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实：列宁如何研究马恩的著作

　　列宁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忠实继承者与伟大发展者。他领导俄国无产阶级与农民，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头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他当年怎样研究马恩二氏的著作，达到了这样的历史的伟大的成就，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阐述这个问题。不过，这个题目是非常广泛的，因篇幅有限，不能把各方面统通都讲到，所以，这里只是就下面几个问题谈谈，以供读者参考。这几个问题，就是：一，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二，列宁怎样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工作方法;三，列宁在解决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政权，以及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诸问题时，如何运用马克思的著作。

　　斯大林于1920年，为庆祝列宁50岁寿辰，写了一篇文章，内中曾经讲到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他把马克思主义者分成了两大派，首先关于第一派说道：

　　“第一派普通只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外表上的承认，只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庄严的宣布。这一派不会或者是不愿洞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不会或者是不愿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于生活，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活的和革命的论题，变为死的、丝毫没有讲什么东西的公式了。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活动，不是根据于经验，不是根据于对实践工作的估计，而是根据于从马克思的引证。他们不是从对活的现实的分析中，而是从类推和历史的比较中汲取指示和命令的。言论与事实的分歧，这就是这一派的基本毛病”。(见斯大林“论列宁”书)

　　其次斯大林关于第二派说道：

　　“第二派适为相反，他们把问题的重心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外表的承认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行，移到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于生活上面来了。依照环境，策划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和手段;当环境变更时，改变这些途径和手段，——这就是这一派主要地所注意的东西。这一派不是从历史的类推和比较中，而是从对于周围条件的研究中汲取命令和指示的。他们在自己的活动中，不是依靠于引证和格言，而是依靠于实践的经验，用经验检验自己的每一步骤，用自己的错误来学习，并教人学习新的生活的建设。老实地说，单拿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在这一派的活动中言论是跟事业不分歧的，马克思的学说是完完全全地保存着它的活的革命的力量的。根据马克思的话，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以说明世界为止，而须要再向前进，改变世界，马克思的这几句话，是可以完全适用于这一派的。这一派的名字就是布尔塞维主义、共产主义”。

　　“这一派的组织者和领袖，就是列宁”。(同上)

　　由此可知，列宁跟一切伪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是只限于在外表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问题的重心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外表上的承认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行，移到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于生活上面”，就在于他的言行的一致。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是辩证唯物论。而辩证唯物论的最重大的特征，即是上面所说的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离的结合和对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的承认。马克思曾说：“当理论攫着群众的时候，它便变成为物质力量了”。斯大林说道：“只有理论才能够给运动以确信力，给运动以确定方针的力量和对于周围事件内在联系的理解，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够帮助实践，不仅可以了解各阶级在目前是在怎样并向着什么方向前进，而且可以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将来是在怎样并向着什么方向前进”。(见“列宁主义问题”)由此可见革命理论的重要。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极端重视的。“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能够有革命的运动”，这句名言，不是别人，正是列宁说的。

　　把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总结起来，有下列几点：

　　一，他一再着重指出恩格斯所使用的一句格言：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针，理论不是事先背熟的图式，而是对具体材料的具体研究，是对新的经验的概括。

　　二，理论家、领袖必须要跟群众联系起来。跟群众的工人运动没有联系，社会主义便是一句空话。马克思主义正表示社会主义跟群众的工人运动的结合。列宁于1910年写道：“……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便是：把工人团结而为大规模的、有力的、会起作用的、在任何条件下都会起作用的组织，——充满着阶级斗争的精神，认清自己的目的，受过真正马克思主义宇宙观训练的组织”。(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7页)

　　三，像马克思一样，列宁也指示说，理论是不能够以既成的方式，以既成的教条的方式，献给群众的，而应当由群众从自己经验中所领略。同时，像马克思一样，列宁并侧重指出说：领导群众，向群众宣传革命理论时，须要估计到群众斗争的经验，向群众学习，总结群众的革命创作的历史经验。

　　四，列宁在评述马克思的理论时，经常着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广阔性。他曾说，马克思主义是发生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之上”，它把“曾经为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都批判地加以改造，“没有一点不加以注意的”，并说马克思主义采取了人类自其历史发展以来所创造的一切精华。他于1920年曾经写道：“马克思主义，当作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给自己所以取得全世界历史的意义，是因为它——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抛弃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最有价值的胜利，反之，而是领略了人类思想和文化两千多年发展中的有价值的一切，而加以改造”。所以，像马克思一样，列宁教导我们要从资产阶级科学的发展中抽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领略科学的真正成就，抛弃为削剥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中所有的一切反动东西。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及“帝国主义论”等著作，便是明显的例子。

　　五，马克思主义是先进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家在研究运动着的现实时，应当在理论上概括新的，以新的代替陈旧了的。斯大林讲到这一点，曾指出所谓先进科学的代表者，都“得在科学上所确立的传统之力量与意义，都善于为科学的利益而利用这些传统，但是同时他们却都不愿成为这些传统的奴隶”。“当旧的传统、标准、规则成为陈旧的时，当它们变为向前运动的障碍物时，先进科学则有打破这种旧传统、标准、规则的勇气、决心”。先进科学“善于创造新的传统、新的标准、新的规则”。斯大林指出列宁正是“勇敢地反对陈旧了的科学而为新的科学开辟道路的科学伟人”的模范。

　　六，马列主义的特征则是不可调和的争取理论的纯粹性，反对资产阶级的影响和观念，善于揭穿不论用什么掩护的伪造。举个例子，比如马恩二氏曾反对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普鲁东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拉萨尔主义，反对巴枯宁主义，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等等。列宁在其一切活动中，在其一切作品中，更是这样处理理论的模范。比如他反对民粹派，反对“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反对司徒鲁威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社会革命党，反对孟塞维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反对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切机会主义流派。斯大林在列宁生时和列宁一起进行上述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列宁死后继续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托、季、布等匪徒，坚持了马列主义的这一优良的传统。

　　跟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解相适应，列宁总是从与当前斗争的具体任务之密切联系上来研究马恩二氏的著作的。在解决迫切问题时，列宁总是跟马克思“商议”，一再阅读马恩二氏的著作，使自己的决定根据于对全部经济政治环境的深刻研究，根据于对当前阶级斗争的经验之估计。

　　七，最后要指出的，就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并不视作教条，而以先进科学的代表者，估计新的历史经验，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如马克思所作的一样。举个例子，比如关于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马克思于19世纪40和50年代曾怎样提出了这个问题呢?当时马恩二氏是期待社会主义在一切资本主义先进国度里的胜利，他俩没有想到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胜利的可能。那时这一立场是正确的。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情势完全改变了，列宁并没有把马恩二氏所说的社会主义在一切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同时胜利一句话当作教条，而是根据对帝国主义诸法则，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具体研究，得出了一个新的法则：在帝国主义之下，社会主义在个别一国是可以胜利的，而在一切国度里是不能同时一下子胜利的。

　　列宁是怎样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这一点，差不多没有文件的资料，可资引证，现在仅从在青年时代熟悉列宁的人们的回忆和证言中引一点材料来谈谈。

　　列宁是于1888年在卡桑开始研究“资本论”，那时他才18岁。他的家庭于1889年夏季移居萨麻拉，列宁在该地仍继续研究“资本论”和那时在俄国所能看到的马恩二氏的一切著作。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列宁曾不倦地有系统地潜心研读。列宁的弟弟在其关于列宁研读的回忆中写道：

　　“我们是住在一所小小的木屋中，屋前有一个稠密的莠草杂生的花园，花园有壕沟与农田隔开。在花园的西北角，有一个‘伏洛甲’(列宁的小名)角，——一条木桌和一只长椅，牢牢地置在地上;这个角儿全在绿荫中，太阳差不多不能照到那儿去。伏洛甲很快地在桌的四周踏了一条10至15步的小路，他常常在这条小路上踱来踱去，思索读过的东西。通常早晨时左右，他就带着书籍和练习簿子到这儿来，工作到2时，没有休息。从1889年到1893年5年中间，这是伊里奇的一个真正的工作室。研读是很有系统的，我很难回忆起他在这里没有工作的一个早晨。”(见D·I·乌里杨诺夫：“列宁在萨麻拉”一文)

　　为了关于列宁的研究方法给一个大概的观念起见，我们再引列宁的这位弟弟所说的关于列宁在中学高级班如何作文的一段故事于下：

　　“当在家里作文的时候，他从不是在交卷之前夜，急急忙忙地，熬上一夜来赶写好，如像今日大多数中学生所干的那样。反之，当题目一出，并限定(大约两周)交稿的时候，伊里奇马上就着手工作。他先用一片纸拟就作文计划、绪言及结论。然后取一页稿纸，纵分为两栏，在左栏写上草稿，依照计划，注明A、B、C、D和一、二、三数字;右栏或大片纸留为空白，以后诸日，在空白上添入补充，说明、改正以及引证。

　　渐渐地一天一天原稿纸的右栏，便填满了无数记号、改正、引证等等。到交卷期限前不久，他取出干净纸，草写全文，根据他事先已经准备妥贴的各种书籍中的记号，来加以整理。然后再用干净的练习簿子，用墨水将完全作好的文章，誊清一遍。

　　由此可知，列宁在中学时代，就已经会卓越地组织自己的思想了。根据以后的列宁笔记，可以看出，这里所叙述的方法，列宁在后来还是保存使用的。

　　在萨麻拉居住期间，列宁曾切切实实地研究了那时俄国所有的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共产党宣言”、“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内战”、“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哲学的贫困”、“1848-1850年的法国阶级斗争”、“哥达纲领批判”至于“资本论”第1第2两卷，在萨麻拉一时期，那更是列宁的案头读物了。“资本论”第3卷，他是在彼得堡阅读的。列宁在萨麻拉曾阅读了“反杜林论”一书。他听到彼得堡某教授有此书，曾专程到彼得堡去借得，加以阅读，并作了摘要。很可惜的，这个摘要，并未保存下来。

　　列宁研究马恩的早期著作唯一保存下来的，要算他大概于1895年所作的“神圣家族”一书摘要了。这个摘要现在收集在“列宁文选”第12卷和“哲学笔记”里边。这个要共约有25页，所记摘要很多。列宁曾是怎样作研究工作的，并且应当怎样去观察未保存下来的列宁的其他关于马恩二氏著作的摘要，便可从这个“神圣家族”摘要中窥见出来。

　　根据“神圣家族”摘要可以看出，列宁首先最感兴趣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其创成过程。在这里使列宁感兴趣的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的转向社会主义。列宁写道：“……转变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已经领略了什么，以及他怎样转向于新的观念，都可以看出来了”。凡“凸起地”显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之差不多已经形成的观点”的地方，列宁都摘要写下来。

　　其次，列宁曾经怎样细心地研究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以及他怎样研究了唯物世界观的发展过程，我们从“神圣家族”摘要中也可以看出来。

　　需要指出的，就是列宁在研究马克思时，时时都关心于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宣传。比如，当他研究“哲学的贫困”时，他就作了关于这一著作内容的报告。1895年他曾经坚持必须出版恩格斯的“居住的问题”一小册子，因为在这个小册子中，恩格斯曾特别抨击了普鲁东主义，抨击了与民粹派相近的观点。列宁在恩格斯的辩论中给自己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斗争找到了援助。列宁的“资本论”摘要，很可惜的，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根据列宁的早期著作之一——“什么是人民之友”，我们便可大约看到列宁曾经是怎样研究“资本论”的，他的主要的注意力是集中于哪里。

　　总而言之，列宁在他的所有著作中表明了他对于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辩证唯物论之天才的精通。根据对俄国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列宁曾制成了无产阶级政党——新型政党的纲领、组织、战略与战术，创造了这一政党，并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之精神训练了这一政党。

　　关于列宁如何研究马恩的著作、如何发展马恩的学说两点，在上面已经谈过了。现在我们来谈列宁在解决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问题和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政权问题时如何运用马恩的著作这几个问题。

　　在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问题上，布尔什维克跟孟什维克的区别，即我们在上次开始时所引的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区别，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我们知道，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认为俄国革命虽然有着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但是无产阶级对于这一革命的完全的胜利却最为关心，为的能够保证进一步斗争的条件，农民则是无产阶级的亲密同盟者，因为农民只有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之下，才能消灭地主，获得土地;自由资产阶级则害怕革命，希望保存沙皇政权，仅主张稍为限制它的权力;资产阶级需要沙皇政权，来作为对付工农的一条鞭子，他们力谋“在立宪君主政体的基础上面，对沙皇妥协，以了结事情”。(见“联共(布)党史”，中文本76页)

　　孟什维克从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这个命题中，却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即认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与领袖，应当是自由资产阶级;至于无产阶级，它应当不管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无产阶级不应当跟农民接近，而应当跟自由资产阶级接近;它首先应当注意的是，不要吓走资产阶级，因为要是资产阶级一退缩的话，那末革命的力量就要削弱了。

　　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间的区别，在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方法上，也显著地暴露出来了。

　　普列汉诺夫把引证马克思弄成表面的类比和玩弄引证。列宁在其对于“火星报”第96期上普氏“论夺取政权问题”一文的札记中，说道，普列汉诺夫“的全部行李都是‘引证’”。列宁又说道：“‘前进报’(1905年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实)是在分析俄国的具体条件：无产阶级与农民相互关系，普列汉诺夫关于这一点不讲任何一字”。

　　列宁在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2版序言中，关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与孟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的伪造，更作了一个锐利的区别，而揭开了孟什维克派的极深远的理论上的错误。列宁说，为了确切地决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原则应用于某问题上的意义，不论何时总需要根据于“对各阶级状况和利益的具体分析”。跟这一方法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是“相反的一个推论方法，即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右的社会民主派中间常常遇到的方法”。这一方法的本质，就在于“力谋在关于俄国革命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简单的逻辑发展中去寻求对于具体问题的答案”。(列宁语)显然的，这一个方法，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和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彻头彻尾的嘲弄”。(列宁语)

　　列宁是以研究具体环境为一切基础，而运用马克思的著作。这从“论临时革命政府”、“马克思论美国的‘黑分’”诸文以及“两个策略”一书里面可以特别显明地看出来。

　　孟什维克派反对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托洛茨基派也反对列宁的主张。而且普氏援引马克思，援引有名的“中央委员会致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信”(1850年3月)为借口。列宁在“论临时革命政府”一文里面答复普氏道：绝不可把马克思于1850年估计到反动势力暂时战胜革命民众之环境而写的，当作型板，来应用于1905年的环境。在1905年，在俄国，革命事变，日益展开，革命浪潮，日益高涨;而普列汉诺夫则引举革命刚刚战败，反动势力暂时胜利时代的例子，来作为自己策略的根据，列宁就不然了，他首先指出新的环境已经造成了，这种新的环境，在马克思写“中央委员会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信”的1850年是没有的。

　　列宁说，正应从马克思于类似的革命高涨时期所写的论文中引举例子，换一句话说，不要从革命被暂时击败的50年代，而要从1848年，从“新莱茵报”上的论文中，以及从恩格斯于1873年西班牙革命事件时期所写的论文中去引举例子。在事实上，列宁也的确是从马恩的这些论文中引伸出了基本命题，他运用这些基本命题，建立了在革命高涨时期中的革命策略。他把马克思的论文里面关于策略的这些指示，比如：“拆散反动势力的企图……从事实上现存制度中……除去……与民众专制政治原则相抵触的一切”;(见“列宁文选”第5卷256页)“国民大会应当独裁式地出面反对垂死的各政府的反动意向，那时，它就可以在民众的意见上取得粉粹一切枪刺的这种力量了……”(见“文集”第8卷120页)……等，都抄录下来了。

　　列宁曾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得了什么力量是革命动力的指示。在好多地方，马克思曾说到革命的“民众”。列宁说：“在使用‘民众’一字时，马克思并没有拿这个字隐蔽了阶级的区别，而是结合了能够革命到底的一定的份子”。(同上，121页)

　　马克思把那些份子包括在革命的“民众”这个概念里面呢?在德国1848年革命中，马克思关于德国资产阶级说道：“大资产阶级，从最初起，就是反革命的，它因惧怕民众，即因惧怕工人和民主的资产阶级，而跟反动势力缔结了防御的和进攻的同盟”。(同上)这里所谓“民主的资产阶级”，就是城市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列宁估计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巨大意义，从最初起，他就对农民中间因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而发生的诸过程之研究，对土地问题的研究，极端注意。比如，在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随笔;“……马克思……指出，这种土地的民主制乃是‘东欧唯一可能的’制度”。(见“列宁文选”第19卷303页)

　　马克思的论文里面，凡把1848年的革命跟1789年的法国革命作比较的地方，列宁都选录下来了。比如：“1789年的法国革命及其同盟者——农民”;而在德国1848年革命中，德国资产阶级“曾背叛了农民、‘它的天然的同盟者’”。(见“列宁文选”第5卷257页)后来列宁在“两个策略”小册子中就运用了马克思的这些思想。该小册子曾引了马克思的论文中的很长的一段摘要：

　　“……1848年的德国革命，只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歪改的戏文而已。

　　1789年8月4日，即夺占巴士蒂狱后3个星期，法国民众于1日之内，战胜了一切封建的义务。

　　1848年7月11日，即3月巷战后4个月，德国人民也战胜了封建的义务。……

　　1789年底法国资产阶级，1分钟都没有丢弃自己的同盟者，农民。它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乃是消灭乡村中的封建制度，建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农民阶级。

　　1848年底德国资产阶级，毫不知耻地出卖了农民，自己的最天然的同盟者，这种同盟者是跟它血肉相连的，没有这种同盟者，它是无力反对贵族的。”(见“文集”第8卷122页)

　　列宁从这里得出了4条结论如下：

　　“……一，未完成的德国革命，跟已经完成的法国革命之区别，就在于资产阶级不仅一般背叛了民主主义，而且尤其背叛了农民。

　　二，完全实现民主变革的基础，乃是自由的农民阶级的建立。

　　三，这种阶级的建立，乃是封建义务的消灭，封建主义的破坏，这还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变革。

　　四，农民是资产阶级的‘最天然’的同盟者，亦即民主的资产阶级，没有它们，资产阶级是‘无力’反对反动势力的。”(同上，123页)

　　列宁在终结时写道，依着具体的民族特殊性，这些命题都可以完完全全地应用于1905年的俄罗斯。“……从马克思——他说——所阐发的德国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出教训说，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外，我们再不能提出革命坚决胜利的任何别的口号了”。(同上)

　　这就是列宁研究马克思著作的榜样之一，研究他所提出的口号的榜样之一。基础是：完全的领略马克思的方法，深刻的研究具体的现实，“俄国的生产关系”，俄罗斯的内部状况，构成俄国社会的一切阶级;同时，估计到一个国际环境(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列宁是从对马克思的研究中，抽出教训。他不论何时，总要考虑到马克思某一著作写时的环境。马克思的口号，他的策略原则，对于列宁，总是用来作为估计当前新的形势的具体特点而独立工作的榜样。这样，马克思的理论，便不是型板、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导了。

　　列宁相适应地更换口号。列宁所提出的口号，乃是一种根据新的环境而制成的新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这样确切方式化的口号，在马克思著作中任何地方都是没有的。列宁是根据对1905年在俄国所形成的历史环境的分析而制成这个口号的。

　　这个口号曾引起了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方面的绝望的反对。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派指责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为小资产阶级性和民意派，喊叫这个口号是跟马克思主义相抵触的(他们狂吠道，马克思是没有过这样的口号的)，千万不能依靠农民运动，因为农民运动彷彿是“反动”的。列宁在“马克思论美国的‘黑分’”一文中，证明避开农民运动乃是“不可救药的庸人和书呆子”。(见“文集”第7卷224页)

　　后来孟什维克派的历史家，在其1905年俄国革命史中，曾谓“工农专政是跟经济发展的全部行程相矛盾的”。列宁于1909年在致斯切班诺夫的信中，把孟什维克派的这一“观念”叫做“怪诞的、愚蠢的、叛徒的观念”。(见“文集”第14卷214页)总之，列宁是极端正确、极端天才地估计了全部历史环境。二十世纪初，俄国形势的特殊性，就在于并非是俄国的资产阶级，而是俄国的无产阶级，很殷切地关心于革命能肃清农奴制度残余，使资产阶级性民主革命的胜利能有保证。无产阶级“领导全体民众——特别是农民，争取完全的自由，争取彻底的民主的变革，争取共和国!领导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在事实上，就应当如此，在革命期间应当贯彻和规定工人政党每一策略问题决定、每一实践步骤的阶级的口号，就应当如是”。(见“两个策略”)

　　历史完完全全地证实了列宁的口号的正确。在1917年2月间，正是俄国的工人和农民，推翻了沙皇的专制政体。列宁在其“论策略书”中说道：生活把“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公式”“由公式之王国导入现实之王国”了。

　　根据在上面所引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列宁的方法之如何，他依靠对新的历史经验之估计和在反对机会主义及反革命派对革命理论曲解和庸俗化之斗争中，是如何的研究了及同时如何具体化了、发展了马克思的观念，他是如何的丰富了充实了马列主义理论的宝库。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列宁在其活动的最初，就加以彻底地思索和解决。在他的一些初期的著作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基本问题的充分的明确性。到1916年年底和1917年初头，即在俄国革命爆发的前夜，列宁更专门地来研究这一个问题。

　　列宁在深刻地研究了帝国主义以后，依靠“资本论”的基本命题，对于资本主义的这个最后阶段给了个透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于是他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提在日程上了。他提出“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来“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对革命的抛弃及其在战时保持‘国内和平’的叛徒口号”。(见“联共(布)党史”161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已摆在日程上了。确立马恩二氏对革命基本问题、对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问题、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真正观点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些问题在当时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弄的混乱不清了。

　　列宁在其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中，不仅恢复了马恩二氏对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这个问题曾被机会主义者自觉地弄混乱了)的真正观点，而且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列宁首先缜密地搜集了凡足以表征马恩对国家问题的观点之一切最重要的东西。结果，成了一本笔记——题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

　　这本笔记，对于本文，特别重要，因为这正是列宁从事研究马恩著作的最冠明的模范之一。比如，恩格斯于1891年6月29日致顾曼格的信中，曾对“爱尔福特纲领”加以批评，列宁在作该信的摘要时，将恩格斯讲机会主义者方法的一段：“不去仔细地分析最近的具体问题，机会主义者提出了抽象的问题”，特别着重指出，他总括起来说：“把抽象的放在前面，隐蔽具体的!注意!妙极了!把握了主要的!注意”。(见“马克思主义论国家”22页)

　　拿一般的推论来代替对问题之具体的研究，这是机会主义者伪造马克思主义的最广泛流行的方法，它曲解了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辩证唯物论。

　　列宁在研究无产阶级革命运用国家的问题时，所特别注意的，就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应是怎样的一点。他在“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中特别指出：“在理论上，特别要注意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跟最完全的地方自治的结合”。(同上26页)这样，群众积极性的发展，才有保证。

　　关于必须给民众积极性以发展的自由的思想，马恩二氏再三重复过。在革命当中，最宝贵的，正是最广大的群众卷入运动。用各种办法去促进群众积极性的这一发展，正是最重要的方针之一。在这里列宁所指出的一个方针，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中，在革命政权机关——苏维埃之创立中，曾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苏维埃就是革命政权的机关，俄国革命的事实证明，它的确是革命发展，革命展开的一个极强有力的杠杆。

　　列宁估计到新的经验，并依靠对帝国主义研究资料的巨大研究，更估计到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环境，曾从马恩二氏的观念中得出新的结论，根据这种新的材料把这些结论再作进一步的发展。

　　列宁总括国家的“发展的辩证法(行程)”如下：

　　“从专制政体到资产阶级民主;

　　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

　　从无产阶级民主到一无所有。”(同上34页)

　　在别一个地方(“关于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他又说：

　　“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国家为资产阶级所需要。

　　二——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是过渡型的国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国家为无产阶级所需要。

　　三——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死灭。国家不需要了，它日渐死亡。”(同上39页)

　　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笔记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的是列宁对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小册子的分析。

　　马克思在研究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在研究“群众的历史创造性”时，曾对“将一切运动提高到最高阶段”(列宁语)对这一群众斗争的经验，加以精密地分析、概括，并作了个总结。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马克思根据具体的历史资料，曾指出无产阶级应拿什么东西去代替业已打碎的国家机构。列宁曾细心地详细地研究了马克思的阐释，连一个注解，都不忽视。在其笔记中，他指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十九个显著的特征、特殊性。

　　“从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最重要的推论的这一比较中，可以明白地看出来，马克思竭力着重的是‘废除’军队与官僚制)、‘消灭’那个国家政权，‘摧毁现代国家政权’等等之必要，消灭、摧毁、废除什么呢?不是国家，而是‘现代国家政权’，‘既成的国家机构’，头一个是官僚制和军队。”(同上56-57页)

　　而且列宁屡屡指出在两条战线上斗争之必要——一方面，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对政治漠不关心，图谋消灭、破坏一切国家之企图;别一方面，反对机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国家走入社会主义论，机会主义者对这种国家之“维护”、保存它的企图。

　　其次，列宁指出了表征新的国家政权的许多重要点：

　　“……消灭官僚制度……

　　……以‘公社’代议制………，即以于同一时间立法和执行的代议制去代替议会的人民的代议制……

　　……一般完全的民主……

　　要做到所有这一切的条件，便是：劳动群众，人口多数的唤醒(用革命的火焰，革命的积极性);他们积极的参与国家大事以代替官僚;无产阶级国家;有组织的、集中的无产者应当指导它。

　　要做到所有这一切的条件是：将工作日缩至8——6——4小时;一切人的生产劳动跟一切人的参与‘国家’管理之结合。”(同上58页)

　　列宁并不限于只是将马克思的观点重述、恢复而已，他对新的历史经验，并加以总结。他指出，1905年的俄国革命“曾采取了这种方法……一方面它比巴黎公社弱些(更脆弱些)，别一方面，它广泛地表明了“工人代表”、“铁路工人代表”、“士兵和海员代表”、“农民代表”的苏维埃。这是应当注意的”。(同上)

　　列宁估计到了1916年所形成的一般形势中的“新东西”及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环境上的变迁，例如：“在国会制度上”、在国会内部、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在股份公司内、以及“在托拉斯等里面”，官僚主义的“狂猛”的增长，“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生入这种官僚主义之内，他特指出了摆在革命政党面前的任务，业已变化：“改良派和社会爱国派是在‘改进’官僚国家的机构……，而革命者应当‘摧毁’这种机构……，以‘公社’，以新的‘半国家’代它……”(同上61页)

　　其次，列宁又给了一个简明的、表现问题本质的公式：“以工人代表苏维埃及其信任的人物来代替旧有的(‘既成的’)国家机构和国会”。非工人的人口怎样办呢?列宁对这个问题道：“谁不工作，谁就不要吃(而并非管理国家)!”(同上)劳动大众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本质和任务，唤起群众，压服剥削者反抗，以新的方式组织生产和行政，巨大地发展生产力，建设共产主义等任务，都由列宁的这几句话所规定了。

　　在1916年年底，即在俄国革命开始之前，列宁就已经这么明确地撮述了无产阶级的全世界历史的任务。这些任务，在俄国，所以能由伟大的十月革命所解决，只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曾有个布尔什维克的、列宁-斯大林的政党，这个政党在其斗争中就是真正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为指导的。

　　列宁在以后，在很多著作中，还研究了和充实了苏维埃国家建设的经验，从最初起直到他逝世为止，他都是苏维埃国家的指导者和组织者。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笔记所包含的丰富的材料，在这里，因篇幅有限，我们仅使用了极小的一部分。这个笔记，实在值得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加以仔细的研究，关于列宁如何研究马恩著作的问题，在该笔记中，可以找出好多宝贵的东西来。现在人人都知道，斯大林对于马克思主义又作了进一步的丰富的发展。马恩曾训示我们，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国家便要消灭。但是把马恩二氏的这一训示，教条式地应用于苏联，那就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业已建成了，现在它正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着，但是它仍处在世界其余各国资本主义的包围中。这完全是一个新的环境，不论马克思或恩格斯都不能预先看到这种环境的。甚至列宁提出了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但他也不能预先看到以后发展的一切具体的微细的情形。斯大林的伟绩，就在于在新环境下研究了无产阶级国家的问题，他指出在现今的条件之下，苏联的工人阶级专政国家，不但不应死亡，而且还应当加强，以保卫社会主义社会，防备帝国主义强盗。所以，斯大林关于国家的学说，乃是发展马列理论的珍贵模范之一，乃是对马列主义宝库的最丰富的贡献之一，乃是列宁式的研究和运用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方法之模范。

　　现在我们把在前面所说的总括起来，再说几句，借作结束。

　　首先我们由前面所引的一些例子中看到，列宁研究马恩二氏的著作，总是跟无产阶级在现实上正在进行的群众革命斗争的具体而迫切的任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最积极地参加这一斗争，作为这一斗争的指导者，并估计这一斗争的经验时，总是缜密地研究“当时社会的毫无例外的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之总和”和全部国际环境的。

　　其次，我们看到，列宁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时，总是从他们的著作中汲取一切经验教训，来解决当前斗争的具体任务。他估计到历史运动中的新东西，并根据这一点创立新的论点，他使马克思的学说具体化，进一步发展它，同时并不屈不挠地进行无情的反对机会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歪曲的斗争，进行无情的反对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反革命派的斗争。列宁把马恩二氏的伟大共产主义学说实现于生活，列宁创造了布尔什维克政党——新型政党，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的精神训练了这一政党，并以新的观念充实了这一学说。

　　在所有这些工作与斗争中，斯大林同志是列宁的最好的战友。斯大林同志对于马、恩、列的著作，也是以同样的方法去研究与发展的。

　　(本文原载中国文联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的《张仲实文集》第6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