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锦芳：流水思绪十一则

流水思绪十一则

（一）

　　有学生问一位老师：学界关于《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关键词“无产者”的翻译还有争议，已有研究多是探讨把它翻译成“无产者”还是“劳动者”的问题，但是对于“华岗译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什么后来逐渐改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者”和“无产阶级”有什么区别？这位老师又把问题转发给我，我是这样回复的——

　　“那句话的原文表述是‘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我觉得，将‘Proletarier’翻译成“无产者”较为合适，带有很大的包容性、丰富性。而‘无产阶级’（‘Das Proletariat’）这一概念有强调组织、团体和阶层的意味，使其内涵特定化了。我猜测，‘华岗译本’可能是受到了当时激烈斗争年代特殊社会氛围的影响，将其突出出来了。此外，想补充一点，我们已经约定俗成地习惯于将‘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翻译为‘共产党宣言’，但必须明确，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Partei指的并不是20世纪以来形成的有严密组织原则和纪律、严格的等级秩序、统一意志和行动方略等意涵的‘党（派）’，而是生活处境和命运关切大体一致的一群人所组成的松散的团体，二者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以上是我的理解，不一定对，供参考。”

（二）

　　今天上午参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集的小型会议，几位领导和专家在一起讨论有关资本和所有制的问题。我从某部委研究院院长发言中，第一次听到“三个不利于”的说法。大意是，邓当年提出三个“有利于说”，认为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的任何改革举措，都是允许的；现在的情况是，凡是不利于政局稳定、共同富裕和凝聚人心的发展，都是要禁止的。这位老兄就坐在我对面，我想问问他，这是上面文件的明确提法还是他的理解，可惜到中午时，他说有外事活动就匆匆离开了，我就咨询了一位退职的老领导，他说，不管文件上是否有，事实上是要求这样做的。下午我还就此请教了该部委与院长熟悉、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同学，他回复说：“三个不利于”我没有听说过，实际上操作的是“第一个不利于”，后两个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并不矛盾。

　　我不是中国现实问题研究者，只是对马克思本人的著述和思想比较熟悉，对其在欧洲的影响及其现状也有些了解，但我感到二者之间差异还是很大的：“有利于”之说是鼓励、支持、督促乃至提供服务帮助创新，“不利于”之论旨在划界、统辖、指挥和决断，据此恐怕就难有市场的活力和社会、企业的主体地位了。

（三）

　　又到周一了，今天回学校上课。午饭前后特地在校园里转了转，没有发现与这些天发生的事有任何一点关联的形式或举动。师生们大都行色匆匆，也有在湖边和草地上溜达、聊天的。大家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心情，大概想不到、不愿想或懒得操心那些更复杂的人和事，真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下午给博士生和访问学者上“原著精读”课，讨论的内容是从“伦敦笔记”到“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及这一时期其著述的文献学问题。三个小时的课，学生讨论一小时，我讲解两小时。看到发言的两个学生所引用的材料全部来自中文版，即便无法阅读德文，图书馆和网上很容易找到的相关英文资料她们一篇也没有看过。于是，我借题发挥说了如下的话——

　　“你们这么年轻，将来要做好学问，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前几天总理去世了，引发很大的震动。撇开其他复杂的情况和议论不说，仅从微信和网上转发的他当年在北大学习、毕业留校和去团中央工作不久的笔记、译著、论文和讲课的照片猜度，他那时大概也在从政还是治学之间做过选择。尽管后来他从政了，但我主观推测，假如他选择做学问，可能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学者。因为从留存下来的材料看，那时的他就意识到，治学必须有世界眼光和宽广的视野，必须懂外语、能阅读前沿文献，必须直面真实的现实问题。如今40年过去了，我们竟然还做不到……”

（四）

　　以儒代马，使其成为主导意识形态，这是目前不少传统文化研究者的真实愿望和研究动机。他们发表了很多文章，竭力论证“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从中不难发现，这些论者对马克思没有一点兴趣，更没有深入一步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意图，因为他们内心压根不理解和认同这一思想体系，所以谈论起来只停留在传统教科书解释的层次上——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不过是一个外在的“套子”。但他们又必须借助马克思主义及政治的力量和影响来达致其愿望——这是其矛盾之所在。

　　究其实，上述行为不过是在为自己专业、职业选择的合法性做证明或增添一点可怜的自信心。不唯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马哲、西哲界的情况也类似。这是当今学界条块分割、领域划分所造成的视野、思维方面局限性的体现，彼此看法、观点存在差异的背后，在功利取向上却惊人地一致。现在多么需要打破体制约束、超越学术壁垒，面对真实困境、以深层理论来透析现状和历史的思考者啊！

（五）

　　《北京商报》发布了一视频，是一位总裁在一个会上的发言，其中谈到：“对民营企业的错误认识，关键就是（来源于）咱们老祖宗的话：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资本是万恶之源。……总是看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我觉得这就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事实。”

　　这位企业家对现行政策的思考及其观点可以聊备一格，但用“万恶之源”论来概括马克思对私有财产、资本的态度及其理论，纯属“信口开河”。尽管我知道，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持这样的看法，但必须说，这种判断和定性极其片面、肤浅，甚至有点滑稽。资本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因素，马克思怎么可以对此采取单一、决绝而武断的态度？只选择和重视他对其给予谴责、抨击、否定的话语，而无视他对其文明进程、历史变迁和未来命运的考量和分析，怎么会完整地把握马克思的资本理论？马克思的思想是在《资本论》中表达和论证的，但这一著述不只是“通行本”3卷，而是一个庞大的“手稿群”（即便不将“书信”和“笔记”包括在内，其原始著述最权威的版本MEGA刊布的马克思阐发其思想的文献也有15卷23册）。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思想处于开放而变动的状态，而不为单一、固定和明确的结论所局限，这是他写完《资本论》初稿、但最后16年始终没有整理完成定稿的主要原因，用他的话说，“在（资本）危机到来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三卷”。

　　那些急迫地想通过激进手段和方式改变现状、称雄世界的人，那些抱有“天朝”心态和幻觉、不读书和不求甚解的人，都把马克思及其理论当作工具、符码、口号，不仅严重误读和曲解了《资本论》及其复杂的思想，更带来极其深刻的社会后果。马克思不是“圣人”，他的学说不是“绝对真理”，没有也不可能垄断和终结“真理”，但对其思想的把握和理解不应建立在功利选择、偏激态度、辗转传抄、不究真伪的基础上。这样说来，专业研究者的精深辨析、原貌还原和准确阐释仍然必不可少。

（六）

　　我十五年前为《哲学年鉴》所撰写的综述《近年来国内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回顾与省思》，近日被一个微信公众号重新编辑、推送，引起同行关注，陈力丹老师甚至点评称“聂老师此文很重要”。但不知什么原因，编辑只刊发了其中的三分之二，涉及分析我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症结的内容删去了。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提及的文献学信息有的已经过时，新涌现的成果也没有纳入视野。为此，我将通过即将出版的《清理与超越》一书“修订版”弥补这些不足和缺陷。

　　重读这篇文章，也让我有时光易逝、物是人非之感。推送的部分最后提及的“马克思学论坛”，在当年很活跃，也在学界引起较大的反响。鲁克俭教授作为“论坛”首席张罗、操办者，为此付出巨大心力。如今，时过境迁，克俭兄也已调离北京，去海南工作了。他离开前，我们与安老师等在一起聚了聚。相知多年，感慨良多。学界也跟大变动时代的社会其他领域一样，几经变迁、沉浮，唯愿同道能将我们这种“另类”的研究延续下去，坚守学术本位，严格按照文献和逻辑阐释思想，扩展至当代现实，共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七）

　　周一下午课间休息时到北大图书馆新书阅览室溜达，看到书架上有一位老师新近推出的24卷《文集》。大致浏览了一下，产生了一种“错觉”：他把“学者”做成了“作家”、把“论著”写成了“随感”了；在我这个外行看来，他最初出道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是其理论性、系统性最强的作品。由此让我想到，前一段看到李学勤先生晚年为其30卷《文集》所撰写的“前言”中提及，侯外庐先生“曾经特别跟我讲过‘你不要老想做那些很具体的事儿’，尤其是他强调‘要做有理论的历史学家’，这句话当时使我十分震动。……我们做一些工作，都要联系到一个大的、有理论性的目标。”这真是饱学之士真诚的自省之言啊！

（八）

　　早上起来打开手机就看到很多人都在转发“2023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的消息。这项活动由几家权威报刊联合举办，我与它们均打过交道，甚至也算是其老作者了；很多年前“《资本论》及其手稿再研究”被列入，不仅有我的推动，而且有关这一条目的推荐语也是我应时任《学术月刊》总编辑的田卫平老师之约撰写的。但是，浏览了今年评选出的这些题目，我只想说——这样的“热点”真不能“赶”啊！

　　年末夜，在书桌前呆坐。看到手机上满屏充斥着庸俗的贺词，肤浅的欢愉。无意中翻到自己收藏的乌克兰儿童合唱团多年前拍摄的一则视频《你鼓舞了我》，又听了一遍，再次被深深地感染。此刻，我很想知道：这一张张绽放着坚毅、童真的笑脸现在哪里去了？如果能够侥幸生存下来，她们今夜该怎么度过？

（九）

　　“普世价值就是全人类共同认同的基本价值观，涵盖了人权、尊严、自由、平等、公正、爱与和平等多个方面。这些价值观与文化、种族、国家等因素无关。”“上世纪末，随着全球化的推动，普世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知和应用。”“值得注意的是，普世价值的范围不限于上述五个方面，其他方面的价值观也会随着人类的进步不断完善和丰富。”关于“普世价值”近年来的争论很多，这是一个视频中的陈述。

　　李德顺老师看后发表了这样的评论：“这个理解局限于概念外延（规范层面）的范围，没有达到概念内涵的本质把握，因此总是感到言之不尽，而且在现实冲突面前，不是落入派别之间的话语纷争，就是沦为善意但不解决任何问题的软弱空话。关键在于，它总是要以‘普遍认同’为前提和标志，因此是主观化的‘人设’而已。”

　　我感到，李老师的这种辨析非常到位和重要！这里借助我最近在对马克思探究中所获得的认识给李老师的判定提供一点思想史旁证。这几天我在撰写清理马克思与洛克关系的论文。作为在经验论哲学、劳动所有权学说和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诸领域有重要建树的哲学家，洛克当年反对“天赋观念论”时质疑的第一个论据，就是对观念的“普遍认同”之论。在洛克看来，这纯粹是一种“虚妄”的“假设”，《人类理解论》第一卷对此有非常详尽和精彩的讨论。洛克的这一思路为马克思所继承。将近二百年之后，马克思在其思想建构过程中，也自觉地剥夺了任何观念形成的“天赋”、普遍的可能性，而将其奠基于现代资本社会的现实土壤之上和不断地生成、变化过程之中予以观照和透视，从而也大大推进了洛克这方面的认识。

（十）

　　日子过得波澜不惊，了无生气。半年前在党校学习时校对的一本书出版了，出版社明天举办一个分享会，约我做个讲座，算是在这平淡的生活水面上吹起一丝涟漪。与很多人兴致盎然的状态很不一样，近年来的我虽然也在勤勉地工作，但最通常的情形是提不起精神。前一段看到八十年代主编过“走向未来丛书”的金观涛先生一本书中一段话，好像是对我这种心思浩渺但无所作为的人说的——是在“以‘研究’为名等死！”

　　这本书出版的消息经出版社和专业微信公众号发布后，被不少同行转发和点赞，也有朋友给予溢美之词的“吹嘘”，让我感到受之有愧。那么，我是怎么看待这种事情的呢？我想到了顺丰公司派驻我们小区接送快递的小刘。他也是山西人，个头跟我差不多，只是年纪轻得多。他早出晚归，寒暑无阻，忙忙碌碌，显得很疲惫。但靠勤劳和付出谋生，看得出他内心很坦然和踏实。每次他敲门接、送东西，我都要与他聊几句。我感到自己的生命状态与他差不多——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专业、靠马克思吃饭的人，好几年了才出了一本讨论马克思的书，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说到底，这就是一份工作啊。

（十一）

　　有年轻的同行在高放教授去世五周年之际发表了概述和分析其学术贡献的论文，称“按辈分论，轮不到我来为高老师盖棺，感恩诸位前辈老师们对此文的把关。通过写此篇论文，于我而言，既学习回顾了学科的历史，又得以沿着高老师的脚步，思考科社共运学科在政治学构建自主知识话语中的意义，更深切感佩于老一辈学人一路走来筚路蓝缕的艰辛。”作者曾在北大连续接受过本—硕—博连续而系统的专业训练，读博士期间来哲学系上过我的原著课，论文撰写时也征求过我的意见，所以在较为宽泛意义上也算是我的学生。看到这些80后年轻学者在花样翻新的学术风云中还固守在这一园地耕耘，感到很不容易，为其高兴，同时我也想对他们说：“有必要‘重写’国际共运史！除了挖掘、清理、补充新文献，关键是要实现研究思路和方式的根本转换。高老师可以说是这种‘转换’的先行者，当然，在这一方面要做得彻底而系统，还俟来者，真正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