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南方”蓬勃发展并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以及加快现代化进程，仍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的紧迫性任务，这也使得各国之间加强发展理念交流互鉴变得极为重要。不久前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中非智库论坛第十三届会议围绕“深化全球发展合作”达成共识，强调加强文明对话而非文明冲突，支持各国走符合自身发展要求、具备各自文明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等，就是这方面的一次成功尝试。以中国和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成员深化发展合作，很大程度上也是美西方长期在非西方世界强推“新自由主义”模式失败的必然结果，这对中非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具有重大意义。
回顾历史，20世纪80年代美西方主导和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给非洲带来近乎灾难性的影响。当时，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为主要推动者的一场全盘自由化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之后苏联解体和“华盛顿共识”的推进，又进一步深化了英美等国对所谓“新自由主义全面战胜政府干预”的认知，并使其逐步成为世界主流经济思潮和政策范式。非洲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经济危机正好为美西方干预非洲发展提供了机会，它们随即给非洲开出以市场化、私有化、资本自由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药方，“新自由主义”在非洲逐步从最初的理论设想变成现实层面的政策架构。但伴随这个过程，1980—1997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下降1%。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范式的结构调整导致非洲背上沉重债务，非洲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不断下降。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承认，尽管发达工业国家在双边和多边援助上花费大量资金，但从非洲流向发达工业国家的资本大于工业国家向非洲国家提供的援助。
从现实看，当下的新一轮“新自由主义”改革正使非洲面临新的更大困境。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4—2015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新冠肺炎疫情、西方主要经济体加息等接踵而至的影响下，非洲一些国家的经济深陷泥潭。为了获得美西方主导下的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加速外资引进，包括尼日利亚、埃及、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地区大国在内的非洲经济体纷纷加速以“新自由主义”为底色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广泛涉及农业、电力、能源矿产资源、基建、交通运输以及金融等关系国内民生的重要领域。但相关改革迄今为止大都未能换来经济形势的明显好转，一些国家以私有化为主要手段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被迫取消。
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充分反映出美西方长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仅未能给非洲带来真正的发展，反而使非洲经济更加脆弱，人民生活更加困难。为了给资本进入创造美西方要求的所谓“利好环境”，非洲一些国家政府治理经济及金融的功能被大幅压缩，甚至导致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被国际资本“俘获”，无法为市场良性运行提供基本支撑和保障。最终结果，就是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美欧垄断资本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手段，大量侵占非洲发展成果。
以“达累斯萨拉姆共识”为代表，中非针对当前“全球南方”及世界普遍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探索共同解决方案，并体现出对“华盛顿共识”及其意识形态的超越。“达累斯萨拉姆共识”在价值观念上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美西方试图以所谓“普世价值”垄断人类发展及文明互鉴话语权的霸道行径，真正做到尊重文化和文明多样性；在核心理念上，突出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超越美西方从本国优先出发，将别国规锁到产业链供应链低端，只许自己做大、不让别人发展的独赢思维；在全球治理上，倡导有序平等的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全球化，代表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诉求，超越美国从“世界宪兵”“经济霸权”的伪全球化到“脱钩断链”“筑墙设垒”的逆全球化操作；在经济理论上，以国际公认的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路径，超越美西方从鼓吹“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到将经贸合作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等做法；在意识形态上，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保护人的生存发展权等，找回发展的核心价值，超越美国将“民主、自由、人权”等作为霸权工具的逻辑和实践；甚至在提出“共识”的方式上，也是中非共商共建共享，体现真正的主权平等和相互尊重，超越美国学界动辄借助拉美“翘板”推销理念或政界发表政策宣示的“一言堂”“教师爷”做派。
可以预见的是，中非在超越美西方“新自由主义”基础上探求发展新路的每一小步尝试，都将鼓舞和推动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追求思想观念独立以及探索自身特色现代化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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