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遵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当前亟须塑造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包括构建公有主体型的多种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种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种调节制度、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制度。同时，要以“四主型”经济制度为核心指引，进一步细化到具体的体制机制改革上，包括：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完善财税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创新教育育人环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形成创新文化氛围;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造就高素质人才体系。通过完善“四主型”经济制度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对生产关系进行改造和革新，与此同时，也要为塑造新型生产关系建立一整套高效管用的保障机制，具体包括：坚持党对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领导;健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激活各要素生产活力;深化法治建设，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多措并举，才能充分激发新型生产关系的活力和潜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提升经济发展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习近平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3](P10-11)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生产要素的增量变革与存量调整，更需借助持续改造完善生产关系来为其开辟发展空间。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4](P2)生产关系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5](P340)相比于以往任何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产品分配形式上具有显著进步性。习近平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内涵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包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制度，也包括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6]同生产力的一定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以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为载体。其中，经济制度是生产关系在制度维度上的规范和体现，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和扩展，二者均影响着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这就决定了塑造新型生产关系既要构建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也要对经济运行体制机制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完善。
一、适应新质生产力，塑造“四主型”经济制度的新型生产关系
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7](P724)“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8](P410)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9](P18)党的二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又强调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3](P4)因此，新时代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原有框架下，通过产权、分配、调节、开放四个层面的优化与升级，构建一个“四主型”的经济制度体系，旨在培育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肥沃土壤，达到适应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果。
1.产权：构建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关系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长期坚持和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通过优化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使其更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第一，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关系，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产权结构。这种产权关系的构建，首先需要明确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掌控上，更表现在其对市场行为的引导与示范效应上。这就要求，必须调整和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推动国有经济向产业链高端和价值链核心环节集中，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注重原创性突破，加大基础攻关，提高国有企业在国防、战略科技、粮食、能矿资源方面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与此同时，要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重视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完善，盘活国有资产存量，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共同发展，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第二，构建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关系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所有制经济的排斥或抑制。相反，应当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10](P30)是现代化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为此，必须进一步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包括各类平台建设)，以分类改革为原则处理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这并非“国进民退”，也非“国退民进”，而应该是“国民共进”，即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应该是共生共进、优势互补、相互融合的协同发展关系，而不是相互割裂、相互排斥的非此即彼关系。因此，应积极鼓励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上展开上下游协同攻关，在创新协同、人才支持、技术交流、数字化合作等方面建立合作平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进一步强化对民营经济的产权界定和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持续强化民营企业的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保障民营企业家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不过，那种认为只要民营经济为主体和主导，整个国民经济就能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站不住脚的，“因为照此看法的逻辑，以私有制(也就是所谓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美国就不会出现2008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欧盟也不会陷入经济衰退”。[11]
第三，明确新型生产要素如技术、数据的产权制度。“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2](P210)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智能化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等数据生产要素具有非排他性。这就要求，必须加快探索数字产权等新型产权确权授权方式，摒弃单纯的所有权思维，实现持有权、加工权、经营权的合理配置，探索并构建一种把劳动者和数据生产要素紧密结合的持有权的实现形式，从而促进数据的有序流动，激发数据要素活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险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获得财产的方式。”[5](P214)例如，在数据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中，既存在私益性个人数据，也存在公益性公共数据。但目前，个人、企业及公共机构之间在数据所有权上的法定界限仍显模糊，因此，必须建构并完善数据产权制度，优化多元主体数据产权配置结构，进一步实现数智化生产资料和数据要素的共享和融合，促进生产关系的合理调整。
2.分配：构建劳动主体型的分配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分配是生产的产物，分配的结构和方式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和方式，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分配方式。在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过程中，核心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确保劳动者的财富和收入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步提升。这就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公有制在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主体地位，始终将人民置于中心地位，并不断努力满足人民对更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和期待。资本主义是“按资分配为主体”的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与之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
第一，构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制度。一方面，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结构是所有制结构的利益实现，[13]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在高水平智能化生产条件下，劳动过程趋近马克思预判的“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4](P778)新质生产力虽然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但公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依然是生产的主体，劳动者通过劳动知识等要素直接参与生产，逐渐颠覆了传统生产力对于活劳动、技术同机器体系的异化关系，劳动主体性更加突出，劳动个体越来越成为生产的主人，因而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要健全知识、技术、数据等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因此，必须充分尊重资本、知识、技术等要素，使生产要素配置方式更为多元化，坚持所有参与生产活动的要素均在初次分配中得以计酬，特别是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通过与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融合参与到价值创造过程中，理应成为价值分配的重要要素，以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
第二，健全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侧重于公平的再分配制度体系。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社会劳动分工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劳动者的分布结构不断改变：一方面，中高技能劳动者正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其数量、规模和类型正逐渐壮大并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另一方面，众多低技能职业岗位正面临转型的压力，抑或转向新兴服务业，抑或面临被自动化技术替代的风险。此种情况容易造成社会上出现两类群体：占有技术的高知群体和低技能的劳动群体。长此以往，社会贫富差距鸿沟就会进一步扩大。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完善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再分配制度，加大对初次分配结果的调节、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重点帮扶社会中低技能的劳动群体，更多设立面向中低技能的劳动群体的专项资助基金，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减轻困难家庭的负担。
第三，构建以企业为主、社会组织为辅、家庭和个人为补充的第三次分配制度，探索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创新机制。第三次分配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一部分科技创新企业正逐渐兴起，因而要鼓励实力强劲的大型企业成立慈善组织机构，前瞻性开展第三次分配的政策研究和实践创新。通过科技赋能慈善公益事业，推进第三次分配的完善与实现，夯实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
3.调节：构建国家主导型的调节关系
习近平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4](P64)必须科学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15]发挥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形成的在功能上良性互补、效应上协同的有机整体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高质量结合，进而激励创新、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扎实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方面要发挥有为高效政府的主导型作用。国家调控的主要依据不仅仅是弥补市场失灵，更重要的是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全体人民利益的总代表，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它既反映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点，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将当前与长远、总量与结构、供给与需求、经济与生态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政府要发挥在宏观和中观调控以及微观规制上不可比拟的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并改进与其相对应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围绕新型生产要素构建和完善高效配置的市场经济机制体系，畅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各领域各环节;紧紧围绕新产业新布局的需要，着力推动高素质高技能劳动者、新材料新技术劳动资料、智能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使新型生产要素跨产业、跨领域、跨区域一体融合发展，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在此过程中，对市场不愿承担的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研究，要加大力度、集中稳定地投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资助科研项目等方式，解决市场对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问题。
另一方面要发挥有效市场的要素配置导向作用。当前，我国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不同地区之间仍存在市场分割、产业同构的现象，要素和商品的跨地区流动往往面临较高的流通交易成本，区域间基于市场分工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仍不充分。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释放微观主体的市场自发探索潜力。一是全面深化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建设统一大市场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提升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等部门的服务水平，建立公平竞争和有序竞争的规则，营造出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确保各类企业主体在权益保护、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和市场执法等方面的平等地位。二是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2024年2月26日，李强在国务院“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加快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制度规则”专题学习会议上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着眼于真正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要素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扎实推进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切实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16]鼓励支持企业加大基础创新投入，通过开发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和新产品来增强市场竞争力。要确保“科技—金融—产业”这一统一大市场循环体系的顺畅运行，加速发展一体化资本市场，推广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提升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的及时性、有效性和便捷性。
4.开放：构建自力主导型的开放关系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决定稿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部署。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17]这说明对外开放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制度之一。针对新时代的国内外新形势，习近平指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走一条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实施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8]我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把握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引导本国资本健康发展的关系，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对外开放格局，实现自力更生、自强自立与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
第一，处理好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阵地，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支撑，构建起符合中国国情的自力更生高水平对外开放路径。一方面，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本土市场规模是企业和产业的发展基础，因此，畅通国内大循环就必须抓住消费这一环节。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化消费和投资领域体制改革，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完善鼓励消费的制度措施。积极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巨大需求牵引力。与此同时，将扩大内需与扩大供给的改革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强大有效的供给能力打通循环堵点，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此外，形成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区域的协调发展。在新形势下，既要通过城市群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也要跳出现有资源禀赋约束，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寻找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进而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另一方面，要加快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习近平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19](P324)要促进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关联互动，就必须形成内外兼顾的国内国外产业链新布局，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要协调，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黏合度，促进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互补发展。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既有效利用世界通用技术，又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创新，努力掌握世界前沿技术，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加快贸易创新发展，提升出口质量，实现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攀升。
第二，处理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一方面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既需要科技自立自强，孕育更多的颠覆性、革命性技术，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又需要利用外力，积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走出去，通过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区域大市场、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持续完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等途径，更广更深地参与国际市场开拓，通过对标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标任务，加大“出口创牌”力度，提升我国品牌的国际知名度，[20]将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势能转化为对外开放的动能，提升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率。特别要强调的是，我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是对等的“双向开放”，并不只是一味地走出去，也鼓励优质生产要素向国内流动，即对内对外同步开放。在这个过程中，要围绕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改革，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对等开放，稳步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建设，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另一方面，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统筹开放与安全的关系。统筹开放与安全，既要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确保发展安全，又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起高效率、全覆盖的风险防控体系，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体系，健全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范体系，加大无理制裁我国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对等制裁力度。
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完善新型生产关系的体制机制
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题进行集体学习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21](P74)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要活力，更要通过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向“新型生产关系”要动力。这里重点遵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精神，以习近平作出的重要部署和系列重要讲话为切入点，分析通过深化财税、金融、教育、科技、人才等体制综合改革，消除妨碍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约束，释放推动国计民生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活力。
1.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完善财税体系
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4年重点经济工作时部署了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清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并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22]遵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精神，当前亟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创新完善中国特色财政调控体系，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重要政策抓手。
一是明方向。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仅要考虑财税本身，更要锚定改革切入点，站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着眼于新时代经济发展需求，围绕促进共同富裕、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等重大战略任务，构建新型财政税收制度。将主要改革方向放在稳定相关行为主体的预期、激发相关行为主体内在动力和创新活力上，推进新型生产力要素和新型社会劳动发展，以此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
二是抓重点。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重点应根据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展开。首先要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充分发挥好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明晰界定省、市、县三级财政支出责任，在共同事权方面，考虑市县经济发展水平、财力状况及现有政策规定，差别化确定省、市、县三级支出责任分担比例，规范转移支付分类设置。其次要优化税制结构，规范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财税分配关系，侧重支持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等重点领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三是优组合。合理安排财政资金，优化支出结构。强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拓展财政政策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和提升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在推动公共产品和服务适度均等化、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基础上，通过财政杠杆作用，引导资源向科技创新、教育人才、绿色发展等关键领域聚集。同时，为避免新旧生产力的更替带来的经济波动以及社会影响，财政应为传统生产力的改造升级提供专项资金扶持，以确保新旧要素能够顺利交替，实现生产力的平稳过渡。
2.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现代金融体系
遵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精神，应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率和质量，以适应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新产品对高质量金融体系的建设要求。
一是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23](P29)金融是把“双刃剑”，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如何对金融加以运用，只有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强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监管和执法效能，营造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才能增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效能。这就要求，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和监管，防止市场乱象和不良行为，构建中央—地方金融监管合力，控制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加强投资者和企业的信任，建成金融保障新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体系。
二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23年10月30日，习近平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24]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撑。这就要求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银行保险机构结合科技型企业发展规律和特点先行先试，研发专项金融产品和服务，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创新资金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三是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在着力调整金融市场与金融体系结构，完善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基础上，进一步发挥银行在间接融资方面的优势，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加强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发挥商业银行在提供信贷资金和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功能，聚焦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不断优化信贷投放结构，完善长期资本供给机制。与此同时，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建立与现代金融市场需求相匹配的政府—企业—个人“三位一体”的信用体系，降低创新企业的融资约束、成本和风险，打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3.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创新教育育人环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23](P34)遵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精神，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不仅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是完善育人目标。新质生产力比传统生产力更加依赖高素质、创新型的劳动者，这种依赖性不仅体现在对劳动者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的要求上，更强调其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的结合。因此，必须纠正“重学历轻技能、重资历轻能力、重引进轻培育”等错误思想，在育人目标的改革与完善中，要坚持动态调整，鼓励研究性学习和跨学科学习，培养既具备深厚理论基础又能进行原创性科研的复合型人才。
二是更新育人内容。时代新人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主体，要成为新模式的创造者、新领域的开拓者、新赛道的领跑者，必然要具有突出的“创新素养”。因此，要重视在新质生产力条件下对传统专业的调整和改革，对原有专业进行全面重构，增加创新性、批判性、跨学科性的培养。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引入最新的科技成果和理论，设计跨学科的课程模块，既要注重学科知识本身，又要将课程与当下的社会现实相关联，确保教育内容和研究方向紧贴产业前沿，形成项目式、主题式的教材单元，进而发展出充满活力的问题式教学、发现式教学、探究式教学等多种新型教学形态。
三是创新育人方法。在教学中，要创新教学方法，充分利用智能化、数字化的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改进、融通、变革教与学的时空环境和场域，让学生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多样化的资源在不同场所、不同时间接受多元化知识输入。加强数字化资源开发建设，借助数字技术的强大助力，提高学生数字化学习和应用能力。创新课堂教学方法，以“人—机—人”多元交互式教学，促进学生数字技术运用的能力。在数字时代，只有具备较高数字素养，才能成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适配的新型劳动者。
4.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形成创新文化氛围
202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25]遵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精神，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科技创新动力系统，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夯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23](P35-36)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主体，是科技创新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必须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在政策上，给予科技型骨干企业相应的创新政策保障，完善重点领域首批次应用保险和补贴政策，发挥政府首购和订购制度作用，激发企业科技创新动力;在机制上，完善与科技创新企业相匹配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强化企业在成果应用和转化中的主体地位，畅通技术研发、中试验证、产业化应用全链条，完善对技术专利的审核评价体系，推动更多具有实际经济效益的重大专利的产生和应用推广。
二是强化基础研究攻关。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的土壤，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发展和安全。因此，在基础研究领域，必须高度重视战略统筹和规划布局的重要性，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加强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装备研制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设计，实现一体化部署，确保各个环节紧密衔接、高效协同。与此同时，应前瞻布局，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发挥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统筹部署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确保基础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既能服务国家战略，又能推动产业升级。
三是培育科技创新文化。弘扬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文化，需要我们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当代文化思想融会贯通。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必须进一步鼓励弘扬老一辈院士和科技工作者科学家精神，强调科学应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资本服务，守牢科研底线。与此同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构建多主体、多层级、多中心、网络式的科技创新格局，重视市场与社会公众在科技创新中的价值创造。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宽容鼓励的创新文化，引导社会公众正确认识创新理念、创新成就及创新失败，形成大胆探索、求真求实、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环境。
5.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造就高素质人才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23](P36)遵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人才发展体制改革的精神，必须通过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厚培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不断夯实新质生产力的人才之基。人力资源作为重要的高端生产要素，其数量和结构将直接影响一个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分配，造就结构优、集聚度高、科研攻关能力强且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体系，是建设人才强国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手段。
一是人才流动体系。围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完善人才培养使用、合理流动、特殊调配、集成支持、协同创新等机制，打造人才干事创业新型平台，深化重点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创业链深入融合。促进科技人才在高校、研究机构与产业间的有效流动和深度融合，鼓励科技人才从业界向高校、研究机构流动，引导科技人才跨产学研流动与共创。注重科技人才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使其真正成为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为人才流动提供有针对性的咨询和解决方案，以促进人才与岗位之间的高效匹配。
二是人才评价体系。坚持“破四唯”和“立新标”相结合，突出战略目标和使命导向，分类构建国家重大攻关任务、基础前沿研究、应用技术开发、成果转化类人才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及时增设新兴产业人才评价专门通道，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探索将创新成果、发明创造、典型案例等作为评价标准。
三是人才激励体系。实行灵活的薪酬分配制度，兼顾短期与中长期激励、物质与精神激励。建立以创新能力、价值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激励体系，强化对新领域创新创业人才和甘坐冷板凳科技人才的扶持力度。同时，设计包含股权激励、项目资助、成果奖励等在内的多元化激励保障机制。设立特别研究基金，对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未来产业培育取得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给予奖励。切实为人才减负松绑，真心爱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引导各类人才潜心研究，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力量。
四是人才引进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培养本土人才，更要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近年来，科技战逐渐转变为人才战，由此，要充分利用全球范围内的优质人才资源，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等科技攻关领域“抢人才”，在此过程中，出台并完善相关移民法，统一人才引进的标准分类，形成引才“强磁场”。与此同时，也可鼓励高校、企业等主体通过走出去与国外人才建立联系，形成人才国际交流合作中心。
三、健全保障机制，推动新型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3](P3-4)塑造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必须有一整套高效管用的保障机制。只有不断健全落实保障机制，才能充分激发新型生产关系的活力和潜能，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提升经济发展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1.坚持党对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领导
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生产关系可能超前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可能滞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时，必须变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依靠社会动力系统本身就能顺利完成的，必须要有执政组织具备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去实现这种转变。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内在的逻辑就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达到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长期匹配与适应的均衡局面，进而解放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生产力水平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塑造也亟须提上日程，而新型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完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会同时涉及多个部门、多个领域，必然要求统筹协调好这些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显然，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着重发挥党的统筹协调作用，确保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在党的集中统一和正确领导下进行，以经济治理的宏观有效性确保市场主体预期的稳定性和持续的创新性，不断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2.健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23](P35)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既是掌握科技创新主动权、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现实需要。新型举国体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机制结合得更加紧密，实现政府规划组织、市场机制操作、经济主体(企事业)创新三者协同发力。在宏观资源配置和调控层面，由国家统筹布局，政府以“总协调人”的主导角色打造引领发展的战略科技力量和平台，承担重大科技创新组织任务，制定战略规划，重点运用市场方式、经济手段解决重大技术创新工程的立项、决策、预算投入、利益分配等问题，并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民生安全的重大战略性领域，如大型战略产品或基础设施、关系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卡脖子”技术等，形成跨领域、跨部门统筹机制，针对不同类型任务形成快速反应，建立国家积极治理与市场高效运作相结合的资源配置模式。在微观资源配置和运行层面，尊重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加快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激发创新主体活力，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解决利益分享，保护和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在新型举国体制中，强政府与强市场的正能量相互依存、互为补充，共同构筑成一个能够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与维护社会公正公平、互帮互助、齐心协力的“有机社会”。[26]
3.全面深化改革，激活各要素生产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因为不断地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规律地向前发展。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27]新时代，以新技术、新业态、高效能、高科技、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样需要新型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完善。这就要求，必须向全面深化改革要答案，通过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的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破除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环节中的障碍，激活要素经济活力，使其高效配置到新质生产力领域中。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解决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由此，必须抓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建设，并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的堵点卡点。在解决重点领域的关键问题的同时，也要注重改革与开放和发展的辩证关系和协调性，统筹好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各类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新型生产关系对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推动作用。
4.深化法治建设，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离不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实现离不开法治的保障，需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通过法治领域的系统性，全方位加强释放各类创新主体动力的制度供给。尤其是对于新兴领域，要通过系统性的制度设计，解决瓶颈期困难，真正发挥法治在科技创新、改革、转化、保护等方面一系列的基础保障作用。新质生产力聚集科技创新全链条各环节，其首要任务是建立健全新兴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例如大数据交易法律法规、对新技术领域监管的法律法规等，为信息化、科技化浪潮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同时，应依法平等保护国有、集体、合作、民营、个体、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切实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破除妨碍市场准入和退出、妨碍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影响生产经营成本和影响生产经营的制约因素，要以促进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健康发展为主制定相关条款，形成有利于科技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通过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协同发力，提高立法质量、执法水平、监督效能，扎实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环境，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地落实。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有力捍卫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法治环境优化的协同共进局面。
以上阐述遵循新时代党的文件，特别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与已有绝大多数文献不同，本文既重视一般体制机制层面的新型生产关系分析，也重视主要经济制度基本层面的新型生产关系分析。只要我们系统做好社会主义主要经济制度、具体体制和保障机制三方面的改革完善工作，就一定能够比资本主义更适合新质生产力的大发展。诚然，新型生产关系的塑造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坚持好“先立后破、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处理好“立与破、取与舍、稳与进、快与慢、共性与个性”各种关系，以此来稳步高效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展望未来，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有定力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生产关系，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加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注释：
[1]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2024，(11).
[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1).
[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习近平.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97，(1).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1]简新华，聂长飞.必须澄清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几种误判[J].政治经济学研究，2024，(1).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程恩富，董金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J].海派经济学，2023，(21).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5]高建昆，程恩富.论按比例规律与市场调节规律、国家调节规律之间的关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16]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六次专题学习[N].人民日报，2024-02-27(1).
[17]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J].求是，2024，(16).
[18]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N].人民日报，2020-10-16(1).
[1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0]程恩富，陈健.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当代经济研究，2023，(12).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2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3-12-13(1).
[2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4]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3-11-01(1).
[25]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12-27(2).
[26] 李玲，江宇.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经济导刊，2014，(4).
[27]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2).
（作者简介：程恩富，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罗玉辉，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作者：程恩富 罗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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