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把现代西方经济学称为现代庸俗经济神学，是因为在其学术体系中，一切都拘泥于神圣的基本教义，而不论这种教义是多么地违背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多么地不合逻辑。现代庸俗经济神学也像西方传统神学那样，借用数学工具给自己裹上了一层神秘的、思辨的伪装。
我能够写出这本《微观经济学批判》，取得今天的成绩，既有一定的偶然性，又有一定的必然性。我大学本科是学概率统计的。毕业的时候，我就相信会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做出一些成绩，但没有想到自己会搞经济学的研究。我一直认为，财富是生产出来的，而经济学不过是解决财富的分配问题的。没有生产，哪来分配？因此我一直对生产过程更感兴趣，而对后来逐步热门的经济学兴趣不大。所以考研的时候，我仍然选择了概率统计这个专业，但不是在北京大学，而是在厦门大学，因为我现在的爱人当时在厦门。
没想到的是，我的数学系硕士导师对信息论和信息经济学的问题一直都比较感兴趣。有一天，他拿了一篇英文文献找我和我师弟，让我们看一看。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阿罗的一篇1971年的文章，其中提到信息的需求价格的求解问题。我的导师说，这个问题在文章中未能得到解决，而他从1988年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检索了大量文献，直到他把文献拿给我们看的1996年，跟踪了8年时间，也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当时的学习方式是，每周我和我师弟轮流汇报交流一篇英文的专业文献的学习和研究体会。这篇文章是我师弟先看的，等到两周后由我来汇报时，我把这个拖了25年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解决，让我感到，原来西方的经济学大师的数学水平不过如此。在数学领域我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但如果转入经济学界，我至少可以与这些大师们平起平坐，无需仰视他们。恰好这时有个机会，我就转行成为了金融学专业的博士生。这就是我在经济学上取得成果的偶然性。
但为什么说又有一定的必然性呢?我当年上北大的时候，北大的校训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而北大人为人所诟病的地方之一是只喜欢批判。其实，只要你照着北大的校训去做，能够做到或接近做到“严谨”和“求实”，自然就会发现别人的不严谨和不求实之处，自然就会具有批判精神，而有了批判精神，要创新也就不难了，因为批判者已经知道突破口在哪里了。这样说来，一个严谨求实的北大人想要不取得成绩也是很困难的。有个统计学家曾经跟我说，你写那两本书会得罪人的，在经济学界会干不下去的。我说，那我就跟你搞统计好了，而且我还可以搞医学，在其它领域，我也不是不能取得突出成绩的，这是必然的。
我今天讲座的主题是，经济科学还是经济神学——这是一个问题。这是套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主题，还是从我从事经济学学习和研究讲起。
由于本科和硕士阶段的专业都不是经济学，我感到自己的底子比较薄，所以在攻读博士学位时，一方面补一些硕士阶段的核心课程，强化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另一方面，我决定看一看马克思的《资本论》。我的导师知道我看《资本论》时，对我说它早就过时了，要我跟踪阅读最新的西方经济学文献。但我从25年前那个问题的解决上看到，西方经济学一些早期的东西并未得到解决，如果基础不牢，楼盖得再高，也会轰然倒塌。于是，我还是坚持把《资本论》三卷看了一遍，结果发现，西方经济学里非常推崇的东西，早就被马克思批得体无完肤了。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西方经济学就已经过时了，而现在它不过借助了一下数学的包装，就又显得像新的一样。这样的包装，让学数学出身的我感到十分亲切，而且也正是因为经济学中用了大量的数学，才使得我的博士生导师考虑招我这样数学基础比较好的学生来捧金融学的饭碗，但是，在数学基本功比较扎实的我面前，这些包装就像皇帝的新衣一般。
但是，既然导师不是很喜欢《资本论》的主张，我也不想发生正面冲突。我就考虑选一个避开意识形态的选题来做博士论文，以免被迫批判西方经济学浓烈的意识形态。当时，我接触了一个称为资本结构无关论的理论。这个理论以两个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出者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的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命名，称为MM理论，是财务管理和金融学必讲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大意是，企业的价值是由其经营收入决定的，而与其资本结构即负债率无关。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打过一个比喻：“按照莫迪利安尼——米勒的意思，我们可以把厂商比作一个馅饼，债券持有者和股票持有者得到不同大小的馅饼块；但是整个馅饼的大小，也就是厂商的实际价值，却完全不会受到馅饼分割方式的影响。公司的融资结构只影响由谁获得公司赚得的美元，即这个利润馅饼如何被分割以及谁承担厂商的风险，仅此而已。”
因为与当时认为资本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之间存在一定内在关系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这个理论一提出来，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近三十年的争论后，这一理论开始盛行于西方财务学界，并逐渐确立了它在学术界的主流地位，被视为现代理财理论的奠基之作。然而如果我们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与人们的实践不符合，不能为人们的实践所证实或部分证实的理论都是不正确的。尽管MM理论早已为西方学术界所公认，并在课堂上广为传授，但当初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即该理论与人们的现实感受相距甚远的事实，却并没有被消除。
我一接触这个理论就觉得有些别扭。在我看来，尽管馅饼块看上去都一样，但利润看上去却不那么一样：同样是厂商赚得的美元，有的美元上附带着风险，有的则没有或附带的风险少一些。因此，这些美元是不同的，所以馅饼的比喻其实并不合适。我后来想到可以用部分拌有辣椒油的饭团来比喻。其中，辣椒油代表风险，怕吃辣的人代表厌恶风险的债券持有者，喜吃辣的人代表愿意承担风险以期获得高收益的股票持有者。如果饭团的分配方式合适，怕吃辣的人吃到未拌有辣椒油的部分，而喜吃辣的人吃到拌有辣椒油的部分，则皆大欢喜，所有的饭团将被消费掉。但是，如果饭团的分配方式不合适，怕吃辣的人所分配到的饭团中混有拌有辣椒油的部分饭团，那么，怕吃辣的人会剔除掉这些饭团，从而最终实际消费掉的饭团数量要比前一种情形来得少。因此，饭团的分配方式与实际的饭团消费量有直接的关系；同样，资本结构也与企业的实际价值存在着相应的关系，资本结构不是无关的。
但是，MM理论是经过数学论证的，它的问题在哪里呢?经过一番思考，我终于发现它的缺陷之处，在于该理论要证明的结论就像是“一个人可以把自己举起来”，而它论证的逻辑是，假定有两个你，其中的一个你当然可以把另一个你举起来——但问题是只有一个你。
这时，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到厦门大学做讲座，他讲的正是基于资本结构无关论的一个成果。我跟他说，MM理论是错的，他却说，MM理论错不错没关系，因为还有其它人做了补充证明。我当时就有些生气了，做学问可以这样不严谨吗?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国外的“学术传统”。一个海外华人学者跟我说，他曾问过一位国外某一流经济学期刊的编辑，说某某的论文中的论证是错的，你为什么还发表?那个编辑说，他的结论是对的，推论错了不要紧，会有人给出正确的推论的。但问题是，如果一篇论文的推论是错的，凭什么认为它的结论是对的呢？
与那个编辑不同，我听了清华大学教授的那番话之后，就决定去把资本结构无关论的其它理论找出来，一一加以批驳。尽管当时我还没有见过这些证明，但是既然第一个证明就不成立，那么，后面的证明同样存在不成立的可能性。这时，我想到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而无关论则强调事物之间是相互孤立的。因此，仅凭对唯物辩证法的信心，我当时就认定，所有的无关论都是错误的。那些所谓的证明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成立的，问题只在于尚没有发现其中的缺陷而已。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自然证明了我的论断，而这些批驳的内容也就成了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回北大后，我将博士论文扩展成了一本书，考虑出版社销售上的方便，给它起了一个具有冲击性的书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我把这本书送给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些同事后，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也遭到一些人的否定。欢迎的，主要是些年轻教员；否定的，主要是些中老年教员，尤其是中年的“海归派”。但据我所知否定的理由，仅在于书名而已，没有人能够证明我对资本结构无关论的批评存在逻辑上的错误，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在逻辑上捍卫资本结构无关论。
其实，从博士论文到第一本书，我都遇到了一种批评的障碍，明明是真理，却得不到赞同；明明是谬误，却得到追捧，即便是在北大，也是如此。这时我看了一本书，才明白其中的原由。这本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书中指出，“只有那些已经接受经济学当前的缺陷的人，才能取得作为这个学科的成员的资格，这些缺陷包括它的非科学的认识方法和未经经验证实的整个思想。因此，它有助于保证以经济学专业为代表的社会系统，能够原原本本地再生出自身。”该书还指出，“如果你的研究表明你的同行或上级是些误入歧途的傻瓜，那么你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人的敌视。与主流经济学家观念中的经济学家不一致的经济学家处于一种被扫地出门的巨大危险之中，因为他们的观点被认为是无用的垃圾，而这些经济学家则会发现自己毫无用武之地。”既然我的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要表明我在光华管理学院的某些同行或上级是些误入歧途的傻瓜，那么，我就像哈姆雷特那样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对他来说，是选择生存还是选择死亡；对我来说，则是选择经济科学还是选择经济神学。也就是说，我要么放弃自己的研究结果，为五斗米——也是五斗金米——而折腰，要么就知趣地选择离开。我选择了后者，也就是选择了经济科学。
马克思早就说过，“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他选择了牺牲自我去追求自由的科学研究，那么，我觉得我今天没有理由在这一点上落后于前辈们。
其实，人这一生是很短暂的。吃喝嫖赌是过一生，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做些有意义的工作，即使辛苦一点，也是过一生。你可以为了锦衣美食，为了房子车子，为了资本家的课题费，像妓女出卖肉体一样，出卖自己的灵魂，辛辛苦苦地搞一堆自欺欺人的垃圾成果。但如果这样做，你这辈子就白活了，这世上多你一个，还不如多一个野生动物对环境更有益处。当然，你有做这种选择的自由，但我不会那样做。我在《微观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指出，“是做一个开辟经得起时间和逻辑考验的经济科学道路的时势英雄，还是做一个现代庸俗经济神学的虚伪的信徒以便向国际垄断资本势力献媚，是值得每一个处于这一学术领域中的有志中国青年慎重抉择的。”
我之所以把现代西方经济学称为现代庸俗经济神学，是因为在其学术体系中，一切都拘泥于神圣的基本教义，而不论这种教义是多么地违背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多么地不合逻辑。现代庸俗经济神学也像西方传统神学那样，借用数学工具给自己裹上了一层神秘的、思辨的伪装；不过，现代庸俗经济神学对数学工具的运用却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传统神学：第一个区别是，传统神学中用数学包装的地心说理论由于与现实不符而最终破产并被抛弃，而现代庸俗经济神学中用数学包装的理论即使明显地违背现实却仍然没有被抛弃，反而要指责与其神学理论不一致的现实；第二个区别是，传统神学对数学的运用在数理逻辑上是相当严密的，仅仅是因为与现实不符才不得不被抛弃；而现代庸俗经济神学中的数学运用得不仅与现实不符，它本身就不符合数理逻辑。正是这两个区别，使得现代庸俗经济神学不同于传统神学而更具有邪教的性质。
说西方经济学与现实不符，可能一些人还能够理解，但说它不符合逻辑，可能有很多人就不理解了。有人说，西方经济学不是用了大量的数学推导么?难道还会有什么问题?其实问题恰恰就在于此，西方经济学不是在运用数学，而是在糟蹋数学，这一点在我的两本书中都有大量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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