并告知队员下地劳动需要带哪些工具，当天需要完成哪些任务。干部通常最后回家，因为他们还需要讨论第二天的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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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干部之所以如此卖力，是因为普通村民无法容忍懒惰的领导干部。干部不干活，村民也会拒绝劳动，而这会导致生产生活水平的下降。干部劳动不卖力，村民还会在年底的选举中选其他愿意卖力的人来替代他们。

　　文革期间，在政治上激励村民参与集体劳动的工作伦理超越了以往贴在农民身上的阶级标签。阶级标签在土改时期反映的是对农民阶级成分的划分，但这种标签也进一步强化了村民之间的分别。在即墨，贫农出身的村民通常不愿让自己的子女与前地主家庭或富农家庭出身的人成婚，因为这种婚姻可能会影响子女参军或入党。但除此之外，即墨农民在平日里很少在意阶级标签。例如，南河村第八生产队的王方军虽是富农家庭出身，其父亲于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但他在村里仍然受到尊重。王方军不仅没有受到排挤，反而娶上了村里最有魅力的女子之一赵丽梅，此外，他多年来一直是村里唯二的民兵。由于王方军本人劳动表现优异，他在生产队里也很有发言权。

　　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磨洋工，以至成了生产队里有名的“闹正”，那么无论此人阶级成分如何，别人都不会尊重他。比如村民张友山虽然出身贫农家庭，但他却是同辈人的笑柄。因为他既不卖力干活，还时常发表不当言论。与张友山同队的关敦友和关敦川，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常常嘲笑张友山。

中共在此时的政策是：有成分，但不唯成分。当然，无论是在文革前还是在文革期间，负面的阶级标签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劣势。划入负面阶级成分的年轻人几乎不可能参军，也难以加入任何政治组织。

三、教育促生产

　　文革的教育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即墨农村经济的发展。其促进作用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当地数以万计的农村青年接受了初高中教育。如果没有教育改革，农村能上初高中的青年人数将会少得多，即便上了高中，年轻人也很可能会离开农村地区。高考改革既使本地知识青年回到家乡，也使城市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倘若没有大量知青回流农村，辅之以大规模农业科学试验和农村机械化推广，农村经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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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教育改革促使人们开始采用更务实且更适应当地需求的课纲。学生在学校学习农业、机械和工业技能，回到村庄后可以学以致用。村中学和公社高中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为成千上万的农村青年培训技术知识。大量的毕业生学会了柴油发动机、电动机、水泵、收音机和扩音器的修理方法。很多学生还学习了新作物的育种技术和农业试验技巧。另有数千名学生接受了日常照料动物和治疗疾病的培训。

　　可以说，农村学校的课程设置满足了当时即墨农村学生的实际需求。在文革期间，教育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直接的联系。通过村联合中学和公社高中的特别培训，大批农村青年才能得以帮助农民改善村里的经济状况。受过教育的农村青年与不识字的农民前辈大为不同，他们掌握了现代化生产的概念工具。

四、农业试验队

　　扭转政治文化，改革农村教育，使村民眼界得以拓宽。他们开始试验新的耕作方法，试种新的作物种子。1966年，在即墨县的1016个生产大队中就有244个大队成立了试验队，培育新种子，试行新农法。到1972年，试验队的数量增加到695个，共有4043人，到1974年，试验队达到了851个。同时，还有约1015个生产队成立了试验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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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高产量，这些试验队和试验小组尝试了各种方法。在过去，即墨农民播小麦种子，每亩约播2-2.5公斤。试验队先是增加每亩地的播种量，随后才确定适宜的播种量：肥地和浇灌地的最佳播种量是每亩4-5公斤，一般浇灌地为每亩5-6公斤，丘陵和非浇灌地为每亩7.5-8公斤。

　　那些年，人们还尝试了各类种玉米的方法。试验队对玉米垄的间隔距离做试验，采用窄宽交替种植而非等距种植。他们发明了一种新颖的方法：在播种大片土地之前，先选择一小块土地，把玉米种在小型的纸质容器中。随后，再将玉米植株连同纸质容器一起移植到大片的田地里，纸质容器的作用就在于将植株与土壤固定在一起。这种做法提升了产量，因为移栽将玉米的生长时间延长了三个星期。此外，试验队还使每亩玉米种植量从2000株增长至4000株。

　　在文革期间，即墨的试验队测试了1000多种种子，并开展了1万多次的对照实验。从这些实验中，试验队共选出了大约43种小麦种子、39种玉米种子、14种甘薯种子、20种花生种子、11种高粱种子、18种豆类种子、17种小米种子和18种水稻种子。这些新种子都提升了作物产量。

五、灌溉项目和土地改良

　　自20世纪50年代起，即墨县政府加大了旱涝问题的治理力度。县政府组织建设了许多大规模的灌溉项目，但即墨农民受自然条件支配的情况并未改变。1959年大跃进时期，即墨虽然修建了三座水库，但作用十分有限，因为水库并未配备必要的灌溉设施，而且水库数量还远远不够。大跃进时期还挖了少量传统水井，但每逢严重干旱，水井的帮助都不大。因为这些井普遍挖得浅，一旦遭遇大旱，地下水位下降后，水井常常是干涸的。因此，每当发生严重旱涝灾害，村民都束手无策，粮食产量岌岌可危。

　　但这种情况在文革期间有所改变。在村、公社及县革命委员会新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即墨农民与艰苦环境展开斗争，向自然条件发起挑战。从1966年到1976年，农民用铲子、篮子、手推车和拖拉机，建造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水库和其他灌溉系统，这十年间修建的水利设施总量超过了文革前后修建量的总和。1987年即墨县投入使用的中型水库有8座，这些水库全部是文革时期修建的。1987年投入使用的37座小型水库中，有19座是文革时期修建的。仅1970年4月至6月底，即墨县就建成了大井、大塘、大坝共计1636座，增加灌溉面积40万亩，约占即墨县总耕地的四分之一。

　　装有电动泵的大井对灌溉至关重要。在十年文革中，这类大井的数量大大增加。相较之下，传统灌溉用井尺寸很小，而且取水主要靠辘轳和水车两种方式。辘轳是一种手动装置，它由一个桶、一根绳子和一个围绕木轴旋转的圆形木制装置组成。辘轳是打捞地下水的唯一工具，但容量极小。用这种工具，农民辛勤劳作一天也只能灌溉三分之一亩地。水车则是50年代推出的一种简单机械装置，但该设备仍然运作缓慢，而且需要较多劳力——需要有四个人顺时针推动一根水平杆，水平杆牵引铁泵，从而把水抽上来。这种水车大概每天能灌溉一亩地。大跃进时期，即墨的农民首次采用燃气和柴油发动机抽水灌溉。但是，配备发动机的水井很少。截止到1959年，这种井在即墨农村只有33口。在十年文革期间，配有电动机和柴油机的大井才开始迅速推广。

图片来源：中国农业博物馆

　　南河村在1969年挖了一口大井。这口井配备了当地一家工厂捐赠的电动泵，灌溉了约450亩土地，约占该村总土地的一半。革委会作为村里新的领导层，组织了一个灌溉队，专门负责打井。其他村民白天忙其他活，到了晚上会赶来帮助打井。除了村民，政府工作人员、商户和联合中学的老师晚上也会来帮忙。40多岁的女教师楚纪英已经在工地上好几天了，每晚她都带着六年级的学生来此劳动两个小时。

　　虽说这帮青少年和老师的工作效率不算高，但他们的加入提振了士气。这些人在体力劳动上是“外行”，尤其是政府官员和教师，他们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与农村生产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而连精英都赶来帮忙挖井，这就创造了一种同舟共济、共赴目标的气氛。在文革的头两年中，姚头村、郭家巷、胡家村和花园村等多个村庄都打了井。到了1970年，这种大井在即墨县一共挖了751口。

　　修了水井和水库，就能搞大规模灌溉，但在灌溉前，必须先平整田地。土地平整工程要比修水井水库更费力。从1966年到1976年，每逢冬季和早春（此时是农闲时节），农民们就会忙着修建灌溉水渠、平整田地，以保障水流通畅。一些口号也流行起来，比如“山东腊月不猫冬，地冻三尺不歇工”“即墨春节忙不断，饺子下肚接着干。”

　　此外，即墨农村还对土地进行了改良。1971年冬天，仅在即墨县西北低地，就有10万农民参与了一项基础性的土地改良工程。即墨农民在一整个冬天里修建了63条排水渠、645条灌溉渠，总长300公里。在此过程中，他们还移走了1310000立方米的土，并建造了1378个灌溉设施。村民一边清除土地表层的盐渍土，一边动用300辆手推车从其他地方运回肥沃土壤，盖在原来的土层上，这么一来，5.7万亩盐碱地都被转化为了优质田地。次年，这片土地的产量提高了30%。另有39万亩土地被改造成梯田。此外，农民还把盐碱地分成几个大块，并在每块盐碱地周围垒起高约30公分的土坡。随后，先花点时间把每块地灌满水，再放水，水流经沟渠，就会把盐碱成分带走。农民将此称为“洗地”，用这种方法治理盐碱地，能将土地的单位粮食产量从每亩50公斤提高到100公斤。

六、农业机械化

　　文革期间，农业机械首次得到大规模普及。中央政府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工厂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生产农业机械设备以支持农业发展。与此同时，众多农村工业企业在十年文革中得以建立。这些小型工厂开始大批量地生产农业机械设备，并将价格保持在一个相对实惠的水平以适应当地需求。仅在1975年，即墨公社的工业企业就生产了1108台农业机械。而到了1976年，即墨的35家公社农机厂共生产了5112台农机，其中就有拖拉机、磨粉机、磨床和播种机。

图片来源：中国农业博物馆

　　文革时期，农业生产引入了各类机械设备（比如拖拉机、播种机、喷雾器、收割机、磨粉机和履带），这些农业机械极大便捷了种植、收割以及其他田间作业。集体所有的拖拉机会将有机肥料运到田里，将作物运至脱粒场。收割和犁地作业也主要由机器完成。在文革末期，得益于电动泵和发动机驱动泵的推广，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灌溉已具备条件。

　　喜购铁牛 | 图片来源：中国农业博物馆

　　从表1可以看出，机器的使用始于文革时期。1965年，即墨县的机械功率容量仅有8271马力。分摊到每个村，也就是每村8.1马力。到1970年，即墨的总功率增加到25676马力，相当于每个村25.3马力，是1965年的三倍多。到1975年，全县总功率达到116586马力。即墨县共有1016个村，平摊下来，每个村有114.75马力，是1965年的14.2倍。

表1：即墨县农业机械使用情况

　　除此之外，磨床和磨粉机等机器的数量增长得也很快，这极大助益了农村生活的改善。在今天，人们将粮食的机械化加工视为天经地义。但在1965年的即墨，大多数人仍然只能用石磨来加工自己的粮食。这项工作耗时耗力，需要花费妇女和儿童大量时间。到1976年，电动的磨粉机和磨床就完全取代了石磨。妇女儿童得以从这种费力费时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村民的生活也变得更轻松了。

　　文革初期，南河村只有一台与小型水泵相连的小型燃气发动机。但到了1975年，南河村已有两台20马力的拖拉机，两辆100马力的卡车，十台电动机（给工厂的机床和电刨供电）以及电动磨粉机和磨床（这类机器主要用于加工食物和动物饲料）。另有几台柴油机和燃气机用于驱动水泵。从村集体的资产情况看，南河村自己也拥有一批磨粉机、磨床以及其他农机设备。到1976年，大多数农业劳动都实现了机械化。

　　文革期间，化肥的使用量大大增加。1965年，即墨建立了第一家化肥厂。该厂第一年生产了117吨合成氨。1966年，其产量增加到3685吨。1973年增加到7000吨，1976年则增至15000吨。除此之外，即墨在1971年又建立了磷肥厂，从产量上看，工厂在1974年生产并向农民销售2576吨磷肥，到1978年共计生产和销售磷肥15543吨。另外，即墨在这十年里还显著增加了有机肥料的使用。

七、农业产量激增

　　在十年文革中，农民辛勤劳作，开展科学实验和土地改良，建设灌溉系统，推广机械化并广泛施用化肥和有机肥，这使得即墨县的粮食总产量翻了一番以上（见表2）。1949至1965年间，即墨县的粮食平均单产为69.1公斤。如果将1960至1962三年困难时期排除在外（在这一时期，爆发了自然灾害，“大跃进”运动也走向失败，这沉重打击了农业生产），平均的单产也仅有74.2公斤。

　　表2：即墨县从1949-1979年的谷物产值。图表来源：《济南地方志》，第5卷，第35页。耕种面积的计量单位为万亩，单产的计量单位为公斤，总产量的计量单位为吨。耕地面积的变化主要来自于济南县、城阳公社和即亨潭公社行政区划的变动。例如，1961年，一些地区从济南县划归到崂山县。而其他一些行政区划的地区则被并入济南县，如大关岛就于1962年成为济南县的一部分。

　　从粮食平均亩产看，1976年的即墨县产量达到180公斤，是1965年的2.16倍。从粮食总产量看，刨除因行政区划调整和建设用地征用而减少的产量，1976年即墨县的总产量仍然是1965年的2.12倍。除了粮食产量，粮食的品质也有了显著提高。小麦作为中国北方农民的主粮，其产量达到1965年的四倍。作为第二主粮的玉米也取得相应的增产。具体来看，小麦单产从1965年的49公斤增加到1976年的126公斤，再到1985年的209公斤；玉米从1966年的100公斤增加到1976年的226公斤，在1987年更是达到了每亩353公斤。

　　从1967至1969年，即墨县的年降水量为460毫米，仅有常规年份的一半，这算得上是数十年里最为严重和持久的干旱。即墨虽然遭此大旱，但其粮食单位产量仍达到96.5公斤，相比于1957年（这一年的自然条件也不好）提高了43%。在十年文革中，即墨县粮食产量表现最佳的年份是1974年和1975年，其单位产量更是比文革前最好年景的单位产量要翻一番。

可以说，这样的成就直接来源于即墨县科学实验的持续开展以及即墨人民改进生产的集体性付出。与几十年前相比，文革时期即墨县遭遇的严重自然灾害一点也不比往年少。算起来，共经历四旱四涝、刮了四次风灾、下了九次冰雹，闹了三次虫灾，即便这样，即墨的农业产量仍保持着稳健而快速的增长。

　　不过也有一些人批评说，当时中央号召“以粮为纲”，以致文革十年过分强调粮食生产，从而忽视其他农产品的发展。但在即墨县情况并非如此。文革期间的即墨县，其地方自主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以粮为纲”的中央政策只起指导作用，生产决策实际由地方自主决定。正如一位即墨农民所说，如果农民不愿落实某一项中央政策，也没人能强迫他们。南河村的另一位村民也表示，在文革期间，一些农民砍果树或填平鱼塘，大多也只是出于经济考虑：果树可能已经年迈，产量不高；填平鱼塘要么是因为效益不足，要么是因为它挤占了大片耕地，不利于农机的使用。

经过文革的洗礼，农民不再盲目地遵循上级政策，除非确信这些政策能够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十年文革期间，即墨县政府和公社一级政府派遣干部下乡参与农业生产并为村民提供建议，但村民并不一定要听从他们的建议。事实上，即墨县还发生过农民赶跑外来干部的情况。许多即墨农民曾在“大跃进”时期听从外来干部的错误建议而付出巨大代价，他们不愿重蹈覆辙。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正是为了确保“大跃进”时期的过度行为不再重演。

图片来源：中国农业博物馆

　　文革初期，毛泽东就发布了著名的“五·七指示”，鼓励农民同时发展农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和农村工业等多种经济。即墨农民的做法正响应了这一政策导向。在即墨县，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尤其重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他们向农民大力地倡导中央政策，鼓励他们因地制宜，展开多种经营。

　　在毛泽东“五·七指示”的鼓舞下，南河村、郭家乡和姚头村于1966年初步尝试发展林业（包括种植水果）。傅增山、王树芳等一批返乡知青在这些村子成立了林业队，开始在沙地上种桃子、苹果和梨。林业队不仅主动学习果树栽培和嫁接的经验方法，而且还破天荒地在村里种起其他新作物，比如利用果树之间的空位，春种西瓜，秋种花生。在河岸边种下杨树、榆树、国槐和垂柳，这么做在春天可以抵御季风，在夏天可以抵挡水患。此外，林业队还在村里路边种上辣椒。村民有史以来第一次从集体经济中收获了经济作物（苹果、桃子、梨、 西瓜和辣椒等）。

　　后来，村里又新增了养猪和养羊的项目。每逢春季，村里向有养猪需求的村民提供小猪崽；在农历新年或其他节日给村民发放猪肉；到冬天，则利用果树和河岸灌木的枝条编织篮子，卖给村民。新的经营模式取得了巨大成果，傅增山和王树芳作为南河村林业队的带头人都为此感到骄傲。

图片来源：中国农业博物馆

　　文革期间，推进粮食生产并未影响即墨县的畜牧业发展。养猪是即墨县的主要畜牧活动之一，因为养猪既供肉食又产出有机肥原料。1949年时，即墨县的地盘是最大的，当时全县的猪有22,400头。到了1963年，这一数字增加到148,000头。文革期间，为了给农业提供更多有机肥，即墨养猪业持续发展。到1967年，增至306,000头，1973年345,400头，1975年422,000头。猪的数量已经是1949年18.8倍，1963年的2.8倍。

　　除了猪，鸡也是即墨县农民喜爱的一大蛋白质来源。大多数农户在春节期间会养几只母鸡产蛋，并养一只公鸡供食用。根据1932年的统计数据，即墨的鸡总数为289,700只，户均2.17只。到1957年，鸡的总数达到了416,700只，户均2.64只，以上是文革前养鸡的巅峰水平。“大跃进”失败后，农村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短缺，人鸡争食，因此养鸡业萎缩，鸡的数量在1960年降至119,000只，户均0.75只。但文革期间，随着粮食产量增长，鸡又重新增加。1970年，数量达到371,100只，到1980年，更是激增至769,000只，是1932年的三倍，1957年的1.8倍。养鸡业在文革期间得到了初步发展。

八、农村工业蓬勃发展

　　文革期间，即墨县的农村工业蓬勃发展。如前文所述，即墨县的农村工业企业依托集体组织，曾在大跃进期间有过短暂的起步发展，但在大跃进过后，集体组织遭到削弱，工业企业也就几近消亡了。在六十年代初，全县仅剩10家农村工业企业，共有253名工人。在文革期间，即墨县农村的集体经济得到进一步巩固，这就为地方自主发展农村工业企业提供了经济与组织基础。文革教育改革实施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了教育，学了技术，并能够在农村工业企业中承担工作。

　　1966年，即墨县成立了15家社办企业。许多村庄也开始在村里创办小型工业企业。农村工业从1966年蹒跚起步，在短短十年内发展出成熟的工业体系。从工业企业总量上看，1976年即墨县共有2557家农村工业企业，平均每村2.5家。从规模上看，农村工业企业共有54771人，年产值达9136万元（按1970年的常量计算）。到这时，农村工业企业创造的收入就占到了即墨农村30个公社总收入的35.8%。

农业为农村工业提供原材料，农村工业又生产机器给农业耕作带来便利，从而反哺农业发展。比如文革期间灌溉设施竣工后就能够投入正常运转，这得益于电泵、电动机和燃气机的推广使用。为了普及水井和水库，即墨县革命委员会调动即墨县的所有技术资源，发起了一场“农机大会战”（一场生产农业机械的大运动）。从1970年4月12日到6月底，即墨县在八十天的时间里生产出了300台拥有二十马力的柴油机，而在随后的八周又生产出60台拖拉机。那么这些产品的质量如何？国家机械工业部曾召集39家研究所的工程师来给这批产品做质量评估，结果是所有产品都通过了检验。

图片来源：中国农业博物馆

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在文革以前，即墨县农村的技术资源非常有限，彼时工人只能生产铁锨、镰刀、汽锅和独轮手推车，如此前后对比，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实在令人钦佩。普通工人和技术人员都积极作为，并充分运用其专业知识技能，生产出新机器。更重要的是，教育改革为当地工业发展输送了年轻人才，他们在校期间就掌握了相关技术知识，学成的普通工人再组成小分队共同开展技术攻关。促进农村工业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但人的因素也至关重要。

九、农村收入的增长

　　随着农业增产和农村工业发展，即墨县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也提升了。从粮食占有量上看，即墨农村居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65年的239公斤增加到1976年的421公斤。从粮食人均消费量上看，以南河村为例，消费量从1965年的130公斤左右增加到1976年的220公斤。在文革以前，南河村民不得不从国营粮铺或自由市场上去买粮，因为当时本村还做不到粮食的自给自足。但从1968年开始，此后每年即墨都能做到粮食自足。过去，即墨农民只有在逢年过节或招待客人等特殊场合，才会吃白面。但小麦产量增加以后，村民可以经常吃上白面了。

　　农村工业企业实现创收，这让工分的价值也得以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因此提升。就像田间劳作的农民记分那样，南河村的工厂也同样给记工分，而村办工厂的收入则是在全村范围内分配。因此，工厂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全体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南河村和郭家巷是即墨县的两个中等水平的村。在70年代中期，这类村子记一个工分，其价值大概在8分到1角4分不等，换算成单日工分收入大约是在8角到1.4元。在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如莫市、姚头、戈里、南光等村，工分价值在1角5分到2角之间，合计单日收入是1.5元到2元，这已经和当时城市普通工人的收入相当。20世纪70年代，南河村办工厂的目标是在保障资金积极投入的同时，将村民的收入水平维持在每天1.5元。

　　文革十年间，即墨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翻了一番多，从1965年的37元增加到1975年的79.6元。当然，即使是1975年的数字，这个收入也不算高。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农民计算收入的方式有其特点，而且他们也倾向于少报收入。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即墨县农村居民收入在文革期间大幅提高，而城市居民的收入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即墨国营工厂工人的平均年收入从1956年的480.7元下降到1976年的427.8元。假设一个国营工厂工人需要抚养四口人，以这个标准计算，那么他的家庭人均收入在1976年为85.4元，这个人均收入水平只是稍高于一般农民家庭而已。

　　文革期间，农民家庭的粮食消费量也急剧上升，而城市居民的粮食消费量实际在下降。即墨县农村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在1965年至1975年间增长了55%，而即墨县城市居民的人均粮食供给量却减少了。一级特殊工的人均粮食供给量从1955年至1960年的每月37.5公斤下降到1960年至1978年的每月26公斤。二级特殊工每月减少5.5公斤的粮食供给，其他类别的城市居民按月算减少了1-3公斤供给，按年算减少了12-36公斤。

　　在此，笔者并不打算就这一时期城镇居民收入停滞或下降的原因展开分析。但是连同这一事实在内，再加上同期农村居民收入的大幅增加，城乡生活水平差距其实是在缩小的，而这正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特别强调的共产主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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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Han, Dongping. The Unknown Cultural Revolution :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Chapter 5, pp. 183-250）. New York: Garland Pub.,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