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主流，西方经济学还是政治经济学？
——高校经济学教学本末倒置现象亟待改变
【内容摘要】国内高校经济学人才培养存在本末倒置现象，如何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中的主导地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并未形成明确思路；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课程设置中，政治经济学至今缺位。两相叠加，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情况没有改变；高校经济学科存在“自我复制的人才陷阱”。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以理论经济学研究生培养方向为突破口，纠正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个二级学科并重的现行规定，明确理论经济学的培养目标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才，以此为标准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二是要以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工程为契机，调整经济类本科专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课程设置，增加政治经济学课时份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系统性；三是采取引导和激励措施，尽快解决政治经济学师资短缺和教学质量较低问题。
一、高校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现状尚未改变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时隔八年，2023年7月2日，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进一步强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但是，在此八年中，国内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进展迟缓，特别在人才培养方面尚未出现明显改观。一方面，经济学科人才培养存在本末倒置现象，恢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高校经济学科中的主导地位至今并未形成明确思路；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课程设置中，政治经济学至今仍然缺位。两相叠加，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情况并未有根本性改变。这对“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业已形成、并将继续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长此以往，我们担心，高校经济学科的马克思主义主阵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将难以恢复。
高校经济学科的人才培养存在严重的本末倒置。每年毕业生中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才比例极小，无法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高校的经济学科讲授两种范式的经济学，即新古典主义主导的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种经济学在基本原理和方法上根本不同，新古典经济学信奉个体主义方法论，以理性个人主义为前提性假设，运用“一般均衡”模型证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坚持私有制市场经济天然合理的教条，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立。青年学生一旦接受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教条，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就会产生“天然”的怀疑和拒斥，在这种理论前提下学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充其量也只能触及皮毛，而不可能领悟真谛。因此，高校培养的经济学人才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能用其观察和分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才。这部分人有较强理论兴趣和独立思考能力，如能有更多接触实际将会有较好发展潜力，但这类人数量太少，估计占比不足一成。另一种是接受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用其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西方经济学人才。即使剔除一部分游离于两种经济范式之间的人，这一类学生也占每年经济类专业毕业生的大多数。两种经济学人才的培养比例存在极大差距。目前，多数学校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招生困难，报考人数不足，很大一部分招生指标只能依靠报考其他专业的“调剂生”完成，生源质量堪忧。这意味着，高校经济学人才培养本末倒置的状况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二、高校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一）经济学科的课程设置不合理
高校财经类本科生政治经济学课时被严重压缩，绝大多数学校只开3-4学分，已不再开设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课程。这样的课程安排根本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性教学。西方经济学教学则占用了绝大多数教学资源，仅核心基础课程就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和中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等，按每门课程3-4学分计算，是政治经济学学分数的6倍甚至更多。而且，大部分应用经济学课程已经与“国际接轨”，许多教材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材的翻版。自2015年以来，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太大变化。以至于学生感觉孤零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后续课程没有关联，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可有可无。认为政治经济学太难（这与课时量太少、不可能完整系统讲授直接相关）并且没有实际用处，是高校经济类专业多数学生的普遍认知。有学者近期在大学生中做过问卷调查，结果与我们的判断基本一致。教育部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新近做出规定：在评审推荐国家一流本科专业时，把是否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作为重要评价指标。这从反面说明，不符合这一“最低标准”的本科专业为数不少。
（二）经济学教师队伍的结构不合理
国内经济学科教师队伍也可以按教学与研究中运用经济学范式不同而分为两类：一类是主要运用西方经济学范式进行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他们在经济类院系占大多数。其中一部分人是真诚而严肃的经济学人，他们在长期的学习和研究生涯中经过深思熟虑而选择了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范式，依循个体主义方法论，坚信私有制市场经济天然合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采取否定态度，有鲜明的学术立场。这部分人的学术“战斗力”较强，而且往往在学校占有重要职位，不论在政治上作何表态，他们在学术上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对手。更多年轻学者则是在国内、国际大环境下“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现代经济学”，因知识结构的“路径依赖”，加上学校内外环境在论文发表、职称评定等现实利益上的诱导，而选择了新古典主义。引用一位颇有建树的中青年学者“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奖感言中的话，可以说明这个大多数的共同心态：“近20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全面市场化，伴随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国际化，学术型研究取得了跨越式发展，现代经济学（即“西方主流经济学”——引者注）的思维模式和科学方法已经成为各个年龄段经济学家的共同语言和主要研究手段。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完成学术语言的转型，这是全体中国经济学家值得自豪的成就”。在这部分人看来，建立独立于“现代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是不可能的，中国经济学所能做的事情只是“在认同现代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运用其具体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按此推论，中国人甚至都不需要研究理论经济学，而只需要运用现代经济学“具体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应用经济学。
高校教学与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教师许多年前已经是“少数派”；近年来虽然比例略有回升，但在学科建设、教学管理和科研评价中的话语权没有明显提升。高校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严重老化，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且还在继续流失。高岭等人的调查研究结论与我们的观察完全一致。许多学校虽然开设少量政治经济学课程，却没有合适的教师。一些被安排授课的老师深受西方经济学范式洗脑，根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学校的政治经济学老师反映：讲《资本论》讲的很是压抑。听课的学生告诉她，您这里讲《资本论》如何如何科学，而同一个专业的另一位老师却在隔壁课堂上大肆批判《资本论》如何如何荒谬。
教师队伍是关键，它直接影响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质量，引导着学生的学习志趣；其构成比例决定了经济类学术期刊不同范式论文的引用频次，影响期刊选择标准，影响各级教授委员会和学科指导委员会的构成等，进而对青年教师的发展具有导向性。教与学两个方面是互为前提的。毕竟教师的来源主要是高校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这就形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人才短缺的自我循环，一个后继乏人的“人才陷阱”；倘若任其自然发展，恐怕再有八年时间也难以改变。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在经济学教学中，不能食洋不化，还要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不能被边缘化。”按照高校目前的节奏，总书记的这一期望，不知何时才能实现。
三、应当如何正确评价与合理对待西方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资产阶级意志形态。它研究供求矛盾、均衡价格为主线的市场现象，而拒绝探究现象背后的本质关系（价值关系和阶级关系）。这种理论范式立足于个体主义方法论，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建立市场一般均衡模型，定义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证明私有制市场经济天生和谐、天然合理。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的内核，圈内将此称作“我们的参照系”，它甚至可视作全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之一。这种观念与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冲突，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底层逻辑上是根本对立的。作为资产阶级主流经济理论，它在上百年时间里培养、动员和组织了成千上万的知识精英，在理论硬核的修补完善和外围保护层的巩固、加厚方面积淀了大量成果。新古典经济学特别关注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利用“边际”“弹性”“均衡”“帕累托效率”等标志性概念，将理论的数理化运用推进到当今世界所有经济学流派的前面。百余年来，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在全球范围建立了学术霸权，以至于能够大言不惭地将自己称作“现代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市场现象的运动规律中有其合理成分。它的理性个人主义假设与市场经济中人们“彼此作为外人看待”的基本关系大体吻合；它的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也与市场经济“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的总体格局相对应，因此在市场经济的具体管理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要引进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使其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新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它在外围保护层上的许多新进展并非一无是处，它对市场现象的规律性总结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中还具有应用价值，这已经被中国实践所证明。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新古典经济学的硬核从未被真正触动，那个关于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最优状态的“参照系”仍在那里，那个证明其合理性的理论逻辑还在那里。私有制市场经济天然合理的教条是这个理论底层逻辑中不可动摇的核心。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理论成果的确可以相互借鉴，但二者研究纲领的硬核绝没有调和的余地。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上层建筑”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沙滩之上，它可以被隐藏，但不会自行消失。没有这个“参照系”，所谓“现代经济学”大厦将会坍塌。“现代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对我国高校几十年来培养的大量西方经济学人才（包括用西方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应用经济学人才）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有风吹草动，这种大范围高层次人群的潜意识就有可能酿成巨大的社会风险。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下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体、中国高校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主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硬核在透过市场现象发现的本质关系——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仍然适用；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理论，证明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相比于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不仅更加公平，也更有效率。这是从西方经济学硬核出发不可能推导出来的结论。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用，但前提是，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批判性地吸收与选择性地应用。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是中国经济学人的必修课。
要辩证看待高校经济学类教材建设长期存在的问题，它与课程设置状况是相互纠缠相互影响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原有的以计划经济实践为依据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包括各种应用经济学教材不适应实际需要，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教材作为应急品被大量引入有其合理性，而且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的确需要借鉴其中的有益成果。但其后高校经济学转型矫枉过正，使得这些应急品反客为主。由此导致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的变化，使得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材建设在一段时间里失去动力，既不见自上而下的督促，也鲜有来自一线的需求。此次启动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工程有望使情况好转，但由于学术研究滞后，以及人才短缺等原因，要真正在教学一线发挥作用，还需要做相当艰巨的工作。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现状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人才培养也存在政治经济学缺位现象。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政治经济学课程含量过低，以至于多数学生（包括研究生）不能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完整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但是，思政本科专业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生专业很少开设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些“必修课”，也没有给《资本论》研读足够的课时量，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弱化，甚至虚化的趋势。这是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课程设置的根本性缺陷。一些知名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面对这一现实不思改变，却学瓦尔拉斯的腔调辩称：《资本论》不是“纯粹经济学”，而只是经济哲学，似乎经济学一旦接触市场现象背后的本质关系便就不再“纯粹”。据此，马克思主义学院可以用经济哲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而经济学院也可以合乎情理地将不是“纯粹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扫地出门了。
从教学管理的实际情况看，当前多数马克思主义学院不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直接原因仍然是“师资队伍跟不上”。显然，这里同样存在自我复制的“人才陷阱”。根据我们的观察，全国大多数高等院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都没有给政治经济学专业足够支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作为普通学科对待，没有深刻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资本论》这部政治经济学巨著是马克思耗费毕生心血的伟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和灵魂所在。在没有清醒认识的情况下，容易把政治经济学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相关学科”并列对待，而不能深刻理解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特殊重要性。二是有些马院领导认为政治经济学属于经济类，是实践类较强的学科，不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在核心课程范围之类；三是西方经济学主导的价值评价体系中，政治经济学被贴上了“观点极端”“中看不中用”“面对现实问题束手无策”等负面标签。此类错误评价渗透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内部，致使坚守政治经济学阵地的学者，在项目申报、奖项评选及论文发表受到无形的歧视，不得不转移阵地。这进一步加深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经济学人才短缺的循环陷阱。
五、立足现实强化政治经济学建设的相关建议
由于教师队伍的沉淀及教学管理的惯性，改变人才培养结构不可能一蹴而就。根据当前实际，我们向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以教材建设为抓手，以课程调整为突破口，师资队伍建设长短期相结合，尽快改变现状的几点建议：
（一）提高经济类本科专业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系统性，使课程调整与教材建设相互促进，加快改革进度。
以中国经济学教材编写和使用为契机，调整经济类本科专业课程设置，大幅度增加政治经济学及相关课程。首先，尽快修改经济学教学质量指导文件，明确规定，经济学本科专业至少应开设政治经济学原理、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议将此纳入后续的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门主修课，以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系统性。其他经济类本科专业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也要相应增加。可以在课时总量不变前提下，通过适当压缩西方经济学课时来实现这一课程表的微调。这是一个渐进过程，不需要等待新教材的正式出版，利用既有教材立即启动，再在实践中逐步完善是完全可行的；不能将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的困难当作拖延改变的借口。随着中国经济学教材编写工作陆续完成，要持续地调整经济类各专业的课程设置，加快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导下的中国化时代化步伐。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不应简单地以“国际接轨”为目标，毕竟中国式现代化所需人才与西方式现代化不同。随着中国经济学教材的逐步推出，经济学教学中引进、翻版的外国教材应当逐步退出。像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这样的课程，也应当使用我们自己编写的教材，而不应两种教材并用。
（二）以端正理论经济学学科培养方向为突破口，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培养目标，统一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首先从调整理论经济学学科培养方向着手，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生培养目标抓起，也就是从经济学师资的源头抓起，明确国内高校理论经济学的培养目标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才。1993年国务院学位办决定设立西方经济学硕士和博士点，教育部正式把西方经济学增设为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实际上是确立了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所谓“主流”地位，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教学；还没有哪一种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的学术流派能在我国高校学科设置中获此殊荣），为此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高校教学中主辅位置的颠倒打开了方便之门。经过30年的演变，西方经济学在我国高校的经济学科中也已经成为“主流”。要扭转局面还需从顶层制度着手。取消西方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让它像其他经济学流派一样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下发挥作用便是当务之急。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应当在教学文件中明确规定，所有二级学科（包括西方经济学）要统一开设系统的中、高级政治经济学课程。所有二级学科的硕士研究生要开设中级政治经济学、中级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有理论经济学的博士研究生也都要研修高级政治经济学课程，包括《资本论》研读、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前沿理论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级教程。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才为目标，开设的课程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体。理论经济学研究生有必要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但这门课程不仅总量要压缩，还应配以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批判性内容。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课程，就其基本内容而言应该是中性的，但随着基础理论主辅关系的换位，这些课程的内容也应当作相应调整，增加数理政治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中应用的内容。我们不排斥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主张学生应当全面了解西方经济学各主要流派的原理和方法，但认为西方经济学专业也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导下设置课程，而不应该一味地追求与美国高校的经济学教学接轨。
（二）我们建议理论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人员构成按照需求侧、任务端导向进行调整，确保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的专家在委员会中占多数。
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应当以需求侧、任务端为导向，社会科学的教学指导委员会至少应当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及高校自身等四方面的相关专家组成；目前以高校单方面组织专家委员会的方法强化了一些专业“自我复制的人才陷阱”，许多事情依赖目前结构失衡的专家队伍是很难做成的。一个例证是，第一批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中仍然有若干按西方主流经济学底层逻辑构建的教材立项。这自然是专家组投票的结果，但这样的结果并不合适。若要扭转形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民主和集中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
教育部经济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既要明确政治站位，还要有国际视野。应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全球范围内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压倒优势；相对于国内人才需求，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才才是真正的短板、急切的需要，而且是靠“引进、消化、吸收”解决不了的“卡脖子”问题。共产党领导的高等学府、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学专业，应当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更多资源，花费更大力气去满足这个党和国家对人才的迫切需要。严峻的情势不允许我们急事缓行。理论经济学不应盲目强调与国际接轨，既要讲“专家民主决策”，也需落实全过程全方位民主，毕竟涉及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涉及经济学后续人才的布局。我们高度认同孟捷教授的观点：“知识治理的根本任务，是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对两种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生产以及这一生产所依赖的权力关系加以调节，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再生产。”相比而言，照顾西方经济学教师的工作量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技术性问题。我们主张压缩而不是取消西方经济学课程，工作量的调整幅度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上世纪90年代，许多政治经济学的老教师都经历过“转岗”过程，他们能做到的，今天更年轻的一代应该也能够做到。
（四）加大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学中的份量。
要逐步加开足够课时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以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毕业生（特别是研究生）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整体性。从目前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资源投入强度和扩张速度看，这一措施不仅对提高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学与研究质量具有决定性影响，而且对充实优化经济类专业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也能够起到、应当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五）正视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师资凋零的现实，采取刻不容缓的手段，解决政治经济学师资短缺和教学质量粗糙问题。
鼓励更多经济学专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研究生（特别是985高校的博士生）毕业后到高校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引导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通过重读《资本论》提升业务能力；提倡开办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培训班或研习班，帮助教师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等等。对政治经济学教师学术能力的评价标准，也应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做适当调整，例如，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期刊的评级；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期刊增加政治经济学发稿比重；分开计算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引用频次并分别排序等。
（作者：荣兆梓：安徽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德亚：安徽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罗玉辉：安徽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原载“PECC”，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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