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苏：中国是世界上最不独裁的国家

美国人不知道的是：中国是世界上最不独裁的国家

王希苏

　　世界上100多个殖民地遭受了几百年奴役和掠夺，大部分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宣告独立。美国宣布结束奴隶制一百年后，黑人仍不能与白人在同一车厢乘车、同一餐馆就餐。黑人一次又一次抗议，以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平权运动规模最大，美国国会这才于1964年通过新《公民权利法》，规定在选举、就业和公共场所等方面“消除种族隔离”。黑人虽获得法律上的平等，但在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的社会里，生存状况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实为二等公民。南非直到1991年才取消种族隔离，黑人开始管理自己的国家。香港和澳门于世纪末归还中国。这是延续至上世纪末由白人主导的国际秩序。

　　曾几何时，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西方摇身一变，竟自称是自由和人权的卫士，令人语塞！那些被殖民、被压迫人民的罪白受了，临了落得个冤无头、债无主！更荒谬的是，以美国为首的“白人至上”的西方国家自诩是民主国家和自由世界，反诬推翻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是极权主义国家，践踏人权，领导人民翻身解放、创建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是独裁者，指鹿为马真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可笑地步！

　　美国的朋友、中国人公认的独裁者蒋介石，个人专权50年后传位给儿子，从未遭到美国的政治非议。美国拿人权、自由说事、用独裁、专制污名化中共，是这二三十年的事。稍有头脑、稍懂历史的人，不难看穿这波舆论攻势后面的政治算计。可是，对不了解中国的西方大众，还有我国一些拒绝独立思考、甘愿被西方宣传牵着鼻子走的人，它依然有迷惑作用。我们不能沉默，有必要戳穿这个伪命题。

　　所谓独裁，指的是当政者独揽大权，以个人意志左右国家意志，人民不过是独裁者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我国先贤早在两千多年前便指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连封建君主都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共深谙其道，怎会犯“独裁”这样的低级错误！中共代表人民利益，以“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宗旨，获得绝大多数人民真诚的拥护，古今中外有这样的独裁者吗？

　　语言的障碍、短暂的历史、失衡的发展限制了美国人对我国政治和制度的认知。300年打打杀杀的浅薄无法理喻五千年文化的厚重。出于傲慢，美国人不屑于学习中文、无意了解中国，这是它战略误判和对华政策必然失败的源头。更可悲的是，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告诉我们，“无论中国怎么说、说什么，美国都听不进去。”任由偏见和无知导引，坚持将中国视为假想敌，损害的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

　　判断独裁与否，涉及三个要件：决策主体、决策过程和决策受益人。本文试图从这三个方面分析中国的做法，从事实中引出结论，用真相揭穿谎言。文中陈述的是事实和常识，不神秘，不深奥，只要抛弃偏见，运用最简单的逻辑便能推导出与美国政客相反的结论。

个人独裁？中国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

　　给中国戴独裁帽子的人，太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

　　中国人口这么多，谁有本事左右14亿人民的意志？ 中国这么大，百废待兴，头绪这么多，问题这么复杂，谁有本事凭个人力量应对这个国家面临的挑战？

　　中国每年有1千多万人进大学学习，一百多万人考研究生深造，70多万人出国留学。数以亿计接受现代教育、思想前卫、会说英语的年轻人，谁有本事强迫他们执行不认同的政策？

　　中国有上千万经过长期历练，有理想，有追求，有学历，有见识，有理论，有实践，有想法，有主见的各路精英，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他们只听命于一人？什么样的独裁者能将个人意志强加在他们的头上？

　　中国14亿人民付出全部的努力，克服了无穷的困难，才创造出震惊世界的成就。以为独裁者凭一己之力，便能操纵万千大众，破解一切疑难，轻而易举改变中国，如果不是年幼无知，什么样的智商才能得出的推论！

　　每个国家都有集团和阶层的利益冲突，国家分裂由此而起。中共认为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有根本的、长远的、共同的利益，即长治久安、国家富强、廉政高效、社会和谐、人民团结、民族亲善、共同富裕、生态文明。中共以此团结全国人民，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

　　依靠人民，是中国的治国之道。独裁与依靠人民背道而驰，从来不是中国的选项。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始便将人民的解放确立为奋斗目标，继而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旧政权被推翻后，为了确保人民的主体地位，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为新政权的生存和巩固面临内外敌人的破坏和威胁，特规定政权的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即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帮助共和国成长壮大的是自己人，企图瓦解、颠覆共和国政权的是敌人。

　　“独裁”在英语里是dictatorship，亦可译为“专政”。中国实行的不是个人独裁，而是人民专政。只要推翻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存在，人民专政这把刀子就不能丢。

一党专政？中共创造了“多党合作制”

　　美国人说中国实行一党制，没有政党竞选、轮流执政，据此认定中国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国家。英国在1822年、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才出现两个政党争夺政权的局面。按照这个逻辑，之前的英美是极权主义国家，它们愿意接受这个推论吗？

　　他们不知道、不想知道、说了也不愿意相信：除中共外，中国大陆另有八个政党。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这八个政党成立于解放前，比共产党稍晚。因为全都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习惯上统称为“民主党派”。他们的成员多数来自特定界别，如工商、科技、中高级知识分子、医生、华侨、台胞等。它们的初衷是民族独立、平等自由、反对压迫、扶助农工、社会进步，和共产党的大方向一致，是共产党的“友党”，共同结成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又叫爱国统一战线，意思是只要爱国，哪怕不认同中共的政治主张，也是一条战线上的人。抗日战争时期，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不管是地主还是资本家，只要抗日，都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一分子。现在，只要主张国家统一，希冀国家繁荣富强，就和共产党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

　　建国前夕，中共、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各界知名人士开会，一致同意成立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统一战线的平台。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国家性质、最高权力机关、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军队职责、外交原则，以及经济、文化教育、民族政策等作了规定，相当于临时宪法。连国名、国歌、国旗和国徽都是中共党外人士提议或设计、在政协大会上通过的。

　　中国宪法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中国没有反对党，这是真的。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除非共产党口是心非，否则没有反对它的理由；除非有比这更崇高的使命，否则没有取代它的可能。与人民事业对立、为集团争利的政党在中国不可能有生存空间。这是中国没有反对党的原因。

　　多党合作的结构坚持共产党领导，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制度的稳定和持续改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它是中国民主制度的创立者，人民主体地位的捍卫者，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伟大民族复兴的推动者。它用历史和实绩赢得人民的信任，赢得国家领导地位，实至名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已写进宪法：“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解放后，中共发展很快，现有九千八百万党员，而八个政党的规模较小，加在一起不足百万，在规模和影响力上无法和共产党相比。共产党是执政党，它们成为参政党，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安排。作为参政党，他们的负责人都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政协副主席，是最高决策层成员。中共政治局有关国家治理的新思路或重大决定，在向全国公布前先向参政党通报，并征求意见。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个创造，当今世界没有先例。相对多党竞争、轮流坐庄，“多党合作”能够避免国家分裂，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和一切爱国政治力量。从国家和人民的角度观察，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个人专权？中共创造了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决策程序

　　早在本世纪，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反问采访他的美国记者：“我们政治局讨论问题，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就不作决议。你认为我们独裁？”是的，西方用政治划线，无意探究真相，只要你是共产党国家，你就是独裁，不是也是。

　　如果当政者即独裁，美国两党竞选就是争夺独裁权，轮流执政便是轮流独裁，三权分立给独裁制造障碍，但不消除独裁。美国愿意接受这个推论吗？

　　判断一个政权是否独裁，要看决策主体是谁，决策流程是否民主，决策结果对谁有益。

　　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为了防止个人专权，降低决策出错率，避免重大失误，创造了集体领导制度，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完整的民主决策方法论，保证决策符合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和根本的利益。

　　中共党章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这是中共的政治创造，已经推广到全国的政府机关、群众组织、企事业单位。

　　中国的集体领导已形成传统和制度。中国共产党有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解放军有军事委员会；国务院有常务会议；人大有常委会和委员长会议；政协有常委会和主席会议。这些都是集体领导的组织机制。中国行政机构的副职较多，就是因为要集体讨论、集体决策。要是大小事务全由一个人说了算，要这么多组织、开这么多会干什么！

　　针对决策过程中常见的一言堂、拍脑袋决策、一把手说了算等弊端，中共形成了一整套的原则和方法，避免制度性官僚主义。其中最重要的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

　　群众路线的原理很简单：个人的智慧有限，群众的智慧无穷。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但是能让群众把好主意发表出来，将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消除分歧，达成共识，形成决议，可不简单。群众路线具体的操作方法是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先民主后集中的决策流程。如果没有群众的民主参与，一定死气沉沉；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集中指导，必然一盘散沙，形不成共识。决策前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一旦决策，便不再争论，必须执行。在不同意见争执不下但又必须做决议的情况下，按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决策。民主集中制有效地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弊病，减少扯皮，提高效率。共产党在内部实行的这四个“服从”原则，合乎情理，实用有效，已在全国普及。

中国的中央和地方通过各类专业会议、行业会议、调查会、研讨会、圆桌会和各类论坛，收集来自基层和专业人士的好主意。人大和政协是集中群众意见最好的平台。每年两会提交成千上万的提案，准确并充分地反映各界群众的迫切诉求。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高质量的人民的声音。群众反应强烈、涉及大面积群众利益的提案得到政府的优先考虑；有战略意义的提案形成法律和政策。这是人民参政的有效模式，也是群众路线的卓越体现。

　　正确决策的前提是对现状的正确认识。中共提倡领导者实地调查研究，把握社会脉搏，从群众中汲取智慧，获得解决问题的灵感。中共和政府有许多渠道了解民情。除了正规的组织系统，还有智库、刊物、媒体、个人等主动向中央反映意见和建议。

　　专业性强的政策吸收专家意见。大专院校和社科院都有研究所，就国家或地方委托的课题进行调研然后提出政策建议。政府部门在众多专业意见的基础上综合考量、比较、平衡、抉择。

　　全局性、系统性的战略计划和立法发动人民广泛参与。中共中央工作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是全党和全国的行动纲领，也是全国人民的智慧结晶。这两个文件有几百个部门、上万人参与起草和修改，直接调研和征求意见所涉及的人员超过百万、历时数月甚至一年以上。民法典的起草历经40多年，召开过无数座谈会，征集到数万条意见和建议，最后才交由人大常委会通过实行。

　　意见有分歧的大项目，中国决策特别谨慎。建设三峡水电站是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争论、辩论、论证了40多年才拿出最后方案。至今未决定的类似规模的大项目不在少数。

　　老百姓没有准备好的事，中国宁肯等待。房产税和遗产税是世界惯例，是“均贫富”的措施，也是政府的一大笔收入。但是中国老百姓目前未必接受，因此一直没有实施。

　　正确的方向和程序提高决策的正确几率。中国持续几十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深得全国人民拥护，是正确决策的结果。老百姓对政策执行敷衍、走样或者不到位不满，时常有批评，这从反面证明了他们对中央政策的支持。

中国重视调查研究，调动集体智慧，民主决策，人民受益。中国的决策机制和流程，可圈可点，堪称民主典范。

党大于法？中共带头依法执政、依法治国

　　美国人认为共产党凌驾于法律之上，党大于法，领袖大于法，为所欲为。国内一些被称为“公知”的人吹捧西方的“宪政”，影射中国是人治社会。这些人连宪政的含义和来龙去脉也弄不清楚，为节省时间，此处不予理会。

　　美国人不知道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宏伟工程由共产党提出，自始至终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将14亿人口的国家建设成法治社会，任务之繁重，道路之曲折，时间之漫长，远超美国人的想象。

　　共和国在成立的最初几年，便就一些紧急事项制定了法律。其中最重要的是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和《婚姻法》，它们满足了农民对土地、妇女对平等的急迫要求。他们分别占中国人口的80%和50%。

　　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是毛泽东领导一个工作小组，参考各国宪法，咨询法律专家和民主人士后，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发动1.5亿人参与草案的讨论，征集意见118万多条。1954年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部宪法，共和国从此走上法治道路。

　　建立法治社会的第一项任务是立法，从“无法可循”向“有法可依”过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修改补充了数千个法律，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法律体系。截至去年，我国有一部宪法（包括五个宪法修正案），现行法律269部、行政法规755部、地方性法规1.2万多部。国家安全、民商行政、教育科技、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生态文明、刑事诉讼、涉外事务等各个门类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

　　建立法治社会的第二项任务是建立一支公正、专业、高质量的执法队伍。法律的执行是法治的本质。执法队伍建设包括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品德建设和专业技能的提高。

　　这个任务比立法更为艰巨。前30年，只有少数几个大学设有法律系。司法人员多由干部改行或者军人转业充当，政策水平达标，但专业水平有限。改革开放以后，综合性大学纷纷创建司法专业，教学人员普遍短缺。教育一个学生需要4年，培养一个称职的教员需要10年，培育一个合格的专业需要几十年，建设一个全面合格的司法学院或大学需要上百年。应该说，我国的司法教育体系处于成长阶段，质量参差不齐，大有提升的空间。我国现在有170多所大学设法律专业，还有几所公安大学、政法大学、警官大学，从人数上说，已能满足国家对公、检、法、司各类人才的需要。我国现有几十万法官和检察官，近60万律师，上百万公安干警，这个正规化司法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近30年培养的。

　　1979年我国恢复律师制度。律师的职能是辩护，维护司法公正，减少冤假错案，是司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现在律师队伍越来越壮大，覆盖的领域越来越齐全。除律师外，我们还有法律顾问、法律援助、民间调解机构、就地解决矛盾的枫桥模式，综合运用情、理、法、德等手段，进行社会治理。我国已基本建成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和谐的完整法治体系。

最艰难的是目前面临的第三项任务，即提升全民的法治意识，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度普遍存在的行政干预执法、司法人员腐败、执法者违法、当事人托人情找关系，破坏法律的严肃性，影响司法公正，群众强烈不满。眼下进行的公务员司法和政策考试、政府官员治国理政培训、司法独立办案、公安办案和法官判案终身负责制等，是纠正上述错误倾向的措施。

　　对14亿人民进行法制教育，培养遵纪守法的习惯，需要几代人不懈努力才能奏效。我国除了中小学的常规法律和道德教育，中央和地方电视台都有法制栏目，用案例教育群众，普及法律知识，让数亿不同程度的法盲提高守法意识。现在通过法律途径或调解手段解决民间纠纷的数量大大增加，彰显了普法教育的成果。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要依法治国，必须严格限定官员的权力。有的地方用“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规定政府部门职权范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党的十八大以后，党、政、军各系统制定了几十个条例，用制度给行政权力定规矩，规范施政程序，让公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6个领域、30个方面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中共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等方面提出190项重大举措，对加强法治体系建设，建设法治国家作出具体部署。党的十九大以后，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中共坚持依法治国决心之大，措施之坚决，日月可鉴。

　　衡量依法治国效果，要看社会是否安全、稳定、和谐。有比较才有鉴别。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感觉行动自由，夜晚独自外出不用担心碰见歹徒，感叹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犯罪率低，在押服刑人员按人口比例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果彰明昭著。

　　必须承认，将14亿人的大国建设成法治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法制建设起步晚，经验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刑事犯罪少，违反道德、伤害他人利益的民事案件很多。在加强法治的同时，中国也在加强道德和核心价值观教育，用“德治”辅助“法治”。道德有了，犯罪就少了。

　　国家间横向比短长，能找出差距，明确努力方向。与自己纵向比古今，能评估发展和进步，增强信心。专挑中国的不是，说中国是“人治”，有如因为有脚气就非说中国是东亚病夫，不是偏见就是别有用心。

威权主义？中共受到最大多数国民的由衷拥护

　　美国人不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总是能够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乃至于能够改变国家命运和国际地位，在他们的认知范围内只有一个解释，即“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所谓威权主义，指的是利用地位赋予的权力违逆人民意志强行推行当政者的意愿。美国人眼中的威权主义有两个元素：不受约束、发号施令的政府和没有选择权、盲从的老百姓。

　　美国人认为政府天生是人民的对立面，必须提防其邪恶，约束其权力。他们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的第一天起，中共便在实际上而非名义上，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领袖、人民政府、人民代表、人民政协、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医院、人民教师、人民艺术家、人民铁路、人民邮政、人民银行和人民币，全都服务人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人，时时提醒全党不要脱离人民、图谋私利。中国政府依靠人民，人民信任政府，此即通常说的“政府和人民的一致性”。

　　美国把中共的影响力和动员力视为超越法律的“威权”。他们不知道中共的权威是通过奋斗牺牲和无私奉献、通过超凡的业绩赢得的。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共领导人民消灭了血吸虫病，一次性挽救了上千万人的生命，占人口90%的睁眼瞎子脱盲，7-8亿人口脱贫，90%的家庭购置了房产，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覆盖率达95%以上，人均寿命从36增加到78岁。群众亲眼所见，亲身所历，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中共的威信和权威来自人民的信任、爱戴和拥护，中共的影响力在于群众的自愿跟从。

　　美国人纳闷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上街游行反对独裁，推翻政府，他们想当然地以为中国人没有头脑、愚昧无知、不知好歹、任人摆布，对当权者俯首帖耳，唯唯诺诺。他们太不了解中国老百姓了。国内外反华势力唯恐人民的天下不乱，明里暗里煽动人们对社会不满，挑唆、鼓动他们上街，制造混乱，类似事件已发生多起，中国人民接受教训，对政治性集会活动保持足够的警惕。中国老百姓有街头政治的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在运用这个工具时，分外谨慎。如果以“自由表达”为名，不对抗议活动加以限制，美国人一定不知道，他们驻华使馆门前将是抗议人群最多、抗议活动最频繁、抗议情绪最激烈的地方。西方国家常见护士、教师、码头工人、交通服务人员罢工，多数以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结束，但其间造成学校停课，飞机或火车航班取消，病人无人看护，得不到社会同情。街头政治如果失控，常常发生肢体冲突，损坏公物，甚至出现杀人放火的事件，政府不得不出动警力加以镇压，结果是“双输”，对谁都没有好处。中国从源头上减少或者杜绝人们上街的冲动。一是广开渠道让老百姓释放不满，批评政府，揭露违法行为，不让民间怨气长期郁积；二是及时回应百姓的诉求，解决他们现实的困难。例如立法规定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现在因欠薪引发的劳资冲突大量减少。避免社会动荡，维持安定团结，符合人民整体利益。。

　　美国有总统，无领导；总统有权力，无权威；国家有实力，无号召力。此处的领导指“带领群众前进”的行为，而不是地位。美国国民自认是独立的个体，集体和国家观念淡薄，除非心甘情愿，不承认权威，不服从领导，不让法律以外的力量左右自己的行为。中国的历史证明，一切社会进步都是由领导者带领群众实现的。中国人尊重心目中的权威，接受先进分子的领导。他们有世上罕见的国家意识、全局意识、大局意识、服从意识。中国人还知道个人力量有限，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团结就是力量。领导者和人民打成一片所迸发的力量，是中国制度的力量。这是没有类似体验的美国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难以相信的。

　　中国的航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有既定方向和目标，但是洋流多变，风浪骤生，必须不断调整航向、帆位和速度，需要有经验、有威望的舵手。历史证明中共是称职的舵手，引导中国避免了许多次风险，平安渡过无数次惊涛骇浪。以经济工作为例，中共中央一年要开几次工作会议，针对新出现的情况及时出台应对政策，一步一个脚印提升国家竞争力，终于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成为制造大国。在中国人看来，有高人领导比一群没头苍蝇幸运。没有权威会出现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局面，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现在全世界都承认中国发展的成就，美国官方将中国崛起的功劳归于自己，将自己衰败的责任推给中国。这个逻辑的确有趣：搞不好自己国家的人，却有本事帮助别国成功。许多国际学者赞赏中国创造和积累财富的速度，就是找不到中国成功的原因。他们不知道：正确的领导，是中国成功第一也是核心的要素。

　　美国人一向抨击中共的宣传，认为是给人民“洗脑”，扼杀“思想自由”，实行“愚民政策”。美国主张“思想自由”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其真实目的是让中国不要有自己的想法，直接接受它的制度和价值观，尾随其后。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独立思考的结果，是自由自主的选择，不是别人强加的。中共反对盲从，提倡解放思想，打破常规，探索自己的道路，提倡用创新思维解决实际问题。中国人相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清醒的实践。有例为证，接受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老百姓保护生态环境更加自觉。当年要不是美国的国父们用“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这一先进理念摆脱宗主国英国的统治，哪里会有今天的美国？中国人还相信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转化为物质力量。正确思想被群众接受有个过程，只能靠反复宣传才能深入人心。“改革开放”提出几十年后，人们才从成功实践中感触到这两个战略的深远意义。拒绝正确和先进的理论，必然接受错误和落后的观点。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理论“洗脑”，是对自己和民族负责。自由主义者抗拒“洗脑”，他们头脑里的东西难道是自己长出来的吗？

　　美国政府缺少权威，在解决全国性的种族歧视、新冠疫情、枪支犯罪、暴力执法、穷人医保等方面有心无力；它没有办法引导民众摆脱同性恋能不能结婚、变性人上什么厕所、堕胎是否合法等次要议题；它没有能力动员民众齐心协力建设国家。权威，不是坏事。领导一项事业，推动一个改革，没有权威不可能成功。西方人早已认识到民主制度的弊病，丘吉尔说“民主是最坏的政体，只不过比先前的所有制度强。”（“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有人译为：“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美国用威权主义淡化中国成功的实践，若不是出于敌意，一定出于“酸葡萄”心理。

与中共为敌？请先认识中共

　　美国误解、偏见、仇恨最深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私有制的既得利益者必然站在敌对的一面。共产党以共产主义命名，自然而然成为资本主义的宿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称为共产国家，被排斥在自由世界的小圈子之外。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毫无共同之处，属于美国人认知范围以外的一个存在。美国政府对中国判断屡屡失误有三个原因，一是不了解中共，二是不了解中国人民，三是不了解中共和人民互相依存的关系。以下列举几个美国人不知道的基本事实。

　　美国人不知道中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组织，有近一亿党员，另有7千多万的预备队—共青团员。任正非等民营企业家也是中共党员。与中国打交道不可能避开共产党。美国有议员提议不给中共党员签证，禁止入境美国，这荒唐的背后是无知。

　　美国人投民主党的票就是民主派，投共和党的票就是共和派，入党退党自由，党员没有权利，也没有责任和义务。他们想不到加入中共要有人介绍，要全面考察，要征求群众意见，要符合条件，要宣誓“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中共由先进分子组成，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国家进步的中坚力量。这是美国两党做梦也想不到的。

　　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追求，不受权势集团左右。它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以造福人民为己任，处处为弱势群体着想，无数优秀党员为了国家和人民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乃至生命。这是美国两党想做也不可能做到的。

　　美国的两个政党是竞选工具，在社会上不承担领导责任，在政治上不对当政后果负责。他们想象不到中共有既定的政治纲领，领导人民实现既定目标，它没有选票压力，无须迁就民粹主义。它对人民负有无限责任。

　　美国人不知道中共是有使命的政治集团，坚持一元化领导和党内团结一致，这是实现目标的必须，与搞个人崇拜和独裁风马牛不相及。和中央保持一致是中共的纪律，也是中共党员起码的党性。“上下同欲者胜”，这是被自由主义分裂的美国无法做到的。

　　美国人只知道中国没有美国式选举，但从不探究中国领导人是怎么产生的。中国认为领导人关乎国家的前途，选拔之严格和慎重，世所罕见。中国采用“考察+选拔+培养+选举”的模式，从基层开始挑选好苗子，一级级锻炼、考核、审查、把关，最后才提拔到领导岗位。我国的高级干部是优中选优，百万里挑一。这个严格的筛选程序能保证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受过良好教育，有多个岗位、多个层级、多个地区的工作经验，见识、品德、能力、业绩经过多次考察，得到群众和同事的认可。中国领导人的换届不搞大换班，而是依照内部民主程序操作，新旧逐步交接，以利政策和制度的稳定和延续。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是马拉松式的接力赛，没有成千上万个优秀的领导者，一代接着一代奋斗，不可能实现。

　　美国人不知道中共是和人民融为一体的政治集团。中共在革命战争时期为建设人民军队将“支部建在连上”，成为中共联系群众、发挥先进作用的独特组织形式，后逐渐推广至各行各业，让每个基层单位都有领导核心，让群众在困难时有主心骨，危急时有带头人。中共有493.6万个这样的基层组织，分布在全国每一个社会细胞中。美国人惊叹中国人为什么总能实现雄心勃勃的目标，这就是答案。这个党群结合的社会体系是中共政策和路线得以落实的保证。这一伟大的政治和组织创新，是西方政党即使想模仿也无法模仿的。

　　美国人没听说过中共的自我革命。中共掌握政权后，地位发生变化，要继承发扬早期共产党人那样的优良作风诚属不易。加之中共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高，申请入党的人数骤增，其中好人多，但立志献身人民事业的人少。进城后的“赶考”，不及格的大有人在。特别是西方意识形态趁着开放国门涌入国内，许多政治信仰不坚定的人堕落成为金钱的奴隶，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气节。更有深受自由主义蛊惑的党员，丧失党性原则，在党外公开场合抹黑自己自愿加入的共产党，发表与中央对立的言论。面临建党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中共坚持从严整党，从严治党，清除腐败分子和政治异己分子，党内风气始好转。中共对来自内部的挑战的长期性有清醒的认识，应对的方法有两个：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政党和人一样，不可能没有缺点，不可能不犯错误。这两个措施一旦具体化、制度化和常规化，中共自我纠错、自我修正的能力必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中共结合中国国情创造的国家治理模式，从实践中提炼的理论和方法论，是促进社会进步，对人类文明作出的特有的贡献。中国人民团结，对前途充满信心，政府支持率达90%，这是美国政治可望而不可即的。

　　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美国与中共为敌，对中共却几近无知，判断屡屡出错，不撞南墙才怪！抱怨中国威胁美国，不顾一切打压中国，透露出的是他们的无奈和绝望。