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食物天地人，作者侯赏
诚食讲座·第五十四讲
导 语
喀拉拉是印度最西南一个不大的邦，之所以引起不少人的关注，是因为该地是印度首个选举出共产党政府的邦，共产党在喀拉拉的政治中曾享有非常高的意识形态、智识和道德地位，被认为是喀拉拉的思想家宝库。直到今天，共产党依然是喀拉拉邦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共产党执政下的喀拉拉的发展也颇具特色，被国际学者称为“喀拉拉样板”或者“喀拉拉经验”，这是指喀拉拉在GDP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在健康、教育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一个生动的总结可以让我们一窥喀拉拉的发展成就：“一个没有农村和城市的鲜明二分和明显的性别差别的高度人性的发展经验，一个极为可敬的食品和营养安全保障，一个覆盖了绝大部分非组织的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女性-男性的性别比持续高居全印平均水平之上（甚至高过日本的水平），通过自愿选择而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生育率的下降，非同凡响的文化成就如更长的学习时间和更广泛的阅读习惯（村村有图书馆），一个压迫性的种姓结构的崩溃和‘低’种姓/阶层的人民获得自尊，农业部门的封建性生产关系的废除，一个多宗教多文化的人口繁育在一种共生关系之中”。
在全球资本主义肆虐的当下，随处可见的贫富悬殊、阶级分化，高度发达的图景的背面是触目惊心的高度不平等；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如何走出一条新路，是摆在现实面前的迫切的问题，而喀拉拉经验也许可以提供另类实践的参考。
吴晓黎老师著有《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是国内极少数研究南印度的学者，她的讲座除了帮助我们了解喀拉拉邦的过去和现在，“喀拉拉样板“带给我们的启示之外，也深入探讨了喀拉拉不断遭遇的难题，以及喀拉拉邦共产党为何在当下的印度依然是一枝独秀的存在。
讲座的讨论环节非常活跃，可见听众对老师如何从事本领域研究的浓厚兴趣，以及对喀拉拉帮可资借鉴的经验的深度关切。
主讲人｜吴晓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人类学博士）
主持人 | 侯雨
这次讲座的主题是印度喀拉拉邦，我将介绍喀拉拉邦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它引人关注的层面。正如题目说的，这个讲座是漫谈式的，会比较随意。
首先讲一下我和喀拉拉邦的机缘。香港岭南大学的刘健芝教授是最早将喀拉拉邦发展经验介绍到国内的人。2000年初，她组织了包括大陆学者、学生和农民在内的几批访问团赴喀拉拉考察，我有幸参加了其中的一批。当时我们去了喀拉拉邦的首府和南部的其他几个城镇和乡村。我一方面被当地的异域文化吸引，服装、饮食和建筑等等，另一方面，我发现当地社会简直是太有活力了，当时喀拉拉邦搞的人民计划运动就已经开始了，我对他们的组织动员能力感到惊讶。
后来在念人类学博士的时候，我就选择来到喀拉拉邦做田野调查。第一次的田野调查是在2005-2006年，一年的时间。后面又去过几次，但时间不长。最近的一次是2019年，当时在那儿待了三个月。
Indian coffee house咖啡馆 | 图片来源：讲者PPT
这张照片是喀拉拉邦首府特里凡得琅市(Trivandrum)的一个咖啡屋，离当地的火车站和汽车站很近，名叫“Indian Coffee House”。建筑本身很有特色，红色的裸砖墙，被称为“贝克样式”(Baker Model)。贝克是一位德国的建筑师，他在喀拉拉邦生活了很多年，“贝克样式”的理念是结合当地传统建筑风格，就地取材，节约能源和材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咖啡屋是由工人合作社运营的，而且还是连锁的。Indian Coffee House原先是印度央企，大概在1957年，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危机，这时候喀拉拉工会运动领袖A.K.Gopalan提出，咖啡屋一旦倒闭，很多工人都要面临失业，能否将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工人合作社来运营。于是Indian Coffee House就由工人合作社接管了，现在在全印度已经有了500多家连锁店。火车站附近的这个建于1958年，是特里凡得琅的一个地标式建筑，也是当地左翼文化的一部分，消费价格也很亲民。
一
喀拉拉邦基本情况
喀拉拉邦地理位置 | 图片来源：天地图
切入正题，我会从头开始介绍一下喀拉拉邦。喀拉拉位于印度次大陆的最西南，西临阿拉伯海，东边是一道自然屏障——西高止山(Western Ghats)将它与泰米尔纳杜邦(Tamil Nadu)分开。其地形分成三部分：东边是西高止山的西坡，接下来是丘陵地区，再往西便是沿海平原。从地图上看，喀拉拉是南北向的一个狭长条，它拥有580公里的海岸线，东西跨度不超过120公里，面积3.88万平方公里，比台湾岛（3.58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稍微大一些。但喀拉拉邦的人口密度比台湾岛要大得多，据2001年印度人口普查数据，喀拉拉总共3180多万人（台湾2300多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819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
今天所说的喀拉拉邦是在1956年印度按照语言边界重组邦时成立的，由印度独立前的三部分组成：南边的特拉凡科尔(Travancore)土邦、中间的科钦(Kochi)土邦和北部属于英印马德拉斯管区的马拉巴(Malabar)地区。印度独立后，特拉凡柯尔和科钦土邦加入印度联邦成为特拉凡柯尔-科钦邦，马拉巴属于马德拉斯(Madras)邦。1956年，在印度按照语言邦的原则重组邦属时，马拉巴以及北部原属迈索尔邦的说马拉雅拉姆语的某些地区，与特拉凡柯尔-科钦邦共同组成了新的喀拉拉邦，特拉凡柯尔南部一些讲泰米尔语的地区则归入了新成立的泰米尔纳杜邦。
在印度诸邦中，喀拉拉是语言同质性程度最高的——96.02%的人母语是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说马拉亚拉姆语的人被称作马拉亚里人(Malayali)，作为一种语言文化身份，马拉亚里人的身份认同意识是非常强的。
马拉亚里人遍布印度各邦以及世界各地，但无论在哪里，身份认同都会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同他们所处的历史地理环境有关。从地图上看，由于西高止山的阻隔，喀拉拉同印度的其他地区是隔离的。当地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很强，在雅利安文明进来之前的达罗毗荼宗教传统仪式也能保留下来，舞剧、寺庙节日等地方文化很丰富。
从文化构成上来说，喀拉拉邦是古代泰米尔文化区的一部分，泰米尔文化区的上一级单位是达罗毗荼文化区。“达罗毗荼”是一个语言概念，达罗毗荼语系包括南印的马拉雅拉姆语、泰米尔语、坎纳达语和泰卢固语，跟北印属于印欧语系印度-雅利安语支的语言是完全不同的。马拉亚拉姆语是在十几世纪时才从泰米尔语中独立出来的，所以现在二者在口语上有很多互通之处。
有趣的是，由于喀拉拉相对隔绝的地理位置，它从来没有被北部的雅利安帝国征服过。但从文化上来说，它仍然是印度次大陆文化版图的一部分，可以说它是北部雅利安文化传播的最后环节，佛教和耆那教在当地都曾经流行，但最后还是被达罗毗荼版的印度教所取代。
除此之外，几个非常古老的世界性宗教都在这里扎根。因为盛产胡椒和其他香料，喀拉拉通过海上贸易与外部世界保持着广泛的接触：从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伦人，到古代埃及人、以色列人、阿拉伯人、菲尼士人、中国人，公元前4世纪以来的希腊人、罗马人、叙利亚人、犹太人。与中东的接触导致基督教在基督纪元开始后不久就传播到喀拉拉，伊斯兰教在创立之后通过阿拉伯商人在喀拉拉扎根。喀拉拉的历史特色之一，便是三大世界宗教的汇聚：一个古老的基督教社群和一个非征服带来的伊斯兰教社群，与印度教社群和平共处。
特里凡得琅街景一 | 图片来源：讲者PPT
喀拉拉邦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城乡差距小，所以我把它叫做是一个“小镇中心”的地方。它最大的城市是首府特里凡得琅，但特里凡得琅其实不大，只有400万人口。我曾经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房东家所处的街区环境很好，但周边并没有高层的建筑，没有大城市的感觉。
二
喀拉拉邦：印度第一个
选举产生共产党政府的邦
当代的喀拉拉邦引起不少人的关注，是因为当地选举了一个共产党政府上台。1957年3月，在喀拉拉邦成立后第一次邦议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126个席位中的60席，喀拉拉成为印度第一个选举产生共产党政府的邦——直到20年后，西孟加拉邦才同样选出了一个共产党的邦政府。除意大利的小城圣马力诺(San Marino)之外，喀拉拉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西式民主选举把共产党政府送上台的千万人口以上的政治单位。喀拉拉当时被国际学者称为“印度的延安”，引起不少西方世界国家的紧张，被视为共产主义“和平演变”的新策略的催生地。
喀拉拉邦共产党在1957年的大选中能够获胜，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它代表了广大下层阶级的利益，尤其是农民和农业劳工对农业改革存在广泛的需求，土地问题是当时的核心问题。二是当时是共产党首先倡导将讲马拉亚拉姆语的三个部分合起来成立喀拉拉邦，这一倡议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今天国内一提到喀拉拉邦的时候，会说它是一个“红色邦”或者是“共产党邦”，但其实这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在喀拉拉邦，虽然共产党是一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并不是说共产党单独执政或者一直执政。实际上，除了第一届选举的共产党政府单独执政之外，后面几届政府都是政党联盟。
1957年选举上台的第一届共产党政府在1958年通过了《教育改革法案》和《土地改革法案》。这两个法案比较激进，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反对。反对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其中一个是基督教会，他们是教育产业的掌控者；另外一个是那雅尔(Nayar)的种姓组织“那雅尔服务社”，那雅尔是喀拉拉邦拥有土地和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种姓。
南印的种姓结构比较独特，它跟北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完整的四个瓦尔纳。这里先要对种姓的概念做个澄清。西方语言中的“caste”或中文的翻译“种姓”，通常包括了印度本土语言中的两个概念：瓦尔纳(varna)和迦提(jati)。“瓦尔纳”梵语原意是“颜色”，本是与浅肤色的外来雅利安人和深肤色的当地人的区分有关的词，后来在吠陀典籍中成为四个人群分类系统的名称——即通常所说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瓦尔纳系统。而“迦提”的本义是血统或出身，它是实际的在地的等级性、世袭性的归属性群体，一个由亲属关系构成的网络。除了今天被称为部落(Tribles)的居住在山地和森林地区的人口处于瓦尔纳范畴和阶序系统之外，还有很多迦提不在四瓦尔纳范围之内，阶序在首陀罗之下。英文的“untouchables”(贱民/不可接触种姓)指的便是这部分中的最底层。
简单地说，瓦尔纳是婆罗门理论中跨地区的宏观层面的种姓类别范畴，迦提是各地区具体的种姓和亚种姓。实际上，对于某个具体迦提归于哪个瓦尔纳，在本地区有时候也是有争议的，而一个地区的人对其他地区的迦提结构通常不甚了了。如果谈论的是“瓦尔纳”，我倾向于就用“瓦尔纳”而不用“种姓”一词，把“种姓”与“迦提”对应。
上面提到的喀拉拉的那雅尔种姓，按婆罗门的意识形态属于首陀罗瓦尔纳。在喀拉拉还有很多种姓不在四瓦尔纳的范畴内，比如依热瓦(Izhava)、普拉雅(Pulaya)、库拉瓦(Kurava)等。这涉及到南印印度教社群的另一个重要的范畴划分：“savarna”和“avarna”。前者意为“属于瓦尔纳的”(可译为“瓦尔纳种姓”)，相当于英文中的caste-Hindus(种姓印度教徒)(这里的“种姓”即瓦尔纳意义上的)，后者意为“非瓦尔纳的”(可译为“非瓦尔纳种姓”)，相当于英文中的out-castes(外种姓)。后者在传统种姓社会是具有污染性的种姓。
说回喀拉拉的种姓。北方来的婆罗门群体把一套种姓社会的意识形态带到当地，把当地社会群体“种姓化”，纳入一个阶序系统，所以当地的种姓结构是一个外来的婆罗门群体及其宗教意识形态与当地原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在历史中互动的结果。在喀拉拉，刹帝利限于非常少的王室家族，吠舍缺失，婆罗门之下最重要的种姓就是那雅尔，属于首陀罗。而南方的首陀罗和北方首陀罗的地位是不一样的，那雅尔是婆罗门的管家和侍从，武士和地方管理者，属于上层，并拥有大量土地，因此他们强烈反对《土地改革法案》。
教会、那雅尔服务社等势力组织的大众抗议持续发酵，最后共产党政府以总统管制(President Rule，即邦政府被解散而由总统暂时接管)的方式被接管。从此喀拉拉邦以政党联盟的方式执政，但当地的政治平衡极不稳定，政府更选频繁，在1957-1991年期间，共举行了10次邦议会选举，经历了15个内阁政府和多次总统管制，只有一任政府执政了一个完整的5年任期，因而在中央政府眼中是麻烦制造者。
造成喀拉拉政治平衡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是利益集团的繁多和碎裂。种姓和宗教少数社群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喀拉拉的人口结构在1950年代，约1/5的穆斯林、1/5的基督徒和3/5的印度教群体。后来穆斯林群体的比重有所增加，同基督教群体相加占到喀拉拉邦人口的45%。印度教社群中有两个重要的种姓，除了上文所提的那雅尔种姓，还有一个就是下层、非瓦尔纳的依热瓦种姓。依热瓦（在喀拉拉北部名为“提雅”(Tiya)）是人口数量最多的一个种姓，且自殖民时代以来经济、教育上都经历了相当的向上流动，是喀拉拉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
这四个社群的精英作为利益集团，都想成立自己的政党，最后穆斯林和基督徒成功了。穆斯林建立了穆斯林联盟，影响集中在马拉巴。基督徒在中部科钦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名为喀拉拉国大党，后来也分裂为几个派别。1964年，印度共产党（简称印共）也分裂为两派：印共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派）（简称印共（马））。
所以由于政治的碎裂，利益集团很多，喀拉拉的政治并不稳定，不断的结盟关系一直在调适，一直到80年代才形成两个比较稳定的阵线：“左翼民主阵线”(Left Democratic Front)（简称左翼阵线）和“统一民主阵线”(United Democratic Front)（简称统一阵线）。左翼阵线由印共（马）、印共和其他几个左翼政党组成，统一民主阵线由国大党、穆盟、喀拉拉国大党等组成。
这两个阵线相当稳定，一直轮流执政，直到2021年，左翼阵线在喀拉拉邦选举中连任，打破了之前的记录。左翼阵线之所以能连任成功，在于它有效应对了2018年的洪灾和后来的新冠疫情。所以说共产党并不是单独执政，也不是连续执政，这是要澄清的一点。当然左翼阵线是由印共（马）主导的，统一阵线是由国大党主导的，基本上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固的二元格局。
三
“喀拉拉样板”的启示与难题
喀拉拉引人关注的第二个方面在于其独特的发展模式。1970年代中期以来，喀拉拉发展研究中心在联合国的资助下对该地区的发展进行研究，举出了当地发展的很多特点和成就，媒体及学界就开始用“喀拉拉样板”(Kerala Model)来指称这种发展模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虽然喀拉拉的GDP及人均国民收入并不高，甚至低于印度平均水平，但他们在人文社会发展指数方面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什么是“人文社会发展指数”呢？比如说识字率、人均预期寿命、性别比，还有城乡差别等等。
喀拉拉政府在其官方网站首页上自豪地宣告，喀拉拉是印度“第一个全民识字的邦，第一个进行土改的邦，人均预期寿命最高的邦，出生率最低的邦，婴儿死亡率最低的邦，唯一一个村村都有医院设施的邦，通信设施覆盖率最高的邦。”这些发展成就是在喀拉拉没有工业化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引起了发展研究者们的关注：是不是可以不经过工业化，不需要革命，就能有效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取得脱贫以及相对公平的发展成果？
“不需要革命”指的是喀拉拉没有暴力革命，也没有“绿色革命”，甚至也没有“工业革命”。喀拉拉的发展引人关注的点就在这里。这些发展成果被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关注和肯定，他在自己的书里拿喀拉拉一个邦和中国、日本等国家做比较。
学者们对喀拉拉发展成就之成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总结起来有突出的两点：一是19世纪时，基督教传教士带来了兴办教育和医疗的风气，之后，喀拉拉的土邦(native states)在教育医疗方面所实行的福利政策，创造了国家福利主义的最初遗产。另外一个原因与喀拉拉的民主历程直接相关，那就是自19世纪末以来社会变化所催生的“公共政治”或“公共行动”的生长。
19世纪后期以来，社会宗教改革运动在喀拉拉特别发达。这种社会宗教改革运动包括对社会的组织和动员，向政府要求教育、医疗权利。20世纪以来，特别是印度独立前后，也就是40年代到50年代，一直到60、70年代都还在持续的共产党领导的大众运动，包括工会运动和农民要求土地的运动，大大冲击了不平等的种姓阶序，并导致了再分配取向的发展政策。
土改实际上是印度全国性的一个政策，从中央到各邦都是要土改的。但是具体的土改措施，其实是看各邦的政治意愿。喀拉拉土改一直到1970年代才基本完成。印度式的土改跟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式的土改是很不一样的。印度土改不是均田，而是限田，就是确定一个家庭所能拥有的最多的土地数量，多余的要拿出来，通过赎买来分田。很多佃农获得了他们长期耕种的土地，是土改的最大获利阶级。而对于在农业社会里面最贫穷的农业劳工，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土地的，在喀拉拉，他们获得了他们的窝棚所在的那一小块宅基地，有了一个能够栖身的地方，这是土改的一个重要成就。所以说在整个印度，土改是非常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喀拉拉其实相对来说是做的最好的，它有一些实质性的改善下层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
自90年代中期以来，喀拉拉发展经验的弱点和负面因素也引起同样的关注。喀拉拉经济在整个1970年代的增长率是2.27%，80年代更滑到1.16%，不过1990年代以来获得了明显好转，15年来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约在5.8%左右，接近全印平均水平。但它的一个问题是经济的加快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机会的显著提高。因为前面也提到过喀拉拉没什么工业化，所以它的失业率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失业率、青年的失业率一直很高，而且持续到现在。
我在做田野的时候，注意到在喀拉拉一些公交售票员都有硕士学位。公交行业在喀拉拉属于公有企业，入职后会有比较稳定的保障。另外，喀拉拉教育产业非常发达，在学校系统之外，还有一个教辅产业，相当于一个平行的教育系统，可以吸纳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当然，不用说，考公是非常紧俏的。
如果说喀拉拉的发展问题并没有更早地凸现，那是因为在海湾地区打工的喀拉拉人的外汇收入。前面提到过，喀拉拉很早就有一种外向性的眼光，与阿拉伯半岛等地在历史上就有贸易联系。由于石油经济的兴起，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就有很多喀拉拉人到海湾地区打工，尤其是1970年代之后，石油价格上升得非常快，海湾地区石油经济非常繁荣，从喀拉拉去那里打工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的外汇收入占到了喀拉拉邦内生产总值的20%~30%。外来汇款也使喀拉拉人相当程度地改善了物质生活水平。喀拉拉常年有200多万人在海湾国家打工，这对于喀拉拉的减贫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当地消费水平提高之后，最大的一个消费支出就是建房，底层农业劳工可以进入建筑行业，而由于喀拉拉有非常活跃的工会运动，他们的工资水平一直很高，高于全印度的大部分地方。
喀拉拉邦的学者、行动分子以及印度国内和国际上关注喀拉拉的学者们对于喀拉拉的发展和发展的危机进行了各方面的探讨和省思。关于“喀拉拉样板”的可持续性危机，具有争议的是对其原因的解释，即生产的停滞和大量的失业是否是该“样板”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喀拉拉需要调整发展策略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
为了应对发展问题，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左翼政府就做了很多尝试，其中一个重点是做去中心化的发展规划，下放35%-40%的计划基金给县(District/Jilla)、区(Block)、乡(Grama)三级自治政府，用来改善民生，让他们根据实际需求自己做规划，自己来使用。另外成立了很多妇女自助小组，也给她们资源。
这是有一定成效的。2003-2004年时，喀拉拉邦人均收入已经高过了全印平均水平。增长最快的部门是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后来信息经济也带来了一些机会，但是同其他地区相比，比如北边的班加罗尔(Bangalore)以及东边的泰米尔纳杜邦中的那些大城市，它们有更完善的信息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喀拉拉并没有大的工业园、产业园。
喀拉拉很有左翼执政特色的是它在全印的公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中并没有全面私有化。我前面提到的“Indian Coffee House”，就是一个公有企业。印度很多公有企业是从尼赫鲁计划经济时代兴起的，之后不少企业经营不善，自1991年印度开始自由化改革以来，不少公有企业都已经私有化了。但是在喀拉拉，私有化的进程没那么快，因为左翼政府希望强化原来的公有企业，包括接管原来中央政府经营不善的央企、国有企业以及地方一级的企业，希望可以扭亏为盈。喀拉拉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在化工、电机等领域。一个例子就是在2021年新冠德尔塔病毒在印度流行造成巨大的感染浪潮和危机的时候，喀拉拉是全印度唯一能够保证氧气瓶供给的邦，这正是因为它有自己可以掌握和调配的公有企业来转产氧气瓶。喀拉拉政府在这几年应对新冠危机的效率是很高的，新冠病死率在全印度也是最低的。
喀拉拉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财政收入有限，赤字很高，另外一个是就业问题。正如前面提到的，就业问题是它的老问题。我看到最新的报告显示喀拉拉的就业增长率有所提高，也就是说就业率是一直在增长的，目前的增长速度还在提高。但就业仍然是它的一个问题。总而言之，“喀拉拉样板”提供了很多发展经验，但其中也存在不少悖论。
四
喀拉拉共产党为什么能在印度一枝独秀
我还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是喀拉拉共产党为什么能在印度一枝独秀。“一枝独秀”的意思是在印度其他邦，共产党已经下台。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系统地研究和比较过，只有一些初步的想法。
我们知道从反英民族主义运动以来，国大党一直是领导者。国大党成立于1885年，是印度的第一个政党，是抗英反殖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推动者。印度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代初，但一直受英国殖民政府的打压、逮捕。1930年代中期的时候它加入了国大党内部的左翼派别国大社会党(Congress Socialist Party)，但是这一群体在1940年因为倡导武装革命起义被国大社会党开除了。实际上，印共一直到1942年由于英国和苏联结盟反纳粹才被合法化。但印共受苏联影响，反对当时由国大党领导的让英国殖民者“退出印度”的运动。可以说，印共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浪潮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的位置。
印度独立之后，1948年，印度共产党在加尔各答召开了第二次大会，通过决议要从有基础的地方开始，对独立后的政府采取武装斗争。然而事实上印共有基础的地方不多，一个是在东边的特里普拉(Tripura)，一个是在南印的泰伦加纳(Telangana)，还有一个就是在喀拉拉的马拉巴地区。当时共产党在这三个地方要搞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失败之后印共决定改走议会道路，1952年参加了印度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即人民院的选举，获得了16个席位。
接下来，印共在1957年统一的喀拉拉的第一次选举中获得胜利，使喀拉拉成为印度第一个通过民主选举把一个共产党政府推上台的邦。1977年，在西孟加拉邦，印共（马）同样通过土改和农业关系改革运动，借助农业和农民的议题被选举上台。在西孟加拉邦，印共（马）连续执政了34年，可以说非常稳固。但是西孟加拉也面临着很多经济和发展的问题，后来政府决定推进工业化的道路，想向中国学习，征地搞工业园。他们在两个地方强制征地，跟农民发生了冲突，警察开枪打死了村民，引发了暴力冲突和骚乱，全邦以及全国很多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西孟加拉的印共（马）因此在2011年的选举中失去了政权，之后上台的是草根国大党(Trinamul Congress Party)，一个从国大党中分裂出来的地方政党。
我2012-2013年在德里(Delhi)访学一年，当时我问一位左翼学者对西孟加拉的印共（马）下台的看法，他觉得这是西孟加拉人民想给印共（马）一个教训，他们执政太长时间了，没有下过台，让他们尝尝失败的滋味。他觉得印共（马）后面还会再回来的，也就是说，他认为在教训过了之后，西孟加拉人民还是会选择印共（马）的。但是很可惜，从2011年之后印共（马）再也没有回来，草根国大党一直在执政，印共（马）在西孟加拉确实是越来越衰落了。
还有一个是特里普拉邦，是印度东部一个很小的邦。它在1978-1988、1993-2018这两段时间里由印共（马）执政，但2018年之后共产党也下台了。它的情况又不太一样，它有很多部落人口，在这里就不细讲了。总之，在印度，现在共产党还能上台执政的就只有喀拉拉邦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喀拉拉邦的具体情况。它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的时间比其他地方更晚，1931年，一小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吸引的行动分子成立了“共产主义联盟”(The Communist League)，但与印度其他地方的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组织没有任何关联。他们印刷了一些宣传小册子，组织了几次工人会议，但没产生公众影响。直到1939年，活动在马拉巴的国大社会党与特拉凡柯尔和科钦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激进团体合并成立了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的支部。
喀拉拉的共产党组织成立得晚，这对于共产党在喀拉拉的成功却是一个正面因素：喀拉拉的印共领导层在加入印共之前，是国大党人，甘地主义者，是1934年成立的国大党内的激进派别国大社会党的成员。所以他们是植根于喀拉拉的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从社会宗教改革和反对种姓不平等的社会运动，到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公民不服从运动。在作为国大社会党人时期，他们主导了喀拉拉的国大党的领导机构，在农民和工人中成功地开展了一些组织活动，这也为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打下了基础。
E.M.S. Nampoodiripad (1909-1998)
图片来源：讲者PPT
喀拉拉共产党最著名的领袖是这张图片里的E.M.S南布迪里巴德(E.M.S. Nampoodiripad，1909-1998)，他是喀拉拉共产党第一代领袖，也是1957年第一个共产党政府的首席部长。喀拉拉人都是用他的名字缩写来称呼他：“E.M.S.”。他出生在喀拉拉北部马拉巴的一个非常显赫的婆罗门家庭，他的名字后面那一长串，Namboothiripad，意味着他出身于南布迪里(Namboothiri)婆罗门种姓，它是喀拉拉本土的地位非常尊贵的婆罗门。
这个出身于最高阶的南布迪里婆罗门的男孩，家人认为他太聪明而没有让他进入被视为“低等”的现代学校教育系统学习，而是请了家教教他梵学知识，直到16岁他才入校上学。喀拉拉的婆罗门不像泰米尔纳杜的婆罗门，泰米尔纳杜的婆罗门很积极地接受西化教育，所以他们在现代管理、现代教育领域占据了很多职位，而喀拉拉的婆罗门则比较保守。
E.M.S.16岁才去上学，他首先参加的社会运动是本社群也就是南布迪里婆罗门的习俗改革运动，因为其中有很多压迫性的习俗，尤其是对婆罗门女性。而他的方式是办报纸、写文章、成立社团。后来E.M.S.加入了国大党，由于他的左翼倾向和对国大党政治道路的失望，1937年，他和三个那雅尔同志秘密成立了共产党的一个单元，他们公开的身份则是国大社会党人，国大党中的左派。1964年印共分裂时，他是印共（马）的领导人之一。这个分裂事件的引发事件是1962年的中印战争，印共内部对中印战争的态度产生了分歧，印共的官方态度是支持印度政府的立场，但领导层中有一些人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希望中印两方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于是印共在1964年分裂为较大的印共（马）和较小的印共。粗略地说，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前者亲中，后者亲苏。在国内政治上，前者对国大党更持批判态度，后者可以与国大党合作。
E.M.S.是印共党内一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作家，写过不少的文学作品和历史作品，非常活跃，一直到他1998年去世的前几个月还在参加竞选活动。喀拉拉的共产党第一代领袖政治寿命非常长，直到世纪之交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在位。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大多数都来自上层种姓、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下层。
喀拉拉邦还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在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左翼政治运动之前，喀拉拉邦的社会宗教改革运动的内容与孟加拉和北印就有区别。在孟加拉和北印，社会宗教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反对一些涉及到印度教上层种姓女性的习俗，比如说寡妇殉葬、童婚等习俗。这其实都是上层种姓女性面临的问题，所以议题的影响范围比较小。
但是在喀拉拉不一样，喀拉拉社会宗教改革运动围绕的核心是种姓的不平等，是种姓阶序和种姓歧视。这是因为喀拉拉的种姓阶序是最严苛、最僵化的。在喀拉拉种姓制度中，不仅有不可接触，还有不可接近和不可观看。对于南布迪里婆罗门，看见一个普拉雅已足以让他受到后者的污染，他们出行时是有那雅尔侍从在前面开道的。喀拉拉邦在当时被称为“种姓制度的疯人院”。
前面已经讲到南印“savarna”和“avarna”种姓的区分，即“瓦尔纳种姓”和“非瓦尔纳种姓”的区分。如果说在北印印地语中心地带，“再生种姓”(twice-born castes)(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这三个可以举行吠陀仪式和佩戴圣线的洁净的瓦尔纳)与首陀罗之间的区分是重要的社会等级分界线，在喀拉拉以及其他南印地区，这个界限是“瓦尔纳种姓”和“非瓦尔纳种姓”之分。在喀拉拉，那雅尔是首陀罗，那雅尔之下的大量种姓都是非瓦尔纳种姓，受到社会限制的下层种姓群体是非常庞大的。
而喀拉拉的经济从19世纪以来实际上是商品取向的经济，农业中很多都是经济作物，还有很多种植园。另外，现代教育的引入等方面的发展也使这些“非瓦尔纳种姓”有了经济上向上的流动的机会。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教育的引进，为下层种姓中的少数人积聚财富和从事现代职业提供了机会，下层种姓中首次出现了一个中产阶层，以及一个农村无产阶级。而前者成为下层种姓改革运动的领导阶层，其改革的动因之一，在于革除种姓制度加于下层种姓的限制，为他们的阶级流动消除障碍，并且由于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反差更加突出，所以这个群体在社会宗教改革运动中是非常激进的一个群体。
喀拉拉的社会宗教改革运动对社会的动员程度是全方位的，对于下层，就像我刚才讲的，是因为种姓歧视。对于上层种姓来说，经济领域的变化使传统作为经济和社会生活基本单位的扩展家庭的功能解体，尤其是那雅尔的母系扩展家庭在婚姻、财产继承、合法分家等问题上都陷入困局。这和喀拉拉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习俗有关，就是南布迪里婆罗门的长子成婚制和刹帝利、那雅尔的母系继嗣制(marumakkatayyam)。在人口繁衍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因新的扩展家庭的分立而分割寺庙领地，规范内部冲突，父系继嗣的南布迪里婆罗门形成了只允许长子成婚(一夫多妻)的制度(当然，如果长子的后嗣不足影响到传宗接代也允许次子成婚)，而余子形成了与刹帝利或那雅尔已婚妇女“结合”(sambandham)的制度，这种关系中出生的孩子归于母亲的家庭，父亲不承担责任。
在19世纪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土地制度发生了变化，传教士对母系继嗣制进行攻击，推行从母系变成父系的改革，因此上层种姓面临着非常大的动荡——家庭结构的解体。这对于上层种姓来说，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原有社会结构的崩解是最彻底的，这给喀拉拉许多激进思想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非常肥沃的土壤。
那时候喀拉拉的社会宗教改革的思想是很激进的，甘地所提倡的只是反对不可接触制度是无法与之相比的，甘地一贯的主张是废除不可接触制以及种姓等级，而非种姓，相互依赖的瓦尔纳系统在他看来是一个没有竞争和冲突的理想社会形态，直到1946年他才改变看法，认为应该消除种姓之分。社会、宗教改革运动中发展出的最激进的意识形态，反映在K.艾亚潘(K.Aiyyappan,1889-1968)1920年代提出的口号之中：“无种姓，无宗教，无上帝，无阶级”。可以说，19世纪末以来的社会宗教改革运动，塑造了喀拉拉的底色和文化面貌，为接受激进思想提供了基础。
社会宗教改革运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延续。在共产党的世俗意识形态里，是把这种对平等的追求更往前推进的，一方面是通过政治经济的措施，另一方面，也借助党的高度组织化的力量。也就是说，共产党是能够用政治性和组织性的力量来推动社会宗教改革运动的。所以依热瓦种姓（非瓦尔纳种姓里面最大的种姓，也是喀拉拉最大的种姓）为喀拉拉共产党组织提供了中坚力量，共产党的很多骨干都来自于这个种姓。整个社会宗教改革运动，对喀拉拉社会动员的深度和广度是远远超过北印和孟加拉的。南印很多地方也有下层种姓的动员，比如说泰米尔有反婆罗门运动，但他们没有上层种姓内部因为家庭解体带来的冲击。而在喀拉拉，从上到下都是非常动荡的。
第二点是喀拉拉邦跟其他地方相比政治环境不同。前面也提到过，在1956年按照语言边界重组邦之前，喀拉拉邦所在的地区由特拉凡柯尔土邦和科钦土邦，以及北部的马拉巴（属于英属马德拉斯管区）组成。而在土邦里包括民族主义运动在内的政治活动是被抑制的，所以国大党在这里的力量相对弱小。从国大党的单一力量来说，一直都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力量强大，国大党有几个重要的盟友，例如穆斯林联盟、喀拉拉国大党等，实际上是把几个宗教少数群体团结在周围形成一个可以和左翼联盟对抗的组织。
喀拉拉邦2021议会政党及种姓分布
图片来源：Google
第三点是与孟加拉相比，喀拉拉邦教育普及，识字率高，城乡差别小，人口密集，交通非常发达，这导致在喀拉拉精英和大众的区别很小，包括在共产党内部。我刚才说依热瓦种姓是喀拉拉共产党的中坚力量，而他们能够做到比较高的职位是不稀奇的，这跟西孟加拉邦的共产党结构是不一样的，西孟共产党的上层基本上都是上层种姓，下层种姓很难进入领导职位。
在城乡差别上，西孟有一个自殖民时代以来就是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加尔各答，有很多精英知识分子，所以说西孟城乡上的差别、精英和大众的差别，都是大得多的。而我在喀拉拉能看到，精英和大众的差别非常小，联系得很紧密，所以在喀拉拉，共产党和公民社会运动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1957年E.M.S.当首席部长后，推动了一个叫做“扫盲运动”的大众运动，动员了很多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参加。后来的人民科学运动，主要的组织和发起者是喀拉拉最大的志愿组织，喀拉拉科学文学会（Kerala Sastra Sahitya Parishad，简称科学会），这是一个在喀拉拉非常有名的志愿组织，它是土生土长起来的。和国际化的非政府组织(NGO)不同，他们强调自主性和自力更生，不接受外国资助，经费全靠出版和公众筹款。科学会的很多成员都是中产阶层，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构成主体包括教师、公务员、银行职员、民间组织成员等等，中小学教师是他们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民科学运动以及之后的人民计划运动，科学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直到现在，科学会对发展议题仍然非常关注，在公共领域非常活跃，经常对喀拉拉的重要议题展开开放的争论。喀拉拉的两个政党阵线，对于科学会推出的重要议题都是要关注和回应的，但左翼政党跟他们有更密切的联系。我了解到科学会里有一些成员自己本身就是印共（马）党员。作为一个组织科学会确实是独立的，但是与左翼政府的关系会更加密切。加之左翼政府的执行力更强，整个喀拉拉的公民社会与左翼政府之间人员的互通和流动是非常多的。我认识的有几个人，本来在大学教书，后来在共产党2021年连任之后，我发现他们去政府上班了。所以说左翼政府有非常丰富的人才储备，这是喀拉拉的哪一个党都比不了的。
《高科技学校》，卡达姆巴里·维嘎（印度）作于2020年 | 图片来源：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第四点是，印共（马）在喀拉拉党跟国大党长期以来都是轮流执政，时不时下台，跌落和起来都更容易，这就不像西孟的印共（马），连续执政太久，台子高跌落就摔得更惨。而且，连续执政掩盖了许多问题。比如说，西孟的印共（马）党组织在地方上，通过暴力打压反对者建立起支配。所以在草根国大党上台之后，以牙还牙，在基层对印共（马）的党工施加报复性的暴力。有些地方那就是直接绑在柱子上打，这种暴力威吓使得印共（马）在西孟的基层组织萎缩得非常厉害。
以上四点是喀拉拉的共产党跟印度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不一样的地方。
五
总 结
喀拉拉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容易接受左派思想的社会，这就造就了有左派思想的政党。进一步说，是一个被动员起来的社会需求，延续了社会福利、再分配的政策取向。所以左翼阵线政府开创的一些很有利于下层的政策举措，比如说全民识字运动、人民计划运动，统一阵线上台后也不能推翻，它没那么积极，会打个折扣，但大的方向上仍然是延续的。
《绿色的喀拉拉》，朱娜伊娜·穆罕默德（印度）作于2021年 | 图片来源：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我当年在喀拉拉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共产党在喀拉拉的政治中曾享有非常高的意识形态、智识和道德地位，被认为是喀拉拉的思想家宝库，例如E.M.S.。当然，田野调查中也有人跟我说，第一代共产党人的魅力在1980年代结束时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在那之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地位都在衰落。当然这种衰落也确实存在，但当时我接触到的媒体人，还有其他党派与一般公众，大家还是认为印共（马）是喀拉拉邦腐败程度最小的一个党，能人最多的一个党，组织化力量最强的一个党，因此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期待。这是喀拉拉左翼一直很强劲的一个原因。
就讲这么多。最后再放几张照片。
科学会的街头戏剧和其他节目 | 图片来源：讲者PPT
这张图是在首府举行的喀拉拉国际电影节。质量很高，我参加过两次。喀拉拉有一群电影素养和文化素质都非常高的公众。
喀拉拉国际电影节 | 图片来源：讲者PPT
六
问答环节
问题一
想知道吴老师最初是怎么选择印度喀拉拉邦作为自己的长期研究对象的？
吴晓黎
是因为我之前去到了喀拉拉，然后被吸引，很喜欢那个地方。为此我换了专业，学习人类学，并去做了田野调查。我硕士念的是中文系比较文学专业。好在当时考人类学博士的人很多都是从别的系转过来的。
问题二
在喀拉拉邦的穆斯林、基督教的群体中，种姓结构是怎样的？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印度国家认同是什么情况？宗教认同、种姓认同和国家认同会冲突吗？
吴晓黎
喀拉拉的穆斯林和基督教群体的内部差异，说“种姓结构”并不合适，毕竟这两个宗教并不承认种姓，可以说的是，他们的内部分群与来源相关。
我首先说一下穆斯林群体。喀拉拉邦的穆斯林群体的主要来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阿拉伯商人作为贸易商人到达喀拉拉邦沿海地区，然后定居、跟本地人通婚以及吸纳改宗者形成的社群。这个社群里的大部分成员经济和社会地位都比较高。我之前讲到喀拉拉的种姓结构里面缺乏“吠舍”，实际上从事贸易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他们填补了这样的位置，所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另一个穆斯林来源，尤其是在马拉巴南部，主要是由本地的下层种姓改宗的，这部分群体他们的经济地位整体比较落后。穆斯林的整体身份认同还是挺强的，只是在历史传承和经济社会地位上存在内部差异。
基督徒内部派别比较复杂，从内部亚群体认同来说，分属的教派和教堂还是挺重要的。从社会起源来说，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个群体：最大的群体是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即已存在的叙利亚基督徒的后代，他们尽管分属不同的教堂但分享共同的社会特征，传统上享有相当于上层种姓的社会地位。第二大群体是葡萄牙时期主要由沿海中下层种姓改宗的拉丁天主教徒。第三个是更晚一点的下层种姓包括贱民改宗的新教徒，其中一些人还在争取表列种姓地位，表列种姓是国家给予补偿性优惠政策的范畴，但当初宪法规定只适用于印度教的贱民种姓。
穆斯林、基督徒的国家认同与印度教徒没有区别，而宗教、种姓认同和国家认同也不会冲突。它们是一个不同层次的认同，不是放在同一个平面上比较的，不是说非此即彼的。喀拉拉人对于自己属于哪个宗教社群的认同是很强的，而种姓认同问题则是印度教徒内部下一个层次的问题。
问题三
您怎样评价喀拉拉现在的CM Pinarayi Vijayan。尤其是近两年黄金走私案和他的一系列腐败丑闻，会不会对印共在喀拉拉的政治力量产生负面影响？
吴晓黎
现在的首席部长确实被披露出了一些丑闻，这对政党当然是有负面影响，但还是有限的。对他个人的评价还是比较复杂的，我在印度的时候，无论是左派还是国大党的支持者，都跟我形容他是一个“strong man”，他的个人风格非常强势。这个既有好处也有弊端，包括2019年的夏巴里马拉争议，正是因为他的强势风格造成了很多问题，但是他的强势风格也让很多事情有效率地执行下去。我认为喀拉拉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人而受到大的影响，即使他们这次下台，下一次还可以再上台。
问题四
请问喀拉拉的成功是否能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议会道路”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
吴晓黎
我不太清楚你说的“和平过渡”指什么。“议会道路”其实是左翼政党在多党制国家里的存在形式，他们现在虽然还叫共产党这个名字，但是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偏左的社会主义的党，跟经典的共产主义已经很有距离了。在喀拉拉人自己的语言里，他们会说这是一个偏向于下层普通人的党。
问题五
长期以来印度中央政府，尤其是现在的莫迪，是怎么对待喀拉拉邦共产党执政的？
吴晓黎
当时我听到了很多抱怨，莫迪政府在预算上对喀拉拉邦是抱有很多歧视的，很不友好的。莫迪对这样一个唯一共产党执政的邦政府当然视为“眼中钉”，印度人民党也花了很多金钱和人力希望扩大自己在喀拉拉邦的力量。当时莫迪二次上台，很多喀拉拉朋友就有被围困的感觉，这样的一个中央政府确实对他们是不利的。当然，中央政府所有的操作还是在一个民主制度的表面正常规范里，但是现在你看，印度人民党对很多反对派，包括对拉胡尔·甘地的起诉，实际上就是将很多反对党领导人以司法的形式拉下台，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动向。
最近有些反对党联合起来，包括印共（马）、还有一些其他地区大党，上诉到最高法院去了，起诉执政党利用司法来打压反对党的做法。但还不知道最高法院能不能承担中立仲裁者的角色，当然最高法院其实很难中立，它还能不能维护原有民主范围里的操作规范是存疑的。
问题六
在印度做田野（不局限于喀拉拉邦）会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建议？
吴晓黎
在印度，在喀拉拉，我没有太强的外来人的感觉，喀拉拉人很容易接受外人。它跟中国社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家庭观念强。我和首府和村里的两家房东都保持了持续的友好关系。我是作为一个“paying guest”（付费客人）进入他们的家庭的，但相处下来感觉真的就像是他们的一个家庭成员。他们去走亲戚，我也跟着去走亲戚，他们去哪里，我就跟着去哪里，我觉得印度人还是挺友好挺开放的。当然你要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带你进入到那个地方，但是你要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认为还是比较容易的。
问题七
老师怎么评价印共（马）和印共（毛）的分歧和道路，例如在喀拉拉邦的事件和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区别。
吴晓黎
毛派在喀拉拉也曾经有过，不过是很少数。毛派的分布主要是在印度东部的部落、森林地区，这些地区跟印度主流社会相对来说是比较隔离的，他们跟国家、政府的关系是距离比较远的，在这些地方毛派才能够进入。很难简单地评价他们的分歧，可以评估的是他们的社会基础，走得通或者走不通的原因。
问题八
喀拉拉邦目前在女性教育和女性工作率上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吴晓黎
喀拉拉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是非常高的。我19年在喀拉拉的时候看报纸，有报道说穆斯林社群的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已经超过了男性，好多人都有研究生的学历。女性教育是该地区非常重视的一个层面，但是却并没有转化成一个相应的就业率。在就业率上，如果说男性和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都很高，实际上女性的工作率还是低于男性的。在整体就业市场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女性是更受限的。
问题九
喀拉拉邦的农村土改之后，有没有继续发展农业集体化？现在的喀拉拉邦农村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还是以合作社为单位生产？
吴晓黎
农业集体化是没有的。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合作社是工人的合作社。比如说咖啡连锁、本土烟厂、橡胶社工人这种合作社，不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合作社。
问题十
吴老师好，我的田野点在尼泊尔中部的农村，也是雅利安印度教文化的边缘，他们的社会生活水平和他们的经济水平也不相称，其中也涉及到海湾国家打工的情况。我目前也在思考相关的问题：来自喀拉拉邦的海外打工者为什么选择回到喀拉拉而不是去大城市，他们回来以后会不会参与到政治中，回到家乡参政能不能作为社会地位上升的一条路径。（在尼泊尔农村会对打工归来者提供社会地位上升的机会，例如给予参与村庄治理的资格）。
吴晓黎
海湾打工者回到喀拉拉而不是去印度更大的城市，是因为在印度每个邦和每个邦之间语言和文化的差别较大，这跟中国各个省的流动程度是不能比的。你的母语是马拉亚拉姆语，那你去其他邦，当地使用的语言就不是你的语言。很多限制使他们还是选择回到自己的邦。是否是海湾返乡的打工者跟参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尼泊尔是不是有其他原因，比如打工者跟其他人相比会有更多经济资本。但在喀拉拉海湾打工是很常见的，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人。而政治参与在喀拉拉，是从中学就已经开始了，中学就开始参加学生会、各种各样的青年组织，政治上的延续性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跟他们打工与否没有太大的关系。
问题十一
喀拉拉邦很大部分收入是国外打工收入，是否可以说，它目前看上去运行的不错的公有经济始终不能脱离资本主义影响？也不是完全的“另一条道路”。
吴晓黎
当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大环境下运行的。并没有到称得上完整、独立的“另一条道路”的程度。现在喀拉拉左翼政府希望在保有原有福利投入的基础上，能吸引更多投资，或者用其他方式筹集更多资金解决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但整个大的制度还是在整个资本主义环境之下。
问题十二
喀拉拉邦跟印度中央政府是一个什么关系，跟其他邦有什么不一样？
吴晓黎
没有什么不一样，它只是印度一个不大的邦，只是一个共产党不断上台执政的正常邦。在中央执政的党和在邦执政的党不同，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泰米尔纳德邦也一直是本土的两个达罗毗荼党轮流执政。当然在尼赫鲁时代，国大党一统江山，从中央到地方基本都是国大党，只有喀拉拉邦冒出来一个共产党，中央政府对这个另类的偏见是确实存在的，这也体现在用总统管制解散喀拉拉第一任共产党政府的决策中。
问题十三
如果想持续了解喀拉拉邦的动态，有什么信息渠道、媒体推荐码？
吴晓黎
通过印度的新闻网站和英文报刊吧。印度的几大英文报纸都有网络版，能找到各邦的消息。
问题十四
喀拉拉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高失业率跟现在中国的情况有一点点相似性，我们这两年16岁到24岁的失业率也很高。在印度高失业率的情况下青年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印度宗教信仰是多元性的，这种情况下青年对宗教的信仰会更加狂热，或者会有更多人皈依宗教吗？还有就是您提到一个例子，喀拉拉邦的公交售票员都有硕士生学位，这种条件下，青年人是否会有中产阶级的失落感、或者阶层滑落感。如果说很多青年没有就业，是否作为一种不稳定因素对喀拉拉邦的整体稳定有影响呢？
吴晓黎
在印度每个人都有一个宗教身份，身份的首要范畴是按照宗教划分的，当然，也有很少数人在宗教普查时填无宗教。印度民间的宗教信仰跟中国没有太大差别，功利性的宗教行为一直都存在，为考试、工作等等实际问题而拜神、许愿。因为青年失业率提升而导致青年完全投身宗教可能性不大。至于青年失落感，其实喀拉拉在这些年仍是处于上升轨道，基础设施、家庭建设方面跟上个世纪相比一直都在提升，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经济发展程度都是上升的。当然，喀拉拉社会确实竞争压力大，精神性疾病患病率也高。喀拉拉人向外出走的动力也在增加，比如说移民，我当年的房东的亲戚孩子，好几个向英语国家移民，这也是一个途径。
就像科学会成员作为一个发展问题提出来说的，他们的教育在促成对外输出专业人才的能力还不足。要想向外输出具有更高技术的劳动力人才，在教育上要更有针对性。在就业上喀拉拉同时向海湾国家、英语国家、以及本邦创造就业进行多点发力，比较高的失业率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情况其实还好。整体大环境还是上升期，另外喀拉拉的劳动力工资也很高。最近我看到一个叫多维度贫困指数的数据，喀拉拉贫困人口不到1%，而全印度是27%。喀拉拉人民认为自己是“发达地区”的这种荣誉感还是存在的，北印很多移民来喀拉拉打工，从事本地人不愿意做的体力劳动。
问题十五
喀拉拉邦这十几年来介绍工业化和城市化有什么显著变化吗？他们那也没有农村进首都这样的明显流动趋势吗？
吴晓黎
喀拉拉工业化一直不足，近些年是打算对原有的部门进行复苏。19年我回到喀拉拉邦的时候，看到首府新建了一个很大的豪华商场。消费和服务行业带来的经济增长还是比重最大的，他们的服务业还能占到60%多，工业化不是他们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我看政府现在着力的主要方向是原来的传统部门，包括农业（蔬菜、水稻）等等，把很多需要从别邦进口的商品致力于自给自足，比如做荒地改造种植蔬菜，工业化进展我没怎么看到这方面的消息。
他们的城乡差别很小，很多人住在村里，在城市上班，城市与乡村通勤一般一个多小时。村里的整个生活水平和现代生活设施可以相对完备，比如有抽水马桶。喀拉拉的一个优势是水资源丰沛，它的村落布局不是集中而是分散式的，家庭都有自己的水井，设施跟城里没有太大差别。你说的城市化，我认为更确切的说应该是“城镇化”，以小镇为中心将各个村落连接，发展较为平均，没有呈现出向大都市集中那种都市化的景观。
问题十六
喀拉拉本地存在对工业企业打压较为严重的情况。最近几年因为疫情政府经济紧张，很多大型企业都从喀拉拉迁移到其他邦。虽然喀拉拉模式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但是这种经济完全依赖于向外输出劳工和打工者，从而靠海外的汇款回流支持本地消费、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是不是可持续性的呢，对社会上有什么比较大的影响呢？
吴晓黎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也是喀拉拉邦从1990年代以来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危机。过度依赖外来汇款和外部打工市场，因为自身缺乏工业化，本地人转移到一个有工业化的地方去寻找工作。内部的工会力量非常强大被视为是一个对投资不友好的因素。这样的发展模式能不能持续我也不太清楚，疫情这几年以来形势是更加紧张。但工业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西孟之前的工业化追求就并没有持续下去。看起来喀拉拉主要是在已有资源的基础上做修补工作，就是尝试将教育、社会人文发展支出转化为经济增长点。
追 问
因为这几年印共受到指责比较大，因此他们开始部署一些经济策略。包括从日本引进高铁线，这同时也引发了基础设施征地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他们征地的对象主要为当地农民，对大地主就会回避，其实影响到的是他们自己的基层选票群体。这一情况又对印共产生了政治影响。
吴晓黎
是的，而且由于西孟的前车之鉴，对于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应该要格外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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