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繁花》给我的印象，是一部以上世纪30年代《啼笑因缘》[1]或后来跟风的港式影视范式的，老套情感纠葛外衣为伪装的，缀以繁花丛中叽喳吵闹市井小女人感情纠葛俗套为伪装的，在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推动下，资本苍龙成功肆虐中国经济领域的编年史。这个故事的主体实际上到第24集左右，黄河路金美林的老板跳楼时就应该算是结束了。24集以后其实是个“假尾巴”，至于这个狗尾续貂的“假尾巴”的功能当然自有他的用处，在此不论。
笔者看过几集后，一开始就怀疑“茅盾文学奖”不大可能颁给这样的题材的长篇小说。因为我们这一代是看茅盾的《子夜》等作品长大的，茅盾先生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于是找了《繁花》小说一看，发现小说与影视剧根本不是一回事。影视剧完全是一个“贴牌”的假货，连“高仿”都谈不上。
因此我们在谈《繁花》的时候要区别是“小说”还是“电视剧”的定义。因为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繁花》与电视剧的《繁花》，除个别有名字外基本上毫无关系。我个人感觉，这部电视剧其实是“影视资本投资人“借尸还魂”的把戏”。严格地来说，这部电视剧《繁花》连尸没有借，它仿佛是一个破落贵族顶了一个新科状元的桂冠，虽然不时出肘露腚依稀还带有旧时的风采。
影视剧只借了茅盾文学奖小说《繁花》这个名头，以其中几个人物的名字的移花接木的赝品。从影视的结构上看也没有跳出《啼笑因缘》的套子。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香港多家电影公司先后6次将《啼笑因缘》这部小说搬上银幕。影视剧的《繁花》正是这种老套的翻版。
而小说版的《繁花》根本不是这个套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编剧并非正主，而是一个代言资本意图的港式写手。不知道这种“借壳上市、移花接木抑或借尸还魂”的“套牌”文学作品，是不是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文坛大行其道？如果说这种杂糅多个东东的串串烧桥段，在影视作品中应该有一席地位的话，那么，把那么多与原著毫无关系的内容掺假其中，还能冠冕堂皇地顶着“茅盾文学奖”的头衔吗？没有这个头衔，任你穿串百十个桥段或许也无妨。如果说这个编剧不是别人而是他金某人，显然这个“茅盾文学奖”就得收回或宣布无效、撤销，还应该追究给这部影视剧发“准生证”的有关部门。
因为在得奖的小说《繁花》中的汪小姐并不是什么外贸公司的职员。整个小说《繁花》关于“股票”二字仅仅出现过三次，还都是人物闲谈中打趣的口气谈到股票。爷叔这名字在34万字的《繁花》中只出现过39次并且与“提蓝桥”无涉，与股市无涉。这个爷叔在小说中不但不是所谓“宝总”的师爷，而只是一个住在旧式二楼上的一个猥琐的老头：“二楼爷叔，以前经常跟我讲黄色故事，有次讲一个古代寡妇，一辈子不改嫁，皇帝就送牌楼表扬。有个老太，十六岁死男人，守到八十四岁过世，雄鸡雄狗不看一眼，只想皇帝送牌楼。”（上海文艺出版社《繁花》2013年3月第1版第17章219页）
过去一段时间，香港一些导演们根本不把历史、不把经典放在眼里，毫无底线地作天马行空的演绎。这个借尸还魂的影视版《繁花》讲的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与这个得奖小说毫无关系的故事，但是却骇然在片头戴上“茅盾文学奖”的桂冠。这样真的能行吗？这个胆子也太肥了些吧！
影视剧《繁花》中演绎的爷叔，是一个20世纪30年代上海洋场玩股票且有长包房的，从“提篮桥”监狱出来的旧社会“股市掮客”（中国旧社会蒋介石曾经在上海滩的那个股票市场，在1949年就取缔了）。这个不知什么原因被关进“提篮桥”监狱的爷叔，带一个徒弟阿宝重新驰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改革开放时期上海滩。
深究一下这个故事的结构，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完全是以张恨水《啼笑姻缘》一男三女情感纠葛老套的叙事结构范式，及导演过往的“一男三女，四散离合”俗套为伪装的假象。明眼人剥开《繁花》掩映的喧嚣市井闹剧，实际上是采用一明一暗的两条线相互掩饰在改革开放初期，以“麒麟会”“深圳帮”资本苍龙悄然渗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公然窃夺公有制经济创造的成果的胜利的喜悦，来炫濯[2]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成功的编年史。显然，电视剧《繁花》剧本，本应是一个出不了世的我们不知名的东东来寄生在“茅盾文学奖”的外壳之下，而资本投资人又按捺不住轻松收割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本的喜悦而下的大注。这或许才是电视剧投资人的初始动因。
影视剧《繁花》在“深圳帮”操纵“瀛州实业”601股时，出现了两个呆头呆脑的“刑侦”人员，在毫无证据，毫无铺垫的情况下“刑拘”李李及“深圳帮”的强慕杰。如果不是为了嘲弄“刑侦”的意思，完全可以从那些可有可无的闹剧中，分出哪怕是一秒，表明“刑侦”介入的原因。比如有人跳楼了，有人破产了，有人家破人亡了，哪怕是牵强的小江西晕过去影响了治安等等，至少要与“刑侦”有点关系的。哪怕是牵强的，观众都知道“刑侦”介入的原因。现在这种叙事方式，达到的效果就是中国的“刑侦”太不专业。引导观众从 “人权”“无故随意强制人身自由”的方面去理解，结果又不了了之的不专业的（或许还暗示、递刀境外势力对中国刑侦在人权上的口实）方面的深里去理解。问题是中国的“刑侦”曾经有过这样的不专业吗？
我们说影视只是现实生活的投射，无论其中故事如何脱离实际，如何奇巧怪异，终究是虚幻的白日幻象。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影视资本投资人的偏好及意图。他们拍这个影视剧并非要把茅盾文学奖那部作品搬上电视屏幕以飨观众那么简单。这些投资人除了要表现按捺不住的得意，还不忘对中国的“刑侦”作一番嘲笑和讥讽。从某种意义上说，导演和编剧只是幕后资本的提线木偶。据说影视剧《繁花》有过多次修改，显然不是资本代理人不满意，那就一定是审查通不过。文学作品不过是现实过往生活中各种事象的投射。我们无论对文学作品作什么批判，我们挑战的只是幕后资本的幻影。
很多人看了《繁花》，认为这种炫耀和按捺不住的窃喜对我们普罗大众而言，正应了我们在上山下乡时农村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猪尿包打人，伤不了人却是很气人。”不过它的出现，给了我们重提“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给中国公有制经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话题。是时候一次性而不是碎片化地全面揭露“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对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破坏的灾难性恶果的时候了。
一、由《繁花》引发的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记忆
王家卫导演的《繁花》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有意无意揭开了一段“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给中国经济造成致命性的血淋淋的伤疤的历史时段。1985年至1995年这十年期间，也就是《繁花》的历史背景的那些年代。在当年对国营企业改革中，国营企业大面积地倒闭、破产，工人下岗各种辛酸的过往五味杂陈的思绪立即浮上心头。我们虽然只是基层的普通党员，是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哨兵”，与中国改革同行三十年的期间，深感“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对中国经济的戗害。特别是1985年的“拨改贷”的实施，我们曾经怀疑这不是党中央的政策。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唾弃“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新时期，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普通大众眼中，“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风光不再，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民众开始质疑以“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为画皮的、过去改革中的一些做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我省离退休老干部形势报告会上，报告人通报了党中央对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否定，以及对“华盛顿共识”的唾弃，对“华盛顿共识”中“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的管制”等方面说“不”。许多老干部热泪盈眶地认为，“我们终于等来了对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审判”！
二、党的十八大以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清算
1、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受到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到“科学发展观”之前，一直在疯狂戗害中国的公有制经济。直到党的十八大后的2014年6月3日《人民日报》权威论坛发表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风光不再”的文章，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四大罪状：“加剧贫富分化，导致需求不足，助长贪婪掠夺，积累系统风险”正式宣告了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破产。
2013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同志在《新自由主义为何卷土重来》一文中指出：“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发酵，本来已使西方道路吸引力不再，华盛顿共识[3]破产，自由主义黯然失色，但中国问题积累，经济增长降速，一些人乘机鼓吹“中等收入陷阱”的伪命题，公共知识分子推波助澜，助长了民粹主义的泛滥。于是，他们将解决中国问题的目光再次投射到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上。”
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组织了针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的批判。《人民日报》2014年6月3日23版刊发了各位专家的观点。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学者如何评价“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兴盛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
王义桅所长（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可用“三个三”概括：以“三论”——人性自私论、私有制永恒论和市场万能论为理论基石；以“三反”——反社会主义、反公有制、反国家干预为政治取向；以“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政策主张。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认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之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二是否定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集权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因此，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国家干预，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
李文副院长（时任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认为：新自由主义获得兴盛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迎合了国际垄断资本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需要。30多年来，它盛行于英美等发达国家，成为美国几任执政者的主体意识。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新自由主义更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其核心内容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述，是“快速的私有化”“快速的自由化”“快速的政府角色最小化”，无一不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基本主张。”
朱安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副教授指出：“新自由主义虽然确实在部分国家解决了高通货膨胀和利润率下降等问题，但代价是沉重的，其泛滥给许多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并最终导致了最近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一些国家迅速全面推行了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其后果是严重的经济衰退、人口灾难和民族资本被剥夺。”
弗雷德里克·博卡拉（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第十三大学教授）教授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思想体系，也是一种政治主张，它在金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提倡通过自由竞争刺激市场，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公共企业私有化。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是“自由鸡舍里的自由狐狸”，这一自由的结果是公民的民主权利以及劳动者对企业和经济的管理权被排斥。”
“新自由主义思潮”源起于1983年左右。一直延续到党的十八大以前的科学发展观时代，这条“通往奴役之路”的“卡夫丁时代”才逐步得到扭转。
三、记牢“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对我国公有制经济的重大戗害
历史似乎已经久远，国营企业当年斑斑血迹已经变得模糊。但在贵州有一群青年对这种现象感到不解。好在21世纪初，在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生部有一个贵州籍的研究生章迪诚[4]，默默地记录着这段“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肆虐共和国国营企业悲壮而辛酸的历史脚步。章迪诚先生在复旦大学做研究生时研究的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2006年在复旦大学完成、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长达90多万字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5]。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中记录了1978-2005年每年的改革历史背景、改革内容、争论焦点、收录了重要历史文献。
编年史详细从年度经济背景、基本改革思路、重要改革实践、重要理论观点、重要改革文献、重要政策法规、年度热点纪事及年度改革大事8个部分来讲述1978-2005年之间，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全过程。
2006年笔者有幸参加了由当时贵州省委书记石秀诗主持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一书的首发式。如果你读了这部书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部书需要由省委书记（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站台。
该书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王珏先生作序。我们从王珏先生作序中的“立论持中”评价可知，这部编年史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它比较客观、忠实地记录了改革开放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及当时的焦点、动态、历史文献等等。书中客观收纳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痛心疾首的重要文章观点。哪怕几百年后，历史将会对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人作出公正的判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它是一部记录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国营企业曲折发展的“流水账”，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红黑簿”。
有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我们今天才可以以此为线索揭开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重创公有制经济的“画皮”。
四、“拨改贷”是如何重创社会主义公有制国营企业的
计划经济时代1984年以前，我国国有企业问题并不严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出现重大问题始于1985年2月“拨改贷”的实施。“拨改贷”以前，指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国营企业，中国的企业是有一些问题和困难，但并不严重。我们今天很多人不知道，或并不了解为什么国营企业情况并不严重，而实行“拨改贷”后就变得严重起来了呢？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在《银行别走发达国家的老路》一文中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拨款，部分流动资金由银行贷款解决，在1983年实行银行“流动资金统管”和1985年实行固定资产投资“拨改贷”以前，问题并不严重。可在当时迫于当时的形势实行这种改变之后，无论是固定资产还是流动资金都是银行贷款，银行很多资金沉淀在国有企业中成为企业固定资产和铺底资金。资金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见《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第329页）
1985年在中国推行的“拨改贷”的国营企业的改革，在理论上是一个轻飘飘的字眼，但却是一把戗害中国国有企业的血淋淋的无情屠刀。奇怪的是迄今为止很少有经济学家提到它。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一书中，仅有一位经济学家谈及“拨改贷”问题。“拨改贷”的决策过程，谁提议的？谁拍板定下的？但是至今无人认领。99%的经济学家同时讳莫如深，仅有一位经济学家谈及这个戗害国营企业的话题。
这位经济学家谈到了1985年计划经济时代，“拨改贷”对河北石家庄国营企业戗害的情况。中国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反应是迟钝甚至是滞后的，10年后才从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
《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一书中黄鹏章教授记载：“1996年底，我与一些专家到石家庄铝厂去调查，发现了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半拉子工程。现代化的车间，但设备只有个细轧机，粗、中轧机都没有，只好通过外加工，成本很高、于贷款未还，银行已经拒绝贷款。”计划经济时代指的是1985年前，也就是说这个企业就是因“拨改贷”停摆，时间已达十多年的僵尸企业。
作者在书中回忆，“我们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写了一个报告，邹家华批道：‘这篇报告从实践中来，很有启发。建议经贸委牵头从1000个企业中选出一小批类似报告中所提的企业（市场潜力大，产品有发展前途、由于历史原因形成困难的企业)，贯彻市场导向，小步快跑，自救求利，外力帮助，填平补齐，滚动发展的原则开展工作，求得恢复活力。’此件吴邦国、王忠禹都有批示。河北省省长叶连松说：‘此研究报告对石家庄铝厂分析得比较客观，可从中得到启发，类似铝厂这样有希望、有前途，当前有困难的企业河北还有一些。在深化企业改革中应作为一个重点，本身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存量结构调整，又是搞活大中型企业需要解决的。’”（见《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第292－293页）
“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实施于1985年2月。直到1996年底还存在这样的僵尸企业，可以看出“拨改贷”这一刀使众多国营企业成了刀下鬼。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建议经贸委牵头从1000个企业中选出一批来重新处理。这说明仅河北省1984年前被“拨改贷”搞成僵企业的，已经十多年了至少也还有1000多家这样的因“拨改贷”断奶、缺血死掉的国营僵尸企业。也就是说已经死掉的尸骨无存的国营企业实际数字可能更多。“拨改贷”使众多企业破产、重组、兼并、改制，使3000多万国营企业职工下岗。
贵州省安顺地区的国营企业“贵州安顺地区制药厂”，自“拨改贷”以后国家断奶、断血以来，从1990年开始就陷入了亏损，连亏了6年，1995年就进入半停产状态，贵州省为了促进效益、盘活国有资产，决定把安顺制药厂作为试点，进行产权改革，当年安顺制药厂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821.6万元，也就作为了厂子的转让价格。
1996年10月以800万元整体转让的方式改制为“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私有制企业。到2023年其总资产达70.59亿元，根据2020胡润百富榜，贵州百灵实控人姜伟（原籍山东烟台栖霞）以120亿的身家登上贵州富豪榜首。从当初的800万，到如今的120亿回报率是1500倍。其老板成了贵州省的首富。
然而今天贵州省全省的经济情况正如大家2023年底众所周知的那样，成了全国首个“公开申明无力化债务”的省。2022年债务余额达到了亿万以上。是贵州省财政收入的3.9倍。全国地方债务余额达368091亿元。这难道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巨大成就”？（见贵州省财政厅公告）
2003年全国各省的负债情况都有公开的数字。这难道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巨大成就”？是时候反思“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给中国政治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时候了。
这里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需要讨论。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是否可以私有化？医疗企业、事业单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由于医患关系的信息的不对称，我们老百姓不懂药厂、医院开出的那些花花绿绿的小药片为什么就值那么多的钱？我们之所以看病吃药是因为有政府“背书”，绝大多数人甘心情愿花钱购药，是因为有国家、党和政府的信誉，我们才相信它是真的可以治病。这样的企业怎么可以私有化呢？
医院、医药企业是无限市场的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是社会主义国家保障人民生命、生存的重要保障，是一个国家人口再生产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福利型企业。同时也是国家在战争、灾变时组织救死扶伤的中坚力量和保障。医药由于医患信息的不对称，它是以国家、党和政府信誉为基础的民生企事业，也是国家安置稳定就业的大天地。所以，必然应该是由国家独家国营的企业，也决不应该上市。上市的行为就等于“为虎作伥”替私有资本收割人民的血汗。就在前几年疫情严重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党和政府有关部门还要低声下气地去与医院、药企业一次次谈判价格问题，感到非常不解。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允许的吗？！
五、“拨改贷”后国营企业的灾难性后果
根据《中国国有企业编年史》介绍：“1984年12月14日出台了《关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拨款改为贷款的暂行规定》。1985年2月1日起，凡是由国家预算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无论企业还是事业单位，全部由基本建设拨款改为银行贷款。至此，所有国有单位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全部改为银行贷款。两个“拨改贷”以后，国有企业失去了从国家得到资金的可能性。”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企业流动资金两个“拨改贷”的推行，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是“致命的”。因为在“八五”计划以前，国有企业的融资方式单一。企业要想扩大再生产，如果没有所有者的资本金投入，也无法通过直接融资来追加资本金，只有依赖银行贷款。在这样一种体制环境下，实际上是让国有企业做无本生意。实行“拨改贷”以后，国家对国有单位新建和改扩建项目的国拨资本金比例不断减少。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占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1981年为50.26%，1985年为35.48%，1990年为21.34%，1995年为4.51%。（见章迪诚著《中国国有企业编年史》第28-29页，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1985年的2月，这一刀砍下来，在全国所有的国有资金“百舸争流”的洪流突然“一刀断流”，许多企业尚未发展起来就“胎死腹中”。“拨改贷”这一刀，有的砍在了头上，有的砍在腰上，有的砍在尾上，留下了众多的断头、断尾工程，不知道在全国浪费了多少宝贵的国有资产。
“在1980年时，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仅为18.7%，1993年上升为67.5%，而1996年全国清产核资时，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已达到71%，其中相当一批企业在扣除资产损失和潜亏挂账后，负债率大于100%另据有关资料介绍，1995年对14.8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77.05%，扣除全部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资产负债率实际高达85.15%。在全部8.79万户国有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中，负债率超过100%，已经达到资不抵债的企业有1.18万户，占总数的13.4%;负债率在80%-100%之间的企业有2.08万户，占23.6%;负债率在60%-80%的企业2.15万户，占24.4%;在39个工业行业大分类中，有11个行业的负债率在75%以上。据统计，1997年国有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负债总额是38315亿元，按当年一年期的贷款利率8.64%计算，国有企业一年需要向银行支付利息 3310亿元，相当于同期企业利润总额的7.7倍，利税总额的1.14倍。负债累累使企业陷入资金运转的困境，很多企业成为亏损企业。（见《中国国有企业编年史》第28-29页）
十年后，即1995年之后，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营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8.6倍。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的作者章迪成先生指出：“如今，还有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功过是非争论不断，改革的过程究竟是损公肥私，还是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与效率；改革的结果究竟是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还是增进了全社会、全民族的福祉，对此还有一些人存在着模糊认识。作者当然无意卷入类似的争论，更不想对这些争论妄下断语。”（《中国国有企业编年史1978-2018》第1892页）
《中国国有企业编年史》的作者章迪诚先生还尖锐地指出“拨改贷”政策的错误原因及实质：“拨改贷”政策设计者的初衷不可谓不正确，其理由似乎也很有道理，但设计者却忽略了两个根本前提。
第一，混淆了投资与借贷以及出资人与债权人的区别。资本金是企业得以生存发展、承受债务和取得负债资金的基本保障，是出资人获取企业产权的依据，是对企业负债承担有限责任的基本条件。“老板”要办企业不出本钱，让经营者自己向银行借贷。企业建成以后则要归“老板”所有，而且企业亏损了“老板”没有责任，有了利润又是“老板”的。企业既要向“老板”交纳利润，又要自己归还银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这显然没有道理。
第二，只考虑企业有偿使用资金，却没有考虑企业偿还贷款的资金来源。暂且不说因为存在投资风险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不能盈利，就是投资效益好的企业，企业缴纳55%的所得税和一定比例的调节税之后，所剩资金无几。而且连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基本条件的固定资产折旧基金，在1985年以前也还要向财政和上级主管部门上缴50%，1985年以后虽然调低到30%，但留下的70%折旧仍然要上缴“两金”（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企业所得税率由55%下调到33%是到了1994年以后才有的事情；企业上缴“两金”，一直到1997年才完全停止。过重的税收和上缴，使企业根本无法进行积累，无法归还银行本金。事实上大部分企业连利息也难以承担，只能靠再贷款来支付利息。借新债填老债，结果债务越积越多，终至不能自拔。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企业流动资金两个“拨改贷”的推行，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是“致命的”。（见《中国国有企业编年史》第27-29页）
实行“拨改贷”以后，“拨改贷”造就了一大批没有资本金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变得负债累累。
翻开《中国国有企业编年史》，我们惊奇地发现1984年12月14日出台的“拨改贷”政策是以“计资[1984年]2580号文”下发的，即不是以国务院或党中央文件发出的，而是由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名义发出的。这几个部委是否有权发布这样处置国有资产的文件？并且时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的上任时间是1984年12月3日，而14日就出台“拨改贷”文件。没有调查、没有研究的时间，难道不觉得蹊跷吗？
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从“拨改贷”开始，同时实行了“利改税”，进而实行国营企业破产，再搞“债转股”，为国际私有资本进入国营企业铺出了一块块“垫脚石”，一步步把国有企业私有化。
六、20世纪80年代对国营企业的改革主张
翻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之争：
一是“企业改革主线论”：“其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厉以宁参加过1983年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主持下进行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他提出的改革顺序是：‘绕过价格改革，先进行所有制改革’，用1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所有制改革以后，再进行价格改革。他所说的‘所有制改革’，是指将规范化的‘股份制’和非规范化的‘承包制’这两种形式结合起来，通过‘先包后股’‘先股后包’‘又股又包’或‘只股不包’的办法，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真正自负盈亏的公有制企业’”。（见《中国国有企业编年史》第161页）
二是“整体协调改革论”。“早在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郭树清、刘吉瑞、邱树芳等就上书国务院领导提出“双轨制”是一种“冲突型”的双重体制，它的长期持续，必然引起经济生活的混乱甚至会导致改革的“夭折”。接着，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许美征等在当时国务院领导（赵紫阳）的支持下草拟了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工作的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围绕“七五”前期改革发表了不少论著，围绕建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中心思想，逐步形成了一套可称作“配套改革论”或“市场经济论”的改革理论。（见《中国国有企业编年史》第161页）
三是“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钱学森先生在1979年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送国务院。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石沉大海。其中原因我们至今不得而知，恐怕许多人都有一些习惯性思维有关。认为钱老是自然科学专家，对他提出构想总觉得不理解。钱老本是自然科学专家，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设计呢？话还得从周总理的要求谈起。因为周恩来总理在生前就希望钱老把“两弹一星”的管理经验推广到其他社会领域，于是便有此设计方案。
据看过钱学森先生《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的学者记载，钱学森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了这个方案，他说到：“这些科学方法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法子应用的，它只有在大企业中，在企业内部才可以用，到了国家规模它就不能用了。去年在软科学会上我讲了这个问题，我说：我们相信系统工程、软科学这些方法在我们国家的管理上是可以用的，因为它是科学的方法，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同志们要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些方法在管理国家上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的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这段话是说明在我国完全可以用系统工程这个科学的方法，而且这些科学方法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更小的范围内如军事作战计划中，企业经营方针的计划中，是成功的。现在我们只是把这些成功的经验用到国家规模，而且这个运用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得天独厚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用这个方法的，显然是在外国发展起来的一个科学方法，但是我们可以搬来用，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与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结合起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88年第2期）
多年后，许多人都还为当时没有采纳钱老的方案感到遗憾：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专家于景元教授在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说，要从总体上考虑，研究和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深层复杂的问题，就应按照钱学森提出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建立国民经济总体设计部。于景元教授说，这种国家经济的总体设计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方法，是中国人的创造，它不同于西方的“思想库”“智囊团”等。它是借鉴了中国“两弹一星”研制中总体设计部极为成功的经验，周恩来总理在生前就希望把这些经验推广到其他社会领域。于是一九七九年钱学森提出国民经济总体设计的建议。一九九零年，钱学森从国家的宏观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角度，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总体设计部体系的建议。（《钱学森提出建立中国经济总体设计构想》，原载美国《侨报》1993年4月18日）
即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界，许多人也还没有能真正理解钱学森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重大贡献。“1979年，钱学森提出了“建立国民经济总体设计部的建议”；80年代后期，钱学森在总结现代科学技术创新成果以及国内外成功经验（特别是祖国老一代领导人的智慧）的基础上，结合运用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高新技术，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体系”也就是“大成智慧工程”，这就为在我国建立总体设计部找到了很理想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并使之切实可行。”（钱学敏《论“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原载《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3、4期）
无论是厉以宁的“企业改革主线论”，还是吴敬琏的“整体协调改革论”，都暗含了一个“私有化”国有企业的企图，实际上都是“华盛顿共识”的翻版。只不过厉以宁的方案是要立即实现所有制改革，多少还保留一些“真正自负盈亏的公有制企业”的面纱，而吴敬琏们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则是用渐近的“和平演变的方式”实现全部“国有企业私有化”。
社会主义的企业，根据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性，应该既有以社会效益为主的企业，也有以经济效益为主的企业，还有经济效益为主、社会效益为辅的企业，怎么可以同日而语？
关于钱老提出的总体设计方案，鉴于信息来源关系，作为当时正在学习钱老“系统科学”的青年学生来说，我们只知道有这样一个设计方案，但内容不知其详。或许当时看到这个方案的人也并不懂得其重大的意义。今天，我们再次审视这些个方案，我认为，我们的改革错失了一个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方案。
七、社会主义制度下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写道：“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人类社会经历了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人民没有按自己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权利，只有按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意志发展经济的文化的权利。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取得了这个条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按马克思主义经济运行方式逐步实现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正是按照这种思路在发展我们的经济的。
用钱学森先生的系统理论模式可归纳为：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在回答第十四个问题时对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生产部门的生产关系有清晰的描述：“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将消灭竞争，而代之以联合。因为个人经营工业的必然结果是私有制，竞争不过是单个私有者经营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是分不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天才地剖析了资本主义企业生产过程及剩余价值的来源。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新资本总是首先作为货币出现在市场上，通过一定的流通过程才转化为资本。商品流通公式:W–G–W；资本流通公式: G–W–G。“完整的过程是：G–W–G'，其中G'=G+△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值额，这个增值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
对“剩余价值△G”的不平等分割就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就是争夺对“△G”的分配方式。
从生产方式上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企业还是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就是在“G–W–G'”不断循环往复中产生内生动力，不断发展壮大的。唯一不同点是资本主义企业除去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扣除”外，是由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G的绝大部分。而社会主义企业同样要在“剩余价值[6]”△G中，留存“必要扣除”来发展、扩大再生产。而剩余的部分，资本主义企业由资本所有者全部占有，而社会主义企业则作为：企业福利+国家利润。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的劳动者除根据能力和技能得到工资外，还享有企业福利（即二次分配）。国家利润提留则从全国的角度进行平衡，用于保障关系国计民生行业的正常运转。国家国防、军队、外交、学校、医院、开拓就业等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正常运行。
因此，社会主义企业是一种最先进的运营管理方式，这就是成千上万的先烈用生命和热血追求的“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的社会主义企业发展模式：
共产党人追求的就是这种使人类大多数人得利益，而不是少数人得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企业在生产运行方式上，大体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的内部运行规律一样，不同点在于劳动者不是商品，而是企业的主人。劳动者除了获得工资外，还应享有劳动力再生产的福利：住房、接受教育、医疗等关系生老病死的一切福利。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运行模式及生产方式应该是：
①国家投资固定资金：分拨土地，建设厂房、购买设备、招工、培训工人，购买原材料、开始试制、试制成功、产品定型，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②国家分拨流动资金，流动资金平分为三份“货币资金”。第一份“货币资金”购买原材+工人工资后，变为“生产资金”。“生产资金”通过工人劳动，变成商品形成“商品资金”，商品通过交换变成“货币资金”。流动资金在一个周期后，分别沉淀在“生产资金”“商品资金”“新货币资金”中。“新货币资金”要扣除投入的“货币资金”，在“价值剩余”△G中，提出：劳动者再生产的福利资金、资金成本、管理成本、扩大再生产资金、投资企业的固定资金折旧等。
作为投资主体的国家投资部门，适时为企业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提供“技改资金”（相当于为国营企业这部高速度运转的机器加润滑油），国营企业就可能根据“内生动力”不断发展壮大。有这样一大批社会主义具有内生动力的企业的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工厂、企业就可以不断往复地运行。
这些国营企业在国家投资完成后，除了发生意外“灾变”就不需要国家再投资“固定资金”，也不需要国家再投资“流动资金”。国家经济部门只根据市场情况和生产需要适时对企业投入“技改资金”即可。因为“固定资金”已经在“价值剩余”△G中提出了扩大再生产资金。而“流动资金”已经从“价值剩余”△G中留存了原来投资的生产资金G。
这是一种先进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它不仅极大地限制了“剩余价值”被资本家个人占有，而且还惠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劳动者从福利分配中享受二次分配、从国家的繁荣富强享受三次分配，因此公有制国营企业才真正实现劳动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劳动的出卖者。
在这种生产关系下，不需要竞争，不需要广告，不需要融资、不需要股份。有人会以为这是理想的“乌托邦”，实际上在贵州的两个企业的发展，证明这条路是可行的。一个是众所周知的绝不上市的“华为”，其行为人所共知，不用赘述；另一个是贵州民营性质的企业“老干妈”，他们打破了现代企业必须到股市融资的神话。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老干妈始终是中国民营企业里一个特别的存在。它奉行“不集资、不上市、不贷款”的原则，几乎不打广告不接受采访的原则。根据往年的公开数据显示，2016-2020年，老干妈的营收分别为45.5亿元、44.47亿元、43.28亿元、50.23亿元和54亿元。
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股市融资必需论并不存在。股市只是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必需，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医院、药企系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由国家统一拨款管理，惠及广大的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需要，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扩大新的劳动者的再生产，不必为完成利润挖空心思坑害人民群众。在国家拨款还有剩余的时候，按照战争年代“伙食尾子”的处理办法，增加按利于人民身体健康的原则组织全民体检、奖励为贫困乡村送医送药等惠民措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医院出现巨额利润，犹如在各类学校中的食堂出现巨额利润，其利润来自何处不言自明。这样的以社会效益为主的单位任由资本掌控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容忍的吗？医院和药企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医患信息的绝对不平等。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某种病为什么需要某种药品来治疗？绝大多数人不会明白某种药为什么便宜、某种药为什么昂贵？人民群众依据的是对党和人民政府对药企、医院“背书”的信誉。药企和医院的私有化，无异于“为虎作伥”！
以《共产党宣言》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以消灭私有制为己任的。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发展路线虽然存在各种不足，但总体来说是正确的，因为这种经济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与下来经营的”，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路线的应有之义。
七、揭开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画皮”
过去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说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是“摸石头过河”摸出来的。其实辩证地看，并不全是。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十年是“摸石头过河”还有些可信，因为在小平同志把关的时代，虽然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呼声，但公有制的主体没有动摇。因为那时候，小平同志在接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访华团时曾指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改革之初的改革目标和目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完善。“四项基本原则”还是占主导地位，其底线是不出千万富翁，不发生“两极分化”。
实际上，吴敬琏他们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开宗明义就是要设计一套整体的包括“物价、税收、财政、金融、外贸”的整体的“和平演变”纲领和经济路线。这个设计曾经被小平同志否定并“搁置一旁”。吴敬琏当年在自己的著作中直言不讳，“《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形成于1987年底（实际上这个整体设计成文时间在1984年前）。当时，继1986年底价、税、财、金、贸配套改革方案被搁置一旁，改革战略从配套改革转向以企业改革为突破口的思路。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等主张整体改革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战略转变’的方向是不正确的，他们希望将1984-1987年期间所写的方案、经验总结和理论文章出版发表，以期把整体改革派的学术观点和政策主张介绍给更多关注我国经济改革事业的人。”（《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第511页）
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在中国“政治权力变化”是推行资本主义经济路线的捷径，但在中国来一场真刀真枪的资本主义革命，城头变幻大王旗，谈何容易，他们做不到。于是吴敬琏在书中毫不掩饰地说：“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或某些战时经济在朝向商品经济的改革的逆转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发生政治上权力变化，这里且存而不论。另一种是‘和平演变式’的逆转；当旧的经济管理体制被突破，甚至被废除时，如果新的市场机制未能建立，或只是部分地建立，由于社会生产既失去了旧的协调者，又缺乏新的协调者，资源配置就难免陷于混乱。这时，改革就会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见《中国经济改革整体设计》第77页）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开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办不到，他们巧地选择了经济上的“和平演变”路线，认为这才是一条极为稳妥的妙计。
当有人向吴敬琏先生提到“和平演变”方式容易发生逆转呢？吴敬琏先生毫不掩饰、胸有成竹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便改革发生逆转，也不会回到与原先一模一样的状况。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人们追求利润的动机会普遍增强。行政官员也难于免俗。而一旦强化行政分配，指令性计划管理的水平回不到原有的状态，而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滥用权力等渎职腐败行为却会急剧增加。整个经济在退向旧体制的同时。会或多或少地滑向腐败的官僚经济，给日后再度改革增添严重的障碍。”（见《中国经济改革整体设计》第77页）
实际上吴敬琏他们一开始就知道“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路线的“和平演变”式改革必将造成腐败泛滥。果然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早在他们预料之中。经过这几十年的“实践检验”下来，他们的预言的确是准确无误的。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下，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滥用权力等腐败分子果然层出不穷。虽然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确实还有一些不收手的腐败官员，但更主要的贪污腐化分子的作案时间还是在“自由鸡舍里的自由狐狸”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时期。
今天看来，果然他们成功地给我们今天“再度改革增添严重的障碍”。当年的吴大师给我国经济的“和平演变”设计的路确实是一条“不归路”。显然他们完全知道，只要迈出这一步，就会进入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的。
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追索吴敬琏们“国营企业的私有化”的缘起，他们依靠和追踪的模式可能从受“华盛顿共识”忽悠的“匈牙利模式”遮遮掩掩开始的。1979-1981年，东欧改革派经济学家布鲁斯和锡克来华讲学，系统介绍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引起了中国学者研究东欧国家改革经验的更大兴趣。从今天来看，匈牙利（国名其意为“十个部落”）不过是一个欧洲的蕞尔小国。对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来说，有什么可作借鉴的？其要害，不过就是因为有“私有化国有企业”这几个字。
显然吴敬琏也是最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之一。吴敬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记载“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2000年在总结中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策略时，提供了与上述“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的二分法完全不同的分析框架。他指出，“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二分法隐含的标准是变革的速度，而速度快慢显然不应当成为衡量转型成功与否的尺度。他认为，从纯粹形态上说，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两种战略；其中，战略A又称私有部门有机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organic development），其主要任务被规定为创造有利条件使私人部门能够自下而上地成长起来；战略B又称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the strategy of accelerated privatization），其主要任务被规定为尽可能快速地把国有企业改制为私有企业。”（见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
吴敬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还称：“中国开拓出了一条和‘华盛顿共识’截然不同的以创新和试验推动变革、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的提高上、采取‘非对称国防战略’捍卫国家主权的发展和富强的道路，即‘北京共识’。凭借中国自身实力的增长和‘北京共识’对其他国家作为榜样的吸引力，中国正在对美国形成挑战。‘北京共识’论一经提出，就得到国内外一些论者的高度评价。”
我们甫一看到“北京共识”，就以为这是以咱们首都北京命名的“共识”，一定就是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共识。事实上所谓“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及匈牙利“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两种战略”最根本的、最致命的一条，都是“私有化国有企业”。只不过，所谓“北京共识”与东欧、苏联的“休克疗法”不同的只是吴敬琏先生的所谓“渐进式的私有化国有企业”。我们从吴敬琏的著作《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发现，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绕山绕水，最后都落脚在实现“私有化国有企业”上。
“北京共识”的所谓“三大原理”表面上说创新。实际上与“华盛顿共识”一样，暗中含有“私有化国有企业”内容，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发表题为《终结“北京共识”》的文章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准确无误地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迈进，这其实正是华盛顿共识倡导的路线，即强调谨慎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私有化、自由市场和保护私有产权。……我国经济已开始显露山穷水尽之迹象：收入失衡不断加剧，内部和外部的发展不平衡。中国总体基尼系数于2008年达到0.47，并且，中国的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的三倍半，城乡差距之大为世界之最。更为严重的是，作为国民收入之一的居民收入正在下降，使得经济扩张的同时百姓却没有感到收入的同等进步。而且，人们开始希望得到经济发展之外的福利改善，政府单独使用经济资源来维持社会稳定的老药方已开始失灵。”
姚洋先生认为：“让普通公民参与到国家民主决策过程中的某种形式的转型将不可或缺、如果政府希望鼓励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同时并进，那除了更多民主之外不存在第二条道路。”
因此，我们读吴敬琏先生的著作时，正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写的“从那封建的泛黄的书页里”看到的只有“吃人”两个字，我们从吴的“新自由主义路线的“北京共识”中，这30年的“和平演变”国营企业的一系列著作中的字里行间，从眼花缭乱的“繁花”之间，也浮现出歪歪扭扭的几个字：“如何加快私有化国有企业”。以“繁花”装饰的“画皮”的背后，其实就是“和平演变”式的私有化国有企业的经济路线。因为无论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都包括了“私有化国有企业”的内容。“渐进式的私有化国有企业”更像是模仿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B战略（又称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战略the strategy of accelerated privatization），其主要任务被规定为尽可能快速地把国有企业改制为私有企业。
八、中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该不该集体挨板子
自1984年到2012年“新自由主义思潮”肆虐中国三十年的“卡夫丁”时代结束之际，这些经济学家除贪污、腐败分子受到严惩之外，其他的也受到了“一定的批判”。就这样的结局，所谓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还发出了“经济学家不应该集体挨板子”的哀鸣。作为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难道“挨板子”不应该吗？
据说吴敬琏先生从1983年从美国“受戒”回来一直是几届改革时期高层的座上宾。从这个情况看，至少有“瓜田李下”之嫌。同时，吴敬琏先生自己诚恳地说：“在经济学家里面我犯的错误最少。但是作决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他显然是在强调“谋断分离”不关我事，其言外之意，无非是将矛头指向当年他们把“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引入中国来后，组织实施决策拍板者。
另外，他提到经济学家中还有比他犯错误更多的人，他犯的错误还是最少的。有关部门是不是可以请他“喝茶”，让他谈谈是哪些经济学家犯的错误比他犯的错误还大？哪些经济学家在哪些领域犯的错误还更大？毕竟我们小小老百姓不懂经济、金融那些个弯弯绕的高深理论，披露出来党和政府也好“亡羊补牢”。
今天还有人试图给吴大师评功论奖，如果从他和盘托出地陈述了“和平演变”中国公有制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重要根底这一点来看，从“亡羊补牢”的角度看，也不是不可以。
九、新自由主义思潮死而不僵
2013年左右，“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一些“公知”的推动下大有卷土重来的趋势。2017年3月2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了一篇文章。文章说：“全面改革从1985年起步之后，几经曲折，1988年底开始，进入了特殊的‘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转眼我们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依靠模仿和追踪。如果未来还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那么就会是从实物生产主导的模式逐步转变为非实物生产主导的模式。这种意义的改革大概还不能算正式开始。”
文章最后说，“当今天中国一如我们几十年前梦想的一般，已经成为工业大国时，我们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不禁会想起马克思‘经济异化’的概念。实现上述这些美好愿望，我们需要再来一个30年实现上述这些美好。”
潜台词似乎在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怎么就这样被我们轻松“异化”了。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三千万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都想知道，那个“望着灰蒙蒙的天空”的“我们”是谁？文章为什么说从1985年起步？为什么不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这不禁使我们联想起1985年2月1日的“拨改贷”开始的时间。文章中“我们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依靠模仿和追踪”，我们不禁又要问，这“我们”是谁？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认真调查一下这个“我们”是谁？在整个《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中，这百位经济学家对1984年的“拨改贷”的“馊主意”是谁出的？99%的经济学家同时讳莫如深，谁拍板定下的？至今无人认领。
谁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推手？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介绍的情况看，文章所称的“我们”正是吴敬琏及其团队。那个“我们”过去模仿了谁？实际上就在已经破产并被人唾弃的“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国营企业”几个字上。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后，才全面抛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路线。但是今天这股势力还有反扑回潮之势。他们叫嚣“我们需要再来一个30年”。我们就奇怪了，改革开放不是小平同志开创的吗？怎么就成为他们的“我们”？笔者就不明白了，改革开放的“你们”指谁？你们的“我们”又指的是谁？
所谓“北京共识”的重提，就是“我们需要再来一个30年”的梦想。当今的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我们能不能再来一次私有化国有企业的“华盛顿共识”抑或“北京共识”？显然已经不可能。有人说，是不是又要“国进民退”？我们普罗大众应该理直气壮地说：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怎么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共产党宣言》，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在宪法上存在，有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己任的共产党存在的中国，这有什么奇怪呢？难道《宪法》不管用了？难道共产党不再领导中国人民了？难道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没有要求“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结束语
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敌对势力给中国开出的一剂毒药——“拨改贷”。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国有企业的根基，中国的学界至今或许没有深刻认识到“拨改贷”这三个字对中国国有企业“五雷轰顶”的效应。它无疑是对公有制国营企业抛下了数十颗“原子弹”。这段当年中国公有制国营企业被“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戗害的历史，由于时间的久远，至今未被清算！
我们只是普通的小小老百姓，我们只是共产党的基层“哨兵”，也不能全面理解众多的所谓西方经济理论。我们小小老百姓不懂得那些“弯弯绕”的什么“共识”，我们只知道用毛泽东主席的二分法看问题：凡是以多数人得利益的改革就是好的改革、正义的改革，凡是以少数人得利益的改革就是错误的改革。那些“以新自由主义”思潮为指导的错误经济路线，实施的那些错误的改革是不是得改回来？难道还要将错就错？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就是我们的党今天为什么要着重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根本原因，为什么要真正从思想上行动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的根本原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而盛极一时，实际上是那是一部美国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休克疗法”“和平演变”中苏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石三鸟”的方略。“华盛顿共识”中的“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的管制”三条毒计，中苏包括东欧同时中招。
资料显示：“1992-1994年，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休克疗法’正是杰弗里·萨克斯和犹太金融家索罗斯联袂推销给俄罗斯的。没有几年功夫，俄罗斯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GDP萎缩一半，俄罗斯人的终生积蓄贬值到1/100，社会动荡混乱，民不聊生，致使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始终处在严重衰落之中。俄罗斯真的‘休克’了，而七大寡头控制了俄罗斯50%的经济总量，涉及金融、石油、民航、传媒等，并染指和操控政治，除了斯莫棱斯基不是犹太人外，其他6个都是犹太裔，27.5万亿美元的苏联财富被犹太金融资本所收割。这些都是深刻的警示和教训！所以中美之间的金融战是血淋淋的！美国犹太金融资本绝不会放弃以美元金融殖民中国，为此不惜在中国内部深埋金融第五纵队。”
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查一下这些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他们把“国营”变“国有”、把“国有”变“私有”的乾坤大挪移的理论，是“损国不利己”还是“损国有私利”？
李向阳先生撰写的《百位经济学家论国富》曾经采访了120多位经济学家，创造了新闻记者个人采访经济学家最多的纪录。李向阳先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新闻记者他的采访全部保留了录音，所有文章都有经济学家近照、签名。过去这些人总把改革的光环往自己头上挂。今天来看正是这百位经济学家们的真实写照，也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改革理论家”的自供状。也许他自己确实并没有在鼓吹、宣扬“自由鸡舍里的自由狐狸”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中从“自由狐狸”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但是给中国公有制经济的戗害确实是巨大的。
吴敬琏为一些经济学家叫屈，从理论上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决策的实施是“谋”“断”分离的。他们“谋”了没有人“断”也是没有作用的。笔者一直在体制内与改革同行，深知只有口号，而没有方案，没有纲领，没有战略目标、方针、原则、步骤、战略突破口，没有人“拍板”，永远都只是空中楼阁。
让我们来回溯《繁花》盛开的那个年代，即从1984年11月18日上海飞乐公司发行的新中国第一支股票起，到1994年上海滩《繁花》中宝总变回阿宝的时期，新自由主义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戗害有多么的严重。
对于新中国重启证券市场，第一只股票的发行，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其有何用意？其实它是西方资本收割中国国营企业的关键一招。某些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抑或是授意的后台），当年就拍板搞起了股票试水来试探共产党的底线。1986年9月26日，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张，标志着新中国从此有了股票交易。从静安证券交易柜台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的股市就此收割中国国有资产以及幼稚的广大散户。
中国的国营企业，承担着国家经济建设及人民工作、生活权利的保障的责任。被称作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即全体中国人民都拥有其所有权，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委托国家为之经营。这种生产方式是与公有制经济相契合的标配生产方式，是与私有制经济完全不同的，具有革命性先进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物质生产企业生产方式的构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和统筹谋划，推动金融事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出了党管金融的“四项重要原则”[7]和“八个坚持”[8]，提出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这是对我国金融发展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提炼，也是对未来我国金融发展的具体要求。近年来这一系列的政策监管、规范、限制的出台，当年的“苍龙”威风不再。或许在“党管金融”的驯化下，这条曾经狂躁的苍龙能修成“白龙马”的正果也未可知。
从国家国体和政体的角度讲，新自由主义的这些资本主义“按资本分配”的方式，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水火不相容的。正如王今朝先生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股票市场大致上是按资分配并且支持实体经济中的按资分配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建立股票市场的决定，本身就是否定按劳分配而支持按资分配，特别是必然导致大鱼吃小鱼，导致金融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壮大。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建立股票市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是非常具有危险性的。而新中国建立后即取缔股票市场，就排除了这种危险性。”
几十年来笔者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能不能、要不要建立股票市场？近日看了昆仑策发表的王今朝先生文章《对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忧思》一文中提到：“中国正式的股票市场发展是否也有某种非必然性呢？西方能够用的股票市场是否属于在中国不能用的机制呢？怎么来论证这种非必然性和不能用呢？我看，只有从中国发展股票市场所面临的悖论来论证。老实说，在邓小平决策发展正式的股票市场（在这之前，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股票）的时候，关于中国是否必然发展正式的股票市场，他是没有确定性答案的。因为他在1992年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邓小平为什么没有确定性答案呢？恐怕他是意识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正式的股票市场是存在悖论的。”
王今朝先生还认为“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既然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股票市场本身就是个悖论，我们就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使中国股票市场价格指数与中国GDP指数脱节构成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一个悖论，它也只是一个很小的悖论，它甚至不构成悖论。因为在本来不应该发展股票市场的情况下发展了股票市场，让股票市场不具有营利性，不随GDP指数增大而增大，实际上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建立股票市场的原则。”
显然我们党内一些人忘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政党，忘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条文。既然当今《繁花》的话题提到了股市、股疯，那我们就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手术刀，挑开新自由主义的马前卒——“股市”的恶行。来回溯一下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条本与“按劳动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苍龙，被错误牵入上海滩。这条孽龙甫一登场，上海滩就掀起“股疯”“股灾”的黑风巨浪。这些过往的历史大都被今天的人们忘记了，好在有影视剧《繁花》出来炫耀这条资本孽龙成功登陆东方大陆过往的编年史。
历史的教训值得重视。一位“佚名”经济学家提醒我们注意历史教训：“1910年犹太金融资本引发上海橡胶股票金融危机，导致发生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最终清朝亡国。这个洗劫财富的金融操纵手法，与犹太资本在荷兰郁金香泡沫事件中，洗劫荷兰财富模式一模一样。”
最后笔者认为：建立股票市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是非常具有危险性的。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金融开放，中国股票市场可能成为外国资本的提款机。
王今朝先生用温文尔雅的口气论证了股市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其实大多数人用不着这种极其专业地揭示股市弊端的详述。大多数普罗大众只看茅盾的《子夜》所揭示的股市的阴暗，就可以直观地看清其“少数人得利，多数人倾家荡产”轮盘赌性质的真面目。无论是“错了纠正”，还是“关了就是”，国家都应该未雨绸缪，应该有应对预案。同时应该对新自由主义的动向加以关注，我们不应该答应他们“再来一个30年”。
注释：
[1]《啼笑因缘》是20世纪30年代作家张恨水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书采用一男三女的爱情模式为故事的核心结构，通过旅居北京的杭州青年樊家树与天桥卖唱姑娘沈凤喜的恋爱悲剧，反映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黑暗、动乱的一个社会侧面。1949年以后，中国香港成为接纳这种通俗文学的重要场域。
[2]炫濯：炫耀的近意词，但有卖弄、夸口、夸耀的意思。
[3]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⑤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
[4]章迪诚：曾任贵州省总工会副主席，贵州大学副校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及MBA导师。曾长期在省级经委（经贸委）、计经委工作，参与过贵州、浙江两省的政府有关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加强管理的法规起草和政策制订，长期有意识地关注国企改革实践和改革理论的发展演变，是国企改革历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同志在为该书所撰“序”中，称赞本书“从全书的结构、内容和跨度来看，应该是这些年来国内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部有份量的著作”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王珏先生在“序”中高度评价本书“材料翔实，脉络清晰，立论持中，文字雅正，可读性强。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
[5]《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第一册（1978—2005）这本90多万字的书，详细回顾和记录了从1978年底至2005年中国国有企业所走过的27年改革历程。作者在内容编排上进行了精心设计，每一年度，分别设立了年度经济背景、基本改革思路、重要改革实践、重要理论观点、重要改革文献、重要政策法规、年度热点记事、年度改革大事等主题，将各个主题的相关内容进行细致地编排梳理，基本上做到了大事无遗漏、小事有体现，比较全面地展示出该年度国企改革的基本面貌。披览全书，国有企业27年改革历程历历在目。目前该书已经出版到第四部，出版更新时间到2018年。
[6]中国有经济学家建议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的△G改称为“价值剩余”。[7]“四项重要原则”：第一，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第二，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第三，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第四，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8]“八个坚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发展，坚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作者：王春晓，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离退休干部；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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